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谁搞垮了演艺事业-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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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艺人先天的运气虽然要很好，但是后天绝对也要努力方能保持成功。但是我现在要说的是：后天虽然很努力，但是先天的运气不足的人是很难、很难成功的。这一点不是我悲观，确实是如此。
常有人问我怎样才能把歌唱好？我说看看你家祖坟盖得怎么样再说！唱歌真是所有表演里面最需要天赋的。后天的努力在我个人认为用处不大，有人天生就会唱歌像张惠妹，有人是天生的音痴像我老婆，就算我老婆进音乐学院学习唱歌一百年，她唱歌还是会走音。如果您想走演艺圈这条路，我劝你先看看自己的条件如何再说，条件可以了，接下来才是运气好不好、祖宗有没有保佑的问题。不过条件好不好还是遗传问题，说到底还是我一开始说的祖坟问题。
这是决定艺人成功或失败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问题，事实上还可能是唯一的问题。
成功的艺人毕竟是少数，正因为他们是稀有动物，才令他们拥有不凡的身价。其余还未享受到成功滋味的大多数也无须苦恼，努力加等待是你现在要做的事，总有一天，你期待的就是“总有一天”，不是吗？祝福大家！
星光大道上的人来人往（上）李敖（1）
公元1999年7月，我和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先生在台北举办了一次“跨世纪对谈”，对谈的题目是：“骂最多的人与最多人骂的人”。“骂最多的人”指的自然是李大哥，李大哥自出道以来骂人无数、无所不骂。就以他最痛恨，以叛乱罪把他送进监牢的蒋介石为例，他写了《蒋介石研究》修理他，证明蒋介石并不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学历是冒充的。并且故意选择在蒋介石过冥诞的那一天出版。之后，意犹未尽、欲罢不能，于是乎蒋介石研究二集、三集、四集、五集，总共出了《蒋介石研究》六集来报当年的一“判”之仇。他报仇的的决心与毅力，令我们庆幸好在是李敖的朋友，而不是他的敌人。
对于当年以“台独”罪名判他入狱的这件事，他曾有一首打油诗令我记忆深刻：“我叛乱、他乱判，判多少？六年半！”。我读到这首诗时才十七岁，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当时李敖刚出狱不久，正考虑如何走他人生的下一步。照他自己的讲法，他曾有过卖牛肉面的打算，并且请他过去的读者能旧雨新知、多多捧场。因为以当时的台湾政治气氛，老蒋虽然死了，但小蒋（蒋经国）却还在当总统！李敖想复出文坛，以一个有叛乱前科的“过气”作家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我想李敖当年自己心里应该很清楚。不过，当时有一个人就是不信这个邪！这个人非常珍惜李敖的才华，认为李敖煮的牛肉面一定很难吃，下手煮辣面毕竟不是李敖的专长，还是辣手做文章方是他的千秋大业。
这个爱才的人，就是当时台湾著名的报人、中国时报的总编辑高信疆先生。高先生拿自己总编辑做赌注，愣是在中国时报一连好几天预告李敖复出的消息，终于让李敖再度重出江湖、威镇武林。而我就是当时看到这份广告的中学生。很多年以后，我在北京和高先生一起吃饭，谈起这一段往事，他非常惊讶我这个年纪的人，在当时能注意到这种消息。我告诉他，我甚至非常后悔看到这个预告！因为李敖这个“骂最多”的人的复出，竟然影响了一个中学生的一生，我黄安正是因为他的影响，在多年以后，成了台湾演艺圈中“最多人骂”的人！
我从小到大的学校学习成绩都非常一般，倒不是每门功课都是普普通通，我的强项是在文科方面。在中学时，我甚至曾拿过地理和历史全部一百分的纪录。后来在我回祖国发展演艺事业的时候，终于派上用场了。今天不管我到内地哪一个地方演唱，我几乎都可以如数家珍的说出当地的风土民情，物产交通。譬如说有一回，我从郑州坐火车去武汉演出，晚上十点多上的车，早上到。快到的时候，乘务员来通知我们，我和经纪人张哲昕走到信道上去伸懒腰、透透气。这时小张看着眼前的景色，告诉我说：“安哥，您看！这是长江”。我瞅了一下，便告诉小张：“你说错了！眼前的这是汉水。长江的江面应该比这条汉水宽一点儿”。小张不信，叫乘务员来问，乘务员很给面子的说：“这是汉水没错，先生您哪！”
一个自信满满、土生土长的内地同胞，居然输给我这初学乍到的台湾同胞，小张的脸真是不知往哪搁！
