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记忆:中国百年历史的民间读本-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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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一天晚上被送到农场来的。送我到农场来，工厂也没有做什么解释，就是人事科的科长把我叫到人事科去，也和作家协会通知我离开作协一样，谈话很简单，就是一句话：“你回去准备一下，明天送你去农场。”
这是最客气的结局了，反右之后，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理”分6类，最严重的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和逮捕一样，要召开大会，宣读公安局判决书，戴手铐押上汽车，在众人口号声中，离开原单位。我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不是极右分子，送农场，没有那样隆重的仪式。
我被送进农场，一没有判刑，二不是劳动教养，人事科找我谈话，也没说是一种什么对待，反正就是通知要把我送到农场去。一直过了许多年，我才得知，本来以我“胡风分子”加右派的身份，机床厂申报公安局对我逮捕法办，公安局不好签逮捕证，没有理由对我判刑，可是又不能把我放在工厂里，最后只好硬把我送到公安局的农场来，名义上叫作是“代管”，实质上就是剥夺人身自由。
机床厂是用一辆送货的小“三马”把我送到农场来的，小车开到公路边上，说是里面进不去了，司机把我放在路边就回去了。我走下公路，经过一个部队农场向里面走了大约有10分钟的距离，部队农场的人说，后边就是淀南农场的办公室，这样我才找到了地方。
农场只有几间泥巴房，走进办公室，接待我的是一个个子矮的干部，他穿着一身警服，面色严肃，一双冷冷的眼睛看了我好长时间，我拿出工厂开具的信给他看，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围着我绕了好几圈，似是不知道应该对我说什么。过了好长时间，他才一字一字地向我说道：“你这号人，应该枪毙，现在不杀你，留着你作一个劳动力，你要好好干活。”
说完，他就走出去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是农场的场长，姓马，大家叫他马场长。
马场长走了之后，进来一个干部，也穿着警服，他向我说了一句：“跟我走。”然后我背起行李，就跟着他走出办公室了。
我想，一定是送我到宿舍去吧，举目望去，这里哪里有房子呢？一望无边的荒地，紧挨着一条河，高高的河堤，天黑了，没有一盏灯光，他们会把我引到哪里去呢？
跟着这个干部走了一段路，在一片荒草之间穿行，最后看见了几座蓬帐，不高，蓬帐的顶端，比人稍高一些。看着似是库房，比库房简陋。蓬帐四个墙角是用砖砌的，墙基之间，堆起着半截土坯，土坯上半截拉着苇墙，顶子是用盘条编的，上面铺着泥草，泥草上面铺着油毡。
农场干部引我走进蓬帐，里面地上躺着许多人，蓬帐顶上有一盏灯，很暗，什么也看不清。
“来人了，腾个地方。”干部招呼了一声，回身就走出去了。我知道他为什么忙着走出去，一股恶臭呛得人几乎要吐出来。直到这个干部走出去之后，我才看清楚，就是在这样一个小小的蓬帐里，地上至少躺着上百个人。
