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第四卷 下-第10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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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竭诚赴难，破朱，解重围，而咫尺不得见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为奸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鲁店，留二日乃行。
李怀光生性粗疏，从山东前来奔赴国难，多次与人们谈到卢杞、赵赞、白志贞的邪恶谄媚，而且说：“天下的祸乱，都是这号人造成的！我见到圣上，自当奏请杀了他们。”李怀光解除了对奉天的围困以后，自己矜夸功劳，认为德宗一定会以特殊的礼节接待他。有人劝说王、赵赞说：“李怀光沿途激愤感叹，认为宰相谋划议论乖谬无方，度支收敛赋税烦多，京兆尹犒劳赏赐苛刻不丰。致使圣上流离迁徙的，是宰相、度支、京兆尹三人的罪过。如今李怀光新近立下了巨大的功劳，圣上肯定会对他敞开胸襟，推诚相待，征询为政得失。假使他的话传到圣上耳中，岂不是很危险吗！”王、赵赞将此话告诉了卢杞，卢杞害怕，便语气和缓地对德宗说：“李怀光的功勋业绩，为国家所依赖。敌寇已吓破了胆，全然没有守城的心思。如果让李怀光乘胜攻取长安，一下子便可以消灭敌军，这真是势如破竹啊。现在听任他入城朝见，必定要赏赐设宴，拖延好几天，致使敌军开进京城，得以从容地作好防备，恐怕就难以图谋了。”德宗认为很对，便诏命李怀光直接带领军队屯驻便桥，与李建徽、李晟以及神策兵马使杨惠元按限定日期共同攻取长安。李怀光认为自己由数千里外竭尽赤诚，奔赴国难，打败朱，解除重重围困，现在身在咫尺，却不能够见到皇上，心里甚为不满意。他说：“我如今已经被奸臣所排挤，事情不问可知了！”于是李怀光带兵离去，来到鲁店，停留了两天，才又出发。
＇7＇剑南西山兵马使张以所部兵作乱，入成都，西川节度使张延赏弃城奔汉州；鹿头戍将叱干遂等讨之，斩及其党，延赏复归成都。
＇7＇剑南西山兵马使张率部下士兵发起叛变，进入成都，西川节度使张延赏抛下成都，逃奔汉州。在鹿头屯戍的将领叱干遂等人讨伐叛兵，杀掉张及其同党，张延赏再次回到成都。
＇8＇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将兵讨李希烈，屯盱眙，闻朱作乱，归广陵，修堑垒，缮甲兵。浙江东、西节度使韩闭关梁，禁马牛出境，筑石头城，穿井近百所，缮馆第数十，修坞壁，起建业，抵京岘，楼堞相属，以备车驾渡江，且自固也。少游发兵三千大阅于江北；亦发舟师三千曜武于京江以应之。
＇8＇淮南节度使陈少游领兵讨伐李希烈，在盱眙屯驻，听说朱发起叛乱，便回到广陵，修整壕沟与寨堡，缮治铠甲与兵器。浙江东、西节度使韩封锁关口与桥梁，禁止牛马出境。他还修筑石头城，开凿水井将近一百眼，整治馆舍数十处，修筑壁垒城堡，起自建业，抵达京岘山，楼房与城墙上凸形矮墙连成一片，既为皇上南渡长江作准备，也加固了自己的守备。陈少游发兵三千人在长江北岸大规模地检阅军队，韩也派出水军三千人在京江炫耀武力，以与陈少游相呼应。
盐铁使包佶有钱帛八百万，将输京师。陈少游以为贼据长安，未期收复，欲强取之。佶不可，少游欲杀之；佶惧，匿妻子于案牍中，急济江。少游悉收其钱帛；佶有守财卒三千，少游亦夺之。佶才与数十人俱至上元，复为韩所夺。
盐铁使包佶拥有钱帛八百万，准备运往京城。陈少游认为乱军占领着长安，收复无期，打算强行夺取这些钱帛。包佶不肯交出钱帛，陈少游想杀他，包佶害怕，便将妻子儿女藏匿在公事文书中间，急忙渡过长江，陈少游将他的钱帛全部收缴。包佶有守护钱财的士兵三千人，陈少游也将他们劫夺了一番。包佶刚和数十人一起到上元县，又被韩所劫夺。
时南方藩镇各闭境自守，惟曹王皋数遣使间道贡献。李希烈攻逼汴、郑，江、淮路绝，朝贡皆自宣、饶、荆、襄趣武关。皋治邮驿，平道路，由是往来之使，通行无阻。
当时，南方的藩镇各自封锁边境，据守一方，只有曹王李皋几次派遣使者抄小路向朝廷进献贡物。李希烈进攻逼迫汴州、郑州，江淮道路断绝，朝廷的贡物都从宣、饶、荆、襄各州取道武关。李皋修治驿站，平整道路，此后，使者往来通行无阻。
