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艾滋病调查-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些少女弄去做小媳妇。2002年八九月，我帮助一个14岁的少女打官司，终于把她从一个30多岁的无赖那里解救了出来。风闻某地一个15岁的少女，在一个40多岁的老光棍那里，我正在设法解救她。在今天这个金钱至上的社会里，天哪，谁能让这些孤儿们过上正常儿童的生活呢？在1999年末到2000年初，当时我到艾滋病高发区去，发现群众对艾滋病十分恐慌，他们走路说话都怕被传染，有的甚至为此全家搬迁。现在五年过去了，据说在某些鲜为人知的高发地区，公众仍然对艾滋病知之甚少，仍然充满恐慌，和五年前相比，没有多大差异。


第二部分：艾滋病患者在流泪艾滋群体的实况（1）…（图）

艾滋孤儿在父母坟前哭泣　　　　常有人问我，中国究竟有多少艾滋病患者的遗属，我无法说出一个确切的数字。只记得我每每在艾滋病村调查时，出这家进那家，满眼看到的都是艾滋病患者。有患者就有死亡，而死亡的多是青壮年，在他们身后留下的本是需要他们奉养的父母和抚养的子女。　　　　中国农村的艾滋病传播有很大特殊性，即绝大多数患者都是在采血、输血过程中感染的，而国际、国内专家均列为主要传播方式的“不洁性行为”，在中国农村的艾滋病感染者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是否中国人的身体对艾滋病病毒的性传播不太敏感？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　　　　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而1993年至1995年达到高潮的中原地区农民卖血狂潮，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就是从1995年开始，涌现出星星点点的艾滋病高发区。1999年11月，我在上蔡、新蔡两县联系到了12名艾滋病患者。翌年春节前，我给其中8人每人寄去100元钱。半个月后，其中400元被退了回来，退款单上写道：“收款人已死。”2000年3月18日，我去上蔡县文楼村探望艾滋病患者，并给他们送药。村里的艾滋病患者很快排起了100多人的长队，望之令人心惊。一位叫程彦×的中年男子，说他这几个月一直在吃“安乃近”，家里钱都花光了。他攥着仅有的几张毛票说：“大夫，我害‘怪病’快一年了，卖给我点药吧！”我给了他100多片健胃药、退烧药，没要他的钱。程彦×喃喃地问：“大夫，你是毛主席派来的吧？”我回答说：“毛主席逝世20多年了。”　　　　一天，我去某村，刚进村就遇到了八个学龄儿童。其中一个小男孩握着小拳头说：“我长大要杀了他哩！”我问他要杀谁，他瞪大了眼睛说：“抽我爸爸血的那个人。”旁边一位艾滋病感染者向我解释说：“俺这里许多小孩都在叫嚷着要杀血头，他们知道俺这里的艾滋病是卖血传染的。”我听了之后更加心寒，“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些孩子从小心里就种下了仇恨的种子，长大以后呢？如果没有人加以正确的教育引导，他们将会走向何处？


