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张云逸-第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茉蟆⒗钪衿椒直鹑胃弊ㄔ薄Ｐ滤木诙κΤぢ薇约婊茨暇玖钤保氛鹆治挝保铰范⒙肺髁骄智！ �
为了战胜严重困难，淮南军民掀起大生产运动，战胜自然灾害和敌人封锁，改善军民生活，为反攻作物质上准备。
1943年1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从苏北转移到皖东抗日根据地盯眙县黄花塘，直接领导皖东斗争。
1943年，淮南抗日根据地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44年，淮南新四军转入局部反攻，至1945年7月，淮南抗日根据地发展到2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280万，新四军第二师兵力扩大到4．4万人，并在南京城郊建立上元县。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朱德总司令命令在华东的日军由南京日军最高指挥官同村宁茨直接派出代表至新四军军部驻地天长地区，就日军投降事宜，接受陈毅将军的命令。新四军军部发表粟裕为南京特别市市长、方毅为副市长，黄克诚为江苏省主席，罗炳辉为安徽省主席。新四军第二师组织南京支队渡江南下，进抵南京城郊。第二师在战略反攻中，收复定远等6座县城，占领津浦、淮南铁路各一段。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屡遭侵略，饱受屈辱。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斗争中取得的伟大胜利，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新四军第二师歼敌2万余名，在南京附近建立了拥有330余万人口的解放区，第二师由其前身新四军第四支队成立时的3100余人发展为近5万人的兵团。这是淮南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浴血奋战取得的伟大胜利。
刘少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徐海东、赖传珠、高敬亭、郑位三、罗炳辉、谭震林等领导淮南军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淮南军民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牺牲。半塔烈士纪念塔和藕塘新四军第二师抗敌纪念塔记载着烈士们的英雄业绩，永垂不朽！
注释：
（1）本文节选自龚意农、杨联主编的《淮南抗日根据地财经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6～16页。题目和文中小题为原书第2章第一、二节。节选时略有删节。
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筹建前后 叶建忠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纷纷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民族危亡时刻，国民党被迫接受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同年10月2日，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转设南昌，下辖4个支队，8个团，总人数10300余人，其中，福建的人数占全军一半以上。
为了在福建开展统战工作与恢复党的组织，党中央决定在福州成立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1938年2月党中央派参谋长张云逸同志再次来福州与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谈判这一问题。2月9日张云逸从南昌到达闽浙赣特委所在地江西省铅山县石塘镇。随同张参谋长来福州的有王助、孙克骥、张的秘书徐平羽（又名王白如、白丁）、新闻记者马骏以及警卫员、机要员等十几人。他们一行于2月23日到达福州，24日上午张云逸偕同王助出见福州记者并发表谈话。
1938年春节前一天，新四军第六团（闽东红军游击队）在屏南县城接到军部电报，立即开赴前线。叶飞、阮英平在农历正月初三把队伍带去了。闽东特委工作由范式人负责。叶飞等走后，范又接到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的电报，即到福州见张，张说：他此行的目的要办两件事，一是，1937年10月间在漳浦有数百人被国民党缴械，要追回人和枪。二是，谈判成立办事处。张又说，陈仪不同意成立福建办事处，只同意成立福州办事处，人数限制不超过20人。于是范式人便留在福州参加办事处工作。
1938年2月底，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正式成立，地点设在福州市城内安民巷27号（现53号），办事处人员有新四军参议、办事处主任王助（因军部不能委任将级军衔，所以用参议名义显得位高），新四军上校秘书范式人，副官章水和。1938年八九月后又增加工作人员庄草（现名林楷），看门兼烧饭林书壮，并配备一个警卫班。办事处人员都穿灰色军装，挂“抗敌”臂章，门口后来挂上黄底黑字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驻福州办事处”的牌子（有的同志回忆当时没有挂过牌）。
办事处成立后，则致力于恢复和建立福建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号召群众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组织进步文化人创办刊物、教唱革命歌曲、义演、募捐、办美展、办夜校、支持开办生活书店、保护抗属、红属，为抗日救亡做了大量工作。1939年5月由于日寇进逼福州，办事处迁往南平。1940年6月办事处接到省委有关避免遭受国民党暗算，撤退红色干部的通知，决定自动撤销，因而完成了它的使命。
