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赋税史-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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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府的田赋收入，在各省岁入中占重要地位。从1931年各省预算岁入中可看出，田赋所占比例很多，山东田赋占岁入总数的百分之六十点八，山西、宁夏、西康各省田赋占岁入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江苏、河南、新疆为百分之四十以上，最低比例为百分之二十以上。由此看来，田赋为各省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见为各省岁入的中坚。
田赋的征收办法，积弊最深，征收大权都操纵在各地县吏之手。他们苛征于民，税不入官。田赋划归地方后，积习仍然未改，田赋征收制度被破坏无遗，致使民力日见疲困。于是各省当局按其税弊之所在，对田赋征收进行了部分改革。1934年5月国民党政府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总结各省田赋改革情况，作出田赋征收制度改革的决议。主要内容：径征与经收机关分立收款机关为当地银行、农业仓库或合作社，若无此类机关，则上县政府财政局或财政税派员在柜征收；串票应注明正附税银元数及其总数，需预发通知书，禁止活串，不得携串游征，不得予征。确定征收费在正项下开支不得另征，革除一切陋规，田赋折征国币。1937年8月又公布各省田赋征收通则十六条，强调各省征收土地税应酌情分等分则；并规定纳税人自行向收款处交纳田赋，任何人不得包揽征收之权。尽管如此，田赋征收中官吏的浮收、中饱、勒索仍然层出不穷。
（二）田赋附加
1附加之苛重
田赋改归地方后，原规定不得添设附加税，但当征赋之权操于地方之手后，附加摊派则难以限制。各省不仅以革兴、建设所需之费不足为理由征收田赋附加税，甚至行政费用不足也取之于附加税。1931年裁厘后，地方收入税减，凡自治、公安、保卫、卫生、教育、筑路、水利等各项经费皆取汲田赋附加和摊派。致使田赋附加迅速增加，甚至超过正税的若干倍。如湖南田赋附加超过正税三十倍，一般都为十倍。附加税种类也很多，江苏省附加名目达一百四十七种，少者也有十几种。田赋附加层出不穷，变本加厉，有按田附加的、有按两附加或按户附加，省附加加于上，县附加加于下。田赋附加税无限制的征收，实是对农民的残酷掠夺，使农民难以负担。如四川刘湘防区内，每种一斗田，丰年收谷一十余石，每石售洋六元，计一百二十元。一斗田纳正税六元，另征军费三十元，附加税二十元，临时摊派款十元，烟亩捐六点二元，团费六点五元，共七十八点七元，而各区乡镇保甲，亦乘机盘剥，挨次附加，一斗地总计竟交至九十余元，农民一年所余仅为三十余元，一年田赋和附加税竟占土地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五。如遇欠收之年，土地所入还不能满足政府的赋税需要。田赋附加税的苛重情况，据国民党政府官员说：“现查各省具报表中，所列田赋附加税，有带征教育亩捐、农民银行基金亩捐、建设亩捐、以及其他附加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总计每亩带征各款，竟有至超过原有正税一倍乃至二、三倍之钜。”他担心滥征附加税会“养成民间太原市恶田地之危险心理”。
2田赋附加的整理
鉴于田赋附加名目繁多，农民不生负担，“为防患于未然计，对此种事项，不能不加限制。”1928年10月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颁布限制下收田赋附加办法八条，主要内容是：（1）田赋正税附加的总额不得超过当时地价百分之一，已超过者不得再增，并须陆续设法核减；（2）田赋附加的总额不得超过旧有征税之数，至多与正税同数为止。其已超过正税者，不得再加附损，并须陆续设法核减。此外还规定田赋改两为元，漕米改石折元征收；同时要求清丈土地，核定地价。并严申如各县不照此规定执行，擅自增加田赋附加者，撤职查办。但实际上只是纸上谈兵，各县官吏借口田赋未达到地价的百分之一而增加田赋，或借口附加未达到正赋相同之数百增加附加税，任意征收附加税之风不仅没有煞住，反而越来越厉害。为此，1933年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又颁布《重订整理田赋附加办法》十一条，除重申前颁分条内容外，规定超额的附加分别裁减，裁减的顺序以行政费为先，事业费为次，一律在1934年内整理完毕，财政部于必要时派员会同整理。还规定地价的计算应按最近三年之地价分等估计。此法虽比前法完整，但各县地价多未经呈报，实陡上也未兑现。