第二部分：艾滋病患者在流泪艾滋群体的实况（2）…（图）

高耀洁教授向基层医务人员普及预防艾滋病知识　　　　2000年9月12日，我去某村，村民谈论艾滋病就像谈论感冒一样无拘无束，毫无恐惧感。就在这个村里，我见到了艾滋病患者吴×。她才28岁，待人非常热情，临别时她拉着我的手，依依不舍地说：“高大夫，你不要走了，我给你煮花生吃！”我再三解释还要去看别的患者，她才放开手。我走时，她拉着她在家的三个孩子一直站在门外送我。10月31日，我再一次到该村时，见到的却是她的一座新坟和穿着重孝服的四个孩子，其中最小的男孩才三岁，是重症艾滋病患儿。吴×的丈夫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这也是当年夫妇二人一起卖血造成的悲剧。　　　　出了吴家院门，走不多远就是孔家，孔吴两家关系相当好。孔留×和他的妻子曹×美先后因艾滋病去世，留下两个孩子。长子孔×飞9岁，女儿孔×佳5岁，父母死后，跟着60多岁的奶奶生活。每逢他们看到村里来了陌生人，就伸出脏兮兮的小手，邀请来人到他家做客。他们以期盼的目光，希望得到来人的救助。　　　　2004年5月4日下午，我租车去据说没有发生艾滋病的中原某地一个村庄，该村距城市只有十几里路，柏油路高低不平，颠簸得很厉害。快到时，电话联系了艾滋病患者的家属。一进村，患者的丈夫和叔父便迎了上来。　　　　患者是一位41岁的妇女，名叫李花（化名），在1995年至1999年先后卖血多次。自2002年秋开始身体不适，经常发烧、头晕、厌食，吃药无效。2004年春节后抽血化验HIV抗体，确诊为艾滋病。　　　　这个可怕的消息很快传开了，本来人缘很好的家庭，一夜之间人人避而远之。左右邻居搬家了，谁从她家附近经过就快速跑开，没有人敢和李家的人面对面说话。正在读初中的三女儿在学校也变成了“瘟神”，昔日的同学、朋友也不敢接近她了，谁见谁躲，再加上治病用钱，只得辍学回家伺候妈妈。可因为害怕，她连妈妈的床也不敢坐。半年过去了，李花独自一个人躺在床上。按她自己的话说：“害这种病把人都吓坏了，真是不如死了算了！”　　　　为了消除她家人对艾滋病的疑惑，我腾地坐到李花床边，并抚摸她的手和脸，还喝了她递来的一杯开水。我送给他们500多份防艾宣传资料和100多本《艾滋病与性病防治》，请李花在当地小学当校长的叔叔赠给村干部和教师们。他们都说只知道艾滋病厉害，一心怕传染，天快热了，被蚊子叮了传上可怎么办呢？一位围观者说：“她（指李花）坐过我家的板凳，三个月了。我一直把板凳扔在野地里，怕传染这种病。”　　　　当时在我周围有十几个人，我就趁此机会给他们讲了生活接触不会传染艾滋病，如握手、一块吃饭、办公、上课、面对面说话、蚊虫叮咬、游泳等都不会传染艾滋病，坐凳子更不会传染。讲完，我又每人送了一本书，让他们自己阅读。　　　　有村民说：“这个地方对啥叫艾滋病既不讲，更不宣传，光听说做了坏事、丑事、脏事（指吸毒、卖淫、嫖娼等）才会得艾滋病。谁得了这个病，即使不做那事也抬不起头来。上星期村南有人害这个病死了，出殡时，连抬棺材的人也找不到。”　　　　我走之后，李花的病情日渐加重，全身出现大面积的疱疹，且溃烂流血水，日夜痒疼不能进食入睡。5月27日，李花在痛苦中离开了这个世界，三个女儿哭成一团，全家悲痛欲绝。亲友和村民们谁也不敢进他们家的门。眼看尸体将要腐烂，但谁也不敢来抬棺材。没有办法，家属在村委会门口长跪不起。无奈，村党支部号召全村党员出来抬棺材、挖墓坑，才算把李花送入了坟茔。


