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宫廷政变纪要-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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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即位后，逢到朝会行礼，代善、莽古尔泰一同随太宗南面坐受诸大臣朝见，后因莽古尔泰犯有“御前拔刃罪”，诸贝勒因言，莽古尔泰不当与皇上并坐，太宗说：“曩与并坐，今不与坐，恐他国闻之，不知彼过，反疑前后互异。”随即命代善与众共议。太宗为什么要指定代善与众共议？代善当然很明白，因为莽古尔泰今后不能再并坐，已是不在话下了，那么，能并坐的只有代善一人了。代善主动说：“我等奉上居大位，又与上并列而坐，甚非此心所安。自今以后，上南面居中坐，我与莽古尔泰侍坐于侧，外国蒙古诸贝勒，坐于我等之下，方为允协。”众贝勒皆赞同，从此便彻底改变过去八贝勒共议国事的遗制。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南面独尊》。
这件事情的起因，原只对付莽古尔泰一人，结果却一箭双雕，把代善也和平地拉了下来，太宗之权谋亦可于此见之。
代善自此处处小心，谨守君臣之分，太宗却步步为营，对代善戒忌深严。
天聪九年（一六三五），太宗把归顺的蒙古察哈尔汗的伯奇福晋赐豪格（太宗第一子）为妃。豪格本有妻子，就是太宗姊姊（哈达公主）莽古济的女儿，莽古济因而怨恨太宗，愤曰：“吾女尚在，何得又与豪格贝勒一妻也？”有一次，她路过代善营前，代善请她入内，款待馈赠。这原是兄妹之间的寻常往来。太宗却闻而大怒，派人往代善及其子萨哈廉处责问：莽古济在太祖时专以暴戾谮毁为事，代善原本与她不和睦，但因她怨恨太宗之故，便将她请至营中宴饮，“先时何尝如此款赠耶？”萨哈廉统摄礼部，知其事匿而不奏闻。又说太宗喜欢的人，他厌恶，太宗厌恶的人，他却喜欢，岂非有意离间？
其中还举了这样一件事：济尔哈朗（太宗从兄）妻亡后，因察哈尔汗之妻苏泰太后，是他亡妻之妹，欲娶之，诸贝勒以其言奏闻，已获太宗同意；代善却“独违众论”，必欲娶苏泰太后，且屡向太宗言之，“诚心为国者固如是乎？”以此而谴责代善之非“诚心为国”，实在滑稽。又如太宗曾遣人令代善娶察哈尔囊囊福晋（已婚的妇人），代善却嫌她贫穷而拒绝，太宗又责问道：“凡娶妻当以财聘，岂有冀财物而娶之之理乎？”
此两事见于王氏《东华录》，使人如读稗官野史，太宗却以此作为责罚代善轻蔑君主的罪名，也说明当时满洲王公贵族的娶妻观念，极为随便，身为国君，竟会允许其宗室娶亡国的蒙古部族的太后，且因此而引起一件公案，如果出于明朝的国君，就要被看作昏君了。
诸贝勒、大臣将代善的罪状列为四条，并拟议革去代善和硕贝勒名号，另加处罚，太宗则从宽只罚银马甲胄。
崇政殿匾额。崇德二年（一六三七），太宗御崇政殿，又谕责代善在入侵朝鲜时，违旨以所获粮米喂马及选用护卫溢额，凡事越份妄行，下面又举了代善种种过错，其中说：“夫好行不义，虽恭敬，朕亦不喜”，又说：“不然，阳为恭敬，阴怀异心，非朕意也。”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到，代善当时对太宗是很恭敬的，太宗却以为是虚伪的，甚至是另有“阴怀”的，那就无法说得明白了。有一点却是明白的：代善起先曾是太宗的政敌，后虽拥立，但太宗意识中仍有潜在的敌情，故而必须挫损他的威信，遏制他的势力，所以连以粮米喂马也要看作罪名，虽然这是“违旨”的，但违旨的事情何止这些。然而从政争的眼光来看，这一切也有它的必要。
