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王道-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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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一位任职于Drexel的投资银行家Michael Milken，专门发行这类“垃圾债券”。他串通另一投机家Ivan Boesky，两人取得内幕消息后，事先买入将被收购的公司的股票。由于Michael获得Ivan及市场其他人士的支持，所以他经常能成功地发行“垃圾债券”，有一年他的花红竟达5。5亿美元。1986年11月，Ivan被美国证监拘捕了，而Michael亦被收监，并被联邦政府罚款6亿美元。Drexel最终因面对大量索偿而破产了，这件事成为1987年环球大股灾的远因。
根据美国监管条例，分析员亦受刑事监管，不能有利益冲突。反之，英国及香港则只靠自律，因此不时会发生分析员与管理层串谋推介股票的事情。英国政府渐渐意识到要提高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及其透明度，才能增加小股民的投资信心。因此，网络泡沫后，在2000年，英国证监（FSA）取代伦敦交易所担当消息披露、上市审批等监管角色。香港在过去两年曾经尝试跟随英国的改革，可是没法抗衡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阶层。在他们的反对下，最终只好以妥协收场，只能做到取消固定佣金制度。
在投资平民化方面，美国的监管也做得比英国及香港严谨。在美国每一个州都有个别条例对上市新股作出规范。举例说，新上市公司需要经过一个“冷却期”后，经纪才可推销给小股民。此外，“纳斯达克”被视为高风险市场，法例规定新上市的公司，只可卖给机构投资者，避免了小股民受到损害。
香港方面，既得利益阶层往往阻碍改革的进度，例如香港设立创业板，但没有创业板法例保障小股民。2000年的网络股爆破，虽然美国损失了4万亿美元的财富，但是一般小股民所受的损害，却没有香港小股民般惨痛。
总结来说，投资普及平民化，可以说是二十世纪资本主义最成功的蜕变。它提供了就业及经济效益，将储蓄变成投资。八十年代，英美的经济复苏，导致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全面改革了，产生所谓“苏东波”事件：苏联解体，变成俄罗斯及多个独立国家；东西德合并，东欧全面改革；波兰首先脱离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行经济改革，其他原来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也纷纷转型。
第五部分香港经济起飞特色
1949年中国解放后，有接近100万难民涌入香港，令人口激增至接近150万人。由1951年到1961年，估计有42万非法移民从大陆涌入香港。1961年后，香港加强边境保安，但仍有不少人非法偷渡来港。由1961至1978年再有50万人非法偷渡来港。1978年政府取消“抵迭”政策（即任何中国公民若能够越过中港边界，到达市区，便能获得香港居留权）。这些难民及非法移民，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工，亦为社会带来急切的房屋需求，推动房地产的发展。
五十年代早期房地产买卖并不活跃。买卖契约是以整幢大厦作交易单位，没有分层的售楼买卖，所以租务市场特别蓬勃，有“一家八口一张床”的故事，遍山布满木屋区。当时居住问题迫切，1953年石硖尾大火，政府开始兴建大量公屋，并开放私人楼宇市场，容许新楼宇可以分层或分单位买卖，契约亦有所谓“分契”，不再是单幢楼宇的转让。业主的权益是以单位面积及整幢大厦比例决定多少。
政府的新政策在五十年代后期，带动了整个私人地产发展业务。发展商可以收购旧楼，合并重建，从中获取暴利。香港知名的爱国商人霍英东先生，亦是当时一个非常活跃的地产发展商。这些发展的资金倚赖银行支持，而华资银行在五十年代后期，积极吸收存款，广东信托始创一元开户，鼓励红簿仔（活期）存款，继而转借给这些发展商。六十年代初期，地产一度炒风炽热，出现小狂潮。但是遇上1965年的银行挤提及1967年的暴动，地产市道逆转。
1969年，尖沙嘴喜来登酒店地皮由美国商人投得，信心恢复。所以在七十年代初期，地产发展又再成为新兴行业。今天的长实、新鸿基地产、恒隆及新世界都是在那时候上市，集资后积极买入地皮。七十年代的地产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不再局限于拆旧楼重建或发展工业楼宇，新方向是发展大型住宅屋邨。领导这潮流的是六十年代兴建的美孚新邨（由美孚石油公司将油库重建），后来置地将牛奶公司的牧场重建成为置富花园，这种大型屋邨的设计陆续在其他地区出现。和记洋行与黄埔船坞合并后，将船坞移往青衣，再将红矗仄し⒄钩山裉斓幕破一ㄔ啊Ｌ沤層阌康拇氲仄け涑商懦牵愀鄣绲瓢岬侥涎镜汉螅苯堑仄け惴⒄钩晌鞘谢ㄔ啊：罄吹叵绿返男私ǎ盘缙蠓纳平煌ɑ肪常酝环ǖ酱锏牡胤剑部山⒋笮臀菰贰！ �
七十至八十年代的发展，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到九十年代更经历了地产狂潮。地产的兴旺，归根究底是因为当日有大量移民涌入，令房屋供不应求，而在工业化下，他们不愁工作，为改善环境，于是不断买楼，助长了物业市场的发展。这就是地产动力的来源，地产发展商当日除了发展住宅外，亦发展工厂楼宇，分层卖给厂家。
第五部分出口工业
韩战前，香港的经济是倚赖贸易及转口为主，1949年中国解放后，大量人才及钱财流入香港。五十年代初韩战时，美国对中国实施禁运，商人们要另谋生计，加上当时香港有大量廉价劳工，商人能够顺利转型发展工业。因此轻工业如纺织、制衣、塑料花（李嘉诚第一桶金的来源）、钟表、玩具、半导体收音机及假发制造业等相继发展起来。
解放前上海的纺织商人李镇之，从英国订购了大批机器，预备在上海经营。遇上战争，外汇紧绌，这批机器滞留在香港。解放后大批上海纺织商人来到香港，便在九龙青山道一带建立香港纱厂、九龙纱厂、南海纱厂、南洋纱厂、南丰纱厂等，用美国进口的棉花纺成棉纱，再用棉纱织成胚布，再染印成床单、窗帘等制成品，出口海外，为工人带来就业机会。本地商人亦模仿上海商人，从事规模较小的纺织及制衣工业。
1953年，石硖尾火灾，政府兴建公屋，早期公屋称为“徙置区”，将木屋居民迁移至七层高、有水电供应的公屋。鉴于资源有限，居民要共享厕所及厨房，但已被一般木屋居民，认为是一个超理想的居所。而政府利用发展公屋配合工业发展，由政府规划的工业区像观塘、葵涌、荃湾、大埔及屯门，都是由地产商及厂商发展工业楼宇；政府的配合措施就是在邻近兴建大量公屋，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
这个情形一直持续整个七十年代，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吸引部分厂商，为争取低成本效益，将部分生产基地转移到珠三角，但当时并未成为风气。大气候的改变是1982年，中英谈判期间，人心惶惶，很多厂家变得更加急功近利，不打算作长远高科技投资，反而要争取廉价劳工，以达至廉宜生产，提高回报。因此厂商们一方面将家属移民到加拿大、美国和澳洲……另一方面将工厂由香港搬到珠江三角，整个八十年代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这个现象亦同时解释了，为何香港始终没有生产过手机，究其原因，就是厂家的急功近利心态使然。设施内移后，因成本便宜，只集中在生产廉价制成品，不愿意投资在高科技的手机上。委实香港并不是欠缺科技，早年已有生产半导体及线路板，亦有生产收音机及音响。当时香港已有足够的基础以供发展，但碍于商人的短视，偏偏错失了这个黄金机会。
现在香港工业占本地生产总值已经很低了，制造业工人占整体劳动人口不足百分之十。大部分工人在八十年代转业投身服务性行业，可以说中英谈判加速制造业的转移，加快了服务性行业的发展。服务性行业包括零售、饮食、按摩、娱乐及纤体等。
第五部分金融业之银行业务
香港旅游业的历史悠久。在英国统治下，早期是以一个商埠来运作，所以一直也有不少商务游客过境香港。旅游业在六十、七十年代占经济一个相当大的比重，当时香港以价廉物美见称，是免税的“购物天堂”。六十年代越战时，不少美国大兵来港度假，他们例必会做西装，大量购物。香港的轻工业产品在五十至七十年代驰誉世界，不少外国采购商人来港订货，这些商务客对酒店要求较高，于是五星级酒店陆续落成，像六十年代的文华和希尔顿；七十年代的丽晶和八十年代的君悦；最新的六星级酒店，四季酒店则在兴建中。物转星移，今天在中国自由行政策下，旅游业景象一新，本港商人大量投资三星级酒店，以迎合国内游客所需，预期将来有更多三星级酒店落成。
金融业之银行业务
香港金融业的发展历史悠久，由开埠到韩战的100年间，香港是以贸易为主的商埠，而银行业与贸易息息相关。最早期的怡和公司除经营鸦片贸易外，亦有经营银行业务。1847年渣打银行是第一家英资银行在香港开业。1864年汇丰银行由一批英国商人在香港组织成立。华资银行早期是以银号方式经营，主要是负责找换、黄金买卖及汇款，东亚银行成立于1918年，1933年恒生银行成立，但恒生是到1952年才开始转为银行形式经营，在此之前只是一家银号。
1948年香港政府公布银行法案，需要银行领取牌照。在五十年代，由于香港工业基础良好，出口生意蓬勃，不少外资银行在港设立分行，向厂家提供贸易融资服务。1960年时，共有81家银行，其中35家拥有牌照可以买卖外汇，即是当时只有35家正式银行，其余则为办事处或银号形式经营。
