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我对中国持审慎乐观态度-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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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刘瑜：我对中国持审慎乐观态度（图）
文章提交者：万里如虎 加帖在 经济风云 【凯迪网络】 kdnet
刘瑜：我对中国持审慎乐观态度
2010…09…27 南方人物周刊 特约撰稿 刘天昭
今年8月，刘瑜从英国回到中国。她辞去了剑桥大学的教职，进入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政治系任教。即使人在国外时，刘瑜也已经是国内公共领域最重要的声音之一。她为媒体撰写的政治评论专栏既受好评又受欢迎，去年结集成了《民主的细节》，上市不到一个月就加印，年底入选各大好书榜、畅销榜，截至2010年8月印刷18次。
学历过度豪华的刘瑜，以简单的真诚，几乎是下意识地，超越了学术著作和通俗读物的界限、精英和群众的界限，做到了真正的深入浅出。她无意启蒙，她的书却无疑是近年最好的启蒙读物。
刘瑜的很多读者，更热爱她的生活博客和偶尔为媒体撰写的文化专栏及小随笔。小侦探一般的超级粉丝，可以从中拼凑出一个生活化的刘瑜，情况也基本属实。但刘瑜说自己这几年变化挺大的。一个可观察的变化是，她现在不怎么写自己的生活了。可能因为读者越来越多，写那些不合适了，这算是一个公众人物的自觉；也有可能，对外在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作为她喜爱的、鼓励的那部分自己，正在快速地膨胀，压倒性地统领她的国度。提起计划中要写的论文、书和要做的研究，她就真的非常兴奋，十分期待能早日扫清障碍大干一场。听她那语气，你就能提前感觉到热火朝天。这可真让人替她高兴。
她说她仍然，间歇性地热爱生活，间歇性地厌世。那最好当然是，前者把后者挤出去，或者留下少量的忧郁可以轻轻陶醉的那种。微醺就好。如果真能这样，对她自己来说当然是件大好事，一个人从里往外地灿烂。如果真能这样，对她那些读者来说，更是件大好事刘瑜专心致志地做一件事，那到底会是个什么效果？
不是启蒙，是自我教育、分享精神
人物周刊：对专栏以及后来结集成的书如此受欢迎，感到吃惊么？
刘瑜：不是特别吃惊。我觉得自己在适当的时候和地点写了一本适当的书。中国在一个转型期，政治上很多人都很迷惘，我针对一些令人迷惘的问题，分享了一些我的看法。
人物周刊：把目标读者具体化为一个人，能够描述一下这个人么？
刘瑜：我一般会把我比较喜爱和尊重的人当作假想读者，就像我备课时会把班上最优秀的学生作为假想听众一样。
人物周刊：写这些文章的时候，你有自觉的启蒙意识么？
刘瑜：还真没有，很多时候是自我教育，还有些时候是分享精神。
人物周刊：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自我教育这个词？
刘瑜：自我教育就是试图理解你所置身的这个世界，如果能通过理解这个世界树立更正确的价值观，当然就更好了。
人物周刊：你会不会觉得启蒙这件事，有一点伦理上的尴尬？
刘瑜：是，一个人得多自信才会那么斩钉截铁地居高临下啊。我没有那种自信。我们都是“红旗下的蛋”，既然如此，自我教育和教育他人只能同步进行。
中国的市场化不是那么非黑即白
人物周刊：谈谈对中国转型的基本看法。
刘瑜：我对中国持有审慎的乐观态度，觉得从长线来看，在向一个更开放、文明的方向前进。
人物周刊：短线来看呢？比如10年。
刘瑜：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很难说有一个笼而统之的中国，从社会活力上来说，我觉得它在不断进步，从政治上来看，进步可能慢一些。但政府没有主动进步，也可能在社会的推动下有被动进步。这是很多转型国家的经历。
人物周刊：社会进步和政治慢慢进步，这个差距会不会造成风险？
刘瑜：会。你看中东欧国家80年代的转型经历，就会发现越是拒绝改革的国家，比如罗马尼亚，最后转型的方式越惨烈，越是“把握时代潮流”的国家，比如捷克、匈牙利，转型越是相对平和。我觉得中国应该从自己的历史伤疤和他国身上学到足够的经验，防止这个矛盾激化到暴力冲突的地步。
