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界我的梦-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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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体育总局，体育总局的上面是中国政府。每个政府组织都要依照一定的指导方针来执行中央的政策。所以，很难想象像中国在其它领域越来越开放自由，却单单要在姚明的事上实行关门闭户的政策。中国篮协如果说由于王治郅的原因不放姚明，我想公众不会接受这个理由。
姚明已经保证他会回国为国家队效力，他自己确实想这样做。他同意回国打四项比赛———亚锦赛、亚运会、世锦赛和奥运会，有书面保证的。还有一项商定，就是国家队真的需要他的时候，他也会回国，灰色区域（模糊不清的）是在国家队的训练量。2003年亚锦赛前，他们招回姚明20周，所有人都说时间太长了。对中国体育官员而言，重要的就是维护纪律和控制局面，随着改革的深入，运动员们必定会要求更多的权利。问题是，官员们将如何应对呢？姚明若没有准时到集训队报到会受到惩罚吗？我看会。许多事情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让大家明白谁掌握着权力。
如果中国篮协不相信我回国家队打球的承诺，并不是只因为王治郅。在他之前，有几个其它项目的国家队队员，到了美国或欧洲，就离队了。没有电话、没有信件、没有消息，反正就是没回来。但这样的运动员最多只有5个，没有一个是篮球手。其中有一个女网球手，我记不住她的名字了。网球在中国不太热，知道她的人不太多。有人这样离开后，他们的名字会被封杀，你在纪录册里和其它地方都找不到他们的名字，好像他们没有存在过。谈论这些队员不会给自己惹上麻烦，但没人谈论他们———不为什么。他们走了，又有人替代他们的位置。
我承诺回来，不知道中国篮协会不会相信我。但我感觉他们不相信，这并不让我吃惊。
第二部分一波三折的谈判（5）
很久以来情况都是这样，我已经习惯了。
到NBA之前，我一直只有公务护照，没有私人护照。公务护照只对特定的旅行、在特定的时期有效。持公务护照不能像持私人护照那样随意出行。虽然我很难说出两者的区别，但有一本私人护照感觉就是不一样。我知道有这本护照，我能做原来不能做的事，但我不会去做。我知道自己的权力，但我不会想去使用。目前这样做没有意义。
最大的可能是：在2002年取得个人护照前出国，他们总是命令我怎样怎样做，现在他们与我协商怎么怎么做。当然他们叫我做的事，我通常都是愿意合作的，并没有什么事我不愿做或觉得我不该做。但是他们改变语气，协商而不是命令，我的感觉会舒服得多。
约翰·海逊格（姚之队成员）：我的下一步是准备各种可能的情况，意味着跟选秀权排在前四位的队谈———休斯顿、芝加哥、金州和孟菲斯。从休斯顿回到芝加哥，我和杰瑞·克劳斯，还有公牛老板杰瑞·蓝斯多夫吃晚饭。他们希望有办法留住泰森·钱德勒和埃迪·柯里，他们两个刚结束新人年直接从高中选来的大个儿，还有姚明。我又给勇士的总经理加利·圣·吉恩打电话，他对姚明不太感兴趣，我知道他们对姚明没怎么考察，还听说他们想要一个控球后卫，那就是杰伊·威廉了。
我得承认，回到办公室听秘书说，“杰瑞·威斯特打过电话。”让我觉得很高兴。毕竟是照片用在NBA标志上的人，一个传奇的球员和球队经理。我很幸运，我近距离接触崇拜的明星没有一个是怪物，但威斯特确实和道森不同，道森很好打交道，很实在。跟威斯特做事就像用秒表计时，他还有别的事做，要去别的地方。威斯特说他们对姚明感兴趣。威斯特组建球队的能力很强，所以孟菲斯队也是可能的选择。我害怕的是休斯顿把自己的优选权跟快船或者尼克斯交换，但我又想快船不会那么鲁莽，而我也没发现尼克斯有道森想要的球员。我们的砝码是在NBA的球队中，没有任何人知道怎样能把姚明从中国带出来，甚至火箭队也不知道。所以我们认为，如果有一支他不感兴趣的球队采取行动要得到他，他们会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我们无须撒谎，我们有信息方面的优势，有足够的能力按自己的需要鼓励或者打击球队的积极性。
2002年5月末，章明基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中国。我当初答应帮章明基时并没打算去中国谈判，但我想，“能够参与这样的事，是经常都有的机会吗？”就同意了。最后我在中国呆到NBA选秀结束后。这段经历有欢喜、有沮丧，最后，给我以真正的成就感。令人沮丧的是，第一次会议的前夜，东方队打电话给章明基，说如果我，一个老外，参加会议，他们就拒绝谈判。谈判队伍最后是章明基、姚明妈妈、一个律师和陆浩（根据中国篮协规定我们聘用的中国经纪人）。章明基找出各种借口离开会议室，用手机给在酒店的我打电话。我在中国的第一周，东方队就当我不存在。