说到这儿，我必须诚恳的说一句，蒋介石自有他历史的评价。但是在他统治台湾二十六年（1949…1975）间，无时无刻不在教育并提醒台湾同胞：“大陆是我们的祖国！我们一定要打回大陆、解救苦难同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蒋介石是个民族主义者。要不然，不管是真是假、是清白还是被冤枉，李敖怎么会以“台独”的罪名差点儿被判死刑呢？主张“台湾独立”在当时是极为严重的罪名！
“打倒父亲所代表的一切”
把话说回来，虽然我的文科足以拿状元，奈何学校的教育讲究的是各科平衡的发展，我的理科实在是不灵光，这样一平均的结果，在学校的成绩看不出我有什么特殊之处。
然而，就在1978年，影响我一生的一件大事发生了！我因为四门功课不及格，被我所念的高中退学了！当退学的通知单被我父亲收到时，他打了我一个大耳光！并且把我赶出家门，从此不和我说话，让我自生自灭。
流浪到街头的我，漫无目标的瞎逛，我一面流着眼泪、一面心里想着：原来从小视他为英雄的父亲，也有放弃我们的时候啊！这个世界上我看什么人都靠不住，最可靠的，还只有自己！我决定用我的方式，靠自己的力量重考一次高中。
因为错过了高中的报名时间，我只能去报考职业学校（就是内地的中专吧！）距离考试只剩下四十五天，我买了几本参考书，自己安排自修课程，平常在家里，父亲看到我就当做没看到似的，那个脸色之难看，就好象我欠他几百万没还似的，他也不让我上桌吃饭，三餐就叫妈妈送到房间来给我吃，就像送牢饭。而我可怜的妈妈夹在中间很难做人，在爸爸面前，他和爸爸一样说我没出息！可在暗地里，常买些水果给我吃，有时炖了一些中药，说是补充体力的。
我每天日以继夜的读书：看着太阳起来、送着月亮下去，孤灯下坐着一个几天以前才被家里宣布没出息的少年！我一定要考个好成绩，为的是证明给大家看：我黄安并不是一个可以被你料中、看不起的年轻人。
我曾在一本书上读过：有一种身形极小的鸟儿，可以只身飞行数千哩横渡太平洋，只带着一件行李，也是它唯一的财产……一枝树枝。他衔着树枝飞行，累了就降到海面上，栖在树枝上休息，体力恢复了再继续飞行。他站在树枝上觅食、进食、睡觉，只要拍拍翅膀，将身家衔在嘴上，又可以继续遨游世界。鸟儿的脑袋里彷佛装有罗盘似的，它们知道自己的方向、身在何处、如何求生……
四十五天过去了，我带了一个盒饭、一壶水、一枝笔、一派“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情，如鸟儿飞越太平洋；我一个人走向考场，在考场上看到别的学生家长，殷勤又无微不至的照顾他们的孩子，我的心中有一点酸酸的，我的亲情已被阻隔在海洋的那一端，而海洋，不就只是一张退学通知单吗？
十天以后放榜了，我考了榜首！并且是该校创校以来的最高分。校长接见了父亲并告诉父亲，学校会好好栽培我的，将来有机会保送大学，毕竟本校从来就没人考上大学，以黄安的入学成绩来看，他是最有希望的。（果然就在三年以后，我又以全台湾“榜眼”的资格，保送了大学）
爸爸脸上堆满笑容，一副教子有方的表情走出了校长室。在路上，他开始和我说话，他说：“不是我在讲，我再怎么谦虚都必须谈到我自己：要不是我刺激你，你怎么会有今天？要说爸爸的功劳还是最大的！”可是他是否曾想过，他的那一巴掌，很可能把我打入黑社会，从此学坏！也极有可能将我一生的自信心与尊严都给打光了！就在我三更灯火五更鸡、苦读的最后关头，他是否曾对我说句鼓励的话？哪怕是一句！可是很遗憾，连一句他也舍不得说！
自此以后，父亲高大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打了折扣。经过了这一次事件以后，我变得极有自信，我开始相信，可以凭着自己的双手打造属于自己的未来，而父亲所代表的一切如：权威、暴力、独裁、领导、虚伪，都是我要打倒的对象，我明确的感觉到：我变了！
星光大道上的人来人往（上）李敖 （2）
“陶醉在自修的世界”
就这样，我从一个被退学的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摇身一变成了学校重点培养的资优生。我也从一个自小听父母管教安排的乖乖牌，开始变得骄傲、天不怕、地不怕。在血气方刚、争强好斗的年轻岁月中，我身为学校纠察队队长，曾为了维持秩序，一个人和校外的十几名不良少年打架，虽然被打的很惨，但也打出了名号，一直到毕业为止，还没有人敢动我。而且在那同时，我的成绩一直是全校第一名。套句形容诸葛亮的话：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公真乃神人也！
