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四总统合传-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大教堂的一名牧师；李商在，20年前李承晚的狱中同伴；孙秉熙，天道教的领袖，天道教是当地一个影响很大的宗教团体，综合基督教之仁爱、儒家之伦理与佛教哲学。这三位之外，还有其他30人，他们组成了一个“三十三人委员会”，他们开始策划的不是武力革命，而是一个争取独立的大示威。他们拟好一篇独立宣言，这篇宣言，集宗教信仰和爱国精神为一体，在汉城某一个黑暗的地下室里，用木刻版偷偷印了出来。 国内爱国学生和一些民族主义代表人士、市民于3月1日在汉城塔洞公园举行反日独立集会，宣读《独立宣言书》，宣布韩国独立。会后数万群众手持火炬游行，高呼“朝鲜独立万岁”，“日本和日本军队滚出去”。示威群众顿时增至三十多万人，整个汉城为示威群众所淹没，殖民统治秩序陷入瘫痪。同一天，平壤、元山、仁川、南浦、大同等地也都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和起义。从3月中旬开始，运动向全国各地扩展，并由城市发展到农村，工人和农民都参加了这场斗争。从3月1日至5月31日，在全国218个府、郡之中有203个府、郡举行了1491次示威和暴动，参加人数达二百多万人，表明了大韩民族的民族气概和英勇斗争精神，沉重打击了日本殖民主义者。但因种种历史原因，斗争遭到失败，“三·一独立运动”之后，全国就有六万六千多抗日的士兵和平民被日本军队屠杀。 1919年“三·一独立运动”被日本殖民当局镇压后，很多斗争志士和著名民族主义人士等，被迫流亡国外，中国上海成为流亡韩国志士的聚集地。当时上海有租界，比较安全，又与韩国本土不太远，因而是韩国独立运动志士比较集中的城市。在上海的韩国独立运动各派为了能以统一的名义向“巴黎和会”提出韩国独立的要求，决定联合组建临时政府。1919年4月11日，韩国流亡志士们在上海闻人杜月笙的安排下，在法租界金神父路22号召开了由29名议员出席的会议，组成了议政院，选举李东宁为议长，宣告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以李承晚为临时政府国务总理。这次会议通过了临时宪章十条，决定埋葬君主制，实行民主共和体制，会议宣布国号为大韩民国，4月13日，向全世界宣布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临时政府机关设在霞飞路321号，得到法国驻沪领事署和法租界董事局的默许，挂起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牌子。 临时宪法这样作了修改并公布之后，新组成的临时政府定9月15日为临时政府的始政日。从民族的正统性历史观看来，1919年成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是韩国独立运动的领导核心，是“三·一”独立精神和民族魂的体现，是韩国史的主体。在封建王朝史终结后，它填补了韩国政治史的空白，而且直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败亡为止，是代表大韩民族主权的唯一政府。 临时政府的要人们都是从年轻时起就是为恢复国权而斗争的先锋人物，这些爱国志士通过爱国启蒙运动、新民会运动和“三·一”运动，在中国东北和俄国领土上开展激烈的抗日武装斗争达20年之久。这些爱国人士的代表人物是李承晚、李东宁、申圭植、李始荣、安昌浩、朴殷植、梁起铎、金九、金奎植、赵素昂、洪震、李东辉、吕运亨、赵琬九、申采浩、柳林、申翼熙、朴赞翊、张建相和宋秉祚等文人和庐伯麟、朴容万、李青天、柳东悦、曹成焕、李范爽、黄学秀和金元凤等武将。 