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记忆:中国百年历史的民间读本-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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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首诗写得有些基础，情感真实，文字也还可以，但还不够成熟，他提出了修改意见，同时寄回了我的诗作，并嘱咐我修改后再寄给他。在信的末尾，阿垅先生写道：“从诗中看，你把握了诗的物质，我和芦甸，对你是充满着希望的。”　　　　
　　　　读过阿垅先生的来信，我的激动是不言而喻的，为了亲自聆听阿垅先生的指教，我贸然跑到新疆路文联宿舍去找阿垅先生。在新疆路文联宿舍，阿垅先生住在三楼一间长方形的大房间里，几个大书橱，摆放在房间的中央，正好把一间住房分开，里面放着他和儿子陈沛的两张床，外面是一张书桌和几把椅子，他的书桌上放着正在阅读的书和正在写作中的书稿，砚台里积着墨汁，房间里有许多花。这就正如诗人鲁藜后来在一首《给邻居》的诗中所写的那样：“他是我的老邻居，在他的房子里不是书就是花，他不是在看书，就是在浇花。”诗人鲁藜还写道：“不论白天和黑夜，他在看书，他在思想，他在写，他疲倦了就去散步，书店是他散步的花园，他从街上回来，手里不是书本就是鲜花。”　　　　
　　　　正如诗人鲁藜写的那样，阿垅是一个单纯的人，他自己乘车去给青年学生们讲课，又给一个没有见过面的小青年写信，对他的诗作提出修改意见，他看有人写了一首好诗，就和他自己写了一首好诗一样高兴。阿垅是一个诗人，一个纯真得象诗一样的诗人。　　　　
　　　　阿垅的房间里，最令人注目的，还是他书桌上放着的一个小相片镜框，里面镶着他夫人的遗像。　　　　
　　　　第一次见到阿垅先生，我有些紧张，但阿垅先生把我当做是一个和他一样从事写作的朋友，没有多少时间，我就不紧张了。阿垅先生就问我都读过哪些书，我大体上向阿垅先生述说了自己的自学情况，阿垅先生听了似是颇为满意。谈话中阿垅先生对我的诗作提出了一些看法，鼓励我一定要把诗改好。一直谈了一个下午，直到黄昏我不得不离去的时候，阿垅先生还从书厨里取出了一本他的诗集《无弦琴》，题签上“侯红鹅同志指正”，送给了我，随后阿垅先生还把我送下楼来，一直送到门外，直到我走出好远，回头望去，阿垅先生还站在门外久久地看着我。　　　　
　　　　我不过是一个中学生，没有什么值得阿垅先生关注的地方，阿垅先生这样对待我，完全是出于他对年轻人的一片赤诚，更出于他的修养，出于他的学识。这一点在后来和阿垅先生的接触中，我越来越有深刻的体会。在天津文坛，有许多老区进城的作家，和这些作家接触，总觉得他们是在教训你，总觉得他们比自己高明，他们身上有一种令人生畏的东西。和阿垅先生接触，他首先让你感到他是你的朋友，他在听你说话。后来有一次在谈到一个问题时，我说了一句可能是有点见解的话，阿垅先生当即就惊讶地对我说：“你看得比我透彻。”　　　　
　　　　阿垅先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他是一个平易的人，一个真诚的人。　　　　
　　　　从此，我和阿垅先生的交往开始了。　　　　
　　　　阿垅博学，对古典文学、外国文学、近代文学的造诣极深，对马克思的文艺理论，更做过认真的研究，（终于，直到90年代，我们才有了一点感觉，觉得马克思的文艺理论实在令人不好把握，但在50年代，马克思的文艺理论却是一个包容了一切文艺现象的大课题，人们必须把自己的每一点研究都在马克思的文艺理论里找到根据，否则你的研究就有可能被指控为是非马克思主义、甚至于会被指控为是反马克思主义）。他出版过几部著作，我读到他写的第一本书，是《诗与真实》，他是中国认真研究诗歌理论的第一人，他的研究对于中国新诗理论的创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最为可贵的是，读阿垅的理论文章，不觉得枯燥，而50年代的理论文章，几乎都带有一种教训人的味道，动不动地就质问你：“难道是这样的吗？”或者更要警告你已经滑到了什么什么的边缘。那时候，一篇文章就可能断送一个人的前程，就可以把一个人打成什么什么的“代表”。就是在这样一种文风的笼罩下，阿垅先生的文章带给你一种平易的感觉，带给你一种自由讨论的气息，如此，阿垅先生的理论文章，就容易被人接受。　　　　
　　　　就是在我和阿垅认识不久，他就受到了围攻，他出版了一部百万字的诗歌理论专著《诗与现实》，书摆上了书店的书架，报上就发表了一条不足100字的批评“文章”，“文章”几乎没有任何论点，我记得这篇“文章”就是一句话，这部书太厚，而出版这样厚的书，纯属浪费。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然而就是这篇“文章”，却把一部理论著作打入了冷宫，许多书店再也不敢卖这部著作了。阿垅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论倾向性》，提出了“艺术即政治”的命题。也许“艺术即政治”的命题并不准确，但总也不至于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但他的这篇文章遭到了围攻式的批判，天津文艺界召开专门会议，批判他的文章，阿垅受批判之后，一段时间没有写理论文章，到了1953年，他出版了一部专著《作家的性格和人物的创造》以读书笔记的形式，谈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随后他又出版了一部40余万字的诗歌理论专著《诗是什么？》阿垅的理论著作，对于一些人来说，真是不可容忍，虽然他们找不到藉口“批判”，但仍然耿耿于怀，就是觉得不舒服，使他一直受到冷遇。　　　　
