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生论-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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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诣超过一般也只是可能,而并非必然。这样,如果有志而不能竟成,怎么办?我想,可行之道应该是:尽人力,成固然好,不成则等于取法乎上而仅得乎中,仍可与常人为伍,安之而已。
第三部分 己身信仰(1)
四九信仰
“生”是被限定的一种情况,正如彗星之绕日运行,也是被限定的一种情况。这限定之下或之中,自然还会有多种限定,只说一些荦荦大者。偏于身的是饮食男女,抗,大难,除非有大力,连生(包括求活得好)也不要了。偏于心的是要知,要信,表面看不像饮食男女那样质实,骨子里却更为有力,因为有逻辑或康德的所谓理性为靠山。关于知,《庄子·秋水》篇末尾“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的辩论可为明证,是庄子驳惠子的“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说:“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这说得更简单明快些是,不知也只能来于有所知。关于信,可以举古希腊的怀疑学派为证,老师落水,大弟子不救,得到老师的赏识,因为对于救好还是不救好,他怀疑。可是,如果我们进一步问:“对于怀疑主义,你是否也怀疑?”也怀疑,显然问题就太大了。这表示,我们生在世间,不能不有所信。信是怎么回事?应该信什么?问题显然不简单,以下择要谈谈。
依习惯用法,“信”和“信仰”有别,信义宽,信仰义窄;所有信仰都是信,有些信不能称为信仰。所信可以是零星的,微小的,如信窗外的一株树是柳树,树上落的鸟是麻雀。这习惯称为知,由坚信不疑方面看也是信。所信还可以是不微小的,如信珠穆朗玛峰最高,哈雷彗星76年后还会再来。这也是知,也就可以称为信。信仰的所信,大多指具有玄理意味的,如信有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有佛、菩萨,月下老人有能力使有情人成为眷属,等等。专由这类事例看,信仰的所信是超现实的,或说是无征而信,或干脆说是迷信,信窗外的树是柳树不是迷信,界限分明。其实问题并不这样简单,比如相信还有明天,相信活比死好,我们能够找到可信服的证据吗?如果真去找,追根问柢,最后可能就发现,这类事之所以像是确定不移,就因为绝大多数人信它,从未想到过还需要证据。但为了省事,我们无妨就以人的主观为依据,说这类无征而信的是知的信,不是不知的信;不知的信,如上帝、佛祖之类,才是信仰。
话还没有说清楚,或者说,里面还藏着问题,所以不清楚。什么问题呢?一个问题是由“知”来的,比如上帝,说不知,神父、牧师一流人就不会同意;佛祖,说不知,身出家心也出家的僧尼就不会同意。另一个问题是由超现实来。这有时会失之太宽,如到卦摊找什么铁嘴算命,也就不能不算信仰。有时又会失之过严,如孔孟之信仁和中庸,边沁之信功利主义(其实不如译众乐主义),也就不能称为信仰。不得已,只好从另一面下手,说人,为了生活能够有绝对保障,究极意义,常常不得不设想一种超越的力量(具体的神灵或抽象的道理),以作为寄托心灵的靠山,对于这个靠山的依赖和崇拜,是信仰。这样说,信仰的对象就具有这样一些性质:它是惟一的,至上的,也就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与它相比;它是超越的,也就不需要任何理由来证实它,支持它;它有大力,所以绝对可靠,能使人心安理得;它存于人的内心,所以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形质,或说公信公的,婆信婆的。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虚无缥缈的?总的说是无可奈何而不甘心无可奈何,只好画饼充饥。人生,为天命所制,微弱,有限,也就可怜。可是心比天高,愿意,或并自信,有智慧,有能力,虽然知也无涯,形体不能永存,却幻想能明察一切,生有伟大价值,并非与草木同腐。不幸这愿意或自信,不能在现实中找到对证或保证,怎么办?有退守或进取两条路。退守是不求,即知道人生不过是这么一回事,有胆量面对现实,破罐子破摔。古代道家如庄子,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列子,说“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可以算作这一路。这破罐子破摔的态度,看似容易而实难,因为事实是正在活着,又要把活着当作无所谓。也就因此,几乎所有的人都走进取一条路,找理由,找靠山,在现实中失败,就到现实的背后,勉强(从设想中)找到,不能在理性方面取得证明,就不要证明,以求能够心满意足。这心满意足还可以分析,主要是三种心态,一种是全知,另一种是永存,还有一种是一切活动的有意义。先说知。