杰奎琳风格-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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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中的障碍。法国之行后，肯尼迪夫妇将在维也纳会见世界级政界要人，与世界级领袖戴高乐、赫鲁晓夫等人相比，肯尼迪的分量远远不够。他只是有一个富有的父亲和一个优秀的发型师而已。因此，欧洲之行对于肯尼迪夫妇尤为重要，他们要借此机会证明人们的想法是错误的。 对肯尼迪和杰奎琳而言，法国是一个很好的舞台，向世人展示自己。最初，法国人民狂热地迷恋杰奎琳，热切地希望揭开肯尼迪夫人神秘的面纱。大选后的一次法国新闻发布会上，海恩尼斯（肯尼迪的夏日度假所在地）被冠为“美国圣人的居所”。由于杰奎琳酷爱法国服饰、文化，甚至是室内设计风格，因此房内的摆设、大部分的东西都体现了这点。然而，借机真正赢取法国人民的法宝并不是这些，而是她能说一口流利、漂亮的法语。 在肯尼迪夫妇法国之行前几周，杰奎琳曾用法语接受了法国电台的采访。坐在白宫草坪树阴下的小桌边，杰奎琳自信地回答了提问，充分施展了自己的风格和智慧魅力。厨房的侍者不断端上香槟酒杯，就像准备国宴一般隆重。采访记者是个削瘦、温和的小伙子，按照卡西尼观点，是个不折不扣的欧洲人。他为杰奎琳的魅力完全折服，几乎一字不漏地记下了杰奎琳的每句话。 当时，杰奎琳身着她最喜爱的服装之一：流苏边的米黄色套装。同样是这件套装，杰奎琳曾穿着它完成第一次正式竞选运动的拍摄（由马克·肖摄于乔治城）；也同样是这件套装，杰奎琳穿着它就白宫重修事项接受《生活》杂志采访，并刊登在杂志的封面。接受采访时，她的声音略低，已经调整到最佳状态。在表述简单、确信的法语时，杰奎琳充满自信；然而遇到一些不能精确表述的情况时，杰奎琳也会巧妙地寻找相应的法音英语，保持自己的自信。她曾形象地形容“外交接待室”等意思。只有一次，她的声音有些变调，显得很局促。
“无论你在哪儿，晚安，肯尼迪夫人”晩安，肯尼迪夫人（2）
从政治层面来讲，杰奎琳流利的法语是他们国外之行的无价之宝。曾有一次，杰奎琳差开了戴高乐的翻译，然后自己坐在法国总理和美国总统中间，充当起了翻译的角色，帮助他们顺利对话。 肯尼迪夫妇的法国之行是杰奎琳时尚风格的至高点。虽然她讨厌这样一个事实：记者们的报导给人们传递的是这么个印象，杰奎琳仅仅是个时尚模板。但是，谁也不能否认，杰奎琳给法国人民带来的影响是极具震撼力的。当时，肯尼迪夫妇的汽车列队路过之处，道路两旁被２００万的法国观众围个水泄不通，他们都希望一睹杰奎琳的风采，而任何一条有关他们行程的小消息，都会见诸于各大法国报纸和杂志。 当杰奎琳还是个小女孩之时，她就非常迷恋查理斯·戴高乐，甚至将自己最喜欢的玩具狮子狗取名为“高乐”。可以开玩笑地说，杰奎琳在嫁给肯尼迪总统之前，先“嫁给”了心仪的英雄戴高乐。正因为此，杰奎琳特别迷恋这位非常自我的将军、世界领袖。记得戴高乐自己曾说过：“如果历史有永恒片刻的话，那么我就是其中之一。”小道消息曾经报道说，当戴高乐将军看到杰奎琳的那一刻（当时杰奎琳身着卡西尼设计的一款粉红色晚礼服），他被完全吸引住了，情不自禁地戴上眼镜仔细观察杰奎琳的容貌。那刻，杰奎琳开口说话了，她告诉戴高乐将军：“我的祖父母是法国人。”而戴高乐也跟着回答说：“我的也是。” 当杰奎琳前往法国之时，马努诺·布兰尼克还只是个小男孩，但是却永远地记住了肯尼迪夫人。“当时我还在日内瓦读书，但是我记得非常清楚，我记得杰奎琳当时的风格。”噢！他的声音突然有些颤抖：“我清楚地记得，在电影开播之前的帕西新闻中（现在已经没有了），最初出现的是黑白色，然后就变得色彩缤纷。