五十年代后期华资银行积极争取存款，支持地产发展。其中广东信托始创一元开户，鼓励红簿仔存款。这样，形成很多华资银行，过度借贷予地产发展商投资土地，政府认为情形不健康，立例加强监管。1964年政府通过修订银行法案，监管银行业界的运作形式，法例通过后，银行的存款及贷款都要受政府监察，再不可以随意借钱给董事从事地产投资。这法例引起一连串震荡，很多市民担心银行没法符合新法例，银行挤提相继出现，1965年1月份，明德银号首先出现挤提，2月份广东信托亦出现挤提，后来伸展到恒生银行，浪潮度卷华资银行，结果恒生将大部分控制性股权售予汇丰银行，希望藉此平息事件。但不幸地，市民仍然杯弓蛇影，挤提潮没有停下来，连汇丰、渣打亦出现挤提。当时的港英政府强势领导，宣布每个储蓄户每日只可提取100元，同时在英国运来大量英镑，以防港币不敷应用时可用英镑代替。同时报章大肆宣传，指必要时可使用英镑，市民无需恐慌，终于令市民安心下来，事件得以平息。
七十至八十年代香港已经成为金融中心，除了本地的华资银行，英资、美资、日资及欧资银行都纷纷在香港设立办事处，经营银行业务。1981年香港有123家银行，将分行计算在内共有1；301家，即有1；178家分行。八十年代日资银行最为活跃，当时日本股市强劲，日本成为资金出口国。日资银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以离岸中心性质提供服务。日资银行借出的贷款在香港签署，香港变成这些贷款的入数中心（Booking Center），好处是这些贷款在香港完成，但使用者不必身在香港，所以日本银行不必缴付香港的利得税，同时不需要缴交日本利得税，变成日本银行的海外收入，八十年代可说是香港银行业务发展的高峰期。自从1990年日本本土的地产及股市泡沫爆破后，日资银行出现很多坏帐，本身资金干渴，再无法成为资金提供者，最终，日资的离岸中心服务逐步由香港撤出。
八十年代初香港外汇买卖也十分活跃，外汇市场比新加坡更大，但到了九十年却被超前了，新加坡不惜用低税率，吸引国际性银行在新加坡进行外汇买卖。
1982年，佳宁集团出现财政问题，牵连其他地产公司如益大及侨联等相继倒闭，再加上当时中英谈判，人心惶惶，利率上升，市民忙于将港元转换为外币。大来财务公司（Dollar Credit）的倒闭，拖累了恒隆银行，后者在1983年亦因挤提被政府接管，风潮波及新鸿基银行，后来新鸿基银行的股权亦转手了。1984年银监加强银行的监管，英伦银行派员到香港，协助改善银行制度。无奈挤提的风潮持续，1985年，海外信托、嘉华、友联及远东等银行相继由政府接管。经过1982－1985年的大清洗后，香港银行的监管机制日趋成熟，银行的业务亦踏上轨道，从此平稳发展。1990年，国商银行（BICC）倒闭与本港的监管无关，主要原因是该银行的总行在外地出了问题，香港现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良好的监管基础可以说是在八十年代建立起来。
第五部分金融业之财务公司
1969年香港股市开始蓬勃，股票经纪行成立财务公司，可以为客户提供股票按揭服务，这些财务公司并不受银行法例监管。所以在七十年代发展迅速，1976年，政府颁布新法例规管财务公司。在1981年，香港共有350家财务公司可以接受存款，有96家是附属于银行的。
八十年代大来财务公司（Dollar Credit）将其67％资产，大约6亿港元，借给一家由John Mao控制的公司。John Mao利用这些贷款发出很多美元支票，利用兑换时差来套取利息。这些在港签发的美元支票，要在美国纽约市的银行兑现。美元支票和电汇在时间上是有分别的，电汇只需12小时，而用支票则要一星期多的时间。John Mao接受港元兑换为美元，在香港以美元支票支付，于是他便有一星期多的时间，将港元在香港套取利息，一星期后用港元转为美元，用电汇将美元汇到纽约的银行户口，应付美元支票的兑现，做到无本生利。由于银行拆息上升，优惠利率曾经在1981年10月时升至最高的20％，当日香港的银行拆息，长时间在10％－20％之间上落。以6亿港元，在香港套息一星期，按15％计算，每星期可收取168万港元的利息。John Mao的生意愈做愈大，在最高峰时他所发出支票总额达到217亿美元。结果在1982年出现退票问题，John Mao终于倒闭，大来财务也倒闭了。1985年，再有多米尼加财务公司倒闭，政府于是致力收紧财务公司的监管。自此以后，财务公司大部分并入银行运作。
第五部分金融业之投资银行
六十至七十年代的投资银行业务例如收购、合并和新公司上市（IPO），都是由英资所垄断；本地的有怡富、获多利及宝源；后来有更多英资投资银行如罗富财（Rothschild）、霸菱（Baring）相继加入竞争，提供相关服务。业务范围亦扩充到股票经纪及基金管理服务。1986年，随着英国Big Bang的改革，投资银行亦起了很大的变化，英资的投资银行，陆续被欧美银行或投资银行所收购或合并。现时投资银行业务已由欧美机构所垄断。美国的有美林、摩根士丹利、高盛及所罗门美邦；欧资的有瑞士联合银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及德意志银行等。这些欧美银行或投资银行主要业务已非局限于香港，而是利用香港的股市，替中国的企业进行上市（IPO），除了在香港以H股形式上市外，亦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