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外交部发言人揭密-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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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外交一直被蒙上一层神秘色彩。一方面是因为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外交是国家大事,高不可攀,不敢问津。另一方面,外交部门也因外交无小事,总是有意无意之中将外交神秘化。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这一做法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由于缺乏了解和沟通,国内公众在一些涉及民族感情的问题的处理上,对中国在一些重大国际事件的态度等问题上对我外交政策产生了一些误解,甚至不满。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外交部加强了公众外交方面的工作,希望在逐渐撩起中国外交神秘面纱的同时,争取通过外交部与公众之间的互动,来加强与公众的联系,树立外交部亲和形象,提高公众对我外交工作的认识和理解,为我外交工作的顺利开展争取更广泛的民意支持。
新闻发布工作是公众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想借本书从外交部发言人这一特殊角度出发,做一些公众外交方面的尝试。以一种喜闻乐见的方式介绍外交部发言人,外交部新闻发布机制等来加深公众对外交部发言人乃至对外交工作的了解,拉近外交部发言人及外交工作与公众的距离。
另外,目前,国内发言人培训热潮方兴未艾,这是发言人制度从上个世纪机八十年代走向机制化后进入的一个新的阶段。本人长期在外交部新闻司工作,并长达五年担任新闻发布处领导工作。作为发言人的主要助手,曾协助过沈国放、崔天凯、唐国强、朱邦造、孙玉玺、章启月、孔泉、刘建超等发言人工作,参与并负责组织了四百多场外交部新闻发布会。耳濡目染,从发言人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并在长期的工作中,积累了一些新闻发布工作的心得,今结合新闻司的一些资料整理编写成书,希冀对国内正在进行的发言人培训工作有所裨益。
由于水平有限,书中在对一些问题上的介绍和论述中难免有一些错误和不当之处。敬请领导、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第一章 发言人轶闻外交部发言人的官有多大?
外交部发言人现在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公众在电视、广播和报纸上几乎天天都能目睹其风采、耳闻其大名。重大国际会议上也常常能见到他们的倩影。特别是国家领导人出访时,总有一位外交部发言人作为代表团发言人紧随其后,在电视上频频曝光,不断向媒体发布有关访问的消息,回答记者提问,显得格外耀眼。
显然外交部发言人已经成为中外媒体和国内外公众所瞩目的新闻人物。由于名声大,在社会上的影响也随之加大,以至于在社会上造成许多错觉和误解。因此还闹出了一些笑话。
有一年,某部委请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李肇星去做国际形势报告。李肇星副部长因为有其它安排,就让一位发言人代为前往。该部门主持人特别兴奋,在开场白中说:非常感谢外交部领导对我们的重视,我们本来想请个外交部副部长来讲一讲国际形势,没想到外交部竟然把他们的发言人派来了!
外交部一位部领导,有一年回家探亲。回家后,村里的老人殷殷地嘱咐:继续努力,争取当个外交部发言人。
李肇星担任副外长期间,有一次出差。一航空小姐问:“老同志在哪里工作”?李肇星答:“我在外交部工作”。航空小姐忽然变得格外热情,问李部长:“你认识***发言人吗?”,李肇星答:“认识”。航空小姐又问:“你经常能见到他吗?”,李肇星答:“天天都能见到”。航空小姐羡慕地说:“您真幸福!”。
有一次,李肇星副部长与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参加完活动后从街上步行回外交部。,有一个行人惊喜地对同伴说:那个人是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同伴看了一下说:不可能,他旁边的那个人根本不象保镖!
外交部一代表团到某省参观、考察,当地接待部门负责人在介绍当地情况时说,现在领导同志很重视我省,上半年到我省来视察指导工作的领导同志有某某副总理、某某部长,某某外交部发言人…。
有一位外单位的同志到外交部办事,出大门时,看到章启月也在大门迎一位客人,大为不解,问怎么发言人这样一级的领导同志还随便在大门出入?
章启月有一天骑车下班回家,路遇几个骑自行车的人。有一位说,快看!刚才骑过去的是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其它几位都讥笑他说,亏你想得出来,外交部发言人能骑自行车?
其实,外交部发言人既没有保镖,也不配备专车,好几位发言人每天都骑自行车上下班。
朱邦造曾在郊区某国际会议中心参加一个会议,在大厅几个客人看到他后,有一位很高兴地说,这不是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吗?另一位马上反驳,怎么会呢?外交部发言人怎么会到这里来!
