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记忆:中国百年历史的民间读本-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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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那个和我同住在一间房里的编辑站起来指着我说道:“这句话,就是昨天晚上你对我说的。”
这真是天大的冤枉,我什么时候对他说过这句话呢?这明明是栽赃,就是我思想再反动,我也不敢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说这种公开暴露自己的反动话呀!我可能反动,但我还不至于愚蠢呀!
但是,任何人对我的捏造,都被认为就是事实,房里只有他和我两个人,他可以举报我说反动话,我却不能为自己申辩,于是一场政治批判又开始了。而且不是要我检查,而是要我交代是怀着一种什么动机说的这句话。
这个举报我进行反动宣传的人,后来暴露是一个品德极坏的人,他本来是一个中学政治干事,因为和女学生有纠葛,受到学校的处分。他在学校呆不下去了,便找到作家协会来,说他有文学才华,想到作家协会来工作,秘书长正感到作家协会的革命力量太弱,编辑都是知识分子,正应该调进几个政治上强的人做中坚力量。于是很快就把这个人调进来了。这个人根本不读书,有很多朋友,每天晚上他都要出去跳舞喝酒,向人们炫耀他的“作家”身份,他还结交了一大批女孩子,利用女孩子对作家的信任,和这些女孩子们纠缠。我对这个人印象极坏,虽然我和他住在一起,但我很少和他说话。
昨天夜里,这个人跳舞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夜半12点多了,我还没有睡觉,正在看一本书,这个人一面哼着曲儿一面问我,读的是什么书,我回答他说,是一部小说。当时,这个人就拉着长声对我说道:“你应该多读些马列主义的著作呀。”我没有理睬他,只是无心地对他说着:“也不能光读马列呀。”说过,就睡觉了。
谁料,第二天早晨,这句话,就被这个人报告上去了,而且被视为是重大事件,在作家协会全体编辑、作家大会上公布,点名批判,而这个散布反对观点的人,就是原来的“胡风分子”林希。
在会上,没有我的发言权,我只能听人们对我的批判,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做上纲,但人们的发言,也带有极强烈的火药味,从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高度对我的反动观点进行批判。我已经是完全灰心了。这明明要置我于死地,我的一言一行都受人们监视,人们要在我的言行中嗅出反革命的味道,机关的政治空气,也靠对我的批判活跃,我成了一个活靶子,人们要想得到领导赏识,就必须在我身上发现敌情,然后再靠批判我得到重用。
就是这个以监视我为使命的人,后来干了许多坏事,他在机关里诱奸女青年,他抄袭他人的作品在报纸上“发表”,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又成了天津一个造反组织的头目,干尽了打砸抢的坏事。就是那个重用他的秘书长,也没有逃过他的手,他一次一次地毒打秘书长,还很是抢到手不少东西,他抢了一部小汽车,身后有8名保镖,把天津作家协会大院,变成了他的私人公馆。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他很快又变成了受害者,因为他后来被投进了监狱,于是他有了受迫害的资本,一变又和我们一起要求平反了。从监狱里把他放出来之后,他跑到深圳,写了几本黄色小说,一时之间还成了思想解放的先锋,后来他因为坑骗印刷厂而要再次入狱,偏这时他得了癌症,不久就病死了。这就是以监视我为使命的一个人的结局。
天津作家协会里有许多好人,这许多日子他们没有向秘书长报告过关于我的一个字,绝对不是这些人包庇我,是我本来老老实实地工作读书,实在没有什么“言行”,这些人都没有得到重用,因为他们的政治嗅觉不灵敏。
这样的环境,无法让人生活,我只想离开这个地方,我想去靠出卖劳动力养活自己,我为什么要留在这里给别人做活靶子呢?我想去开荒,我想去做工,只要离开这里,什么地方都一定比这儿好。
但是,看看上面似是还没有调我出去的意思,鲍昌为此还受到了“上面”的批评,编辑部虽然相继调来了好几个编辑,但我的工作能力却比他们强,经我处理的稿子,发表出去反响都不错,经我处理的稿子文字上都没有出现过问题。至少我还是一部小小的活字典,无论是谁,想找个什么资料,一时想不起来出于什么地方,只要一问到我,大多数情况下,我都能告诉他在哪部书里,而且还能告诉你是第几章。有一次全编辑部的人一起翻阅刊物查找一篇文章,已经是查了大半天了,正好我从外面回来,有人说问问林希见没见过这篇文章,我当即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别乱找了,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什么刊物的第几期上,大家忙着找到那份刊物,一翻就找到了。说句大言不惭的话,我从小就有这么点小聪明,一篇文章看过一次,就可以大体上背下来,编辑部里有这样的一个人,不是也有点用处吗?