其中的李承晚，曾被三个临时政府不约而同地选举为领导人，并被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确定为首任临时大总统，足见他是反日斗争史之中的核心人物。 在这个动乱的时期里，李承晚极为活跃。他到华盛顿为韩国人的自决而努力，响应威尔逊总统的和平计划。他与徐载弼商讨创办杂志，使他们的主张能有系统地介绍给美国人民。后来他向国务院领取护照，因为他被确定为首任临时大总统，对于他这不仅是个晴天霹雳，而且也确立了他在韩国人民心目中的正义设计者般的英雄地位。
第一部分：神像背后的忍者—李承晚上海流亡政府的左派、中派与右派
上海流亡政府的左派、中派与右派 李承晚在中国度过了艰苦的17个月，他面对的困难太严重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经费唯一的来源是靠募捐，内阁和国民议会里的人，各有各的派别，凡是出钱的或经手募到款子的人，都以为自己有特权，可以自订政策，可以任用私人。因为政府没有受到国际的承认，令办事的人员感到烦恼的事是那样的多，希望是那样的少，脾气很容易激发，个人的攻击与倾轧成为他们情绪上的发泄。 正如穷家常有口角是非一样，临时政府也是如此。惟一可靠的是韩中互助社和中国的仁人志士对临时政府作些资助，临时政府有一个时期连办公大楼的月租30元和听差的月薪20元也支付不起。临时政府的要人们由于生活拮据，只好各自去赚钱混碗饭吃，寄食于侨胞家里。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流亡政府的左派、中派与右派，政见分歧非常尖锐，不容易解决，这就有如雪上加霜。当然，这种现象并非不可思议，因为临时政府的要员们是由曾在国内、中国、俄领、美洲等地开展过独立运动的斗士结合而成的，既有来自出身、所受教育不同的差别，更有力图掌握临时政府大权的权力之争。 这个由左派、中派、右派联合的政府，在内部自然形成共产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对立，各自对于独立运动所提出的方略当然也往往相左。李承晚发现自己属于人数最少的右派，他主张以宣传活动和外交活动为主，左派的安昌浩和朴容万主张着重进行军事斗争，中派的金九和金奎植标榜的是渐进主义。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给韩国革命分子中一部分人以振奋和希望，因共产党新近掌握了俄国的大权，与共产党建立密切联系的同志认为惟一有效的途径，是组织志愿军，由北方打回国境，用暴动的方法，在国内到处发动游击战，展开一个积极的叛乱计划，刺杀日本官员，这一派革命分子，以李东辉和吕运享为代表人物。 右派人物李承晚被推举为总统后，只是在上海暂住了几日，实际上履行不了其职责，一有机会，李承晚就设法离开租界，他常常由有名的外国人伴随，避免被日本人拘捕。他曾旅行于南京、苏州、北京和其他城市，一方面观光，一方面与当地的韩人领袖举行会议。李承晚坚持他久已确定的政治方针，认为要成功必得有赖于国际的力量，和平扭转世人的视听，争取各国政府的支持。他不断驳回并反对那些想采取鲁莽行动的人，认为这些办法不但不能造成胜利，反而给日本人以借口而加紧用武力控制韩国，劝他的阁员们在职责范围内研究韩国的需要。但是，用什么代替鲁莽行动呢，当时他还没有更好的建议，虽然有许多人接受他这个政治主张，忠诚不变，可是他的计划始终没有见到什么成效，因此也就令支持者感到焦急不安。 左派人物的努力有无成效呢？由于发生了主要负责人的两件大事，造成名誉损失，后来也失去了公众的信任。 （1）李东辉挪用列宁的援助款事件 1919年10月，为了取得列宁政权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援助，临时政府决定让左派人物吕运亨、安恭根和韩馨权三人为代表奔赴莫斯科，力图获得捐款。