1934年5月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召开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讨论减轻附加税、取缔摊派的办法。最后议决有六条，其中关于田赋负担的决议为：（1）减轻田赋附加。议定自该会闭幕之日起，对于田赋永不再增附加税，至于以前附加各种捐税，概须分期减除，并以土地陈报后所增赋额，尽先抵补减轻附加后收入的不足部分。（2）废除苛捐杂税。议定自1934年7月起至12月底止，地方斟酌情况，分别先后，逐一废除。此决议施行结果，如果从官方数字看，1934年7月至12月各省田赋附加税共减七百二十万元。而实际上实行减轻田赋附加只有三省一市。除掉北平市外，江苏全省只减十余万元，安徽全省所减不到七万。真正能够勉强实行财政会议底决定方针的，至多只有浙江一省。其他省又怎样呢？四川当时本是有名的人间地狱，财政会议闭幕以后，各县田赋非但不遵令减轻，并且把过去种种劣迹尽情发挥，予征田赋。又如江苏扬中县，农民推派代表赴省请求减轻田赋附加，据呈报，该县附加仍然超过正税三倍。县府奉省旨意批复减轻田赋的请求“应毋庸议”，也就是不准农民代表提出减轻田赋的要求。广东在整顿田赋附加后，田赋及其附加又增加了一倍。本来，田赋和田赋附加已在为各省重要财满腔热情，要减轻或整顿，也决非易事，有些省在“废除苛杂”的口号下，将有名目的捐税，改为无名目的摊派，在摊派制度下，农民负担加重的程度也就更难估计了。
（三）田赋预征
国民党政府田赋附加比非洋政府统治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田赋预征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田赋预征最严重的是四川省，每年多达三次四次甚至七次八次，各防区军阀在1935年预征田赋的情况如图表11…2所示。
图表11…2
驻军名称 一年内征收次数 预征达到年度（公元）
21军 6 1975年
28军 5 1991年
29军 7 1978年
23军 8 1971年
新6军 5 1965年
黔军 5 1946年
各军阀防区内一般都预征田赋三十年以上。农民一年要多交几倍的田赋，而家民耕种每亩田所得的收入，除去人工、种籽、肥料、农具等费用开支外，较好的最后可得二三元或四五元，如果每亩课征四、五元乃至十几元的田赋，则农民连最低的生活也不能维持，因此人民不堪负担，多将田单契据贴于门上，说明本人无力偿欠，请官厅将其田契没收，不要捕捉索税。田赋预征在全国和地同样严重。安徽因连年受灾，国民党政府又要预征钱粮，农民苦不堪言，愿受死刑以减免，出现了“以命完粮”的悲剧。
田赋、田赋附加、田赋预征加速了农村经济的崩溃。
（四）田赋征实、粮食征购和征借
1田赋征实
（1）实行田赋征实的原因
抗战开始，沿海和华中富庶地区相继沦陷，国民党政府失去了主要税源之地，加之物价上涨等原因，财政收入受到严重的影响。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国民党政府实行了战时财政政策，田赋改征实的是适应战时财政经济需要的财政措施之一。1941年国民党中央以平均负担、增加税收、合理分配、调剂粮食、改进税收为理由，接管各省田赋，对田赋改征实物。
（2）田赋改征实物的经过
抗占开始后，物价上涨，尤以粮食为甚。一般依靠薪金生活的中下级职员和居民几乎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政府经费支出，也随物价高涨而膨胀。为适应日渐增长的庞大费用，各地政府开始加倍征收田赋。但即便如此也难以平衡财政收支，更难于平抑物价，各地先后对田赋实行征收实物。将田赋征实首先付诸行动的是山西省。“七·七事变”后，山西成为战场，当地驻扎军队很多，由于物价高涨，军队筹粮困难，加上晋纱跌价，省税收入大受影响。1939年春，军队采用按户等摊派的代购办法，名为代购，实则是派收，而粮价上涨已超过派购价几十倍，人民赔累不堪，纷纷要求救济。山西省政权不得不规定停止派赡，将田赋改收实物，以供给军队。1940年这项措施在山西全省实行。以后福建、浙江、甘肃、陕西地相继实行田赋征实。这是各省政府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不得已为之的办法。
1939年9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同行政院共同颁发《战区土地租税减免及耕地荒废求济暂行办法》，规定战区土地税得以农产品按市价折算缴纳实物。这是关于田赋征收实物的第一个中央政府级法令文件。1940年7月国民党政府又制定《1940年秋实行军粮民食统筹办法》，全文共十一条，其中关于实谷折征田赋的规定是：粮食筹集方法是征购和实谷折征田赋；田赋征实应由各县政府会同征收处斟酌地方情况决定；折笮的价格应以地方政府田赋开征时的市价为准。这是国民党政府关于田赋征实具体办法的最早规定。1941年5月国民党五届作中全会上作出中央接管田赋和实行田赋征实的决议，同年6月召开国民党政府第三届全国财政会议，制定田赋改征实物的四项原则：（1）从1941年度下半年起，各省田赋，战时一律征收实物；（2）折征标准以1941年度正附税总额每元折征稻谷二市斗（产麦区得征等价小麦）为标准，其赋额较重之省分，得请由财政部酌量减轻；（3）各省制定实施细则由财政部批准后实行；（4）各省征收实的，采用经征和经收分立制度。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时期田赋征实政策从此确立。此后财政部根据上述原则制定《战时各省田赋征收实物暂行通则》，对征收目换、征收标准、征实种类、征收机关、罚则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规定。