　　　　那时候我年幼无知，对于发生在阿垅身上的事情无法理解。《论倾向性》的文章，我读过，没有读懂，如果不是有人批判“艺术即政治”的命题，我简直看不出来这篇文章都谈了一些什么问题。文章发表之后，有许多人都说文章写得不错，但是突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批判《论倾向性》有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于是原来支持他的人，也倒戈了，而且正就是给阿垅写信支持阿垅的人，转回头来组织会议对阿垅进行批判，语言还极是激烈。至于《诗与现实》，一部近百万字的著作，就是有问题，也不能只用一篇100字的“文章”把它打倒，没有讲任何道理，就是书厚。厚书，不是太多了吗？怎么别人的书可以厚，只有阿垅写的书就不许厚呢？莫非厚书就一定反对马克思吗？我是一个青年文学爱好者，爱好文学的人总是充满浪漫想法的人，而对于我来说，最浪漫的感情莫过于我把我们的新社会幻想得无限美好，我实在不理解何以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如此霸道的文风，还有如此霸道的文人，正是这些文人，占据着领导地位，他们可以随便一句话就把人置于死地，被这些人视为异已，那真是永世也就休想翻身了。


第二部分七、亲近文学（3）

　　　　置身于这样可怕的包围当中，阿垅先生时时表现得极是疲惫，有好几次我看到他极是愤慨。对于一些学术问题，本来不应该搞得这样紧张，但那时任何一个问题都会涉及到政治，就连诗的格律问题，也成了带有政治背景的大问题了。　　　　
　　　　当时，我一点也不了解一些人何以把格律诗说到革命与不革命的“高度”，原来这当中有一个根本原因，毛泽东说他不读新诗。所以，提倡格律诗，和反对自由诗，是有政治背景的。我年轻，不懂得政治，我看过这篇文章之后，对于这篇文章的观点很不以为然，我写了一篇文章和那篇谈格律的文章辩论，但是文章寄到刊物之后，刊物并不理采，他们退回了我的文章，还附回了那篇文章作者的一封信，对我的观点给予了“无情”的回击。我不服，就把我的文章，连同那位作者的回信一起拿给阿垅看，阿垅支持我的观点，认为我的文章写得很有道理，对我说文章可以再寄给别的刊物，自然，还是我们太天真了，对格律诗不敬的文章，在那时是没有地方发表的。　　　　
　　　　初和文坛接触，我就感到许多困惑，在中国文坛，许多人实在也是太霸道了，他们自封为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自封为是党的化身，一部作品，一种观点只有先得到这些人的首肯，才能存在，任何一个作家，任何一部作品，一旦被这些人否定，立即就要被打入冷宫，甚至要为此罹难。在此之前，曾经有过萧也牧惨遭批判的先例，萧也牧的一篇《我们夫妇之间》，被判定为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于是萧也牧再也不能写东西，立即从文坛消失了。　　　　
　　　　面对这样恶劣的环境，支持一个人仍然执著地追求文学的精神力量，我想对于象我这样的年轻人来说，是一种天真，而对于阿垅先生来说，那就是一种赤诚了。有时候阿垅也向我流露出对于这种可怕环境的厌烦，他说想安下心来整理自己这些年写的诗，再不和“他们”打“官司”了。有一次，阿垅对我说：“我去找冯雪峰。”随之他就从抽屉里取出了一部诗稿，从中取出一篇来给我看，这是一首政治抒情诗，是在全国解放前夕欢呼曙光即将降临的诗篇，在他的诗中，我看到对于光明的向往与追求，看到一个追求革命的知识分子的赤诚之心。　　　　
　　　　阿垅先生不仅仅是一个诗人，他更是一个战士，阿垅的额头上有一处伤痕，这是他参加八•；一三上海抗战时受伤留下的弹伤。在抗日战争中，阿垅是一位以自己的生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拼杀过的铁血青年，他到了前线，他参加了战斗，他负过伤，而且他更以自己手中的笔，揭发过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血腥罪行，更讴歌过抗日英雄们的英勇战斗。他的报告文学集《第一击》，是中国报告文学作品最早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应该在中国报告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地位，他是第一个揭发南京大屠杀的作家，他写作了一部揭发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南京大赌杀血腥暴行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写作完成之后，曾经获得过文学大奖，但因为战争动乱，一直没有能够出版，阿垅蒙冤后，这部小说作为罪证被公安部门抄走，直到他去世，平反之后，手稿被送还给他的儿子陈沛，这样才经友人的帮助，得以出版。　　　　
　　　　接近阿垅先生，使我走上了追求文学的道路，接近阿垅先生，使我对文学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阿垅先生的指导使我认识到文学不是一个甜甜的梦，阿垅先生的指导，使我认识到，文学，是一种终生的奉献。　　　　
　　　　阿垅先生赏识我，首先是我对文学追求得执著，阿垅先生赏识我，也许还因为我显露出了一点点写作才情。在和阿垅先生的接触中，我确实感到他对我的赏识，他和我谈文学，谈写作，以我的悟性，使我能够理解阿垅先生的指导，并能消化在心灵中，阿垅先生知道我读过许多书，甚至绝对比当时的许多知名作家读的书还多，直到现在，中国作家中不能体味莎士比亚、托尔斯泰作品艺术真谛的还大有人在。　　　　