但是，时任临时政府国务总理的李东辉，刚刚组建了“高丽共产党”，并单独派两名心腹朴镇淳和韩馨权去莫斯科。当时，朴镇淳正在全力协助李东辉组建“高丽共产党”，韩馨权在西伯利亚时就已是李东辉忠实的助手，李东辉曾在西伯利亚组建过韩人社会党并任党魁，他让朴镇淳带了一封信给列宁，在信中说上海临时政府实质上是过渡政府，韩人社会党发誓为共产主义贡献一切力量。 经过朴镇淳与韩馨权的努力，列宁批了200万卢布作为支援韩国独立的基金，但只先付了60万卢布。韩馨权将20万卢布储蓄于莫斯科，只带了40万卢布而归，他刚一踏上中国的领土，李东辉派出的金立就向他索取了钱款，他按照金立的指示回莫斯科去取那20万卢布的储蓄，而金立则携带着40万卢布经蒙古、北京于1920年12月回到上海。 这笔资金在临时政府内引发了很大的纷乱，李东辉没把钱提交给临时政府，却用作“高丽共产党”的活动经费，临时政府的要人们对李东辉和金立这样使用这笔经费很不满，后来于1920年9月，李东辉辞去国务总理一职，于1921年7月去俄国。 1922年1月，临时政府曾派出大规模的代表团出席了于莫斯科举行的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为韩国人民的解放作了极大的努力。这次大会代表总数共有144名，韩国代表团由来自23个团体的52名代表组成，占代表总数的1／3以上。为了韩民族的解放，不论是民族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都一起参加了这个会议，民族主义者的代表有金奎植、罗容均、金始显、金元庆、权爱罗等。共产主义者的代表有李东辉、朴镇淳、吕运亨、张建相、朴宪永、林元根和金泰渊等。 然而矛盾又一次表面化，李东辉因独用列宁政权的援金而被迫辞职后，朴容万等在北京组成军事统一策进会，这些人反对临时政府，几经曲折召集了所谓的国民代表大会，于1923年6月单独成立了“朝鲜共和国”，这当然是否认临时政府的团体。参加这个团体的有吕运亨等许多人，这些人为了得到苏联的支持，于1923年8月20日离开上海，30日到达海参崴。但不久，列宁逝世，苏联政府忽然改弦更张，于1924年2月将他们驱逐出境，“朝鲜共和国”也就随之瓦解。 后来，李东辉与独立军继续在中国东北地区作战，1928年在与日寇的一次激战中，不幸牺牲。 （2）吕运亨渡日事件 1919年下半年，日本的拓植长官古贺廉造想改变一下对韩政策，制定了与上海临时政府接触的计划。他们选定的接触人物是当时担任临时政府外交次长的吕运亨。吕运亨竟不顾临时政府的反对，在张德秀等人陪同下去了日本。 吕运亨在东京会见了古贺等人，就韩国问题交换了意见，但未能达成任何协议。他此行的最大成果，大概要算是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机会：11月27日，在东京的帝国饭店向各国记者团的五十多位记者发表了演说。在演说中，他正气凛然地主张实现韩国的独立。这一事实经记者们报道出去后，日本朝野无不震惊。惊慌失措的日本政府只好把吕运亨等送回上海，而日本议会则对内阁进行了弹劾。 临时政府在谴责吕运亨的渡日是一种背叛行为的同时，在另一方面，则对其发表演说的外交效果加以肯定，作出的结论是：吕运亨的行动并不违反独立运动的精神。 1929年，吕运亨被英警引渡给日本，押回韩国国内判处3年徒刑，直到1933年出狱。 由于左派与右派的要人们无所作为，中派的民族主义者金九就无愧为韩国独立运动的顶梁柱，他对临时政府的忠诚始终不渝，临时政府迁至重庆后其影响大放异彩。 金九号白凡，自传体著作名为《白凡逸志》，小时候名叫昌岩，长大后的学名为昌洙。他于1876年出生于黄海道碧城郡壮谷面的基洞，是位于海州西侧80里外的偏僻山区。在李朝初期，他家曾是两班门第，但传至11代时罹祸而成了平民。 