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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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好像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大人，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人。你有着一块钱！你就不再是个孩子了！是的，我知道，这张人民币已被你的小手揉皱，似乎你已孤儿远行经无数次把它从棉背心里抠出来，放在手心抚摸过，在别人眼前像小旗子似的动过。“收好，别丢了。”我鼻子有些发酸。
我给你找来蛋糕，让你坐在我身边上吃着。你吃得那么香，又回到了你五岁的年纪。我不仅想起你那独自在家思念你的姥姥。于是，我给你讲起故事——为的是把你的心从可怖的废墟带到宁静的童话世界中去。《白雪公主》、《假大王》、《过猴山》……你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厚厚的嘴唇半咧着。说着说着，许多孩子围了上来，我座背后的孩子也从座椅靠背上探出了脑袋。有趣的童话，和车厢中我这身独一无二的绿色军装，对你们大家都是有吸引力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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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五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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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孤儿中有三家“五姐弟”，地震后，他们都留在尘土飞扬的废墟上。没有送往外地，是因为他们还能互相照顾，还有一个勉强能称作“家”的家。16岁的张凤敏，当时就是那样一个特殊家庭的“家长”。她的家庭成员有：15岁的大妹张凤霞，13岁的二妹张凤丽，8岁的孪生姐弟张学军和张凤琪。刚从废墟中钻出来的那一刻，她根本没有意识到，她那瘦弱的肩头已经压上了一副山一样的担子。她呆呆地站着，不知道喊，不知道哭，不知道父母亲双双死去这件事意味着什么。看到被人从咽气的母亲怀中找出来的小弟，她的第一反应竟是：怎么这样脏！满头的灰……一把拉过小弟，四处去找自来水洗头。直到听见人喊：“到这会儿还要什么干净！地震啦！哪儿还有水！”凤敏才木然地停下脚。不是梦，不是，是真的。爸爸妈妈的尸体就在路边躺着，他们好像睡着了一样地离去了。他们一句话也没留下，一句也没有……
一个温暖的家庭被砸碎了。父母全是开滦职工，父亲张子义还是唐山矿的行政科长。一个小康之家，父母对孩子有着一片温情。为什么被砸碎的偏偏是这样一个家庭？为什么老天独独选中了一个娇弱的少女来承担那千斤重担呢？弟弟妹妹们站在张凤敏的身后，他们眼巴巴地望着大姐，16岁的姐姐也在眼巴巴地望着他们。瘦小的大妹凤霞，她过去总爱无忧无虑地说笑，今后还有谁能给她欢乐呢？小脸儿黄黄的二妹凤丽，过去总爱拉着妈妈的衣角，忸怩，撒娇，她还是个“药罐子”，弱不禁风，今后她要是病倒了该怎么办呢？小妹凤琪，还是个十足的小娃娃，刚上小学一年级，她不爱言语，过去只有妈妈知道她的心思，可今后呢？……最叫人揪心的是小弟。张家生了这么些个姑娘，为的就是等他这个宝贝小子。张凤霞还记得，小弟小妹在乡下老家出生时，先问世的是小妹。当时父亲正在外屋焦急地走来走去，一听说生的又是女儿，他气得一甩手就要往门外走。只听大夫叫：“别走别走！还有一个——子！”父亲哈哈大笑，搂着凤霞跑到村里大喊大嚷，架大锅，搬大桌，摆酒请客，燃鞭放炮，恨不得把全村人请到屋里来……
这就是小弟的生活基调：讨喜，受宠，被视若掌上明珠，因而他是全家最娇的一个孩子。他在家里和父亲一起享受“男人待遇”，饭桌上，母亲和女儿们吃一样菜，他和父亲吃另一样菜——能常常吃到牛肉、西红柿炒鸡蛋，还能喝上一口酒。他是个“小皇帝”，可现在，他那小小的宫殿还剩下了什么呢？只有一片废墟，一片废墟啊……
和多数唐山孤儿一样，最后，张家五姐弟得到了街道邻居和救灾部队的关心和帮助。他们穿上了救济衣裳，吃上了救济粮食，住上了部队给盖的简易房。天凉了，部队战士给腌了满满一缸咸菜；暴风雨之夜，一位师长亲自下令派人来为他们加固屋顶。军队的新闻干事赶来了，拍照，写稿，要把五姐弟在震后的“幸福生活”登到报上去。巨大的灾难，真能这样轻易地被“幸福”所替代么？再不完整，再弱小，这也是一个家庭。