＇9＇上问陆贽以当今切务。贽以日致乱，由上下之情不通，劝上接下从谏，乃上疏，其略曰：“臣谓当今急务，在于审察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乱之本，系于人心，况乎当变故动摇之时，在危疑向背之际，人之所归则植，人之所去则倾，陛下安可不审察群情，同其欲恶，使亿兆归趣，以靖邦家乎！此诚当今之所急也。”又曰：“顷者窃闻舆议，颇究群情，四方则患于中外意乖，百辟又患于君臣道隔。郡国之志不达于朝廷，朝廷之诚不升于轩陛。上泽阙于下布，下情壅于上闻，实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实，上下否隔于其际，真伪杂糅于其间，聚怨嚣嚣，腾谤籍籍，欲无疑阻，其可得乎！”又曰：“总天下之智以助聪明，顺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则君臣同志，何有不从！远迩归心，孰与为乱！”又曰：“虑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
＇9＇德宗向陆贽询问当今最为急切的事务。陆贽认为，往日导致变乱，是由于上下之情不相通。劝说德宗接触下情，听从谏诤。于是他进上章疏，大略是说：“臣认为当今最为急切的事务，在于详细察明众人的心志，若是众人甚为希图的，陛下先去施行它，众人甚为憎恶的，陛下先去除掉它。陛下所希图和憎恶的与天下人相同，而天下人不肯归向的事情，从古到今，都是没有的。一般说来，治与乱的根本，与人心密切相关，何况正当变故发生、人心动摇时，处于危贻疑虑、人心向背的关头！人心归向，那就会万事振兴；人心离异，那就会万事倾危。陛下怎么能不审察众人的心志，与他们同好同恶，使民众向往归附，以安定国家呢！这一点就是当前所最为急切的啊。”陆贽又说：“不久前臣私下听取大家的议论，对大家的心志也颇做了些研究。发现地方上担心的是朝内朝外的意图违背，百官又担心君臣沟通的途径阻隔。地方上的意图不能上达朝廷，朝廷的诚意不能上达圣听。上面的恩泽很少向下面流布，下面的实情被阻塞不能使上面闻知。真实的事情不一定知道，知道的事情不一定真实，上下在此际阻隔不通，真假在此间混杂糅合，聚集的怨苦之声噪杂而起，腾起的毁谤之辞乱作一团，要想毫无猜疑阻隔，那是可能的吗？”他又说：“汇集起天下人的智慧以助于自己的聪明，顺从天下人的心志以施行政教律令，就会君臣同心，有谁会不听从命令！远近的人们都归心朝廷，有谁会去发动叛乱！”他又说：“有的计虑看似愚昧而接近道理，有的事情本来切要而看似迂阔。”
疏奏旬日，上无所施行，亦不诘问。贽又上疏，其略曰：“臣闻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之要，在乎见情。故仲尼以谓人情者圣王之田，言理道所生也。”又曰：“《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损上益下曰益，损下益上曰损。夫天在下而地处上，于位乖矣，而反谓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处下，于义顺矣，而反谓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约己而裕于人，人心说而奉上矣，岂不谓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岂不谓之损乎！”又曰：“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顺水之道乃浮，违则没；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则危。是以古先圣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从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从其欲。”又曰：“陛下愤习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临，以严法制断，流弊自久，浚恒太深。远者惊疑而阻命逃死之祸作，近者畏慑而偷容避罪之态生。君臣意乖，下下情隔，君务致理，而下防诛夷，臣将纳忠，又上虑欺诞，故睿诚不布于群物，物情不达于睿聪。臣于往年曾任御史，获奉朝谒，仅欲半年，陛下严邃高居，未尝降旨临问，群臣局趋退，亦不列事奏陈。轩陛之间，且未相谕，宇宙之广，何由自通！虽复例对使臣，别延宰辅，既殊师锡，且异公言。未行者则戒以枢密勿论，已行者又谓之遂事不谏，渐生拘碍，动涉猜嫌，由是人各隐情，以言为讳。至于变乱将起，亿兆同忧，独陛下恬然不知，方谓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睹验往时之所闻，孰真孰虚，何得何失，则事之通塞备详之矣！人之情伪尽知之矣！”