代善随太祖征战以来，也是父子兵中的骁将，可是在运用权谋和手腕上，太宗就要高出许多。
第二部分家奴告主酿成大狱 上
莽古尔泰是太祖第五子，太宗异母兄。母亲富察氏，名衮代，原为再嫁之妇。天命五年（一六二〇），以得罪太祖死，得罪的原因不详。有些书上，将她与代善有暧昧关系的大福晋纳喇氏混为一人，这是错误的。因为纳喇氏发生这一事件时，莽古尔泰为旗主的正蓝旗军旗。富察氏已经死了。详见《清代帝王后妃传》中沈长吉、王佩环《从乌拉纳喇氏殉葬看清初皇权斗争》一文。
莽古尔泰是正蓝旗旗主，四大贝勒之一。上篇中曾说他起先和太宗、代善同坐而受大臣朝见，足见他在当时满洲政权中的地位。太宗誓告天地时，有我若不敬兄长，不爱弟侄，“天地鉴谴”语，这虽是即位之初，亟欲皇族内部共济国政的笼络性的话，但也意味着此时太宗与莽古尔泰等尚是平等的兄弟关系，而三大贝勒也俨然以父兄资格“善待子弟”（小贝勒），自也非太宗所乐闻。
太祖在世时，对汗位的继承，莽古尔泰倾向于太宗，而反对代善，其中也含有自己继位的私人意图，因为论年齿，代善长于莽古尔泰，莽古尔泰又长于太宗，代善若不嗣位，莽古尔泰尚有希望。后虽和诸人共拥太宗，而两人间的倾轧也逐渐加深。
但莽古尔泰在四大贝勒中，却是战绩平庸，有勇无谋的人，朝鲜使臣郑忠信，就说他在太祖诸子中乃“无足称者”。他与太宗的冲突，表现得最露骨的是天聪五年（一六三一）大凌河之战时，事见王氏《东华录》。
莽古尔泰与太宗因差遣人员事发生争执，太宗愤而欲乘马离去，莽古尔泰说：“皇上宜从公开谕，奈何独与我为难？我正以皇上之故，一切承顺，乃意犹未释，而欲杀我耶？”言毕，举佩刀柄前向，频摩视之。其同母弟德格类斥以“举动大悖”，以拳殴之，莽古尔泰遂抽刀出鞘，德格类推之而出。事后，太宗怒责众侍卫曰：“朕恩养尔等何用，彼露刃欲犯朕，尔等奈何不拔刀趋立朕前耶？”到了薄暮，莽古尔泰率四人，遣人往太宗营前奏曰：“臣以枵腹饮酒四卮，对上狂言，竟不自知，今叩首请罪于上。”后经众议，革去大贝勒名号及其他处罚。
这时太宗即位已五年，如果不是平日积怨深久，何至不惜冒大逆的罪名，用这种行动对付太宗？至次年十二月，莽古尔泰即因气愤暴卒，年四十六。
一年后，莽古尔泰所属的正蓝旗固山额真觉罗色勒额真，管旗的官员，后改章京，汉语为都统。觉罗，意为宗族。，率领大臣及亲戚二十五人，为莽古尔泰扫墓。祭毕，强谒莽古尔泰福晋献酒，并有很多人大醉。事为太宗得知，乃召集大臣会议。众议色勒醉于福晋前，失礼，拟斩；福晋于扫墓时不知哀戚，不禁止男子至内饮酒，拟处刑。太宗从宽免死，命诸福晋前往唾面辱骂。大家可以想像，这种羞辱是很难承受的。又可看到，正蓝旗人员对故主莽古尔泰还是非常尊敬、悼念的，因而有后面叙述的大厮杀事件。
莽古尔泰之妹莽古济莽古济原为哈达部落孟革卜卤之妻，故称哈达公主。后孟革卜卤被杀，清太祖乃将莽古济嫁与孟的儿子吴儿户代。吴儿户代死后，又嫁琐诺木。她死时约四十余岁。，曾嫁蒙古敖汉部长琐诺木。她有个家仆冷僧机，虽出身卑微，却机灵狡黠，善于钻营取巧。这时莽古尔泰和弟德格类相继身亡，冷僧机便往营部首告，说：莽古尔泰兄弟、莽古济夫妇及屯布禄、爱巴礼、冷僧机本人跪焚誓词，“言我莽古尔泰已结怨于皇上，尔等助我，事济之后，如视尔等不如我者天其鉴之”。