金九之所以以白凡为号，是因为有感于在李朝时代，贱民阶级既缺乏国家意识，更缺乏独立精神，“虽然自己也是白丁般卑贱的凡夫俗子，但为了国家，非得把他们的意识水准提高到自己的程度不可”，这样痛下决心的结果，是他虽然从小到老受尽坎坷，其斗争经历既曲折又艰辛，但他叙述起来却不以为苦，反而引以自豪。白凡讲话丝毫不矫揉造作，深入浅出而又十分洒脱。他的讲述不以雄辩取胜，也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却以其亲切的口吻及其高尚的人品，像磁石般吸引着人们。 白凡总是穿着一件黑色的中国长袍，永远以十分欣悦的表情微笑着，他在三四岁时曾患过天花，以致其脸庞微黑而有麻子，他因为身材魁梧又显得威严，一对三角形的小眼睛炯炯有神。
第一部分：神像背后的忍者—李承晚日趋危险的斗争形势和对日暗杀行动
日趋危险的斗争形势和对日暗杀行动 1921年，列强的裁军会议在华盛顿召开时，临时政府派李承晚为首席代表、徐载弼为代表到华盛顿活动，为争取各国对韩国独立的承认作了很大的努力。 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修斯得到参议员波拉的建议后，决定在1921年召集太平洋地区的列强讨论裁军问题，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中国、日本等国的代表们于1921年11月12日聚集于华盛顿。李承晚认为抓住这个机会，可使流亡的爱国分子重整旗鼓，使独立运动引起国际的关注，李承晚深信只有韩国恢复独立，东方才会得到永久和平的保证，因为韩国可以成为东北亚的一个“缓冲区”。他充满着乐观与信心，以为人间的事情终可以靠理性解决一切，他抱着极高的希望，以为他的理想在列强代表前肯定会被重视。 1921年5月28日，他与临时政府的阁员及国民议会开了一连串的临别会议后，至少在表面上似乎获得了和谐一致的意见，于是，李承晚立即搭乘“哥伦比亚号”轮船离开上海，在马尼拉逗留了11天，之后他搭上“格兰尼特号”轮船，开始横渡太平洋的漫长航程，这种航程是他一向喜欢的，认为是休息几星期的好方法。 6月29日，李承晚抵檀香山，韩人的欢迎会盛大而热烈。8月底，他抵达华盛顿，作裁军会议开幕前的准备工作。 令李承晚深受刺激的是，韩国代表始终未获得机会在列强的裁军会议上发言，所以也无从提出他们的要求。李承晚感到极其失望的是，列强们讽刺似地接受弱肉强食的政治遗传规则，完全违反他们平时所公布的崇高理想。 韩国1919年的独立宣言歌颂的“公正的新时代”，就这样被便宜地牺牲了，使李承晚沮丧的是，他与所有人谈过话后，都发觉他们只知道日本需要更大的资源去养活他们日益增加的人口。他分辩说，韩国人也有需要，至少他们有权利用自己的资源去维持合理的生活，所得到的回答只是耸耸肩而已。强者取其所需，弱者活该受罪，这不仅是1921年的观念，而且是人类五千年来未能摆脱的习惯，这样的种子发展成不可避免的矛盾，不断遭受的痛苦，李承晚明晰地看到旧的错误继续存在着，人类必须一再付出血泪的代价。 李承晚常常觉得西方世界承认弱肉强食的古怪逻辑，既令人恼怒又令人困惑。他说，若一个国家发展到相当势力成为强国后，就认为它有特权，弱小国家必须遵守另一套规则，这种想法必然导致战争而且已经为历史所证明。李承晚承认，在国际间矛盾重重的困难情形下，空洞的正义恐怕的确不可能达到，但是他赞成杰斐逊的理论，国家主权必须遵循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由这个思想他得到一个结论，即日本占有韩国，并非为了本身的生存，而是为了要扩充军备并对亚洲邻邦与西方列强进行侵略，所以西方强国必须承认而且支持韩国的独立，作为防止日本侵犯的最有效的方法。 任何国家，只要它在人民的心中印下不可磨灭的理想，那么无论在过去或未来，它都不可能灭亡。但是另一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