　　　　1952年，我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开滦煤矿的工人学校做教师，煤矿工人几乎很少有人进过学校，我的教学生涯也就是给工人们讲小学的语文课本。工人学校都是业余时间上课，白天有的是时间读书写作。这段时间我几乎将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对于文学的追求上。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作品，一部50万字的小说，我一般一口气读完，有时几乎彻夜不眠。　　　　
　　　　读书丰富了我的知识，更激活了我的文学灵性，读书给了我最大的快乐，读书引导我在人生道路上勇敢攀登。　　　　
　　　　从1952年开始，我发表了一些作品，其中有诗、也有小说，这些“作品”都非常幼稚，远没有文学价值，有的人很得意提及自己的处女作，动不动就说自己早从十几岁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其实，那些文字远不是什么作品，作品要有自己独立的风格，有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有自己的语言特色。中国很有一些作家，一辈子就是停留在处女作的水准上，一生只在本地的报刊上发表作品，他们的作品从来没有得到读者的认同，我视这类作家是文学侏儒，在“工具”年代，他们奉命写喉舌文章。新时期文学开始，一些作家对于自己的失落耿耿于怀，原因就在于他们从来没有接近过文学。　　　　
　　　　时常，我对朋友们说，也许我有几个优点，我的第一个优点就是对自己永远不满足，我从来不敢向人炫耀自己少时的“作品”，直到如今，当有人问我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时，我总是回答，我最满意的作品还没有写出来。　　　　
　　　　我自认为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我敢于向他人学习，我每读一篇作品，我总是思索，这样的作品，我写得出来写不出来？有的小说，炒作得很凶，读过之后，感觉平平，我会狂妄地以为，写同类体裁，我可能写得更好。但也有时候，我读过一篇作品，心悦诚服，由我来写这部小说，肯定不会写得如此精彩。　　　　
　　　　1955年反胡风运动株连到我，这绝不标志我卷进了文学事业，1955年之前，我远没有进入文学，即使我已经发表过几篇小说，也发表了几首诗，只能算是习作，读者没有印象，我自己也羞于提及。　　　　
　　　　荒唐的政治运动总是制造荒唐的结局，1955年反胡风运动，把我株连到一桩与我无关的政治事件之中，这桩事件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改变了我的命运，逼我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本来是不具备思考历史与时代的素质，这场政治运动逼我去认识时代、认识历史。本来我是一个狂热青年，我对领袖和学说无限信赖，这场运动让我看到了光明下的阴暗，看到了辉煌下的雾霭，经历了这一场长达25年的灾难，被摧残的是我，而被断送的，却是我理想中的一切。


第二部分八、人生不归路（1）

　　　　1955年的夏天，中国文坛一片肃杀之声。　　　　
　　　　关于《红楼梦》的讨论，引伸如何对待小人物革命新生力量，发展到对“贵族老爷”们的批评；胡风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即席发言，发展到30万言上书中央，直到“五把刀子”论，突然间公布了一批胡风的私人信件，学术讨论、思想批判膨胀为政治斗争，一时之间，一场以讨伐胡风文艺思想、清查七月派诗人、作家为突破口的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突然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道路。　　　　
　　　　此时，为了继续读书，我离开开滦煤矿回到天津，正在复习功课准备报考大学，外面关于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文章，我虽然每篇必读，但绝对没有想过这会导致一场怎样的灾难。我更不会想到这场批判最后会株连到我，使我从此陷入囹囫，几乎断送了一生。　　　　
　　　　1955年5月底，《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这份材料的《按语》，以可怕的词语规定了这场斗争的规模、档次和斗争形式。《按语》中把胡风等人说成是一批叛徒、特务、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对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的人。读到这份材料，我觉得事情严重了，对于将是一种怎样的遭遇等待胡风和他的朋友，我已经有些理喻了。　　　　
　　　　“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中有我的师长阿垅先生，我自然极是关心他的境遇。我是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二批材料》公布的当天晚上，去新疆路天津文联宿舍看望阿垅先生的。说老实话，到此时，我虽然不懂得什么政治，但我也多少感到这场事件的不同一般了，直到此时，我还认为这场斗争与我无关。　　　　
　　　　我去新疆路文联宿舍看望阿垅先生，我觉得他此时最需要人们的关怀，也最需要信任。这些年来，阿垅先生对我的培养和引导，使我对他怀着极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