是的，我当时只有十多岁。但是这一幕的记忆永远挥之不去。这不是很有趣吗？我的脑海中总有那么一幕，像张黑白照片一样，永远地保存在脑海中。” 正是因为这样，布兰尼克就像甲壳虫乐队的乐迷一般痴迷于杰奎琳，竟然开始追随他们的行程。“你记得巴黎之行吗？我完全被杰奎琳的魅力所吸引，于是就一直尾随着她。我四处寻找刊登杰奎琳消息的报纸杂志，只要上面有杰奎琳的任何消息，我就会买下来。”如今回想起来，布兰尼克禁不住笑了。 ２５年后，布兰尼克开始为杰奎琳设计女鞋，但在他的记忆中却一直保留着杰奎琳“巴黎印象”时那一幕。 对于肯尼迪夫妇而言，巴黎之行是个彻底的胜利。于是，１９６１年１２月１７日，杰奎琳又陪伴丈夫前往波哥大、哥伦比亚。同样，当杰奎琳决定不穿卡西尼设计的服饰时，她的衣着与政治访问同等地引人注目。“在哥伦比亚庆典上，总统夫人身着浅黄绿色的羊毛外套，双排扣式样，前面还有个蝴蝶结。这款服饰出自年轻的加利福尼亚设计师古斯塔夫·塔斯之手。这是杰奎琳第一次宣布设计师的名字（除了欧莱德·卡西尼之外），给予这位年轻设计师一举成名的机会。杰奎琳的一些服饰来自纽约一家品牌服装专营店齐驰·奈能。此外，关于肯尼迪服饰源自何处，就再也没有其他消息了。” 文章这样结束道：“杰奎琳身穿塔斯设计的这款服装，头戴一顶宽边帽。灯光打在杰奎琳脸部，留下一个接近黄色的阴影色，与杰奎琳这款衣服十分般配。” 时隔４０年，如今塔斯回忆起杰奎琳接受他设计的服饰的那一幕，仍然准确地记得其中的每一个细节。在黛安娜·乌里兰（当时她是《哈珀》杂志的时尚专栏编辑）的引见下，塔斯的服装引起了杰奎琳的关注。塔斯在纽约东街５４号有间样品间，雇佣了位女店员帮他照看。某个周五，塔斯请了天假，与老朋友一起共进午餐。然后，他打电话回办公室，询问有没有什么留言，结果发现有一条很特别的留言：“乌里兰女士刚才打电话过来，希望和你谈谈。” 乌里兰女士？塔斯当时就有种感觉，觉得自己如同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的一颗新星，被好莱坞从施瓦布药房发掘出来。他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他立即给乌里兰女士回电话。 塔斯原来定在周一去洛杉矶发展的。于是乌里兰女士马上就问：“你什么时候离开纽约啊？”“周一。” “噢，塔斯先生。”乌里兰用一种疲惫的语气在电话中请求道，“你能送些衣服的样品过来吗？我已经告诉杰奎琳关于你设计的服装，我认为这会很合适她。”乌里兰的声音有些异样，似乎塔斯不给杰奎琳送衣服样品过去的话，她就会将自己投身于葬礼的火焰中。 “当然。”塔斯回答道，“我们会送过去的。”于是，帕梅拉·特纽就亲自过来看了这些服装式样。她看到了塔斯的作品，觉得杰奎琳一定会非常喜欢的，于是问道：“你能将衣服送到华盛顿吗？” 那段时间，塔斯正为芭比·佩利、南·开普讷、齐塞·雷纳等社会名流进行服装设计。他将样品整理好，派人送往白宫。“最有趣的是，”他回忆道，“运送货物的工人过来，他们拿起了盒子时发现上面的标签，于是疑惑地问道：‘塔斯先生，华盛顿有家叫做白宫的商店吗？'”塔斯忍不住哈哈大笑，说：“现在有了。” 塔斯将衣服发往白宫，但是最终这些衣服没有抵达目的地，又被退了回来。没有任何的说明，只是被退回来。虽然塔斯猜测肯尼迪夫人或许留下了几件，但是仅是猜测而已。大约三周后，清晨６点钟，塔斯就接到皮埃尔·塞林格的来电。 “塔斯先生，我不得不告诉你，”这位国务院新闻发布办秘书（他几乎出现在每晚的晚间新闻中，因此塔斯并不陌生）说道：“肯尼迪夫人穿着你设计的服装，对南美几个国家进行了访问。对此，我向你传达肯尼迪夫人的谢意。此外，你必须做好思想准备，因为接下去媒体、各界的电话就会像潮水般地向你涌来，因此我也希望你能主动与我联系，将这些应答交给我来处理。”