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以自己的努力方式证明了自己。在往后的生命中，每当我碰到不如我意的事，或极为严重的失败，我都不会“哭哭啼啼、没有出息”，总能笑嘻嘻的迎向挑战。回首前尘，这一次重考事件，彻底改变了我一生，让我从一个男孩蜕变成男人。同时我也从此陶醉在自修的世界里：我的吉他是自修而成的，我的钢琴演奏技巧，是我买了十个小时琴行的练习卡自己瞎练练出来的；我的歌曲创作，是到音乐学校去旁听、看了台湾所有出版过的音乐理论书籍，困学而来的；我的中国文学若还有点儿水平可言的话，那要归功于我从大学毕业以来，没有一天不看书。我看书的方法也和一般人不太一样，我不是打发时间、看一些所谓的床头书、口袋书，我看书是研究、画重点、做笔记，就像要考大学的学生一样用心看书。这种以“文化美容”的慢功细活和种稻一样，不见其长、日有所增。日子久了自然能感觉的出来。我常常和朋友们讲，要说在学校的时候，大家伙儿都用功，成绩好的人领先也有限，常只是几分之差罢了！但走出了校园，其它人全忙着赚钱养家活口，再也没有了考试，于是再也没人愿意坐下来好好读书了。但是我们如果保持良好的读书习惯，对于那些停止学习的同学，我们将大步领先，几年下来，你领先的情况会把你自己下一跳。
我这些年来就是用这种土法炼钢的自修方式，学习新知识、让自己进步。我甚至在广州的天河书店买了一大套光绪年间版的“古今图书集成”共一万卷，作为查资料的工具书。我的天赋资质一般，但我有着非常不一般的求知欲望。在我的个人经济情况获得改善以后，最开心的，莫过于从此可以肆无忌惮的买书而不用再担心钱的问题。今天我的家中藏书已达一万册！请您不必问我到底看过没看过，一万册的书光摆出来就够唬人的。
在2000年我定居北京之前，我辞去了台湾所有手上的演艺工作，愣是蹲在家里，以五个月的时间看了五百本书。这五百本书都是有关祖国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以来，到2000年为止的建国发展历史。我相信古今中外只要可以算得上叫“歌星”的人，绝对不会有我这种读书傻劲。我在那五个月看的那五百本书，在后来我主持中央台的“开心辞典”与湖南台的“老同学大联欢”时，刚好可以派上用场。如果当时我一问三不知，岂不被英达笑我是傻x！好了，谈远了，我们再把时间拉回到1978年。
“男孩变男人”
1978年的一个周末下午，我带着我的女朋友到书店闲逛，看到一本刚上市的新书叫《独白下的传统》，作者是刚复出文坛的李敖。我想起前一阵子在中国时报上看过有关他复出文坛的报导，而《独白下的传统》则是他复出后出版的第一本新书。不知是哪里来的冲动，我当时就买了这本属于我爸爸那个年代作家的书，而这一买，李敖就走进了我的世界，我的世界也因为李敖的著作而变得更加叛逆、不服管教了。
李敖的文字很容易勾起年轻人对传统文化、世俗价值观的反叛。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在我们那个国民党统治的苦闷的年代，我们在李敖的文字里，找到了与国民党唱反调的理论基础和力量。这种力量与偶像的崇拜对我们那一辈年轻人来说，只有后来的罗大佑可以媲美。
李敖的影响力充斥着我整个的学生时代。我尤其欣赏他的“长袍哲学”。在高三的那一年寒假，我甚至翻箱倒柜的搜出爷爷穿过的长袍，那一年的春节，我就是穿这一身长袍过的年。走在大马路上，牵着女朋友的手，她脸都红了，而面对路人异样的眼光，我却有一种打从心理面的自豪：看！我敢，你们不敢吧！现在想想，当时我看起来一定很像神经病。
李敖不畏强权、追求真理，与当政者对着干的精神，很令我们当年的大学生着迷，但我们忘了我们不是李敖，只是（模仿秀），直到有一天，终于闯祸了！
在1982年，我念大学二年级。当时我热衷词曲创作，写了一些歌曲，几个同学起哄说要搞个“小黄作品发表会”来满足我们的发表欲，毕竟“青春不可留白”。既然不可留“白”，于是我们真的就在学校的布告栏中贴出“黑”色的“小黄作品发表会”的海报，谁知道校方有意见，他们说在校园中出现黑色的海报有碍观瞻，建议我们换别的、温和一点儿的颜色。我们这帮同学却认为是校方存心找碴，绝不是单纯的海报颜色问题，我们绝不可让步、承认错误。校规里头又没有规定海报颜色的这一条规定，我们决定据理力争、绝不妥协，不管学校的建议，仍然贴出黑色的“小黄作品发表会”的海报！这可给一直想找我麻烦的学生活动组主任一个修理我的机会。就在海报贴出的当天，训导处以（违反学校规定、乱贴大字报），记了我一个大过！而就是这个大过，让我在大学毕业、服兵役的时候，失去了做预备军官的资格，只能当个二等兵退役，在军中吃足了苦头。
李敖写过一本《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我们看了他的书，预备军官没当成，却当了二等兵。所以我绝不敢再写一本《一个二等兵的日记》，因为我怕有人看了，会连二等兵也当不成！
也因为李敖自传里面提到他当年提倡的“大学生同居”的观念，让我有勇气在很早的时候，就和女同学有了肉体上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他就是上面所说的过年陪我穿长袍逛街的那一位女孩儿，她的名字叫林美惠，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