然而就是这样,最后,我还是被清除出编辑部了。
第三部分十、一九五七年的“阳谋”(1)
临近新年,机关举行舞会,迎接1957年,我和大家一起忙碌着。我们把客厅改为舞厅,拉上纸花,我又到外面去借来几张唱片,做舞曲伴舞。高高兴兴,新的一年总会带给人新的希望。
借唱片回来,秘书长找我谈话,我想过年了,一定是对我提出些什么新的要求罢了,也没什么准备,我就随随便便地到秘书长屋里去了。走进秘书长办公室,看秘书长的脸色有点不对,我心里一沉,料到可能有点什么不愉快的事又要轮到我头上来了。秘书长让我坐下之后,似是背书一般地板着面孔对我说道:“你的问题已经定下来了,明天早晨你离开作家协会,到机械局去报到,他们将分配你到一个工厂去工作。如果你不服从这次变动,你可以自谋出路,辞职回家。”就是这样的几句话,然后秘书长就再也不出声了。他冷冷地看着我,等着我的回答。
对于突来的通知,我一时不知所措,当然我知道所谓我的问题定下来了,就是我被定为“胡风分子”了,这一下,问题就不一样了,定为“胡风分子”就要被送进监狱,而把我送到机械局,显然是对我的宽大。当然没有理由逮捕我,后来说不是不想逮捕我,只是公安局的逮捕证实在不好签,调出作家协会也就罢了。
此时此刻,也不需要说什么话了,我也是冷冷地回答秘书长说:“好吧,明天早晨我就走。”
说罢,我就回宿舍收拾东西去了,
楼下布置舞会的人们再也没有找我,我想他们一定得知关于我的处理了,过了一会儿,我走出房间,整个机关,再也没有人和我说话了。为了点什么事情,我从一个人的房门外走过,就听见狠狠的关门声,明明是怕我去找他说话。到了这个时候,我还找谁去呢?看得出来,人们已经害怕和我说话了。
第二天早晨,我到机械局人事处,人事处的人冷冷地看了我一眼,给我开了一封介绍信,告诉我说,你到机床厂去吧,他又告诉我机床厂在什么地方,拿着介绍信,坐上电车,我就到机床厂去了。
1956年的12月31日我到机床厂报到,机床厂人事科早就知道我到这里来,看了我的介绍信,就对我说,先分配你到办公室去吧,显然,他们还把我当做是一个干部安排的。工厂里的人不甚了解“胡风分子”是什么人物,调进来的干部,就得安置在办公室里工作。安置过我的工作之后,人事科科长就问我:“怎么就把你送到我们这里来了呢?”我回答说:“不知道。”当然他们也知道侯红鹅的事,随之又问我:“胡风犯了什么罪?”我没有办法对他们说清楚,就只好说了一句:“也许不至于像运动中说的那样严重吧。”人事科长又向我问着:“你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我不好回答,只说是自己不过就是读过胡风的书罢了。这时人事科长就对我说,犯了错误不要紧,我们党历来是治病救人的,只要你好好在工厂工作,将来你还是有前途的。
天津市机床厂是一个中型工厂,大约有1千多人,分6个车间,机器大多是从苏联买来的,在当时的天津市,也算得是一个大厂了。
在机床厂,我被安置在金工车间给一位生产调度员做助手,帮助他抄写表格,测算各类数字,这位调度员带着我在车间里走了一遭,工人们都以惊奇的目光看我,稍微有一点文化的工人也会知道前不久发生过的反胡风运动,在那场运动中一个叫侯红鹅的青年成了反革命的典型人物,如今那个只在报上见过名字的人到车间来了,人们感到的惊奇不逊于今天的青年见到走红的明星一样,人们停止工作,呆呆地看着我,就象在动物园里看一种稀有动物一样,我听见在我背后,有人在小声地说:“这就是报上说的那个侯红鹅。”
从作协调出来之后,还要回机关办理一些手续,一连几次回到机关,人们就像根本不认识我,没有一个人和我打招呼,更没有一个人和我说话,办过事情之后,我偷偷地到余晓的房里去看他,余晓就告诉我,他的问题也定下来了,秘书长通知他去一个钢厂报到,他说有一些事情还要清理,暂时还留在机关里,但已经不参加编辑部工作了。这样,天津作家协会,就把“胡风分子”全部清理出去了。
从作家协会调到工厂,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对于我来说,倒也没有什么不适应的感觉。每天上班下班,生活倒也轻松了许多,这里的人不关心我的思想动态,工人们还因为我读过许多书,对我有一点尊敬。工厂里的事情和我无关,我上班工作,下班回家读书,还写了一些诗作,以林希的名字寄出去,很快就在刊物上发表了。离开作协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只要我自己努力学习写作,将来也许会写出好作品来的。
1957年的夏天,中国共产党开始整风,民主党派相继举行各种会议,大鸣大放,各种各样的意见开始见诸报端。消息不断传来,说是北京大学出现了青年黑格尔学派,许多人给党提意见,政治空气颇为活跃。正在这时,我也听到了毛主席在中央的两次讲话,这两次讲话给人以轻松的感觉,后来发表《论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些内容,在这些讲话中是没有的,而且我还亲自听到,说是胡风如果不是反革命,也应该包括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范围内。
