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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百年记忆:中国百年历史的民间读本-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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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们训话的时候说,到了农场第一关是生活关,第二关是劳动关,只有过了这两关,才能过第三关,那就是改造关了。    
    也许劳动关并不难过,反正你不劳动不行,许多人已经是60多岁了,根本就没干过体力活,农场一点照顾也没有,无论年轻、年老,大家干一样的活。我真看见过大麻袋把人压倒的事,但爬起来,还要再把麻袋扛起来。    
    劳动关对于我来说,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反正无论怎样累,每天你也得出工干活,想偷懒是不允许的。一个京剧团的小武把子,年岁和我差不多,不肯干活,每天晚上都要挨斗,但他不是右派,他就在团里捣乱,也有点不规矩,于是就被送到农场来了,送到农场来,他还是捣乱,不干活,到了地里就吸烟,班长管不了他,下工后就向队长汇报,队长就让大家“帮助”他。你“帮助”他,他还是不怕,第二天,照样不干活。    
    我不肯学他的样子,我觉得可耻,我想就是累死,我也不能像他那样每天被“帮助”,农场里“帮助”人的方式是极特殊的,除了不能打人之外,什么“帮助”方式都可以使用,我亲眼看见有人指着那个小武把子的鼻子骂他祖宗,他也不生气,第二天,他还是不干活。    
    小武把子有他的哲学,他说反正你不能枪毙我,他没有文化,没有自尊心,和我绝对不一样,就是进了农场,我也不愿意人们用那种方式“帮助”我,我低头干活,一点也不比身强力壮的人干的活少。我想不就是让我干活吗?我认了,只要累不死,我就一定好好干活。    
    至于生活关,那就更好过了,人在没有一点希望的时候,也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关”了,每天就是窝头、白菜,到了开饭时间,就是想填饱肚子,不抱任何希望,这样,生活关,也就过来了。而且农场规矩,家里来人探视,不许送食物,据说吃得好了,不利于改造。有人就因为偷着藏了一瓶辣酱,被发现之后挨了“帮助”,没有人给我往农场送东西,只要饿了,也没有咽不下去的东西。    
    生活关,最过不去的,是蚊子和狗蝇。蚊子多得夜里睡觉落满你的蚊帐,看着都吓人。这里是原始荒地,从来没有人影儿,忽然有了灯光,有了人,蚊子就发疯般地飞来吸血,最可怕是你一不小心,蚊子钻进了蚊帐,这一夜,你就要被活活叮死。更可怕,夜里你总要方便,蓬帐里不能放便盆,你要跑到蓬帐外面去,方便一次,一路上就会有几百只蚊子咬你,再跑回来,你身上已经被蚊子咬得没一处不痒了。    
    蚊子晚上咬人,狗蝇白天咬人。狗蝇,也叫马苍蝇,个子比苍蝇大,落在牲口身上吸牲口血,落在人身上,人没有感觉,直到人感到似是一根钢针刺进你肌肤,挥手一拍,狗蝇被你打死了。这时,一只死狗蝇带着你的鲜血粘在手掌中,身上立即就隆起一个大疱,痒得你难忍难挨。在农田劳动,譬如拉犁,不容你抬手,明明感觉到狗蝇落在身上了,也只能让它咬你,直到你腾出手来的时候,才能再去打它,这时,那只狗蝇还在死死地咬你,吸你的血,又疼又痒,真是令人叫苦不迭。    
    初来农场,没有经验,头一次晚上到河边去洗身子,就觉得满后背都似落满了狗蝇,抱起盆来就跑,跑回到蓬帐,背上至少被咬了几十处,也没有什么药好敷,就是拚命地挠痒,没多少时间,皮肤就挠破了。


第三部分十二、“你是什么东西?”(1)

    右派分子本来是同一类人,但人们的修养品格不一样,右派分子也就各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表现。    
    据队长说,判断一个人改造得好不好,首先看对自己的错误有没有认识,只有对自己的错误有了正确的认识,才能真正脱胎换骨,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为了对自己的错误有正确认识,右派们开始选取各种方式,表示对于反省有进步。这当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敢于承认自己是一个右派分子。    
    在农场,右派向队长汇报思想情况,先规规矩矩地站在队部办公室门外大声喊叫:“右派分子×××报告。”许多人喊报告时声音宏亮,以表示自己对错误极是痛恨。我喊不出来,在农场多少年,我一次也没主动到队部去过,队部也没找过我一次,所以我从来没有喊过什么“右派分子林希报告”之类的话。队部表扬过一个人,说这个人有一次到市里去办什么手续,中午他要到饭铺吃饭,服务员问他吃什么,他立即站起来向满饭铺的人大声说道:“我是一个右派分子,请求大家对我监视。”我想这个人也真是太会表演了,一个人怎么会有这样的觉悟呢?如果一个人真有这样的“觉悟”,他一定是一个不知廉耻的人,这和改造怎么可以连到一起呢?    