这就是我住的地方，蓬帐很宽，中间一条走道，走道里烂泥巴，走道两边有两道砖头码起来的矮台，类似马路行人道上的台阶，砖头后面，就是一个一个的蚊帐，每一个蚊帐里面，躺着一个人。蚊帐外面，青蛙在走道中间跳着，还有一双一双的鞋子，放在烂泥巴里，空气混浊得令人窒息。
干部走出去之后，过来一个人，想来一定是队长之类的人物吧，他把我带到一个地方，对躺在地上的人说：“挤挤，来人了。”应声，两个蚊帐往两旁拉了一下，让出一个地方来，我立即拉好蚊帐，就算是到“家”了。
说来也怪，我才躺下，很快就睡着了，而且没有做梦，我心里有一种终于有了结局的感觉，后来我写了一首旧体诗，记述当时的心情，诗里有两句：“若将人生比险途，此行也当是尽头。”此时此刻我心里倒有终于有了结局的感觉了。
第二天早晨，我随众人一起“起床”，又随他们一起抱着洗脸盆上了河堤，蹲在河边，洗脸漱口，然后又回到了蓬帐，这时候有一个人走到我身边，看样子，似是一个管点事的人吧，他看了看我，告诉我，他是这里的班长，我已经被编到他的班里了。
“老右。”班长和我面对面坐在砖头台阶上说，“这地方不能来，来了也不能白来。我不是老右，我原来是一个豆腐房的经理，卖豆浆的早点铺。豆浆铺遍地是水，我们都穿着高腰胶鞋工作。我呢，没出息，有时候就把收的零钱硬币扔到鞋筒里了，也没多少，你想，一碗豆浆才3分钱，若不怎么就没出息呢，顶多一天几毛钱。有一天遇见了麻烦，一定是我平日得罪什么人了，若不谁也想不到我会把零钱扔到鞋筒里。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站出来一个人，说是公司里干部，一定要我把胶筒鞋当众脱下来，没有办法，我只好把胶筒鞋脱下来了，一数，里面的硬币将近1元钱。1元钱不算贪污吧？可是按3年估算，这一下问题严重了，我就被送到这儿来了。”
这就是淀南饲养场，它不完全是一个收容右派的农场，被送到这里的人都是不够逮捕、劳动教养条件，但又必须要受到惩处的人。后来我才得知，淀南饲养场最兴旺的时候达到上千人，右派大约有三、四百人，基余的几百人，有历史反革命，有贪污、盗窃分子，也有人犯了“花案”，反正都是要由公安局收容的人。农场管理干部，一部分是区委干部，另一部分则是公安局干部了，那个姓马的场长，就是公安局的人，还有一个副场长，管生产，是区委的人，管生产的班子，全是区委下放干部，管理“学员”的干部，是公安局的人。
淀南饲养场，把右派和其它劳改人员编在一个小组里，组长是“内部矛盾”，譬如我所在的那个班，那个有贪污行为的班长没有文化，在他的思想里，右派和反革命属于一种人，而他呢，只贪了一点钱，又不反对革命，就内部矛盾了。
“既然到了这里，就别胡思乱想了，多吃饭，好好劳动，夜里好好睡觉。”班长向我交代说，随之，他又向我交代这里的规矩：凡是被送到这里来的人，彼此不许称呼同志，大家全都是学员，以同学相称。二，对管教干部，一律称为队长，队长不叫你，你不得到队部去，去队部要先站在门外喊报告，里面没说让你进来，你不得进队部办公室，否则一切后果自己负责。三，农场允许自由行动，但不许出农场，不许跨越农场界限。四，有通信自由，但不允许约人到农场来见面，亲朋有人来探望，要先到队部登记申请，批准之后，才能和亲友见面。
别的规矩，没有了。
第三部分十一、“吃饱了肚子不想家”（2）
听了这些规矩，我已经明白，我虽然没有被判刑，不是劳动教养，便我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我已经成了公安局管理下的一名罪犯了。
我所在的这个班，属大田队，大田队的劳动，就是开荒。这里全都是荒地，一片盐咸地，从来没长过庄稼。公安局和区委在这里办农场，要从开荒开始。
早饭是在食堂里吃的，所谓的食堂，就是一片空地，有一间大泥房子，是厨房，每人两只窝头，一碗菜汤。才咽下窝头，上工的钟声就敲响了，钟声是有人敲打一截铁轨，声音能够传到很远，放下饭碗，大家站好队，就到田里去了。