就是在这种轻松的气氛中,我见到了余晓,他还没有离开作家协会,他告诉我说,可能收回了对他的处理,余晓还告诉我说,秘书长对他说过,按照毛主席讲话的精神,我们过去对林希的态度也不对,我们不应该把林希当敌人看待,林希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回来讲。
虽然我没有什么政治经验,但对于整风,我却想躲得远一些,本来我就不想参与政治,胡风问题是把我牵连进去的,否则我和政治何以会连在一起呢?在整风期间,没有任何人邀请我去参加大鸣大放座谈会,我更没有写过任何一个字,我也不想给共产党提意见,我更没有为自己的“胡风问题”发过什么牢骚。这倒不是说我有多么成熟,这只能说是我的性格本来就不喜欢出风头,我对人们说的那些话,并不感兴趣,我觉得多读几本书,远比给共产党提一大堆意见要好得多。所以直到现在,任何人查不出我在大鸣大放中有过任何言论,也找不到我有过向共产党“进攻”的罪证。
然而不幸,最终,我还是被打成右派分子了,用当时工厂党委书记的话说,“这是客观存在,无论你有言论还是没有言论,你就是一个右派分子。”
我的被打成右派,的确也就是客观存在了。
…………
第三部分十、一九五七年的“阳谋”(2)
虽然我离开了文学界,但我对文学界的情况非常关心,共产党整风的时间并不太长,很快《人民日报》就发表了社论《工人说话了》和《这是为什么?》,一看这两篇社论,我就感到情况发生变化了。没过多久,反右斗争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了全中国。
一天的早晨,报纸以头版通栏大标题,报道了将鲍昌打成右派分子的消息,在我的印象中,鲍昌是一个政治上很强的作家,他生活、工作都非常严肃。过去在编辑部一起工作,他在终审作品时,政治上的要求十分严格。在鲍昌主持下,《新港》杂志并没有发表多少“毒草”,就是在1957年抛出了宫白羽和李何林的文章,也是做为反面教材供人们批判的,鲍昌被打成右派,我大吃一惊。
过去在和鲍昌共事时,我就感到鲍昌“危险”,鲍昌做学问上十分刻苦,锋芒外露,事业上有成绩。这样的人,必然是运动对象,反右运动天津把鲍昌抛出来,也是情理中的事。但我实在不理解,以鲍昌和天津文艺界领导的关系来说,把鲍昌打成右派,未免也太残酷了,但我确确实实看到报上鲍昌好友写的文章,题目叫《鲍昌的灵魂已死》。
把鲍昌打成右派,是一夜之间的变化,变化得令人啼笑皆非。
天津作家协会的反右斗争,是从批判机关内一位青年女编辑开始的。这位女编辑,刚刚大学毕业,她分配到编辑部来的时候,我还没有被清洗,反右斗争开始,天津作家协会寻找运动目标,平时这位女青年喜欢说些尖刻的话,首当其冲,第一个目标就选中了她。那时,我还常常见到天津作协的朋友,他们告诉我说这位女青年挨批了,大家都对她表示同情。
堂堂天津作家协会,只批一个青年女编辑显然不够胃口,很快,就听说柳溪被上面点名了。柳溪刚从北京电影制片厂调到天津,是一个没有心眼儿的傻大姐,1956年揭发丁陈反党集团,周扬揭不开丁陈反党集团的“盖子”,方纪向周扬建议从天津柳溪身上打开缺口,保证能置丁玲陈企霞于绝境。于是方纪和天津市委宣传部领导找到柳溪做“工作”,要柳溪揭露丁玲陈企霞反党本质,要柳溪及早站到革命一边,不要受反革命蒙骗,滑进反革命的深渊。
50年代,滑进反革命深渊,意味着政治歧视和生活灾难。一个人一旦滑进了深渊,内部矛盾转为敌我矛盾,立即变成专政对象,轻者送入监狱,重的就更不可想象了。落入深渊之后,还要连累到家庭,深渊中,子女不得升学,全家人都将从社会上消失,这一切的后果太可怕了。所以,中国人真是谈深渊而色变了。
柳溪不敢落入深渊,更不甘心和反革命站在一起,只得向革命领导屈服,答应揭发丁玲陈企霞反革命本质,和他们做斗争。
从柳溪这里打开缺口,周扬喜出望外,要天津将柳溪做重磅炸弹,置丁玲陈企霞于死地。方纪做柳溪的工作是下了心血的,据周良沛记述,每天晚上方纪用汽车将柳溪接到他的家里,嘱咐门房关上院门,并对司机和门房说不得向任何人泄露方纪接见柳溪的消息。那时候周良沛住在方纪家里,周良沛刚刚20岁,在天津没有朋友,周只有在方纪陪同下才能各处走动,他们不怕周良沛走露消息。
在方纪家里,和方纪一起动员柳溪的,还有当时天津市委的宣传部长,他们要揭发丁玲陈企霞背后怎样说周扬的坏话,要柳溪揭发丁玲陈企霞如何对抗党的领导。方纪和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向柳溪保证,只要柳溪站出来揭发丁玲陈企霞反革命罪行,无论柳溪和丁玲陈企霞原来的关系多近,绝对不会株连柳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