    农场可以对右派分子们随意羞辱,使他们丧失自尊心,把自己视为一个人渣。我自己所以在农场里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就是因为我不愿意惹怒任何人,我怕他们当着众人的面羞辱我。    
    但是,就是这样,我也没有能够逃过这种羞辱。    
    第一次受羞辱,是在农田地里,我和大家一起劳动,那个因为有贪污行为的班长,在众人面前耍威,向人们骂街,骂大家干活不出力,右派们只能恭恭敬敬地听着,我没把他当做是一回事,就昂着头站着。班长感到有点丢面子,他冲着我就喊:“你不爱听怎么地?我骂的就是你!”    
    我当然要和他争辩,“你说我干活不出力,我什么地方比别人干的活少了?”    
    有人敢顶撞他,班长发火了,他放下农具,一步跳到我面前,挥着拳头向我喊着:“站好了,说,你是什么东西?”    
    按照农场的规定,对于右派分子,当有人问你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必须立正站好,大声地回答说:“我是右派分子×××。”    
    我不肯回答,只站在原地方不动,我也不看他,我也不报自己的身份,这一下,班长更发火了,他向我吼叫:“说,你是什么东西。说!”他还向我挥拳头,似是要打我。    
    我是一个犯“拧”不怕死的人,否则我也不至于落到这种地步,也不知道那时我是怎么想的,我就是不说我是什么东西。我和那个班长对面站了好长时间,倒是同组的人出来解围,同组的人对班长说:“不能总这样耽误时间呀,不是还得先干活了吗?”这样,班长才算没和我过不去。怎么他就放过我了呢?因为队部有规定,批斗会不得在农田里开,队部怕在农田里开批斗会不好控制,真动手把人打了,闹出去不好交代。    
    晚上下工,班长也没到队部去报告,因为他无故骂人首先就不对,这次和这个混帐班长做对,我就算是没有吃亏。    
    凭心而论,我是抱着一片赤诚到农场来的,虽然对于被划右派,我感到委屈,但我也还是认为自己有错误,尽管我不认为自己的错误真的就是危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但至少我没有听党的话,阶级立场、思想感情没有经过改造,在思想深处,我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想到这里,我对自己也很是一种痛恨,在我们美好的社会里,人人都听党的话,人人都跟着党走,每一个人都热爱领袖,大家都为造福社会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只有我,把个人的名利置于党的利益之上,把个人兴趣看得高于一切,我想当作家,这明明是个人主义在作怪,而个人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立场感情,不进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我就必然要走上反革命的道路。    
    到农场来,我立志一定好好改造思想,重新做人,而脱胎换骨的唯一途径,就是参加体力劳动,在劳动中体验劳动创造一切的伟大意义,在劳动中使自己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在我离开作家协会的时候,秘书长曾经对我说过,你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做人,根本就谈不到当作家。我记着这句话,我必须先在劳动中净化心灵,净化感情、消除一切私心杂念,只有好好劳动,我才能重新成为一个对人民有用的新人。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在农场里,我才能得到心理平衡。不像有的人那样,想不通,接受不了这个现实,自己疯了,得了精神病,那样连改造也耽误了。和我同“班”的一个右派,就是想不通,他总认为自己没错误,没有多少时间,他就得了精神病,农场让他的妻子把他领走,临走时他还神神经经地向我讲了一大通革命道理,我怕惹事,忙着躲开了。    
    送进农场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就要到了,队部传达说,为了对右派分子们加强改造,农场准备召开一个大会,由右派分子们订出改造计划,向党和人民悔罪。    
    听了这个决定,农场里的右派们都极是高兴,因为这些人在农场里和各种各样的人编在一个队里,而且班长还都是那些被右派们看不起的各色人等,自然心理不平衡,认为自己好歹也是个在政治上犯错误的人,和那些小偷小摸、历史反革命、流氓坏蛋们不一样,和他们编在一起,有一种受侮辱的感觉。如今听说是要给右派单独开个会,这一下,右派的身份就显得和那些坏人不一样了。对于右派主要是改造,而对于那些坏人,则是惩罚。    
    右派总强调自己是在政治上犯错误的人,和那些小偷小摸小流氓小贪污犯有区别,农场不承认这种区别,在农场管理干部的眼里,被送到农场来的,全都是敌人,而敌人是不分什么高等敌人和劣等敌人的。也许是上边有了什么精神,如今要把右派和那些人分别出来了,大家自然把这看做是一种光荣。有了这个精神,原来班里侮辱右派的那些坏人们也不再张狂了,他们再也不敢动不动地就问右派是什么东西了,甚至于他们在右派面前变得乖了,他们认为右派毕竟还是和自己不一样,右派说的话,“政府”相信,一旦惹了右派,他们到队部一个汇报,说不定他们就又要在里面多关半年。这一来,右派们也敢公开地扎堆儿了,休息时几个右派围在一起,班长们再不敢干涉了。


第三部分十二、“你是什么东西?”(2)