但那一周也并不乏味，火箭派的特使几天前到了。他们特地来向中国官员当面表示对姚明的兴趣。我第一次到中国，经过疯狂的飞行到达酒店的时候，电话响了，是戈德堡。
“我们遇到问题，”他说，“你现在快下来。”
我去了他的房间，就在大堂往里走的位置，他告诉我他们的矫型医生刚看过姚明脚X光片。“他的脚全坏了，”戈德堡说，“他永远都没法打NBA。我们不能选他。”
公牛的医生测试前在Berto中心检查过姚明，报告交给NBA，任何想要的人都可以拿到。
他们告诉我姚明的脚踝骨曾受压断裂，但已经愈合，其他没什么问题。“提交给NBA的报告说他没问题，”我说。
“我们看过报告，”戈德堡说，“但我们的整型医生对X光的判断非常不同。你送他去香港检查脚，那是我们选他的唯一可能。”
中国方面不会同意姚明去香港，我和章明基也不想让姚明再反复去检查。讨论后，我们同意在北京检查。我们一边跟医院联系，让姚明悄悄溜进医院检查，让火箭去北京，一边找到公牛的医生，告诉他休斯顿医生的话。
“我看过的NBA球员的脚多着呢，”他说，“你可以在任何一个NBA中心看看他们的X光片，很多人的脚你看了都会说，‘这个家伙会有问题’或者‘我不知道会怎样’。我看过比姚明更糟糕的脚，他们都有很长的NBA职业生涯。”迈克尔·戈德堡（火箭队法律顾问）：NBA的体检确实还不完善。他们拍了X光片，看到一个疾患点，没有去刨根问底搞清楚。我们的医生看了X光片，“嘿，你这是在冒险。”于是我们就乘飞机去找一位国内顶尖的整形外科医生。
此前我飞到了韩国办另一件事，之后再回到中国。但碰到了问题———我上次是用单次入境签证进入中国的，现在我身处韩国，又是星期六，美国领事馆不办公，而我必须星期天早上到北京。我只好硬着头皮买了张票。我出示护照，他们发现签证无效。最后我说服他们让我走，但得与航班签个保证：如果到中国，出入境管理处把我遣送回来的话，我必须支付返回的全额机票。
到了北京，通过海关检查时，他们看了我的护照说，“你必须回去。”
第二部分一波三折的谈判（6）
我说，“我是休斯顿火箭队的，来带姚明去NBA。”然后我向他们出示了观看姚明在国家队训练时与他的合影。这其实是那张照片的复印件。一下子，很多官员聚过来看照片。他们说了很多，我一句也听不懂。最后他们说，“好吧，我们给你一个新的签证。
”我跟到办公室，他们给我拍了照后就让我入境了。我也得给他们100美元。我的看法是，世界各地的情况都是一样的：有时关键不在你知道什么，关键在于跟谁认识。
我们用辆小车接姚明去医院，他得挤着进去，但却没有一句怨言。检查进行了几个小时。检查结果一切都好。在等结果的时候，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跟妻子和孩子通话。我转过来对姚明说，“你是否不介意和我儿子说两句？”我不想强迫，而且我知道他对自己的英语很敏感。但他说，“好啊。”他跟我儿子聊了十到十五分钟。那时候我意识到我们之间有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不去考虑什么篮球、媒体、国际影响等等———他首先是一个好孩子。
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件事是：我与东方队的最后一份合同2002年12月31号到期。如果没有球队选我，按照NBA的规则，我是一个自由的人，能做任何事，能够选择在任何球队打球。但我想，这样做对东方队不公平。我想感谢他们让我成长为好篮球手，我想让他们为此得到回报。
与东方队的合同并不是让我留在中国的唯一合同。在美国，你可以坐等3个月过去，合同期满，然后离开，想和谁签约都行。中国事情不是那样的。球队对球员有控制权，除非球队领导决定不再要这名球员———这时他若能找到球队就可以自由签约。
我和东方队签了约，跟上海体委还另有一份合约，约定在全运会上为上海队打球。全运会4年一次，打了一次，再另签一份合同打下次。我的跟上海体委的第一份合同是1997年签的，第二份是2001夏季签的，关于打2005年全运会。合同只是约定打全运会，不涉及中间的年份，但还是控制我那些年里是否离开中国。如果他们说我可以离开，那么我就可以去别的地方打球，只要第4年回来就行。但如果他们说某方面有问题，我不能离开，那我就得整整4年呆在国内，即使3年没比赛可打。东方队和上海体委是一体的，如果东方队不让我走，我跟他们有没有合约都没关系。上海体委可以用他们的合同帮东方队，把我留在国内。