其实,该会议中心是一个非常豪华、名声很响的会议和度假中心。
外交部发言人经常收到全国各地来的各种信件。有告状的、申诉的、请求帮助的、要求代为转交信件的等等。来信对发言人的称谓可谓千奇百怪,有称国务院领导、国家领导人的,有称发言人省长的、首长的、有称外交部领导的,不一而足。
其实,外交部发言人是由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和两位副司长兼任,只是外交部的中层部门负责人。
第一章 发言人轶闻各部委和其它国家发言人都官居几品?
发言人的级别有高有低,各国做法也不一样。在我们国家,一般来讲,其级别是该部门中层以上的领导。如外交部发言人是新闻司正副司长兼任。有些部门的发言人是政策研究室主任(如中联部)、办公厅主任(如商务部)或秘书长(科技部)兼任,都属中层领导。在地市级部门,发言人同样也是其中层领导担任,如由正副处长或处级正副主任兼任。也有例外,有些部委发言人级别略高一点,由部长助理(公安部)或主任助理(国台办)兼任,有的甚至直接由部门副职兼任(如北京市卫生局由副局长兼任)。企业的情况稍有不同,在企业当中,发言人一般由总经理,分管宣传的副总或者是公关部经理担任,其中由一一把手担任发言人的情况占多数。由于一把手对企业的信息占有最全面,最权威,所以是当然的发言人,尤其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往往只由一把手担任发言人。
在国外,发言人一般也都是各部门中层负责人兼任,包括美国。如白宫发言人的级别就相当于部级,但英国、比利时外交部发言人都是处级人员担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鲍彻则是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兼国务院公共事务局局长。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由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部长兼任。据说在少数国家,外交部发言人的级别很高,正副部级的都有。
第一章 发言人轶闻发言人的苦恼
发言人名声大,荣誉高,受人敬重对发言人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有得便有失。由于经常在电视上露面,公众有点脸熟,麻烦也就随之而来。首先出行就不太方便了。乘车、过马路,逛公园、商场等从此不再轻松、自由,无论在哪里一出现常常都会引起旁人的注视或围观。其次是不可避免地沦为别人品头论足的对象。其表态内容是软还是硬、长相是美还是丑、衣服搭配是否合适、发型吹得如何、表情是否呆板、口齿是否清楚伶俐、外语讲得是否流利,发音是否准确等都成为人们议论、批评和指责的话题。
据载,某发言人的一个侄女从老家来北京后,该发言人请她在一餐馆吃饭。外交部发言人在这一餐馆出现本身就是一个话题,并且居竟然还是和一位年轻的小姐在一起,这无疑引起了餐馆客人的高度注意。客人们不断把各种目光投向他们,并不时窃窃私语。
一位发言人一次骑车回家途中,被另一骑车人撞倒。起来后,本想与对方理论一番,但不曾想惊动了路人。看到有人竟敢把外交部发言人撞到在地,他们感到非常气愤。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纷纷指责肇事者。这位发言人感到很难堪,从围观的人群中悄悄溜走了。
一位发言人每天坐地铁回家。每天在地铁上,都要忍受众多乘客好奇的目光。有一次一位乘客终于忍不住了,谨小慎微地问这位发言人,您是某某发言人吗?这位发言人不愧为外交部发言人,把对付记者的模糊答问技巧用到这里了,他幽默地回答:“大家都这么说。”
一个外交部发言人对此深有感触,他说,作为外交部的一名外交官,在各种场合能够代表中国政府回答记者提问,公开表明中国的立场,确实有一种荣誉感。但也有许多麻烦。媒体对发言人个人情况的报道,有许多是不符合事实的,有的水分很大。有的记者听到关于我的一些传闻,就编成文章发表,事先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比如,有人说我精通日语。我确实曾经学过日语,但因基础不扎实,早就忘了。文章发表出去后,就给我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有次到某个地方去后,有人听说我精通日语,竟要求与我进行日语对话。还有一个麻烦就是,当了发言人以后,不可避免地就成为了名人。在公共场合露面时,要求合影、签名的人很多。有人甚至利用同我的合影去使馆办签证。还有人打电话约我见面,有时也会收到上访的信,这都牵扯了我不少精力。
第一章 发言人轶闻几位外交部发言人第一次登台亮相回顾
钱其琛副总理当年作为外交部发言人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外交部历史上最不正规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但却是极为要的一次新闻发布会,它开创了外交部发言人的先河。
钱其琛副总理在其《外交十记》中是这样介绍其第一次作为外交部发言人对外亮相的。
“事情要从那年(1982年)的3月24日说起。
那天,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来到苏联的中亚地区,在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发表了长篇讲话,其中,虽然仍充满了对中国的攻击,但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建议双方磋商,采取一些两国都可以接受的措施,以改善中苏关系。