对此，塔斯表示赞同。 塞林格并没有说大话。自从杰奎琳宣布自己穿的服装是古斯塔夫·塔斯设计的消息后，他的电话就没停过，一直响个不停。“天哪，人们简直疯了！”他回忆道，“他们根本不给我片刻安静。他们总是不断地问，希望从我这儿探听到有关肯尼迪夫人的一切。我说绝不可能，但是人们不相信。由于我是肯尼迪夫人提到的第二位设计师，因此差点成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肯尼迪总统的父亲也为此而中风，所以最后没有刊登出来。” 连续几周，塔斯的服装店一直被世界各地咄咄逼人的记者们围个水泄不通。塔斯从来没有想到，人们的关注会变得如此让人难以忍受，连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都不能进行。“当然，一般由秘书应对电话。但是，这些神通广大的记者竟然想联系财务人员，从中探听到杰奎琳购买了哪些衣服。当然，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他们的，我想肯尼迪夫人也希望我这么做。我只是让他们打电话向白宫询问，一丝一毫的消息都没泄漏。” 塔斯在处理这件事情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他沉着冷静、小心谨慎的处事作风。波哥大一行之后，帕梅拉·特纽每季都会过来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新款。李·洛兹维尔参观了他在“哥谭镇酒店”（许多加利福尼亚的设计师来到纽约后，都在这儿举办个人时装发布会）的新款发布会后，就订购了几款作为印度之行的服装。 塔斯回忆道：“李·洛兹维尔跑了过来，想看看这次的新款，可能是用作印度之行。于是我们就领着她看，而乔·尤拉就在一边负责照看东西、记录编号，然后她们就离开了。” 不幸的是，洛兹维尔恰好经过赫赫有名的时尚记者尤金伲亚·夏普德身边。于是，凭着职业敏感，尤金伲亚马上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李刚离开几分钟，尤金伲亚马上就用大厅的公用电话打给塔斯，问道：“嗨！最近还好吗？”“很好，谢谢。”“我刚才在电梯口见到李·洛兹维尔，她是来找你的吗？”塔斯觉得自己不应该透露与白宫有关的一切，所以回答说没有。但是，没想到这激怒了夏普德：“你竟然对我说谎！”“我没有。”“你就是在欺骗我。”夏普德挂断了电话。
“无论你在哪儿，晚安，肯尼迪夫人”晩安，肯尼迪夫人（3）
夏普德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时尚记者。对于塔斯而言，夏普德可以给予自己很大的帮助。然而，就是因为那件事，他们多年来没说过一句话。直到１０年后，塔斯收购了诺曼·诺埃尔的生产车间，重新回到纽约，他们才恢复了正常的交往。夏普德又开始帮助塔斯，推动他的事业。但是塔斯又该怎么做呢？他很清楚，如果自己犯糊涂告诉媒介，那么他再也没有和肯尼迪夫人共事的机会了。他不是傻瓜，所以很清醒自己该怎么做。对塔斯而言，为第一夫人设计服装，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誉。他非常尊敬肯尼迪夫人，所以不可能破坏她对自己的信任。 毫无疑问，这成为他和夏普德关系的障碍。当镜头对着印度之行的肯尼迪夫人，尤其是她身上由古斯塔夫·塔斯设计的服装（杰奎琳和李一起骑在马上，杰奎琳身穿一件粉红色的锦缎套装）时，对夏普德而言，一切都最清楚不过了。 塔斯的经历无疑是有趣的，因为他告诉了人们：杰奎琳是如何获得自己喜欢的设计师设计的服装，又如何保护着自己穿着的一份隐私，她买了多少，价格又是多少。