章疏奏上十天，德宗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也不再询问什么。陆贽再次进上章疏，大略是说：“臣听说立国的根本在于能够得人，得人的关键在于洞见人情。所以仲尼认为人情是圣王之田，意思是说人情乃是治理之道产生的基础。”他又说：“在《易经》中，乾在下而坤在上叫作泰，坤在下而乾在上叫作否，损上而益下叫作益，损下而益上叫作损。一般地说，天在下面而地处在上面，在位置上是乖谬的了，但反而把它叫做泰，是因为上下相交的原故。君主在上面而臣属处在下面，在义理上是通顺的，但反而把它叫做否，是因为上下不能相交的原故。君主约束自己而对人们宽宏大度，人们必定会喜欢，因而事奉君主了，这难道不应该把它叫做益吗！君主蔑视人们反而让自己恣肆无忌，人们必定要怨责，因而背叛君主，这难道不应该把它叫做损吗！”他又说：“船就是君之道，水就是人之情。船顺乎水之道才能浮起，违背了水之道就会沉没。君主掌握了人们的意愿才能地位巩固，不能把握人们的意愿就会处境危险。所以古代的圣明君主居于众人之上时，一定要让自己的欲望顺从于天下之心，而不敢使天下之人顺从自己的欲望。”他又说：“陛下愤恨藩镇跋扈，习以成俗，妨害治道，便以削平强藩为己任，以明察一切的威严照临四方，以严密的法网控制裁断万事。然而，弊端相沿已久，陛下深求恒久之心过重。因此疏远的人，惊怖疑虑、抗阻命令、逃脱死亡的祸患兴起；亲近的人，畏葸慑伏、偷合苟容、躲避罪责的情态发生。君臣之意乖违，上下之情阻隔，君主务求政治修明，但臣下却防备遭受诛杀；臣下将要交付忠心，君主却又顾虑会有欺妄。所以皇上的诚意不能播散于万众，万众之情也不能传达到皇帝的耳中。我在往年曾经担任御史，得以侍奉朝见，仅将近半年，而陛下威严莫测，高高在上，不曾降旨征求意见，群臣畏缩不安，快步避退，也不肯条列诸事奏陈。在朝堂上，君臣之间尚且不能相互晓示，宇宙如此广袤，又如何能够自行通达！虽然陛下仍按惯例与待制的使臣谈话，还另外延请宰相议事，但是这既与众人参与之义不同，又与公开进言有别。对尚未实行的事情，臣下以莫论机要为戒；对已实行的事情，臣下又说不必讽谏已成之事，渐渐地生出了顾忌，动不动就涉及猜疑。由此，人们各自隐瞒真情，以讲话为忌讳，以至于在变乱将起时，万民同忧，只有陛下安然而无所察觉，还在说太平将会到来。陛下如能以如今所见到的来验证以往所听说的，哪个是真实的，哪个是虚假的，得在哪里，失在哪里，那么，事情的通达与阻塞便全都清楚了，人心的真伪便全都知道了。”
上乃遣中使谕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诚，亦能纳谏。将谓君臣一体，全为堤防，缘推诚不疑，多被奸人卖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无他，其失反在推诚。又，谏官论事，少能慎密，例自矜，归过于朕以自取名。朕从即位以来，见奏对论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听途说，试加质问，遽即辞穷。若有奇才异能，在朕岂惜拔擢。朕见从前已来，事祗如此，所以近来不多取次对人，亦非倦于接纳。卿宜深悉此意。”贽以人君临下，当以诚信为本。谏者虽辞情鄙拙，亦当优容以开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辩，则臣下何敢尽言，乃复上疏，其略曰：“天子之道，与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恶木而废发生，天子不以时有小人而废听纳。”又曰：“唯信与诚，有失无补。一不诚则心莫之保，一不信则言莫之行。陛下所谓失于诚信以致患害者，臣窃以斯言为过矣。”又曰：“驭之以智则人诈，示之以疑则人偷。