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第四卷 下-第1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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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无大小，必自选而用之，宰相进拟，少所称可；及群臣一有谴责，往往终身不复收用；好以辩给取人，不得敦实之士；艰于进用，群材滞淹。贽上奏谏，其略曰：“夫登进以懋庸，黜退以惩过，二者迭用，理如循环。进而有过则示惩，惩而改修则复进，既不废法，亦无弃人，虽纤介必惩而用材不匮；故能使黜退者克励以求复，登进者警饬而恪居，上无滞疑，下无蓄怨。”又曰：“明主不以辞尽人，不以意选士，如或好善而不择所用，悦言而不验所行，进退随爱憎之情，离合系异同之趣，是由舍绳墨而意裁曲直，弃权衡而手揣重轻，虽甚精微，不能无谬。”又曰：“中人以上，迭有所长，苟区别得宜，付授当器，各适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与全才无异。但在明鉴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又曰：“以一言称惬为能而不核虚实，以一事违忤为咎而不考忠邪，其称惬则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违忤则罪责过当，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职司之内无成功，君臣之际无定分。”上不听。
德宗生性猜疑而又妒忌，不肯信任臣下。无论官职是大是小，一定要由自己选拔任用，对于宰相进呈的规划，很少称许认可。及至群臣一旦遭到斥责，往往一辈子不再收录起用；好以能言善辩为条件选取人才，不能得到敦厚忠实的人选；对官吏的提拔任用困难重重，各种人材沉抑于下，不得升进。陆贽上奏进谏，大略是说：“提拔任用是为了勉励功劳，贬抑降职是为了惩戒过失，两方面交相为用，其中的道理就如同圆环周而复始。受到进用以后又有了过失，便需要给予惩罚，受到惩罚以后又修正过来了，便应该再提升上来，这既不会荒废法度，也不会捐弃人才。即使对任何细微的过失都一定惩罚，但可供使用的人才不会缺乏。所以，这可以使受到贬逐的人勉励自己力求恢复官职，也可以使被提升的人告诫自己恭谨地任官办事，使上面没有难解的疑虑，下面没有积蓄的怨恨。”他又说：“明智的君主不会根据言词来使用人才，也不会按照主观的意想去选拔士子。如果对自己所亲善的人便不加选择地任用，如果喜欢一个人的言词便不去检验他的行为，升官降职全随着个人的爱憎情感，亲疏远近全凭着人们与自己的志趣相同与否，这是舍弃墨斗而靠心意来判断线的曲直，丢开秤锤而用双手来掂量物体的轻重的作法，即使极其精细，还是不能没有谬误。”他又说：“中等智能以上的人们，是互有长处的。如果能够恰当地区分辨别人们的长处，交付给人们的职任与他们的才具相当，各自适应人们的性情，分别发挥他们的能力，及至将大家聚合在一起，成就了事功，这与人人都是全才也是没有区别的。要做到这一点，只在于善于识别，襟度阔达，驾驭有方罢了。”他又说：“由于一句话讲得使自己惬意，便以为讲话人是有才能的，因而不再核查他的实际情况；由于一件事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便以为办事人是有罪过的，因而不再考究他是忠是邪。对讲话使人惬意的人，将超过他能力极限的重任交给他，而不去考虑这是他所难以胜任的；对于办事违背自己意志的人，将有失允当的罪责加给他，不肯宽恕他的无能为力，这就使人在职务范围以内难得成就事功，使君臣之间没有确定的责任。”德宗没有听从他的建议。
贽又请均节财赋，凡六条：
陆贽又请求平均并节省财税，共有六条：
其一，论两税之弊，其略曰：“旧制赋役之法，曰租、调、庸。丁男一人受田百亩，岁输粟二石，谓之租。每户各随土宜出绢若绫若共二丈，绵三两，不蚕之土输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谓之调。每丁岁役，则收其庸，日准绢三尺，谓之庸。天下为家，法制均一，虽欲转徙，莫容其奸，故人无摇心而事有定制。及羯胡乱华，黎庶云扰，版图堕于避地，赋法坏于奉军。建中之初，再造百度，执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原，知简之可从而所操不得其要。凡欲拯其弊，须穷致弊之由，时弊则但理其时，法弊则全革其法，所为必当，其悔乃亡。兵兴以来，供亿无度，此乃时弊，非法弊也。而遽更租、庸、调法，分遣使者，搜郡邑，校验薄书，每州取大历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为两税定额。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赋入，必以丁夫为本。