    为了不辜负农场对右派的格外对待,每一个右派都极是认真地制订了改造计划,许多人一写就是一个通宵,第二天还照常出工,在队里很是受到许多人的敬重。对于我来说,写一份改造计划并不是什么难事,很快我就拟好了底稿,队部还发下来了大张的白纸,发下来了毛笔墨汁,我抱着一种极是神圣的感觉,把白纸铺好,工工整整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改造计划。我订出了许多具体要求,劳动中如何如何,学习中如何如何,生活中如何如何,对自己的要求已是十分苛刻。最后,我还表示一定要听党的话,热爱毛主席,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大字报写好后,我反复看了十几遍,和每一个右派一样,我们并不想靠这个计划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我们就怕字里行间一个字用得不当,再给自己带来横祸。看过自己写的改造计划,我觉得没有一个字有错误,而且也绝不会引起误解,这样的改造计划,任何人也挑不错儿来。    
    一天晚上,右派们集合,排队走进一间空房子,就是准备放粮食的库房,先是大家把自己写好的大字报一张一张地挂在细绳上,然后再按照班组坐好,等着队部领导来训话。    
    开会的时间到了,空空的土坯房里席地坐着上百名右派分子,人们都有些紧张,没有人交头接耳,也没有人敢吸烟,气氛令人感到压抑。    
    等了大约半个小时,两位队长走进来了,这种队长是公安局干部,专门负责管理右派,他们穿着警服,态度极是威严,眼皮也不抬地走到右派们前面,一句话也不说,冷冷地向着众人站着。人们自然不敢抬头张望,一个个只是低着头等他们讲话。他们并不想立即讲话,他们两个人一个从左边、一个从右边开始围着席地而坐的右派们绕圈,走一步停一步,向着什么人看看,吓得人们连呼吸都几乎停了下来。我想,这也许是要向右派们显示一点精神威慑,农场认为右派们到了农场心情太轻松了,有终于有了归宿的感觉,人们都知道三年两载也出不去,人们也知道到了这里也就算是到了头儿,不会再有更过不去的日子了,反正就是干活吃饭,许多人以吃得饱、睡得着为能事,再加上自己处处小心,队部想和这些人找“碴儿”,都非常困难了。    
    队部要在右派们的心里制造一点点压力,要让这些人感到日子并不好过,专政机关时时地注意着你们的一行一动,休想到农场来躲避外界斗争,农场里的斗争只能比外面激烈。    
    两位队长围着众人走了一圈,终于停下了脚步,这时我悄悄地抬头向上面望过去,正看见两位队长已经转过身去,背向众人在看绳子上系着的一张张大字报,他们看得那样认真,常常会在一张大字报前停下来,琢磨好半天,再向下一张大字报走过去。这时,我预感到今天会有点什么过不去的事要发生了。这明明是在寻找藉口,好向右派们发威,会场里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右派们只是呆呆地在地上坐着,没有一个人敢抬头向上边看,好象那两位队长随时可能把自己拉出去似的。    
    我向上面看了一眼,随之就低下头老老实实地坐着了,我想总不至于拿我开刀吧,我的大字报写得没有一点错误,平时我也没有惹怒过农场,谁也不能拿我当“典型”。    
    就是在我默默祈求平安的时候,忽然一位队长用力地咳嗽了一声,被这一声咳嗽声震醒,大家一齐打了一个冷战,就象是平地响起了一声霹雳。    
    “哪个叫林希?”    
    好象是从梦里被人唤醒一样,我一时没有闹清发生了什么事,等到我确实感到队长是在叫我的时候,我才支愣一下,站起来。我不知道这时自己应该怎么回答,就只是呆呆地站着。    
    两个队长远远地站在我的对面,我感觉到他们打量我的目光。    
    这时,我真是紧张到了极点,我知道既然被队长叫起来,那就不会是什么好事,可是我实在想不出来队长为什么要把我叫起来,我保证没有做一点违反农场规定的事,我的改造计划,也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地方。    
    “你也拥护党,热爱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个队长指着我挂在细绳上的改造计划,冷冷地向我问着,我没敢抬头,但我感到了队长凶恶的目光,正向我怒视着。    
    “呸!”突然一个队长狠狠地向我吐了一口唾沫,随之他就大声地向我吼叫了起来:“你有什么资格拥护党?你有什么资格热爱毛主席?你有什么资格走社会主义道路?说!”    
    我被这突来的打击吓懵了,垂下目光,向身边的人看着,他们都躲开了我的目光,坐在我身边的人,还悄悄地向远处挪了一下身子,生怕连累到自己身上。一时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只是呆站着,连气儿也不敢喘。    
    只是,我也在暗暗地想,别人改造计划我也看过,他们也写着拥护党,热爱毛主席的,怎么队长就抓我的错呢?再说拥护党,热爱毛主席还要谈什么资格吗?我们过去犯“错误”,就是因为不拥护党,不热爱毛主席,从今之后改造过来,不是更应该拥护党、热爱毛主席了吗?    
    “我,我我我……”我已经说不出话来了,我的思想一片混乱,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队长的质问。我想为自己申辩,我没有资格拥护共产党,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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