活,尤其活得顺遂,要靠知,所以也可以说是天性,人没有不乐于求知的。知有近的,如鸡蛋可吃;有远的,如银河系外还有天体。庄子已经慨叹“知也无涯”,我们现代就更甚,是所知渐多,越苦于有些大事我们还不能知。比如我们生于其中的这个大环境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有生,生究竟有没有价值,等等,是直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不知为不知”,是孔子的看法,或说理想,至于一般人,就难于这样知足,因为活了一辈子,连有关活的一些大事也不明白,终归是难忍的憾事。又是不得已,只好乞援于设想,比如是上帝愿意这样,然后是坚信,也就可以心平气和了。再说永存。人,有生,于是乐生,贵生。不幸是有生必有死,这是天大的憾事,如何对待?庄子是任其自然,所以老伴死了,该唱就“鼓盆而歌”。西汉杨王孙也可以算作这一路,是裸葬以求速朽。至于一般人就很难这样看得开。这也难怪,书呆子几本破书被焚,佳人的钗钏被抢,还心疼得要命,何况生命?所以要想法补救。一种补救办法是上天代想的,是传种,生孩子,容貌、性格像自己,自己百年之后,还有个“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礼记·坊记》),似乎可以安心了。但那终归是间接的,总不如自己能够长生不老。道教,葛洪之流炼丹就是求这个。可惜是葛洪,直到白云观的道爷们,都没有能够长生不老。所以又不能不向天命或自然让步,到关键时候,只好狠心,舍去形体,想个别的办法,以求永存。这办法,有小退让和大退让两种:小是形亡神存,大是形亡名存。神,或说灵魂,存于何处呢?天主教、基督教是升天,坐在上帝旁边。佛教(尤其净土宗)是到极乐世界去享受,因为据《阿弥陀经》所说,那里遍地是鲜花和珠宝。其下还有俗人的,《聊斋志异》一类书可为代表,是与阳间对称,还有阴间,那里虽然有阎罗和小鬼,不好对付,但也有酒铺,可以买酒喝,还有不少佳丽,可以依旧风流。再说大退让,是用各种不朽的办法以求名存,前面已经专题讨论过,不再赘述。最后说第三种心态,一切活动都不是枉然,而是有意义,或说有价值。这不像求永存那样清楚,或竟是在无意识中暗暗闪烁,但也未尝不可以推而知之。活动各式各样。可以分为大小,如殉国是大,访友是小。还可以分为忙闲,如修桥补路是忙,作诗唱曲是闲。不管忙闲,就活动者的心情说,可以重,是以为应该如此,可以轻,是觉得有滋有味,这应该,这滋味,不能没有来由,这来由也是信仰,纵使本人未必觉得。
第三部分 己身信仰(2)
以上的分析也可以用家常话总而言之,是,所以要信仰,是图精神有个着落,生活有个奔头。但人,性格不同,经历(其中更重要的是学历)不同,信仰自然也就不会尽同。具体信什么,千头万绪,不好说。这里只想依所信的性质的不同,概括为三种。其一,所信不明确,像是没有什么信仰;或者说,听到什么就接受一点点,头脑中成为五方杂处。古往今来,我国的平民大多走这一条路,乡村的有些寺庙可以说明这种情况,是既供养孔孟,又供养太上老君和观世音菩萨。这算不算没有信仰?站在教徒的立场,也可以说是没有信仰。我的看法不是这样,因为没有信仰有两种情况,都是很难做到的。一种是《诗经》所谓“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这是老子设想的“虚其心,实其腹”一路,虚其心,其造诣也许就不只是少思寡欲,而是无知无欲,又谈何容易。另一种是由广泛而深远的思辨而来的不信,这是因为追寻所以然而终于不能明其所以然,就不能不暂安于怀疑,也是谈何容易。所以,对于这种头脑中模模糊糊的情况,我们与其说是没有信仰,不如说是同样有信仰,只是不够明确。最明确的是其二,宗教。不管是信上帝,还是信佛、菩萨,都是信的对象明确(不是可见、可闻、可触,而是诚则灵),并且有组织、礼仪等加固,因而也就像是有灵验。人生不能不有所求,于是,根据能捉老鼠就是好猫的原则,既然灵验了,它就有了大用。其三是传统的所谓“道”,“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这道是惯于思辨的读书人的理想的什么,可以偏于知,如说“天命之谓性”,也可以偏于行,如说“畏天命”。读书人敬鬼神而远之,有所思,有所行,又希望能够心安理得,所以不能不乞援于道,或说树立自己的道。道是对天对人的认识的理论系统,有了这个系统,求知就有了答案,行就有了依据。自然,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因而不同的人也就有不同的道。但也可以大别为两类。一类可以举“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为代表,是以天理定人为,儒家,尤其宋儒程、朱,都是走这一条路。另一类是不问天,只管人,如英国小穆勒之信边沁主义,以及无数人的信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以为一旦照方吃药,娑婆世界就可以变为天堂,都走的是这一条路。