第二部分：艾滋病患者在流泪艾滋群体的实况（3）…（图）

艾滋病患者在庙前磕头，可神仙也没救活她　　　　歧视艾滋病的根源何在呢？我认为是源于疫情信息失实。2004年4月8日，卫生部副部长、国务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陇德在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召开之际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曾坦言：“疫情漏报瞒报情况严重。由于信息失真，给国家制订行为干预、患者医疗、经费投入、药物生产等相关政策造成很大困难；艾滋病对局部地区的社会经济的严重影响已逐步显现，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　　　　国内许多媒体报道，中国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大同小异，以静脉吸毒为主，占63。7％－69。8％，性传播占6。9％－10。9％，血传播占6％－11％，余下的百分之十几就是母婴传播和其他传播。　　　　另一方面，有关专业人员对我国的艾滋病传播途径也提出了一些自相矛盾的看法。一些艾滋病专家称，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70％以上是通过吸毒（公用针头）造成的，但最后总结中国艾滋病的传播模式却是：同性恋、注射器、妓女、嫖客、家庭妇女、儿童。　　　　2000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北京青年报》与其他部门联合进行了一次艾滋病知识调查。有54％的受调查者认为，只要不吸毒、不嫖娼、不卖淫、不性乱就不会传染艾滋病。换句话说，只有干坏事的人才会得艾滋病。这些认识上的误区，造成了公众对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羞辱、歧视、冷漠和排挤！　　　　然而，上述种种说法与事实不符。我收到万余封群众来信、见到千余例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患者，他们的传染源主要是“血祸”。如果还不能正视真相，就发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说法的编造者不但是中国的罪人，而且是全世界的罪人！　　　　另有少数专业人员和民众也认为，造成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性行为与吸毒，因此发放安全套、清洁针具不能完全阻止艾滋病的传播。尤其是一些临床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他们接触的实际病例较多，从而肯定地认为，目前中国艾滋病主要传播途径是卖血与输血，其理由如下：　　　　一、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卖血活动在农村地区一度极为猖獗，血卖出去就有人输入体内，而且多处血库的存血和血袋中检查出艾滋病病毒。这些被污染的血液最终流往何处，又导致多少人感染，迄今仍是一个未知数。中国艾滋病的局灶性分布大面积发生在农村，绝大多数是青壮年，且是文化程度较低的贫困者。如已公开的艾滋病高发村上蔡县文楼村，村民2000多人没有一个吸毒者，但曾有1　000多人在90年代中期卖过血，现在已有800多人被确诊为艾滋病，还有500多人尚未进行HIV抗体检查。　　　　二、目前中国城乡差距仍然很大，解决“三农”问题形势相当严峻，广大农民的生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天为吃饱肚子而奔忙，他们哪有钱去买毒品呢？忙于生计，毫无闲暇时日，他们哪有心情和精力去搞同性恋、嫖娼呢？我认为发安全套、清洁针具，还不如发馒头。发给他们馒头，还可以让病人吃饱肚子，给安全套、清洁针具，对他们又有什么用呢？　　　　如果不能正视中国艾滋病的传播特点，不能正视真正的疫情信息，不能大力宣传正确的防艾知识，就难以消灭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歧视不除，后患无穷！


第三部分：撒谎的人都是有罪的撒谎的人都是有罪的（1）…（图）

华北部分地区至今仍有单采血浆站存在，每日半夜至凌晨营业，每抽800毫升血浆可获80元报酬。图为2004年10月17日卖血者争先恐后抽血的现场　　　　

　　——《中国艾滋病调查》编辑手记　　　　

　　周筱赟　　　　

　　高耀洁医生的新著《中国艾滋病调查》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她在赠我的书上为我写下一段题词：“祝愿你永远为人类幸福而努力！”这对我自然是个过高的要求，在某些后现代评论家看来，或许还有自以为代表人类幸福的僭妄之嫌，但支配这位78岁高龄的老人的只有一种朴素的情感：“一个人活着，要有良心，有道德。撒谎的人都是有罪的。”　　　　

