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宫廷政变纪要-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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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两月之间荣辱大异 上
顺治七年（一六五〇）十二月，多尔衮卒，追尊为懋德修运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
《追尊皇父摄政王为义皇帝诏书》。
八年正月，他的同母弟英亲王阿济格有罪幽禁。十九日，义皇帝及其妃义皇后，同祔于太庙。礼成，覃恩赦天下。诏语略云：“当朕躬嗣服之始，谦让弥光，迨王师灭贼之时，勋猷茂著。辟舆图为一统，摄大政者七年。”清初诸王身后的哀荣，没有一个抵得上他。
与此同时，世祖即命刚林至多尔衮府中将所有信符收贮内库，又命索洪等将赏功册收进大内，并以多尔衮的近侍苏克萨哈、詹岱为议政大臣。
二月初十日，苏克萨哈、詹岱等告发多尔衮死时，其侍女吴尔库尼将殉葬，把从官罗什、博尔惠等叫来，告诉他们：睿王曾密制八补黄袍（衣服上有八种文绣），令与大东珠朝珠、黑貂褂，潜置棺内，又于永平府（在今河北）圈房，以两旗官兵移驻，与都统何（和）洛会等共定逆谋，因出猎延迟未及实行。都统谭泰也揭发多尔衮纳肃亲王豪格之妃，并令豪格子至府中较量射击，何洛会还以恶言骂豪格子。
于是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为首，巽王满达海、端王博洛、敬王尼堪及内大臣合词追论多尔衮之罪。满达海等三个人，在顺治七年八月间，都受过多尔衮的处罚。
归纳起来，大致有下列几点：
太宗龙驭上宾，世祖尚在幼年，令济尔哈朗与多尔衮共同辅政，多尔衮却不令济尔哈朗预政，而以母弟多铎为辅政叔王，妄自尊大，以皇上之继位尽为己功。（这一条，也是济尔哈朗最痛恨的。）
将太宗昔年重用的诸大臣攻城破敌之功，全归于多尔衮自己。
所用仪仗、音乐、卫从俱僭拟至尊，造府与官阙无异，擅用织造缎匹（专门供应内廷的丝织品）。
将原属黄旗的皇上侍臣伊尔登、陈泰一族，刚林、巴尔达齐二族都收入多尔衮旗下。
诳称太宗即位系夺立，以挟制中外。
构陷豪格使不得其死，遂纳其妃，且将户口财产不归公而肥己。言下之意，似多尔衮欲纳豪格之妻乃置豪格于死地。
引诱皇上侍臣额尔克岱青（额克亲）、席讷布库等附己。
一切政事及批票本章，不奉上命，概称诏旨，任喜怒为黜陟。
不令诸王公大臣入朝办事，令日候王府前，以朝廷自居。
以上罪行，由于诸大臣畏多尔衮生前声威，不敢出首，今经苏克萨哈等首告逆谋，详鞫皆实，自应严办，“谨告天地、太庙、社稷，将伊母子并妻所得封典，悉行追夺。”
《多尔衮母妻撤出庙享诏》。
又据《鞑靼战纪》，世祖“发现自己的叔叔活着的时候怀着邪恶的企图，进行暧昧的罪恶活动，他十分恼怒。命令毁掉阿玛王华丽的陵墓阿玛，汉义为父亲。，掘出尸体。这种惩罚被中国人认为是最严厉的，因为根据宗教的规定，死人的坟墓是备受尊重的。他们把尸体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在他死后，命运给他了以应得的惩罚。”《鞑靼战纪》的作者为意大利人传教士卫匡国，西名为马尔蒂诺·马尔蒂尼。他于崇祯十三年（一六四〇）来中国，顺治七年，他曾亲睹清世祖大婚典礼，所以上引所记情节必是事实，当时朝鲜使臣也说：“摄政王之以谋逆黜庙，一如郑命守所言。而摄政王葬处，掘去其金银诸具，改以陶器云。”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顺治八年部分。也可作为印证。