上行之则下从之，上施之则下报之。若诚不尽于己而望尽于人，众必怠而不从矣。不成于前而曰诚于后，众必怠而不从矣。不诚于前而曰诚于后，众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诚信之道，不可斯须而去身。愿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为悔者也！”又曰：“臣闻仲虺赞扬成汤，不称其无过而称其改过；吉甫歌诵周宣，不美其无阙而美其补阙。是则圣贤之意较然著明，惟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贵。盖为人之行已，必有过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过而迁善，愚者耻过而遂非；迁善则其德日新，遂非则其恶弥积。”又曰：“谏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于圣德固亦无亏。陛下若纳谏不违，则传之适足增美；陛下若违谏不纳，又安能禁之勿传！”又曰：“侈言无验不必用，质言当理不必违。辞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实，虑之以终，其用无他，唯善所在。”又曰：“陛下所谓‘比见奏对论事皆是雷同道听途说者。’臣窃以众多之议，足见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轻侮而莫之省纳也。陛下又谓‘试加质问，即便辞穷。’臣但以陛下虽穷其辞而未穷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又曰：“为下者莫不愿忠，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两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难达，上恒苦下之难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谓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谄谀，顾望，畏，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胜必甘于佞辞，上耻过必忌于直谏，如是则下之谄谀者顺指而忠实之语不闻矣。上骋辩必剿说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诈，如是则下之顾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辞不尽矣。上厉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规，如是则下之畏者避辜而情理之说不申矣。夫以区域之广大，生灵之众多，宫阙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献而上，获睹至尊之光景者，逾亿兆而无一焉；就获睹之中得接言议者，又千万不一；幸而得接者，犹有九弊居其间，则上下之情所通鲜矣。上情不通于下则人惑，下情不通于上则君疑；疑则不纳其诚，惑则不从其令；诚而不见纳则应之以悖，令而不见从则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败何待！是使乱多理少，从古以然。”又曰：“昔赵武呐呐而为晋贤臣，绛侯木讷而为汉元辅，然则口给者事或非信，辞屈者理或未穷。人之难知，尧、舜所病，胡可以一洲一诘而谓尽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实，以此轻天下之士，必有遗才。”又曰：“谏者多，表我之能好；谏者直，示我之能容；谏者之狂诬，明我之能恕；谏者之漏泄，彰我之能从；是则人君与谏者交相益之道也。谏者有爵赏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谏者得献替之名，君亦得采纳之名。然犹谏者有失中而君无不美，唯恐谠言之不切，天下之不闻，如此则纳谏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