信仰有好坏问题,评断,似乎仍不得不以人文主义为标准。比如信上帝,并信上帝是全善的,因而对己,由于相信得上帝的庇护而心安,对人,由于相信上帝乐善而时时以仁爱之心应世,我们总当说是好的。反之,因信上帝而以为惟我独正确,并进而发了狂,于是对于异己,为了拯救灵魂,不惜用火烧死,我们就很难随着喊好了。可以不可以兼评论对错?如果对错是指有没有事实为证,那就不好下口,因为信仰都是来于希望和设想,求在事实方面取得证明,那就近于故意为难了。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信仰,虽然难于取得事实为证,却有大用。有用,正如我们对于诸多日用之物,当然以有它为好。可惜是有它并不容易。记得英国的培根曾说,伟大的哲学,应该始于怀疑,终于信仰。始于怀疑,这是由理性入手,能够终于信仰吗?我的想法,有难能和可能两种可能。难能,是理性一以贯之,就是思辨的任何阶段,都要求有事实为证,或合于推理规律。比如信仰上帝,就会问,这至高的在哪里?如果如《创世记》所说,一切都是他所造,他是谁所造?依理性,这类问题可以问,可是问的结果,获得信就大难。另一条可能的路是分而治之,比如说,上讲堂,用理性思辨,上教堂就暂时躲开理性,只用崇敬之情对待上帝。这种不一以贯之的办法,用理性的眼看,像是不怎么理直气壮;但人终归不是纯理造成的,所以很多明达之士,也还是乐得走这条路。
用实利主义的眼看,始于怀疑,以理性为引导往前走,未能终于信仰的人是苦的,因为得不到心的最后寄托。这从另一面说就是,人应该有个信仰。信什么好呢?具体的难说。可以概括说,是最好离理性不过于远而又合于德的原则。理性与迷信是相反的,所以离理性不很远,就要迷信气轻一些。举实例说,信天,或说大自然,或说造物,或说上帝,就会比信二郎神好一些。如果仍嫌上帝之类离理性过远,那就无妨效法禅宗的精神,呵佛骂祖而反求诸本心,就是说,不靠神而靠道。卑之无甚高论,如“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道也可以勉强算吧?至于德,前面多次说过,其实质不过是利生,包括己身之外的生,所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不能算,更不要说落井下石了。最后总的说说,信仰方面的大难题是难得与理性协调,而偏偏这两者我们都难割难舍。就某个人说,有的信仰占了上风,如有些老太太,虔诚地念南无阿弥陀佛而不问是否真有极乐世界,应该说是因信仰而得了福报。其反面,理性占了上风,比如由上帝处兴尽而返,想寄身于道,偏偏这时候,理性又来捣乱,问,这样的道,有价值,根据是什么?显然找不到最深的根,于是像是稳固的信仰又动摇了。动摇的结果,如果放大,就必致成为生的茫然。古语有“察见渊鱼者不祥”的说法,我想,在有关信仰的问题方面,情况正是这样。
第三部分 己身几句下场的话
几句下场的话
一本也许不当写的书终于写完了,学戏曲的有下场诗,应该说几句下场话。不当写,理由很简单,是手无缚鸡之力而想扛鼎。事实是不只想,而就真扛了,再说理由也就成为不必要。必要的是说说为什么想写这样一本书。一本什么书?这样的意思应该在序里说清楚,因为没写序,只好借这里的一席地先说说。书名《顺生论》,“论”用不着解释,只说“顺生”。可以图省力,用古人语,是《礼记·中庸》开头所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古人语过简,还过旧,怕今人,尤其未头童齿豁的,看了不很了然,所以易“率性”为“顺生”。率性是道,顺生自然同样是道,这道即通常说的人生之道,用大白话说是自己觉得怎么样活才好。说“自己”,因为人生之道无限,道不同可以不相为谋,不同的人可以引为同道,所选的道却总是“自己认为”好的。这就为本书的也许应该算作胡思乱想的许多讲法找到个挡箭牌,是其中所写都是自己的有关人生的所想,也应该并只能是自己的所想。所想是什么呢?说简单也简单,是我们有了生,生有没有究极意义或价值,不知道;但有天赋的好恶,如没理由地觉得活比死好,乐比苦好,这是命定,或说性;已定,抗不了,一条简便的路,也许竟是合理的路,就成为,顺着天命的所定活下去,即本书所谓顺生。路平常,理也不深远,推想也不会有人“真”揭竿而起造反,还“论”它做什么呢?是因为一,道,大同难免小异,外形或口头还难免大异;二,即使不异,有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限制,接受顺生而真就能够活得好也大不易。所以也就值得思考,或更不自量力,进而论一下。
转而说不自量力。如果网密,本书前言中所说,新出生的牛犊不怕虎,我年轻时候改学人生哲学,想弄清楚人生是怎么回事,怎么样生活才好,应该算是第一次。这里只说第二次,是五十年代中期,忙而又像是行有余力,老毛病,先是思,继而像是有所知。古语今语都说,应该,至少是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世故的要求是,多说不如少说,少说不如不说。仍是老毛病,憋在心里不舒服,无已,只好以笔代口,写出来,自己看看。只写成相当于本书的第一分,因为以下更难写,决定搁笔。稿放在一个旧书包里,睡了差不多十年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了,心想谈人生,这还了得,性命攸关,赶紧找出来,付之丙丁了。其后虽然日长似岁,终于熬到七十年代,由干校放还,独自还乡,过面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