第三部分两月之间荣辱大异 下
不想到了顺治十二年，诏内外大小官直言时政时，却有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子（爵）许尔安上疏颂多尔衮之功，并请复爵号，修坟墓，乃下王大臣议论，却都为济尔哈朗及贝勒尚善驳斥：
彭长庚说：太宗创业，多尔衮之功为冠。又与诸王坚持盟誓，扶立皇上。
驳词说：太宗创业，遴选诸王分理六曹，从未推多尔衮功大为冠。皇上践位，亦非他独效忠诚。
长庚说：遇奸人煽惑，离间骨肉，如阿达礼、硕托私谋拥戴，多尔衮却执大义，立置重刑。
驳词说：这是因为礼亲王代善遣谕多尔衮，言词迫切，多尔衮惧罪及己，始行举首。
长庚说：当时收拾明疆，关内外只知有摄政王一人，皇上远在盛京，多尔衮若于此时称帝，谁能禁之？他却迎驾入关。
驳词说：多尔衮克取明疆之前，济尔哈朗已攻克明之中后所等三城，当时北京不过一空城，其他亲王也能攻克。
长庚说：多尔衮逝世之初，尚无异议，为时无几，朝论纷起，论罪削爵，毁灭过甚。
驳词说：这是因近侍首告，又经过审问核实，怎能说朝论纷起。
长庚说：询之故老，听之传闻，前后予夺之间，似不相符。
驳词说：彭长庚份属新进，所询故老何人，所得传闻何语？
长庚说：豪格妃渎乱一事，愆尤莫掩，然功多罪少，应存议亲议故之条。旧时臣子犯罪，有议亲、议故、议贤、议能等八议（即八辟），凡合八项条件的可减免刑罚。
驳词说：豪格无故被戕害，多尔衮收其一妃，又以一妃私与母兄阿济格，此罪尚云轻小，则何罪为大？若说议亲，肃亲王豪格难道不够亲么？
长庚说：私匿帝服御用等物，想必由多尔衮传谕织造，迟早送至御前，只是暂贮王府。
驳词说：多尔衮侍女已密嘱潜置棺内，后经首告而搜出，并非暂贮。
长庚说：方今皇上力求安宁，而水旱相继，似同风雷之警。
驳词说：多尔衮在日，岂无水旱之虞？而且现在也并无风雷之警，怎能以《尚书·金縢》的故事比拟？
又如援引周公辅成王事迹，尤属乖谬。周公诛管蔡，因为管蔡通武庚而叛，肃亲王豪格难道也曾叛反？多尔衮企图纳肃王之妃，周公曾有这种行为么？多尔衮为了建避痘处所，私动内帑，苦累官工，“周公又有此行乎”？驳词是用十分严厉正经的态度写的，却使人看了为之莞然。
最后，对彭长庚、许尔安的处分是：本应论死，从宽流放宁古塔（在今黑龙江）。
仅仅两月之间，多尔衮便由开国功臣的义皇帝而沦为脑后有反骨的乱臣贼子，亦征功高常与罪大相应。彭长庚、许尔安居然敢火中取栗，想为睿王充当义务辩护人，结果遭到流放，原是意料之中。他们的官职并不高，也不是多尔衮的亲信，说明当时对“多案”不服气的大有人在，只是有些人不敢声张，而真正属于多尔衮亲信的，有的人为了撇清关系，脱卸责任，便掉过头来反击旧主，有的人要想撇清也不济事，下一篇中就要谈到为“多案”而掀起的大狱。
第三部分后皇翻前皇之案 上
在两大派系的斗争中，一派失败后，必然会株连到许多人，被株连中成员的品行却极为复杂，有些都是朝秦暮楚，辗转矫诈，翻覆无常，最后兔死狗烹，同归于尽。多尔衮身后，就有不少例子。
（一）正黄旗的巩阿岱，于太宗死后，曾拥立多尔衮政敌豪格，兵围崇政殿。事发后本应论死，却得到多尔衮的赦免，兄弟四人同日受赏。后因屡次违禁，不知自重，被多尔衮降爵。