虽然在杰奎琳住在白宫的时候，他们彼此并没有见过面。但是，显而易见的是，杰奎琳知道塔斯这个人，也很欣赏他的设计。塔斯回忆说：“在总统逝世之后，我给她写了个便条，希望她节哀，然后她亲自给我回了信。这说明她知道我是谁。” 肯尼迪夫人给国际时尚界酝酿了更多的新闻。在计划１９６２年印度之行前，她已经意识到了色彩的重要性。卡西尼回忆说：“对于印度之行，我们都强烈感受到了色彩的冲击作用。我们一起讨论了蒙古生物的色彩，有粉红、杏红、绿色，更重要的是白色。正是这些色彩组合在一起，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而且这些色彩与这个国家的气候、自然界之美也是相匹配的。” 马诺罗·布兰尼克完全被杰奎琳所倾倒。甚至在４０年之后，他仍然非常关注卡西尼设计的作品。“我记得她去了印度。她一直有这么个想法：同时穿上两种风格的服饰，一面是一顶帽子、一件外套，还有手套；另一面是印度尼赫鲁族的短装和裙子！对我而言，这简直超出了神话故事！我是说对我而言，这就是时尚和现代的精华吧。” 杰奎琳到了印度之后，各大媒体也追随着她的风格前往。这些时尚记者们不仅竭力描述，甚至其中一些人开始模仿。印度之行即将结束之际，即使是“最传统、最不修边幅的女记者们也开始注重个人的穿着打扮。除了随身携带工作必须的打字机外，两位女记者如今也带着装着假发的帽盒，其他３名记者则手戴白手套做着记录。（《生活》杂志这么描述道）” 杰奎琳在印度的所有一切都成为了新闻。当她脱下靴子，穿上紫罗兰色的天鹅绒拖鞋，进去瞻仰圣雄甘地时，《芝加哥日报》的记者凯斯·碧琪马上就侦察鞋子的型号，然后迅速地拍电报回总部，得意洋洋地报道说：“我已经证实了，杰奎琳的鞋子是１０Ａ，而不是１０ＡＡ，保证确凿无误。”这些记者们对于衣服特别敏感，他们甚至问驻印度大使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他的服装是谁设计的。 在杰奎琳为期两周的印度之行中，另外还有７０名记者和摄影师，他们没有机会接近杰奎琳，更没有机会面对面地采访她，于是就只剩下评论的份儿了。一位抄写员回忆道，在杰奎琳离开拉合尔之前，她总共穿过２２件不同的服装。在白宫时，杰奎琳经常重复地穿自己喜欢的衣服；然而印度之行中，其中只有两套服装她穿了两次。据记录，一次在新德里，记者们大概太空闲了，竟然注意到了杰奎琳连续更换了５次衣服，部分是因为她从马上滑了下来。 对杰奎琳而言，与其说印度之行是时尚表演，还不如说是一次很独特、具有很浓厚异国情调的体验。有一次，杰奎琳和妹妹李正坐在大象上，突然发现尼赫鲁花园中出现一条蛇，杰奎琳被吓了一大跳；按照印度传统的欢迎仪式合十礼，慰问医院病房的小朋友；给马球比赛冠军得主——一个很帅的小伙子颁奖。对杰奎琳而言，这些都十分新鲜。在这次印度之行中，三位设计师也频频见诸于各大报纸媒体，他们是欧莱德·卡西尼、齐驰·奈能和古斯塔夫·塔斯。和以往一样，卡西尼略占上风。《生活》杂志记者安妮·张伯伦回忆道：“据可靠消息报道，杰奎琳服装中至少有两件出自纽约的琼·摩尔斯。”一次，杰奎琳顺路去巴纳拉斯一家纺织品陈列室，就穿着件粉红的无袖、无腰带的高腰装，而这款衣服出自纽约设计师唐纳德·布鲁克斯。 除了卡西尼设计的完美服装、霍斯顿设计的盒状帽外，杰奎琳还向美国的中产阶级展示了另一品牌：斯伦贝格。与古斯塔夫·塔斯以及后来的马诺罗·布兰尼克一样，吉恩·斯伦贝格（ｃｈｌｕｍｂｅｒｇｅｒ）（又称为“约翰”和“斯伦”）也是由乌里兰发现后介绍给杰奎琳的。斯伦贝格是个天才设计师，他设计了世界上最有名、最华丽的珠宝饰品。他的客户也是他的朋友，包括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