地震后，感情变得粗糙、生活节奏变得匆忙的人们，他们注意不到隐藏在这个小小家庭深处的、那些微乎其微却又无比沉重的困难，注意不到几个孩子支撑一个家庭的艰辛。当大姐凤敏第一次生炉子，熏得泪流满面、呛得咳嗽不止的时候；当老二凤霞为给姐弟们领一份幼儿食品（鸡蛋卷），而去和有的大人争吵的时候；当几个姑娘为缝一床褥子而发愁，一连折断了四根大针还把手指扎破的时候，人们能够体会她们的苦涩么？人们能够听到几根支撑不住屋顶的纤细的小柱子，所发出的“咔咔”的断裂声么？“姐！我不吃你烙的饼！”小弟把一块烙糊了的饼狠狠摔在满面烟灰的凤敏面前，我要吃妈妈烙的那种两面黄嘎嘎的饼！”“姐不会烙……”“那我就不吃饭！”“你走吧，”凤敏生气了，哪家烙的饼好，你到哪家吃去！”八岁的小弟果真捆了一卷衣服走了，在外面流浪了两天才回来。“姐！给我买个小收音机！”他在街头看见刚刚恢复售货的小摊子上，正在出售从废墟中扒出来的还黏着泥土的“半导体”。“姐没钱……”“你有，从妈妈的抽屉里扒出来的！”“这点钱……唉，咱们以后怎么活呀？”凤敏磨破了嘴皮，才使弟弟相信那些收音机是砸坏了的，是从死尸身边扒来的。她给弟弟找来小人书、破破烂烂的玩具，还拿出解放军送的花尼龙袜，亲手给他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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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大震前后的国家地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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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工作者们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些刻骨铭心的日子：一双双逼视着的灼人的眼睛；一具具表情各异的死难者的尸体；那些孩子……都在他们心头留下了抹不去的烙痕。然而，还有着的，便是那强咽下去的深深的委屈。雨点般飞来的石块。举着扁担追来的大汉。脏话。唾沫。……他们的汽车被砸了。他们的仪器被扔了。人们拒绝回答他们的调查，反而要他们回答自己的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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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死他们！疼死他们！枪毙他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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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炎热、压抑、动荡不宁的日子里，唐山废墟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人：他们负罪似地低着头，疲惫、憔悴、痛苦；脚上的翻毛皮鞋灌了铅一般，滞重地、缓慢地、机械地踩在残砖碎瓦之上；缄默无语的脸孔上积满灰土，颜色沉重。他们很少与人交谈，即使开口，声调也是低低的，对于毁灭和死亡的理性反应，似乎正被一股更有力的情绪有意识地压抑着。此刻，只有极熟悉他们并理解他们的人，才能从他们充血的眼睛里知道，创伤和震动犹如另一座废墟，正死死压在他们心上。他们没日没夜走着，看着，工作着。图纸、卷尺、标杆。工作服上的标记：地球物理所”、地质所”……
再看去，人们从仪器上发现了刺眼的字样：国家地震局。是他们！此刻，在这块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再没有一个专有名词，会像“地震局”般在这里遭到如此的诅咒和痛骂。唐山人的满腔怨愤，犹如一座火山爆发，沸腾着的岩浆，从这一个宣泄口中不可遏制地喷射出来。失职。渎职。24万冤死的生灵。成千上万的伤残者和孤儿。仇恨与愤怒一起，死命地挤向那一个小小的宣泄口。唐山人围住了那些“地球物理”工作者、“地质”工作者，他们要向这些“吃地震饭的人”讨还失去的一切。地震工作者们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些刻骨铭心的日子：一双双逼视着的灼人的眼睛；一具具表情各异的死难者的尸体；那些孩子……都在他们心头留下了抹不去的烙痕。然而，还有着的，便是那强咽下去的深深的委屈。雨点般飞来的石块。举着扁担追来的大汉。脏话。唾沫。……他们的汽车被砸了。他们的仪器被扔了。人们拒绝回答他们的调查，反而要他们回答自己的质问。就连为地震工作者开车的司机，也会受到愤怒的质问。