多尔衮逝世后，济尔哈朗先恢复巩阿岱的爵位，入议政大臣行列，其弟锡翰也封为贝子。兄弟两人，遂积极为“反多”作证，多尔衮集团的骨干由此而逐渐被收拾，他们却各得御赐牝马五十匹，以示宠信。可是到顺治九年（一六五二）三月，济尔哈朗以“党附睿王，构陷忠良”十六大罪，将巩阿岱、锡翰处死，正如俗语说的“酱里虫，酱里终”。
（二）正黄旗的谭泰，也于太宗死后竭力拥立豪格，又与索尼等六人共立盟誓，愿生死一处。后与太祖之子、多尔衮异母兄巴布海有仇，被巴布海的太监匿名告谭泰阴谋不轨，可是谭泰向多尔衮陈诉后，多尔衮却将巴布海及有关人犯处死，没收巴的家产一半与谭泰，并信任谭泰的忠心。
谭泰的阿附多尔衮，引起部分黄旗大臣的反感，因而黄旗内部争议纷起，图赖、鳌拜等曾议其不法的罪状，应当处死，多尔衮却迟疑不决，图赖厉声责问：“尔何将谭泰之罪，耽延三日不决？”多尔衮乃将谭泰监禁，遣人以野鸡肉野猪肉送赠探视，谭泰因而有“吾当杀身以报恩”语。
顺治五年，多尔衮出谭泰于狱。他不在京时，部分职权即由谭泰代行。
多尔衮去世，世祖亲政，对谭泰之附多尔衮事暂不举发，反授吏部尚书。当多尔衮罪状被苏克萨哈等告讦时，谭泰也首告多尔衮取豪格之妃事。可是到顺治八年，即被逮捕，经过审问后，世祖便命“着即正法”。他任吏部尚书时，因偏爱而超授世职者，也一并革去。
（三）正黄旗的何洛会，是豪格的亲信，曾参预立嗣君的密议。多尔衮专权后，他便出首告发豪格有怨言，从而使几个黄旗大臣因附豪格为乱之罪而被杀。多尔衮便以“能矢忠义，举发伊主”使他升官。这是何洛会卖主求荣的开始。
于是而随多尔衮入关，后又为定西大将军。以内大臣而为大将军者，何洛会为第一人。顺治五年，贝子吞齐告发济尔哈朗徇庇豪格，何洛会挺身作证，又说了些济尔哈朗袒护豪格事，济尔哈朗因而获罪。
豪格幽禁后，何洛会见到豪格的儿子，诅咒说：“见此鬼魅，不觉心悸。”多尔衮听到后说：“想彼欲媚我而为是言，但我之爱彼，更自有在。”（《清世祖实录》）就是说，他还别有利用何洛会的地方。
多尔衮一死，何洛会自知靠山已倒，对锡翰说“今上亲征，两黄旗大臣与我相恶，我昔曾首告肃王（豪格），今伊等岂肯不杀我而反容我耶？”这倒很有自知之明。
顺治八年，谭泰告何洛会骂过豪格儿子，锡翰告何洛会对他说过的话。最后是凌迟处死，其弟胡锡，明知其兄种种逆谋，不行首告，亦被凌迟。因阿附多尔衮而被处死的，何洛会是第一人。
（四）刚林初为正蓝旗，后改隶正黄旗。他的罪状是阿附多尔衮，删改《实录》，和祁充格一同参与多尔衮迁驻永平之谋。据谈迁《北游录·刚令（林）修史》条：“昭陵之殂，故事殉葬，摄政王母宜从而不欲也。宗室大臣勒令自尽，后修《实录》，刚令书云：自愿从死。”刚林因而获罪。按：谈《录》中的“昭陵”，实误。昭陵为太宗陵，此处指太祖陵，应作福陵，同时是太祖的代称。但这里有个疑问：为什么刚林书“自愿从死”会成为罪名？是不是因为不符合事实？我觉得更重要的理由是在这里：太祖生前，对多尔衮生母纳喇氏本有戒忌，怕她日后会乱政，所以遗命要她殉葬，纳喇氏起先并不甘心。多尔衮死后，济尔哈朗等正要历举多尔衮种种罪行，由子而及母，刚林却写成“自愿从死”，等于将纳喇氏美化成为很忠贞驯良的人，因而加重了刚林的罪名。
因阿附多尔衮而被处罚的还有好多人，这里不再缕举。这些人，因派系斗争而弃旧媚新，反亲为仇，“自求多福”，妻财子禄，事事如意，又成为一时新贵。曾几何时，树倒猢孙散，自己已成为派系斗争的刍狗，葬身于政变的波涛中。
第三部分后皇翻前皇之案 下