莽古济夫妇亦誓云：“我等阳事皇上而阴助尔，如不践言，天其鉴之。”（《清太宗实录》）又说莽古尔泰密谋要夺御座。在抄他家时，又抄出木牌印十六枚，上面刻的都是“金国皇帝之印”清太祖时曾称国号为金，史称后金。。最后，将莽古济和儿子额必伦处死，屯布禄、爱巴礼，并其亲支兄弟子侄俱磔（陈尸）于市，正蓝旗并入太宗旗份。
第二部分家奴告主酿成大狱 下
冷僧机本人因为也曾参预密谋，众议“以自首免坐，亦无功”，可见大家对他原很鄙薄。太宗却以为“冷僧机若不首告，其谋何由而知？今以冷僧机为无功，何以劝后？”复议乃授冷僧机世袭三等梅勒章京，并给同案犯官家产，免其徭役。过去，奴婢告主，为防家主报复，拨与他人为奴。这次太宗一反常例，对冷僧机特别嘉奖，实也表示对完成这一大狱的快意。
到了世祖时，冷僧机又竭力巴结多尔衮，盛称拥立世祖之功，一面却挑拨世祖与两黄旗大臣的关系。后来多尔衮被削爵，冷僧机被看作党羽而斩首，正如俗语所谓“瓦罐不离井上破”。
太宗剪除莽古尔泰集团后，有五名“夷人”从本土逃奔至明，宣府（府治河北宣化）巡抚陈新甲向投奔者问“东奴消息如何”，回答道：两家相争厮杀！太宗将莽古尔泰三个儿子杀死，还杀了当紧的夷人一千余人，其余人马俱都收了，分在八哨官儿所管。见《明清史料甲编》所录《宣约巡抚陈新甲塘报》。所谓夷人，其实便是原来的正蓝旗成员，“当紧”是重要的意思。这说明正蓝旗始终效忠于莽古尔泰集团，后来被并入太宗旗份下，仍不服帖，于是而引起反抗，展开厮杀，也是这次大狱的尾声。
不仅如此，当莽古尔泰向太宗叩头请罪后，代善之子岳托即为他鸣不平：“蓝旗贝勒独坐而哭，殊可悯，不知皇上与彼有何怨耶？”（《清太宗实录》）其次，莽古尔泰之弟德格类被牵连时，众贝勒闻而皆怒，惟独岳托变色道：“贝勒德格类焉有此？必妄言也，或者词连我耶？”
莽古济的长女为岳托妻，次女为豪格（太宗第一子）妻。岳托为莽古尔泰、德格类鸣不平，恐也因为是莽氏女婿之故，所以太宗责他“偏听哈达公主”（即莽古济）。后来豪格以莽古济欲害他父亲（太宗），岂可与害吾父者之女同处，因而将其妻杀死。岳托闻讯后上奏说：“豪格既杀其妻，臣妻亦难姑容”。太宗亟遣人阻止。
这是政争带来的残忍的变态心理，又说明当时妇女的悲惨命运，但岳托欲杀其妻却是被动的。不久，他本人又因莽古尔泰案由王爵降为贝勒，罢兵部任。
岳托的妻子虽未被处死，却常受歧视，动辄得咎。
崇德二年（一六三七），岳托在“暂令不得出门”期间，蒙古却送女与岳托为妻。第二年，这位新福晋却向刑部控告大福晋（即莽古济之女），设食时“摘我额上一发，似是魇魅之术”。大福晋辩白说：“适见尔发上有虮子，为尔捉之，误摘尔发，已于尔面前掷之矣。”刑部居然以论死奏上。太宗说：大福晋的母亲和妹妹（指豪格妻）已因罪伏诛，我若处以重罪，她将说我因仇恨其母，故入其罪，若从轻处置，她又怎能理会我的恩意？因而索性不表态。于是诸权贵又议以魇魅罪而定斩不赦。最后还是太宗降旨免死，但在家另室居住，不得至岳托所，岳托亦不得往视。
事情很明白，这位新福晋是在打下马威，结果达到了目的，刑部诸公则是出于势利，因为这时大福晋已经伶仃一人，而且打入另册了。
崇德三年，岳托在征明之战中又被起用，连克十九城。次年正月，在攻陷济南后，因染天花病逝世，年四十一岁，这时他父亲代善尚在世。太宗闻而大恸，辍朝三日，追封为克功郡王，其妻福晋从死。
谁知半年后，又被部下告发生前曾与莽古济丈夫琐诺木（即岳父）入内室密语，太宗也责他萌不轨之心。代善等以为“当按律惩治，抛其骨，戮其子”。太宗以其已死，免于追究。后至康熙、乾隆时平反，清廷为他立碑纪功，配享太庙，入盛京贤王祠。