办事处筹建到撤销前后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它的主要历史作用是：
一、执行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积极主动“联蒋抗日”，推动全民族抗战。1937年10月中旬党中央曾派张参谋长和机要员林青第一次到福建找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谈判有关释放政治犯和福建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竟遭到陈仪无理拒绝。11月上旬，在武汉的博古、叶剑英、李克农又派顾玉良随带叶挺将军的介绍信到福建找陈仪谈判有关改编问题，陈仪逼于形势，不得不答应，但又使出调虎离山之计，以图借日本之刀来消灭共产党军队。我党为了全民族利益不计既往嫌隙，在闽西、闽北、闽东等聚集4个团5000多人的兵力，组成新四军4个团，另一个连，开赴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
抗日大军开赴前线以后，党中央为了团结抗战，扩大统一战线，1938年春又派张云逸、王助等第二次来福州找国民党省主席陈仪谈判，主要办3件事：一是，在漳浦事件中我方有数百人被国民党缴械，要追回人和枪；二是，谈判成立办事处；三是，要求释放政治犯。以上三点陈仪基本上都答应了。漳浦数百人与被释放的政治犯一起由张参谋长带赴前线参加抗日，后方成立办事处，办理有关军部后勤事宜。这是我党长期斗争的结果，也是党的政策“联蒋抗日”的胜利！
二、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是对外的办事机构，对内则代表福州地区党的组织。福州从1934年党组织遭到破坏以后，党员失去了联系。办事处成立后，一方面积极恢复过去在福州和邻县失去党组织关系的同志的联系，如张立、江国荣等；一方面培养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如何思贤、王一平、林涧青、郑震霆、卢懋榘、舒成、高力夫、梁真等。同时派出党员干部分赴各地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如连江林涧青、梁真等，古田陈必猛（即林聿时）、福清陈金来、永安王一平、沙县陈振芳。1938年5月间办事处又提出成立“民先”，团结更多的进步青年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办事处又通过卢懋榘等同志联系进步知识分子和文化界知名人士郁达夫、楼适夷、黎烈文、杨骚、许钦文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如1938年6月，著名爱国人士李公仆来福州，请他作了“唤起民众，不做亡国奴”的讲演。10月。郁达夫、黎烈文、卢懋榘等在于山戚公祠举行纪念鲁迅逝世两周年大会，号召团结抗日，共赴国难。
办事处还利用合法组织和一切机会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占领宣传阵地，教唱抗敌歌曲，组织歌咏队，举办美展、募捐、义演、办夜校等等，发展进步势力，团结各界爱国人士。
三、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动员和组织有志之士，献身革命。办事处通过各级党组织，组织进步青年阅读革命书籍，成立读书小组、读书会、办短期培训班，引导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办事处派何思贤、卢懋榘、林白、陈必猛、黄辰禹、郑震霆、薛碧香等到南屿和南港等地，训练武装人员，筹集枪支，派林涧青、梁真、林君玖等到连江丹阳溪东乡以办农业合作社名义，培训武装干部，准备开展游击战争。
四、争取团结抗战，反对制造磨擦。抗战初期，国民党对南方红军游击队采取“清剿”政策，妄图消灭我们军队，如1937年7月15日闽粤边发生的“何鸣事件”，1938年3月闽中发生“泉州事件”，都是国民党一手制造的。1938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突然袭击宁德我军留守处，当场打死我军警卫排长石头梯，并打伤多人。留守处被砸烂，40多位留守处人员被押送福州市。办事处成立前后对国民党制造的磨擦事件，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终于得到了妥善解决。既揭露了敌人阴谋，又争取团结抗战，保持了我党军队的独立性。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前后 张凯
每当我回忆起，自己当年在新四军中生活、学习、战斗的岁月，“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军歌的战斗旋律，便使我这个老战士的心激动不已。
多年来，我有个心愿：要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前后这段历史再回忆一下。这对于我们记取历史的教训，悼念在抗日战争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深切怀念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领导人刘少奇、张云逸、邓子恢、徐海东、罗炳辉、赖传珠诸同志，进而对展望未来，也许是不无意义的……
一