这里还要探索一下：两月之间，多尔衮的荣辱之变为什么这样迅剧激烈？原因固然很复杂，例如功高震主，树大招风，只是太笼统。具体言之，多、济两大派系之争是关键之一。太宗殁后，世祖嗣位，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共同辅政；共同辅政的结果，不外两点，一是彼此协力团结，相忍为国。二是由于政见纷歧，权欲冲突，必将形成东风与西风的难以调和的僵局。济尔哈朗曾受过多尔衮的排挤，前文已屡次说过。他们两人生年相同，多尔衮却死在前头，人一瞑目，什么都只能凭人摆布，遂给济尔哈朗以报复泄愤的机会。
《顺治帝谕旨》。追罪多尔衮及其党羽之后，顺治帝终于可以乾纲独断，真正地发号施令了。另一关键，世祖曾几次受到阿济格、多尔衮兄弟的凌辱，尽管当时还幼小，但儿童对凌辱也是很敏感的，何况他这时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万人之上的皇帝。到了多尔衮一死，他已有十四五岁，很懂事了，经过济尔哈朗等反多派的搬弄，自然更增加了世祖的愤恨。
他将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废为静妃，改居侧宫，就因为是多尔衮给他定的婚事，可见他对多尔衮痛恶之甚。加上多尔衮生前确有许多专权跋扈地方，奏疏中举发的罪名，大多不冤枉。他身后这种突变，也就不难找到根据。
宫廷政变，多半由于派系上的斗争，这中间，固有政见上的对立，但个人仇恨上的发泄报复，即属于情绪上心理上的而非理性上的因素，也占很大的比重，试看官方揭举的多尔衮罪状，纯然属于政治上是非的就不多，有的只是人身攻击。
到了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先下谕命内务府修茸多尔衮墓，并准其近支王公等祭扫。其墓在今北京东城区新中街一带，上谕中说的“茔域之在东直门外者，岁久益就榛芜，亦堪悯恻”，即指其地。当初占地三百亩，后人称为“九王坟”。一九四三年被盗掘，仅见瓷瓶及节炭，与朝鲜人所记以陶器易金银葬具事相符合。
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又曾下谕，谕中有这样几个要点：多尔衮摄政有年，威福不无专擅，诸王大臣未免畏而忌之，遂致殁后为苏克萨哈等所构，诬以谋逆。
世祖登位，尚在冲龄，未曾亲政，吴三桂之所迎，胜国（指明朝）旧臣之所奉，止知有摄政王，假如果萌异志，此时兵权在握，何事不可为？他不在这时因利乘便，直至身后以敛服僭用明黄龙衮，指为觊觎之证，于情理不合。
太宗死后，阿济格、多铎跪请多尔衮即位，多尔衮坚决不从，又力颂太宗对他的恩育信重，“使王彼时如宋太宗之处心积虑，则岂肯复以死固辞而不为邪说摇惑耶？乃令王之身后，久抱不白之冤于泉壤，心甚悯焉。假令王之逆迹稍有左验，果出于我世祖圣裁，朕亦宁敢复翻成案？乃实由宵小奸谋，构成冤狱，而王之政绩载在《实录》者，皆有大功而无叛逆之迹，岂可不为之昭雪乎？”
多尔衮昭雪感恩碑。于是恢复睿亲王封号，追谥曰“忠”，补入《玉牒》玉牒，即皇家族谱。可见在此之前，多尔衮是不被载入《玉牒》的。，配享太庙，入祀盛京（沈阳）贤王祠。
谕旨的措词倒很公平得体，既指出多尔衮的威福自专，又否定他的蓄谋篡逆，但谕旨把多尔衮蒙冤的责任全推给宵小奸谋如苏克萨哈等，而与世祖及济尔哈朗毫无关系，虽不公平，但在当时，只好这样说，否则，这一案便翻不成，这在高宗谕旨中也说了。
前面说过，彭长庚、许尔安曾为多尔衮申冤，说他并无逆谋，所举理由，和高宗谕旨中所说类似，结果却被充军。直至一百二十余年后的乾隆时，才将这案彻底翻了，实即后皇翻前皇之案，说来说去，还是皇帝最有翻案的权力。
高宗之为多尔衮昭雪，是否牵涉孝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