田里有一套犁耙，几十根绳套拉着一架犁，我自然是拉套的一个，一个干过农田活的人扶犁，班长也拉绳套，他只是负责喊号子。最初把犁耙拉起来，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拉套的人身子倾得双手几乎能摸到地面，要使出全部的力气，犁耙才动起来，然后再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忽然犁耙碰到一块生地，所有的人就一起被勒住，绳套就像钢刀一样勒进肩膀，能把所有的人全勒得倒在地上。第一次干这样的重体力农业活，没走几步，我就觉得肩膀疼得似被刀割一样，可是不用力拉犁，你肩上的绳子松下来，所有的人就要一齐骂你。也有老奸巨滑的人不肯出力气，我听到了最粗野的骂人话，骂得那个人头也抬不起来。
我当然不肯挨这份骂，我没有力气，但我不偷懒，我用出了全身力气拉犁，这样用傻力气，一旦犁咬住了死地方，我就要比别人更吃苦。果然，不到半天时间，我的肩膀就出血了，衣服也被鲜血染红了。
下工时，我拖着疲软的身子走在大家的最后，他们好像已经有点习惯了，干一天重体力活，还能够支持，我实在是太累太累了，连说句话的力气都没有，回到住地，我又和大家到河里去洗身子，最可怕的是，拉一天绳套，衣服粘着肩上的血渍脱不下来了，这时要想把衣服脱下来，就比从肩膀上往下撕皮肤还疼。这时，就有人告诉我说，先别急着脱衣服，要先用一盆水慢慢地把衣服浸湿，然后再一点点地往下脱。这样，果然疼痛轻了许多，脱下衣服，从肩膀上流下了鲜血，也没有敷什么药，用毛巾拭了拭血渍，立即就吃饭去了。
食堂有规定，过了开饭时间，任何人也休想再叫开食堂的卖饭窗口。因为学员们吃过饭，就是干部们开饭的时间了。
吃过晚饭，又是学习，读报、讨论、认识自己的罪行，批判自己，还要写改造日记。我不知道改造日记如何写，这时候就有人告诉我都应该写些什么，要写一天劳动的收获，也不能写收获太多，劳动的意义怎么能够一天就体会得深刻呢？多批判自己，认识政府对自己的宽大，等等等等。
学习到入夜10点，又听见敲铁轨了，大家拉好被子睡觉。我实在是太累了，一夜的时间只是迷迷糊糊地似是睡着了，又像是没有睡着。
第二天早晨出工，一位老人走在我的身旁，这个老人也是一个右派，他偷偷地向四周看看，然后知心地对我说：“孩子，有什么事别想不开呀，你夜里哭什么呀？这若是让上边知道，要挨斗争的。”
“我没有哭呀。”我对这位老人说。
“没哭就好，没哭就好。”老人说着，就和我拉开距离走远了。
过了好几天，老人还是对我说，他确实听我夜里哭，我说我绝对没有哭，这时老人就对我说，我一定是太累了，我的呻吟声，和哭声一样。
老人也可怜，他整夜睡不着觉，他听到了我的哭声。
我因为身体不好，对于农场的劳动总是不能适应，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感觉，我就是累得不行，睡一夜觉，第二天醒过来，就和没睡觉一样，身上就是一点力气也没有。可是农场里没有人管你累不累，到了出工的时候，大家就得一起下地，少干一点活，也不行。
就说那位老人，他可是比我还要感觉累，看得出来，他连上工的时候，走路都十分吃力，可是他还得和我一起拉绳绊儿，他倒是肩上没出血，他说他出血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在农场认识了许多人，右派之间有一种特殊感情，人和人说话很投机，干活休息的时候，这些人就往一起扎堆儿，这里面有中学校长，有前任副区长，有医生，有教师，还有一位原来的业余作家，一看见我，就亲得不得了，“你也来了。”就像是在大饭店见面似的，颇为在这里能够见到我而高兴。