不以务穑增其税，不以辍稼减其租，则播种多；不以殖产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调，则地著固；不以饬励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则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尽其力矣。两税之立，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曾不寤资产之中，有藏于襟怀箧，物虽贵而人莫能窥；其积于场圃仓，直虽轻而众以为富。有流通蕃息之货，数虽寡而计日收赢；有庐舍器用之资，价虽高而终岁无利。如此之比，其流实繁，一概计估算缗，宜其失平长伪。由是务轻资而乐转徙者，恒脱于徭税；敦本业而树居产者，每困于征求。此乃诱之为奸，驱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赋入不得不阙。复以创制之首，不务齐平，供应有烦简之殊，牧守有能否之异，所在徭赋，轻重相悬，所遣使臣，意见各异，计奏一定，有加无除。又大历中供军、进奉之类，既收入两税，今于两税之外，复又并存，望稍行均减，以救凋残。”
第一条，论述两税法的弊端。他大略是说：“依照国家原有的制度，征派赋税徭役的办法，称作租、调、庸。成年男子每人可以得到田地一百亩，每年交纳粮食二石，称作租。每户各自按照土地所生产出来的不同产品，交纳绢或者绫或者，一共二丈，丝绵三两，不养蚕的土地，交纳棉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作调。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应当承担的徭役，则是收取雇人代役所应该偿付的佣金，每天以交纳绢三尺为标准，称作庸。天下成 为一家，法令制度平均如一。即使有人打算辗转迁徙，这样的奸谋也是无处可以容纳的，所以人们不会有动荡不安情绪，而事情都有固定的规制。及至羯胡安禄山、史思明祸乱中华，百姓如乱云纷扰，户籍与地图因朝廷躲避他处而毁去，税法因供应军需而破坏。在建中初年，重新建置各种制度，执掌朝政的人知道旧弊应当革除，但建立新制时却连本意都抛弃了，也知道应当从简，却没把握住要领。凡是打算改正以往的弊端，必须穷究导致弊端的原由。如果是时势造成的弊端，便应当只就时势来加以治理，如果是制度造成的弊端，便应该完全革除这一制度。所做的事情一定是确当的，一切悔恨必将消亡。在战事兴起以来，对军队的供给没有限度，这正是时势造成的弊端，而不是制度造成的弊端啊。然而，朝廷急忙更改了租、庸、调法，分别派遣使者，搜刮郡县，核实验证赋役簿籍，每州选取大历年间征收赋税最多的年份，便以此年的数额作为两税的定额。财富的产生，一定是由人力造成的，所以先代的君王制定赋税收入，一定要以成年男丁为依据。不因致力耕耘而增加税收，也不因停止种植而减少田租，人们便愿意多加播种了。不因产业扩大而多加征收，也不因寄居他乡而免去纳调，人们便牢固地定居下来了。不因勤勉自励而加重徭役，也不因懒情懈怠而免除纳庸，人们便会辛勤劳作了。这些都做到了，人们就会安心居住下来，竭尽力气务农了。两税法的设立，只以资财产业为依据，不以人丁多少为根本。人们竟不懂得，在资财产业中，有的可以收藏在怀里或口袋、箱子里，虽然物品贵重，但人们无法查看；有的堆积在场院、田圃、粮仓中，虽然价值低廉，但大家却以为这是富有。有的是便于交易与增殖的财货，虽然数量不大，但收取盈利是按日计算的；有的是茅棚房舍与器皿用具等资产，虽然定价很高，但常年没有增益可图。这样的比较，种类实在繁多，一律估计价钱并折算成缗，这种办法有失公允，助长作弊。由此，专门谋求细软的财货而愿意辗转迁徙的人们，总是能够摆脱徭役和赋税；追求农业而置备不定居的产业的人们，却往往为赋税征收而困顿。这简直是诱导人们去做邪恶的事情，驱赶着他们去逃避徭役，使劳役的效能不得不松懈下来，赋税的收入不得不缺欠。又因两税处于创立制度的初期，没有追求制度的整齐划一，物资的供应办法有繁琐与简便的区别，州府长官有精明与愚笨的不同，各处的徭役赋税，轻重悬殊，朝廷派遣的使臣，意见各有分歧，但计划上奏，一经决定，就只有增加，没有减除。加之，大历年间的供军、进奉一类的杂征，既然已经收到两税中，现在却在两税以外，又保留了这些名目。希望陛下逐渐实行赋税的平均与削减，以便救助凋零衰谢的百姓。”