人物周刊：除了暴力冲突，历史和他国经验中，有没有其他扭曲或者病态？避免暴力冲突是否就能避免走进新专制的怪圈？
刘瑜：当然有，太多扭曲和病态了，即便是中东欧的和平变革，也经历了10年的经济动荡和萧条。陷入新专制怪圈也不少见，比如俄罗斯。中国相比它们有自己的优势，也有劣势。优势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已经十有八九，社会多元化也相应出现，不用像中东欧国家那样政治、经济、社会同步变革，那样造成的冲击太大。劣势是中国的专制传统深厚，而且制度的缝隙比很多其他转型国家要小。
人物周刊：这个专制传统，具体体现在什么方面？
刘瑜：比如体现在对权威、当权者的莫名敬畏和习惯性服从里。在习惯性服从权威的同时，转过身又对无权无势的人颐指气使。
人物周刊：这个所谓文化，是有传统，应该也是当下现实激励的结果解毒力量在哪里？你刚说看到社会在进步包括这方面？
刘瑜：最大的解毒力量可能是市场经济，当社会和经济资源越来越少地为权力垄断，人们对国家的依赖性就会减弱，一旦物质依赖性减弱，精神自主性也会增强。这和女性经济独立后不那么听男人的话了是一个道理。然后就是公共领域的拓展，市场化的媒体和出版业、民间组织、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以往一个个孤立的人有了凝聚的可能性，而且是一种横向而非纵向的人际网络，这对消解那种“威权人格”应该也有好处。用学者普特南（Putnam）的话来说，这就是“社会资本”，即使这些民间网络不关心国事天下事，仅仅是组织旅游俱乐部、羽毛球俱乐部，都是在积蓄“社会资本”，都是在为良性政治添加润滑剂。
人物周刊：你刚才说到，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改得十有八九了，这个判断是怎样生成的？这几年国进民退，即使只从增强国民依附性的角度讲，这是否也是一个退步？
刘瑜：十有八九这个词可能不确切，说十有五六也行，我的意思是在经济改革中，市场化转向的最关键一步已经迈出，“市场”这个词已经非常深入人心了。至于“国进民退”，这个媒体上现在谈得很多，但说实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足够宏观数据支撑的判断，不知道是不是正确，因为我读到过正反双方的数据。也许这个话题这么热，表达的仅仅是大家对经济改革速度放缓甚至陷入停滞的不安。当然，即使仅仅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本身也是社会力量觉醒的一种表现。
人物周刊：即使没有国进民退，普遍化的所谓裙带资本主义也是一个不争事实吧。如果市场化就只是裙带资本主义化，有没有可能事实上增强人们对权威、当权者的敬畏和服从？
刘瑜：我觉得
中国的市场化不是那么非黑即白，很多企业未必只靠裙带，也许一边靠裙带、一边也要靠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比如我发现现在去银行办事，服务态度一般都很好。总的来说，我相信市场经济所蕴含的契约精神、竞争意识长远来看是对专制文化最好的解构力量，当然这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人物周刊：关于公共领域的拓展，很多人担心在目前制度环境下，拓展到一个程度之后，就拓不开了。所谓精英与最大多数的大众之间的沟通渠道非常狭窄，并且只能以很间接很暧昧的方式进行。
刘瑜：我也觉得在现有制度条件下公共领域的拓展比较缓慢，但方向应该不会变。别忘了历史的改变往往不是匀速的，可能是20年缓慢地变化，然后三五年迅疾地变化。对比勃列日涅夫时代和戈尔巴乔夫时代就能看到这一点。而且，时代的缓慢变化未必是没意义的，它也是一种积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激变需要一个渐变的铺垫和准备，这样当激变来临时，社会是在有相对共识的情况下迎接这个变化的。
经济的发展和开放推动观念的变化
人物周刊：让你感到社会在不断进步的因素有哪些？个人经验的、调查研究的，分别讲讲。