农场里分三个队，大田队，园田队，基建队，还有一个鸡鸭场。右派们体力特好的，在基建队，给大家建蓬帐，后来又建起了土坯房，女右派，大多在园田队种菜，有一位女中学校长对我特好，当她知道我就是侯红鹅的时候，感动得眼圈都红了，她私下里对我说：“你别失望，你迟早会出去的，你才只有20岁，你比我们有前途。”她还私下里给过我番茄，给过我她从地里偷带回来的小黄瓜。
干一天开荒的农田活，已经很累了，晚上下工，每一个人还要担回去一担草做饲料，青草很重，稍微打上两捆，就有上百斤，新开的荒地距离队部越来越远，挑一担青草，走七、八里路，比干一天农田活也轻松不了多少。拉一天犁，已经精疲力竭，再挑回一担草，对于我来说就太吃力了。身体好的人，担着草走得没有影儿了，只有我还担着青草在后面努力挣扎。农田间的路很不好走，深一脚浅一脚，一担青草就在肩上上下摆动，这样走起来就更累。把青草扔在路上，完不成劳动定量，回去之后要受批斗，无论如何这一担草也要挑回去。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往队部走，才走到半路，天就快黑下来了。天黑了倒也无所谓，可是回去晚了食堂不开门，那就吃不上饭了。有人就误过开饭时间，真就吃不上饭，要一直饿到第二天早晨，样子极是可怜。
第三部分十一、“吃饱了肚子不想家”（3）
好不容易把一担草挑回队部，我知道开饭时间早就过去了。连脸也顾不得洗，挟着饭盆就往食堂跑，远远地看见食堂已经黑灯了。农场规矩，误了开饭时间，必须到队部去开条子，食堂才给你饭吃，队部的条子，没有特殊理由是开不出来的，尤其是对于劳动“态度”不好的人，类如我这样完不成劳动定额的人，绝对休想开出条子来的。
我不敢去队部开条子，我也不敢破坏农场规矩，可是吃不上饭又实在熬不过这个长夜，鼓着勇气，我去敲食堂卖饭窗口，窗口里没有声音，更不会有人出来理睬我。在食堂门外站了一会儿，我看着实在没有希望了，无可奈何，只好回身离开食堂了。
也是我运气好，正在我转身准备走开的时候，偏巧有一个胖胖的老队长从食堂里走出来，他见我一个人站在食堂窗口外边，犹豫了一会儿向我问道：“新来的？”
我点点头，但我没有向他说我回来晚了，还没有吃饭。
老队长看看我手里拿着的空饭盆，明白我为什么在这里站着了，立即向我说道：“跟我来。”
真是遇见了好人，我喜出望外地跟着这位老队长往食堂走，走到食堂门口，他从我手里要过去饭盆，走进食堂，不多时，他从食堂出来，给我端出了一盆粥，两个窝头，还有一小盆菜。
我双手颤抖着接过饭盆，连感谢的话也没有说一句，站在食堂门外，立即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我又累又饿，心中不知是一种什么滋味，我一面啃窝头，一面喝粥，眼泪禁不住往饭盆里流。
胖队长一直站在我的对面，看样子像是食堂负责人，他似是看着我不像是小流氓，也不像是能干坏事的人，他也知道农场里来了好多读书人，其中还有许多只有20岁的小青年，也许他还看我瘦瘦的身子，斯斯文文的样子，还戴着眼镜，再看我狼吞虎咽的饥饿样子，不免就有了一点同情心。
“孩子，吃吧，吃饱了肚子不想家。”
听了胖队长的话，窝头噎在了我嗓子里，再也咽不下去了，我低下头，立即呜咽得哭出了声音。
这位好心的胖队长，姓杨，是食堂管理员，他是我一生中遇到的几个最好的人之中的一个，后来每次打饭，我都在食堂窗口见到他，但他似是根本就不认识我，也从来没想过他对我的一饭之恩，就是走在农场里，见到我，我故意地向他点头，他也还是不理睬我。我想他一定是怕农场知道他对我的怜悯，在农场里，同情敌人是绝对不允许的。
队长们训话的时候说，到了农场第一关是生活关，第二关是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