饿极了的地震工作者，站在领救济粮的长长的队伍里。“哪个单位的？”“……地震局的……”“请走吧，没你们的粮食。”“为什么？”“啊！你们还要吃饭吶？没你们的！”……累极了的一位女地震工作者，野外考察归来路上，拦住了一辆军车。司机是个年轻的士兵，他起初和气地请她上车，一路还说着话，可是当她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时，卡车突然剎住了。“你下去！……下去！！”重重的关门声。足以把女人的心震碎的关门声。汽车愤怒地吼叫着。这是一辆洒过伤者鲜血的车么？这是一辆躺过遇难者遗体的车么？车吼叫着远去，甩下一个在荒野里啜泣的女人。苦涩的泪水。多少地震工作者，在唐山废墟上流过这种委屈无告的泪水。他们能说什么？他们也是人，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们知道什么叫做羞辱，知道什么叫做饥渴；他们甚至同样地体验过，什么叫做被房梁砸断筋骨、被碎瓦割开肌肤的滋味儿。
唐山市地震台的分析预报组组长刘占武，地震时肱骨骨折。他在机场的死尸堆中整整躺了三天，裹着一条被雨水淋透的被子，疼得说不出一句话。第三天，他挣扎着起来，让人架着来到一个军队医疗队，排在长长的伤员队伍中。“同志，你是哪个单位的？”大夫问。“我，我是唐山地震台的……”仿佛一颗火星引爆了一堆炸药，伤员群里发生了一阵骚动。“大夫！别给他治！”“他们还有脸活着！这些吃干饭的家伙！”“疼死他们！”“地震怎么没把他们震死！”“别给他治！别给他治！”能走的，拄着棍子围上来；不能动的，躺在地上挥着拳头。人们怒不可遏：地震夺去了他们的亲人，夺去了他们的胳膊、腿，或者是眼睛……他们能向谁去哭诉申冤呢？一位老医生挡住了愤怒的伤员，他说：“这是科学问题，怪不得做具体工作的人，他伤得这么重，我们不能见死不救……”他把刘占武扶进手术帐篷。
然而，做完手术后，他也忍不住了：“同志，你们为什么没有预报？唐山死了那么多人，惨呐！……你们真的一点儿动静都没有发觉？”刘占武泪流满面。他能说什么呢！唐山人有权利，也有足够的理由倾泻他们的愤怒。地震工作是人命关天的工作，人民是把安危托付给地震工作者的。曾几何时，他们不也成功地预报过大地震、救过千千万万人的性命么？唐山废墟的一些断墙上，还留着糊墙的旧报纸。
1975年，辽宁海城，一次7。3级的地震被预报，成为轰动世界的奇迹，“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对反动的‘天命观’和‘地震不可知论’的有力批判”。可如今，一切又颠倒了。没有预报。突如其来的灾难。过去对地震工作者的那种笃信，一夜间变成了仇视。唐山人把那些旧报纸狠狠扯下来，撕得粉碎，扔在瓦砾堆上。瓦砾在嘲弄着宣传。受难者要寻找罪魁在哪里。他们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他们难道不能追寻一下悲剧的根源，难道不能对维系他们人身安全的国家地震预报部门发出一声悲怆的质问么？唐山人并不是从未听见过“地震”这个词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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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死他们！疼死他们！枪毙他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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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4年6月29日国务院批转中国科学院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正式下达后开始，这个城市就曾多次进行防震演习。几乎每家每户的桌上，都放着一个倒立的酒瓶，据说酒瓶一倒就是地震，就要往外跑。有婴儿的家庭，把奶粉、奶瓶都放在离门极近的地方，以备逃离时随手带走。孩子稍大些的，父母就在他们的衣服夹层中缝进一些钱，这无疑是做了“万一他们失去爹妈”的准备……唐山人由此认定，对唐山会发生地震，国家心里是有底的。可是为什么在大震临震之前却未吭一声呢？震后在唐山有一个近乎家喻户晓的传闻，说是搞业余地震预报的一位中学生都曾发出过“七月底有大地震”的警报，可是为什么国家地震局没有理睬？唐山人只能找到一个解释：开滦煤矿关系到全国的经济，国家害怕矿工们因为防震而不下井不出煤。不是也确有过那样的流传──谁要是散布地震消息，煽动煤矿停工，那就是“现行反革命”么？