刘瑜：个人观察到的很多。比如，20年前市场经济这个词还是禁忌，1997年十五大时，还在说要保障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地位；现在，媒体讨论的是“凭什么国企拿地”、“凭什么垄断企业工资高”，问题意识的边界一直在移动。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另一个理由是对他国经验研究的阅读。比如学者Iglehart用民意调查方式，20多年跟踪研究几十个国家政治观念的变化，对“经济发展…观念变化…制度变化”这3个变量的关系得出了令人乐观的结论。读到更严谨和有说服力的研究之前，我暂时相信他的结论。关于中国，也有一些类似的研究，结论也类似。
人物周刊：我对“历史必然性”这种东西感到怀疑。
刘瑜：我也不相信历史必然性，我只是说如果经济继续保持发展和开放的话，文化和制度会相应变化。但那是很大的“如果”，不排除资源能源环境甚至政治等因素可能颠覆这个“如果”。总体我还是乐观，这种乐观的根基可能是我相信自由的制度安排不单在道义上是好的，而且在绩效上是最有力的，所以即使对人的善意失去信心，也不应该对人的逐利倾向失去信心。只是“必然”这个词太绝对了，我这种天生的怀疑主义者不会使用。
人物周刊：经济发展导致观念变化，这样宏观去讲基本上不会有争议，不过具体点说，这个传导链条里有哪些关键环节？
刘瑜：大体来说，
经济的发展和开放推动观念的变化，无非是几个机制：第一，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会有更多资源流向“基本生存”以外的领域，其中一些会流向公共领域。比如我认识一些商人，他们开始有“余钱”资助一些论坛、出版之类的事情，普通人也会有更多的钱来买书、上网、捐赠慈善事业等等；第二，经济发展之后，交通、通讯方式更发达，有利于人们建立更密集的横向交流网络，而在交流中可以“撞出更多思想的火花”，网络论坛、博客、微博都如此；第三，市场经济的契约精神会渗透到文化里，增进人们的权利意识；第四，这是
Inglehart的观点，就是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越来越多职业和工种要求人们作出个体化的判断，而不能像机械流水线上的“螺丝钉”那样工作，这也鼓励人们的独立自主思考能力。至于这些机制如何在千千万万人身上起作用，似乎不可能一一分析。
人物周刊：在你的判断中，中国人在观念变化这一步，走了多远？
刘瑜：这一点Inglehart、杜克大学的史天健老师、台湾的朱云汉老师等都做过很规范的民意调查和分析，也跟踪了有些年头。基本上结论大同小异，就是随着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人们对民主的支持和理解、政治宽容度等都向普世价值靠近，虽然还有差距。至于具体“走了多远”，要是感兴趣，可以去搜他们的论文读。不过由于调查研究的滞后性，他们的很多文章数据都来源于2005年以前的调查，现在的民意变化应该更进一步了。
为什么会出现狂热而真诚的政治参与
人物周刊：在国内做研究的优势和劣势分别是什么？
刘瑜：如果是研究中国的话，优势很明显，就是你离“现场”很近，能即时听到各种声音。我跟朋友说，回国以后，我每个饭局都是一次“田野调查”。而且现在由于网络发达，即使在中国，你要接触到国际上最前沿的研究也很容易。劣势也很明显，国内学术研究和对话的水平比较初级，常常还是一种不讲论据的“侃大山”风格；另一个极端就是用故弄玄虚的“学术黑话”来包装空洞，如果我不知不觉把要求自己的标准换成这些坐标系可能就“迷失自我”了，所以我现在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保持适度的孤独。
人物周刊：大家只知道你是政治学学者，具体的研究领域是什么？
刘瑜：之前一直是研究中国革命中的动员机制问题，最近对比较政治转型问题感兴趣，做了一些阅读，准备写点系统的东西。
人物周刊：你在博客上透露过要写一本《中国革命十论》，能不能提前介绍一下核心观点。
刘瑜：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中国革命中会出现那样狂热而真诚的政治参与”，核心观点用“极简”的话说，就是利益激励导致的政治参与可能因为人类对“认知一致性”的心理需求而转化为出于信念的参与。我既想避免那种把民众当作“投机分子”的看法，也想避免把他们当作“纯洁信徒”的看法。当然这只是极简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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