总而言之，必须他们表态说不再需要我，我才能到其它球队。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假如我代表东方队谈判，我会让谈判躲开公众的视线。第一次去跟东方队谈判的路上，我跟我们的律师打赌。我说东方队的律师说的第一件事，会是让我们的谈判秘密进行，整个过程必须保密。结果打赌我赢了。
“我们会很负责地进行，”我跟东方队说，“但我们不能承诺保密。”我没说出来的话是，“公众的支持是我们的基础，把我们与公众隔开，就像在赤手空拳的打斗中断了我们的右臂。”我告诉他们的只是我们会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事。“不，”他们的律师说，“你们一定要保密。”
我们在约翰不参加谈判的问题上已经让步了，不能再在这一点上让步。最后他们态度缓和了下来。一个小小的胜利，但最终证明是一个重大的胜利。虽然约翰不在场，他的作用都很重要。谈判最终的问题是给东方队的赔偿———姚明转会到底要付给他们多少钱、付多少年。最后的协议非常复杂。我们把姚明受伤的潜在影响、未来的利率、通货膨胀等等因素都考虑了进去。约翰和我把这当作商学院的资金估算项目来对待。开始，我提出不同的提议，关于我们能够接受和不能接受的，约翰做了一张表，等式中任何一个数字变化，表格都会反应整体合约的价值。比如说，改动第一年的一个数字，下面12年的这一数据都随之改变。或者用一个不同的折扣率，就得到新的结果。依据是姚明在NBA打球的年限，我们用它来协商不同的特别付款。每天我都带着手提电脑去谈判。但除此之外，跟一般谈判没什么不同。我觉得最后姚明拿到的结果还比较合理。我们双方签了保密协定，所以我不能透露细节。
当谈到协议的最后一点时，对方开始拖时间。我们知道必须跟东方队达成协议，中国篮协才会跟我们谈，而且火箭给了我们一个期限，就是选秀3天前拿到姚明的放行令，不然他们就要将选择权和别的队交换了。
“就是这样了，我们钻进了死胡同，没时间了，”我说。“也许你们的目的就是让事情拖着。但这个礼拜六我们会在上海开一个记者招待会。要么宣布达成了协议，要么告诉公众为什么没达成协议。如果是第二种情况，我们会公开我们提出的建议，和你们的要求。选择权在你们手上。”
我觉得东方队是利用我们时间的紧迫，让我们在最后一点上让步。当初不答应保密，这时显得很关键。如果当初答应了，我们再威胁开记者招待会，他们就可以说我们撒了谎，或者谈判无诚意。下这样的最后通牒还真不容易。不是每个人都认为开记者招待会是个好主意，我们聚在姚明家的公寓里商量决定。姚明还在北京，跟国家队一起训练。姚明的妈妈方凤娣不希望我们得罪球队，律师也这样想。讨论很激烈。他们明白，如果这件事不成功，我会失去很多。我计划有朝一日回上海定居，我在这边有许多生意。如果这件事搞砸了，或者我做得太过火，全上海人都会知道。但姚明的妈妈和律师最后同意跟俱乐部说记者招待会的事情。
第二部分一波三折的谈判（7）
不出所料，俱乐部被此事搅得非常慌乱。我们不想让东方队尴尬，只想以此获得取胜的砝码。事情又白热化了。结果会议中断了3小时。那天是星期四，记者招待会定在星期六。上海体委通知我们，作为个人我们不能开记者招待会。我就告诉他们，我会租一个酒店，叫一个别的什么名字。星期六我们开了记者招待会，宣布协议达成了。
对于发生过的事情我大部分是知道的，每天我都跟章明基通电话。有些天似乎我们又回
到了起点。坏消息来了，如“他们停止跟我们谈了”，“有人要照顾孩子，今天来不了”，或者其他事情。但章明基跟我说：“不要担心。不要一听到什么消息就想‘也许今年去不成NBA了’，那样很不好。我告诉你，今年去NBA已是十拿九稳了。他们无法阻止你。”我相信他的话。
我听到从章明基那里传来的消息，或者说，任何影响我去NBA的消息，我认为也是对中国的不利消息。如果美国记者知道发生的事情而这样报道———“他们要很多钱”或者“姚明必须回国打很多比赛，要不然就会被国家队除名”，中国篮球界就会很难堪。在我看来，中国在其它方面都日渐开放，这样的报道会有负面影响。
我觉得发生在我周围的事情，也反映了中国篮球界的很多问题。每当奇怪的事情发生，官员们就会说，“中国情况特殊。”似乎NBA和欧洲的合同是一回事，而中国合同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们说，“中国很特殊，我们得按自己的方式处理。”比如说一定要用中国的经纪人。其他哪个国家会说职业运动员一定要用自己国家的经纪人呢？我不介意用中国的经纪人，那不是个大问题，我只是解释自己为什么说，他们有许多特殊规则。
约翰·海逊格（姚之队成员）：记者招待会之前，我一直在为我们的成果兴奋。“东方队的人呢？”我问。
“他们不来，”章明基说，“他们不作评论。”“但至少有书面协议吧？”
“没有。但明天的会议你被邀请了。”“太好了。”
记者招待会后，我们与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