其二，请二税以布帛为额，不计钱数，其略曰：“凡国之赋税，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缯、纩与百谷而已。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定泉布之法以节轻重之宜，敛散弛张，必由于是。盖御财之大柄，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则谷帛者，人之所为也；钱货者，官之所为也。是以国朝著令，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曷尝有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者也！今之两税，独异旧章，但估资产为差，便以钱谷定税，临时折征杂物，每岁色目颇殊，唯计求得之利宜，靡论供办之难易。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望勘会诸州初纳两税年绢布，定估比类当今时价，加贱减贵，酌取其中，总计合税之钱，折为布帛之数。”又曰：“夫地力之生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入为出，虽遇灾难，下无困穷。理化既衰，则乃反是，量出为入，不恤所无。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
第二条，请求以布帛作为两税征收的税额，不再按钱数计算。他大略是说：“大凡国家的赋税，必须估量人们的承受能力，根据土地出产的实际条件来加以制定。因此，国家征收进来的赋税，只有布、麻、丝织品、丝帛和各种谷物罢了。先代的君王恐怕物品的价格贵贱失平，而人们物物交换缺少标准，又制定了钱币制度，以便节制物品流通中轻重缓急的机宜，财货的聚集与分散，废弛与盛旺，都一定要以此为依据。因此，治理财利的重大权柄，即国家的财政大权，只能由官府执掌，不能把它交给下面的人。由此可见，谷物与丝帛，是百姓们所生产的；钱财货币，是官府制造的。所以，我朝法令明文规定：以谷物交租，以绢交庸，以丝帛、丝绵、布匹交调。何曾有过禁止人们铸造钱币，却又以钱币充当赋税的事情呢！唯独现在实行的两税法，与原有的典章大相径庭。两税法只通过估算资财产业来规定征税的等级，于是以钱币和谷物为数额确定了税收，还要临时折算为杂物征收，而杂物的种类每年也大有区别。但官府只算计如何得到税收才是方便有利的，而不考虑备办这些物品的难易程度。官府要征收的物品不是人们生产的物品，人们生产的物品不是官府要征收的物品，于是，人们有时需要加价购买他们所没有的物品，而减价出卖他们所拥有的物品，这样一加价一减价，其间的损耗已经很多。希望核定各州最初实行两税那一年所交纳的绢帛布匹总额，按照现在通行的物价确定绢帛布匹总额的价值，如果物价偏低就加价，如果物价偏高就减价，酌量着取中定价，然后总计全部税收应得的价钱，折合成布匹丝帛的数额。”他又说：“大凡土地生长物产的能力是有最大限度的。因而，索取物产有限度，使用物产有节制，才能经常充裕；索取物产没有限度，使用物产没有节制，就会经常匮乏。生长物产的丰饶与衰歉是由上天决定的，消费物产的多少是由人决定的。所以，圣明的君王立下法规，即是估量收入的情况以制定支出的计划，即使遇到灾害祸难，民间不会困顿窘迫。在政治与教化衰败以后，却恰好与此相反，即是估量支出的情况以制定收入的计划，并不考虑没有这些收入。夏桀使用天下的物产，但还是不够用，商汤使用七十里地的物产，但还有剩余，这说明物产使用的盈余与亏耗在于有无节制罢了。”
其三，论长吏以增户、加税、辟田为课绩，其略曰：“长人者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体至公徇国之意，迭行小惠，竞诱奸氓，以倾夺邻境为智能，以招萃逋逃为理化，舍彼适此者既为新收而有复，倏往忽来者又以复业而见优。唯怀土安居，首末不迁者，则使之日重，敛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惰游赋役，何异驱之转徙，教之浇讹。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过也。”又曰：“立法齐人，久无不弊，理之者若不知维御损益之宜，则巧伪萌生，恒因沮劝而滋矣。请申命有司，详定考绩。若当管之内，人益阜殷，所定税额有馀，任其据户口均减，以减数多少为考课等差。其当管税物通比，每户十分减三者为上课，减二者次焉，减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税见户，比较殿罚亦如之。”
第三条，论说地方长官以户口增长、税收增加、田土垦辟作为考核成绩的根据。他大略是说：“为人长官的人很少能够推究在地位相互变易以后忠诚与宽恕是什么情形，也不能体察大公无私，为国献身是何等情意。他们交替着给人们一些小小的恩惠，争着诱引奸民，把与相邻的州道的相互排挤与争夺视为精明能干，将招徕和聚集逃亡的人口视为政治清明、教化大行。由外地迁到此处的人们既由于新近才被收罗而得以免征赋税，往来倏忽不定的人们又因属于恢复故业而受到优待，只有对那些依恋故土、安心定居、自始至终不肯迁徙他乡的人们，却役使日见繁重，征收日益增加。这就使定居的人们经常替懒散游荡的人们提供赋税与徭役，这与驱赶人们辗转流徙，唆使人们浇薄欺诈又有什么区别呢！这都是由于地方长官缺少广博通达的见识，各自对自己所统领的事务怀有私心的过错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