邓小平同志马上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所传递的信息。当时,中美之间有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会谈取得了进展,“8•;17”公报——即中美之间三个公报中的第三个公报——即将签署。中美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可以说基本确立,着手改善中苏关系的时机正在成熟。
我们当时的分析是,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的争夺日趋紧张,苏联已感到力不从心,不得不实行战略调整,而缓解对华关系正是其中的一个重大步骤。这在客观上为我们调整对苏联政策提供了机会。
小平同志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那时,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制度。我仍在新闻司司长的任上,正在考虑设立新闻发言人,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契机。
外交部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一次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那是3月26日,地点在当时外交部主楼门厅处。当时没有专门进行新闻发布的场地,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受邀出席,大家就站在我周围。当时担任翻译的是现任外长李肇星。
作为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我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
“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声明念完后,没有提问,也不回答问题。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就结束了。
这个没有先例的新闻发布会和三句话的简短声明,立即引起了在京的中外记者的极大关注。
出席发布会的苏联记者当场竖起大拇指,对我说:“奥庆哈拉索!”(很好!)他显然听出了声明中不同寻常的意思。
三句话中,重要的是两个词,一个是“注意”,一个是“重视”。实际上,就是“听其言,观其行”之意。其言可听,自然是说,你讲的话中间,有合理的成分。以前,中国对苏联所说的一切,只有全面批判,哪里会听,更说不上“观其行”了。现在要“观其行”,是要对方拿出实际行动来。
这简短的声明,第二天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中间位置,表明消息虽短但很重要。声明在国际上也立即引起了广泛注意。西方五大通讯社和其他外国媒体纷纷报道,并发表评论。有外电指出,这一谨慎而含蓄的声明,预示着对抗了30多年的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并使世界局势为之改观。
这是我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身份,主持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也是最后一次。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从此成了惯例,每周举行。不过,不再是站着举行了,而是移到了国际俱乐部,记者可以坐下来了。后来,外交部建了新楼,有了专门的新闻发布厅”。
李肇星作为外交部发言人第一次上台就碰到了西藏问题。发布会上记者就“西藏独立”问题不断向次第一次登台亮相的李肇星发难。李肇星对各种谬论进行了批驳,并表示:西藏自13世纪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西藏事务是中国的内政,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所谓“独立”问题一概是不能讨论的。听到这,有一个记者问: “我也有自己的家乡,如果你说我的家乡不是属于我们国家的一部分,我才不在乎呢!你为什么对西藏问题这样在乎?”李肇星答:“你对自己的国家怎么看是你的问题,但是中国的主权是神圣的,外国人无权干涉!”。李肇星第一次上台就咄咄逼人,表现不凡。回答问题条理清楚,反驳有力。据说,后来这位西方记者可能是出于对李肇星的尊敬,居然和李肇星交上了朋友。
朱邦造的第一次亮相非常不顺。朱邦造98年2月10日第一次上台。一上台就接连出现几个小插曲。他是学法语的,需要带耳机听英文同声传译。但他上台前忘记了打开耳机的开关,在台上根本听不到翻译的的声音。一个记者提问后,他没听见译文,无法回答,只好要记者将问题再重复一遍,来回重复几次,在场的记者和工作人员都感到很纳闷,不知何故?幸亏新闻发布处一工作人员及时发现问题,迅速上台帮他打开耳机开关,发布会才得以正常进行。但刚回答完两个问题,突然发布厅的嗽叭响起悠扬的音乐声。全场记者出现一阵骚动。发布会不得不再次中止。原来是下午3点外交部做广播体操的时间到了。显然是技术部门工作出现失误,未将发布厅的广播线路关闭。发布处工作人员迅速与技术部门联系,音乐声终于停止,发布会得以重新开始,但记者刚问一个问题,音乐声再次响起。还好,问题又马上得到解决。
朱邦造虽然第一次上台就有这种遭遇,但他显得很格外沉着,冷静,未见任何失态。他对记者说,出现了一点技术问题,请大家先休息片刻。然后,耐心地在台上等。很幸运,前后出现几个问题,均有惊无险。接下来,一切都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