　　一、《中国艾滋病调查》出版前后　　　　我与高耀洁医生的相识，并非始于此次策划《中国艾滋病调查》一书。早在2002年时，我还是一个在大学就读的热血青年，看到报刊上许多对中原艾滋病高发区的报道，便不知天高地厚地也想去看看，于是冒冒失失地一个人跑到郑州。刚进高医生家坐下不过几十秒钟，她第一话就是“你快走！”原来，一些基层乡村干部为了所谓政绩欺上瞒下，千方百计“捂盖子”，在我去之前不久，便有一位北京的记者遭到非法拘禁，高医生担心我出事而把我赶走了。　　　　再次见到她，是第二年她应复旦大学医学院高燕宁教授之邀来上海讲学。记得那一次，教室里早坐满了等候的学生和记者，当高医生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她一眼便认出了人丛中的我，不顾正对着她的无数镜头，摆脱旁人的搀扶，过来和我握手。尽管她的河南口音让我在理解上略有困难，但在那次课上，她演示光盘中的数百张照片，让我真切感受到了中原地区因卖血导致艾滋病感染的可怕场景。不久，我就陆续收到高医生不断寄来的大包小包的艾滋病预防宣传资料，我都分发给了身边的同学和朋友。这都是高耀洁医生用自己的稿费、讲课费和奖金印制的，已累计发放近100万份。后来我主编《复旦大讲堂》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就顶住压力收入了高医生的复旦演讲《中国艾滋病传播现状与忧思》。但我一直遗憾未能为高医生和艾滋病人做些更加有益的工作。直到去年进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分部，这一想法才成为现实。　　　　后来高耀洁医生告诉我，这部书稿当时有八家出版社都争着要，尽管也都是著名出版社，但她说要交给一个了解艾滋病的真实情况、关心艾滋病人和艾滋孤儿的编辑才能放心，她最终决定把书稿交给我。交稿前，我和她在电话里就全书体例多次协商，2004年国庆期间，我又特地赶到郑州去和她当面讨论书稿体例。最后决定以高医生调查所见的一个个真实事例作为上编，是全书主体，下编则是相关的艾滋病预防常识。如此，读者既可以了解当前艾滋病在中国流行的严峻局势，又能掌握必要的艾滋病预防知识。


第三部分：撒谎的人都是有罪的撒谎的人都是有罪的（2）…（图）

卧病在床的艾滋病患者　　　　2004年年底，我收到高耀洁医生寄来的书稿和数百张照片，可惜很多照片是高医生用自己的傻瓜机拍摄的，非常模糊无法制版，我只能选用了其中的98张照片。书稿原名“艾滋泪”，我觉得不够明了，而且容易给读者造成泪水中含有艾滋病病毒的误解，我考虑再三，建议更名为“中国艾滋病调查”，得到了她的首肯。高医生的调查以中原地区为主，但中原是中国的缩影，卖血导致感染艾滋病绝非中原的专利，而是中国很多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普遍状况！此外，我又从央视“焦点访谈”、《南方周末》等报刊找了相关文章作为附录，涉及华东、华南、西北等地区的非法卖血情况，令人触目惊心！医源性的传播渠道，已使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艾滋病的潜在感染者！　　　　处理高医生的书稿是件非常费力的事，我几乎耗去整整三个月时间，每天加班工作至深夜，逐字逐句推敲修改。高医生很喜欢使用书面语和成语，但有时并不恰当。书稿还有大量引文没有出处，我都一一找到来源补上。比如书中提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艾滋病是一种真正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话，我查到是他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2003年年终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书中还涉及大量艾滋病知识，我没学过医，为此托人从复旦医学院图书馆借了十来本相关书籍，对原稿内容做了补充和更正。这些书看下来，我都差不多成了一个艾滋病专家了。后来一次和一位记者吃饭，听她说起某出版社出版高耀洁医生的《一万封信》前，该社领导犹豫再三，最后删节了大量内容才得以出版。而《中国艾滋病调查》的出版就极为顺利，这要特别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郑纳新先生，我把选题报给他，他马上觉得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当即决定把该书作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的重点图书。蒙在高医生标准像前的半透明纸（印有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对高医生的评价）便出自他的设计。封面上“血祸”两个大字，是我从一本书法字典里找来的，是宋代大书法家黄庭坚的墨迹。之所以要把血祸两个大字印在封面上，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警惕艾滋病的医源性传播。高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