（3）田赋征实的管理机构
国民党政府1941年8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田赋征实，田赋征实的机构分为经征和经收机构。经征机械：中央为田赋管理委员会、各省为田赋管理处，下设县田赋管理处，县以下设经征分处。经收机构在中央为粮食部，在省为粮政局，县为粮政科，下设经收分处和仓库。1942年又将经征和经收机构合并，改归田赋管理机关办理经征经收事项。1943—1945年各省田赋管理处与省粮正局合并为省田赋粮食管理处，各县成立县田粮管理处，县下设镇办事处和收纳仓库。抗战胜利后，收复各省相继成立田粮管理处。1946年7月起，各省市田粮机构隶属各省、市政府，并裁撤县市田粮处，由县市政府内设田粮科、分镇设办事处和收纳仓库，以办理田赋经收和经征事项。
（4）田赋改征实物的征收办法
《田赋征收实物原则》和《战时各省田赋征收实物暂行通则》规定，田赋改征实物标准为每元折谷二市斗，产麦区得折征等价小麦，产杂粮区折征等价杂粮。1941年将折征率提高到每元折征谷四斗，或小麦二市斗八升。各省征收又有各省的折率，一般在一元折二三斗之间。征收时间：田赋征实以当地收获开始起征收，三个月内为期限，过期则处以滞纳金，加罚征收。
征收手续：各县按规定折算标准编制征册，再照征册所列之数填造粮票。粮票分通知、验收、收据、存根四联。粮户得到交粮通知单后，交粮时应将通知单缴稽征股核算注明应纳总数，粮户持单连同实物赴仓库照数缴纳；经验收后，填发验收单并加盖公章，注明粮户交粮时的铜牌号，内转稽征股换取粮票收据；征收处在存根、验单、收据上注明完粮日期及其数额，收据联交粮户保管。
交纳办法：粮户应将所纳粮食亲自交到指定的仓库。征收处与仓库配合按征收手续规定征收。依照财政部规定，粮户完缴的粮食必须是质地干燥、颗粒饱满的当年收获物，经验收合格后才准予交纳。
（5）田赋征实的作用和弊病及其实质：
搞战时期田赋征收实物有如下作用：
第一，抗战时期的物资缺乏，尤以粮食为最，田赋由征收货币改征实物，可以避免各种干扰，简而易行，能及时解决战争时期前方军队和后方居民的口粮问题。
第二，田赋若征收法币，法币的购买力则随物价上涨而下跌，征收实物，其价值随粮价上涨而上涨，不至于影响财政收入。
第三，国赋征实可以避免给价收购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和避免筹款购粮的困难。以1941年为例，这年所需的军粮民食为数极巨，仅四川一省，必须筹集一千二百万石，如全数且法币收购，则须投放十二亿元左右（每石粮食价为一百元），若以全国计算则数量更为巨大，势必引起货币发行数量增大，物价必愈益抬高，而囤税之风势必更烈，筹集粮食则更为困难。实行征实后则使当年财下金融困难得以缓解，筹粮问题也得以解决。
但也必须指出，田曲征实的实行，是中国农民为抗战作出的重大牺牲，是对中国抗战的胜利作出的重大的贡献，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
但田赋征实制度的弊端也是十分明显的：第一，田赋征实实行后，纳粮时必须由农民亲自运送到收粮地点，往返费时费钱，加重农民负担，同时也影响农民耕作；第二，田赋改征实物后贷币折为实物，折率提高，起规定为一元折征稻谷二市斗，后提高到一元折征稻谷四市斗，负担加质一倍，再加上附加税和带征公粮，农民负担已极为沉重。第三，征实实行比例税制，由入越多，负担越轻，而收入越少田赋负担对生活的影响越大。由此可见，比例税制维护的是地主富农的利益，对农民来说则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农民苦不堪言者，还不止于此，征收机关经办田赋人员的弄权渔利及其与乡镇吏绅的朋比为奸，他们互相勾结，以多填粮额、大斗浮收、挑剔税粮，规定簸失的稻谷不准农民带回等手段中饱私囊。下以愚弄人民额外征收，上期国家贪污中饱，不一而足。曾任粮食部长的徐堪，对某一会议报告粮食状况时，说过“好人不到粮食部来”，这句话足以把粮政的黑暗披露殆尽。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实行以通货膨胀为中心的财政政策，而田赋征实则是与这一政策相适应的措施之一，它是通货膨胀政策的从属部分。其目的在于即要通过通货膨胀获取暴利，掠夺更多的财富，又企图绕过通货膨胀对财政的影响，以便更为有效地进行搜刮。再者田赋实使田赋征收从货币形式倒退到实物税形式，也就反映出国民党政府在征收田赋过程中拒绝收受他们自所发行的正在日益贬值着的法币，这本身就意味着对法币的否定。
田赋征实从1941年7月实行，如果说这在搞战期间是为了充裕战时粮食供应，稳定粮价，保障军粮民食的需要，是为抗战服务的必要措施的话，那么，在抗战胜利且，田赋仍继续实行征实，就没有任何理由。这种征实，不只是加重了极待休养生息的农民负担，而且把人民用血汗获得的成果用于反人民的战争，必然遭到农民的反对。从此也可看出田赋征实的掠夺性的反人民性质。
2粮食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