在“七·二八”之后的几个月中，地震工作者的形象真是低劣透了。不仅仅是唐山人，还有天津人、北京人，甚至全国的人都在诅咒他们。“七·二八”大震他们未能预报，就连唐山地震的强余震预报水平也不高。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宽阔的长安街两侧、所有公园的草坪、体育场，以及一切空地上林立着防震棚。
不要小看，这就是大自然的指挥权在发生作用。在那些日子里，“恐地震症”蔓延全国，各省地震局也频频发出地震预报，当时，全国有17个省（市）的4亿人露宿户外，甚至连香港人都惶惶不安。人们尚无能力建造如此巨大的防震棚，中国在秋风秋雨中打着寒战。一切都准备好了，地震却没有发生。大自然的玩笑似乎开得过头了。一封封愤怒已极的人民来信，飞向国务院，飞向国家地震局。人民要求法办渎职者，要求枪毙国家地震局局长。这就是1976年爆发在人们内心中的久久难以平息的震波。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是谁，必须对这一切负责？“吃地震饭的”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历史同样要求中国地震界作出回答。
1986年早春，当我坐在原国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的会客厅里时，我的面前，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稀疏的白发，深度近视眼镜。有一只眼睛似乎已近失明，另一只眼睛打量着我，显得很费力。他的身体深深地埋在沙发里，像一块正在风化中的岩石。他的手心转着两只“健身球”，小厅里自始至终有着钢球磨擦时的机械、单调的声响。“十年啦……”老人闭目长叹。他告诉我，十年来，他天天夜里要吞服三片“安定”才能成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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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八”在国家地震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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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北京三里河中国科学院院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地震局所在的办公楼，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和全北京所有的建筑物一样，发生了猛烈的摇撼。办公桌上的茶杯落在地，摔得粉碎；窗户的碎玻璃也如冰雹飞落，“哗啦啦”响声一片。楼道里回荡着“嗡嗡”的人的声响。地震之魔在袭击这个世界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小小地捉弄一下它的老对手。
局长刘英勇被惊醒了。他家厨房的煤气炉被震翻在地。慌乱中，他披了件外衣，趿拉着鞋，就往宿舍楼下奔。他住在离办公楼不远的一座四层楼上，他以从未有过的速度直奔办公室。“震中呢？震中在哪里？！”他喊出的第一句话，和所有前来询问的人的第一句话一样。当时在值班室的高旭报告：北京附近几个地震台的测震仪，有的被震翻，有的记录出格。外地台的报告尚未收到。当时中国大陆有十几个地震台构成测震基本台网，每次地震的震级都是根据各台给出的震级数平均后确定的。
4时30分，兰州、南京、昆明等十个台报来测震数据，其中给出震级的仅六个台，有的定八级以上，有的定七级以下，悬殊甚大。至于震中，大都只能确定在“北京附近”。震中还是不明。询问震中和震级的电话铃此起彼落！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办公室来电话了解：什么地方发生地震？震级多大？人员伤亡情况如何？震级可能七到八级，“震中离北京大概不会超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