宫廷的派系，政海的风波，一向复杂险恶。莽古尔泰集团不甘屈服于太宗而怀异谋，也是事实，只是生前政变未遂，身后大狱踵起，而卷入在这一漩涡中的人处境极为艰难，岳托的大福晋就是悲惨的一个。
第二部分另立门户身死牢狱 上
太祖同母弟舒尔哈齐被幽禁而死，已详于《宫廷政变的边缘》一节，到太宗时，舒尔哈齐的次子阿敏，也被囚禁而殒命了。
阿敏是太宗堂弟，为清入关前四大贝勒之一。按照齿序，他居莽古尔泰、太宗（皇太极）之前，称二贝勒，任镶蓝旗主旗贝勒。天命六年，太祖和子侄八人焚香告天，儆戒子孙，勿自相操戈，其中即有阿敏，可见他当时地位的重要。
舒尔哈齐欲携所属移居黑扯木，阿敏预闻此事，太祖怒而欲诛阿敏，赖诸贝勒劝解得免，但另立门户的念头，始终未曾泯灭，说明皇族内部的派系已在酝酿。
太宗即位，阿敏也附议拥立，可是当诸大臣哭太祖之灵时，阿敏却派傅尔丹向太宗说：“我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尔即位后，使我出居外藩可也。”实即想另立门户。太宗深为骇异，并说：“若令其出居外藩，则两红、两白（应是两黄，因正白旗为太宗统辖。）、正蓝旗等，亦宜出居于外，朕统率何人，何以为主乎？若从此言，是自弱其国也。”他又问阿敏之弟济尔哈朗，济尔哈朗说：“彼曾告于我，我以其言乖谬，力劝阻之，彼反责我懦弱，我用是不复与闻。”阿敏的亲信，亦行为反常，语言乖异，扬言“谁畏谁，谁奈谁何？”（见《清太宗实录》）可见两派剑拔弩张之势。济尔哈朗劝阻阿敏，阿敏反责其懦弱，尤见其悻悻然之状。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征伐朝鲜上谕。天聪元年（一六二七），阿敏率大军征朝鲜，朝鲜国王李倧派人议和时，贝勒岳托等鉴于清之御前军很少，蒙古与明朝，又是西南的威胁，必须防备，故于和议后即想班师，阿敏却因爱慕明及朝鲜城郭宫殿，一定要到王京。朝鲜降将总兵官李永芳劝阻他，却被怒斥：“我岂不能杀尔蛮奴，尔何得多言？”并对其侄杜度说：“他人愿去者去，我叔侄二人，可同住于此。”杜度为被太祖处死的褚英之子，用意自为离间杜度和太宗的关系，杜度却不答应。
当时七旗大臣皆欲班师，只有阿敏的镶蓝旗大臣顾三台等附和，说明镶蓝旗将士已成为他的嫡系，更助长他拥兵自尊的野心。
后来阿敏被迫班师，却鼓动领兵诸将分路纵掠三日，所到之处，男女财畜，掳掠一空，这也是一种变态的泄愤心理，实际还是对太宗统治的不满。这时太宗因即位未久，故隐忍未发。
还师途中，将领将俘获之美妇进献太宗，阿敏欲自纳之，岳托说：“我等出征，甚多奇物，闻朝鲜产美妇，故以此一妇进于上。”阿敏说：“汝父往蒙古，不尝取美妇人乎？我《清太宗皇太极朝服像》轴。取之，有何不可？”岳托说：“我父所得之妇，始献之上，上不纳，而分赐诸贝勒。我父得一人，汝亦非得一人乎？”后来阿敏又使副将求美妇，太宗说：“未入宫之先，何不言之？今已入宫中，如何可与？”阿敏为此而又有怨意。太宗闻知后说：“为一妇人，乃致乖兄弟之好乎？”索性赐给总兵官冷格里。
这其实是丑事，暴露了清军军纪的腐败，并见得太宗本人也纳俘获的美妇，太宗却作为阿敏十六大罪来宣布。
天聪三年，太宗率重兵入边，攻占北京东北的永平、遵化、迁安、滦州四城，阿敏留守沈阳。次年春，太宗命岳托、豪格等率军先还，阿敏出迎，至御前马馆，留守大臣，坐于两侧，阿敏居中，俨然为国君，令两贝勒遥拜一次，再近前拜一次，方行抱见礼。两贝勒中的豪格为太宗之子。按惯例，诸贝勒大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