1937年7月8日，即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的第2天，我们的党中央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宣布了抗日战争的开始。同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敌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而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8省13个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则改编为新四军。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江西南昌正式办公。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实际是政委），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副主任。全军共编为4个支队。江南3个支队，江北1个支队。
1938年3月14日，第四支队首先集中于皖西霍山县流波疃地区；继而于4月进抵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3月，军部亦由南昌迁至岩寺，第一、二、三支队也于4月在皖南岩寺集结。至此，一支雄壮的抗日铁流业已出现在大江南北两岸广大地区。
新四军军部在岩寺住了一个短时期，很快转到皖南泾县的云岭。各支队经过一段短期整顿，继续东进。1938年5月，第一支队挺进江南敌后，到达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地区。同年7月，第二支队挺进江南敌后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第三支队则进入皖南铜陵、繁昌地区。新四军的东进，有力地打击了苏皖的敌伪军，钳制了沿江向华中内地进犯的日寇军力。深入到沦陷区的各部队，大大鼓舞了敌后人民的抗日情绪和坚持斗争的胜利信心。
然而，新四军取得的每一胜利，却是十分不容易的。我们不但面对日寇的疯狂进击和蒋介石伙同地方顽固势力的干扰，而且还要同内部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等思想倾向进行艰韧的斗争。当时，我们在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东进方针的过程中，的确是有过一段难忘的曲折过程。遵照党中央指示，1939年5月和11月，先后成立了新四军江北和江南两个指挥部，势如破竹，打开了大江南北敌后抗战的大好局面。
二
当时在江北的第四支队，下辖七、八两个团，另属一个手枪团，一个特务营。全支队约3000余人，由高敬亭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未到职），戴季英任政治部主任，林维先任参谋长。该支队根据党中央“东进”的战略方针，1938年2月，七团和八团、手枪团分别从湖北省黄安七里坪和河南省确山竹沟出发，三四月间到达安徽省桐城、庐江、舒城之间蒋冲东西汤池流波疃一带。先后收复了淮南路西的无为、庐江、襄安等城镇，为继续向淮南路东地区挺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由于四支队主要领导对党中央、毛主席制定深入敌后的东进方针理解不深，因此，除了八团遵照党中央的方针，继续东进深入到淮南路西的地区外，其余部队在桐城、舒城地区停留时间较长，没有及时东进。
1938年12月，中央指派军参谋长张云逸同志到达江北无为地区，了解情况，检查四支队工作，督促四支队继续东进。随后不久，邓子恢同志亦由皖南到了江北地区。
张云逸、邓子恢同志到了江北以后，积极开展与安徽桂系当局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并将庐江、无为地区地方党领导的一部分游击队和人民自卫军组织起来，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由孙仲德任司令员，黄岩任政治委员。张云逸、邓子恢同志向第四支队的广大干部传达了党中央关于东进的战略方针。经过耐心工作，四支队逐步向淮南地区两侧活动。
这时，桂系当局已在大别山区暂时站稳了脚根，在日寇诱降和蒋介石的指示下，公开转向反共。四支队广大指战员对党中央的东进指示有了进一步的理解，面对这种局势，纷纷要求东进。1939年3月，部队到达合肥附近地区。
三
1939年4月底，叶挺军长亲临江北（随行者有罗炳辉、赖传珠等同志）。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于5月4日在庐江东汤池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命张云逸同志兼指挥，先后任命罗炳辉、徐海东同志为副指挥，赖传珠同志为参谋长，邓子恢同志兼任江北政治部主任。江北指挥部的成立，对扭转这一地区的抗战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高敬亭同志问题处理以后，徐海东同志兼任四支队司令员，辖七、九、十四三个团。徐海东同志原是鄂豫皖根据地创建人之一，1939年9月受到党中央委派，到新四军江北部队担任领导工作。由于紧张而艰苦的战争生活，他身患肺病，又没有休息和治疗条件，病情加重，但他一直带病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特别是他兼任四支队司令员后，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向我淮南路西地区进犯，徐海东同志于1939年12月下旬，在周家岗战斗中，带病指挥部队与敌人激战3昼夜，毙伤日军160余名，并乘胜收复了大片土地。这是我军在皖东首次反扫荡中取得的重大胜利，这次胜利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日的信心，打破了所谓新四军“游而不击”的反动欺骗宣传。
1939年7月，以四支队八团为基础，成立了新四军第五支队，下辖八、十、十五3个团，罗炳辉同志为司令员，郭述申同志为政治委员，周骏鸣同志为副司令员，张劲夫同志为政治部主任。从此，五支队在罗炳辉、郭述申等同志率领下，坚持在淮南津浦路东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斗争。
罗炳辉同志身高体魁，一口云南乡音。他平时总是着装整齐，裹绑腿，扎腰带，在腰上挂支左轮手枪，那身影、嗓音、风度，给人一个直观印象：确是一个标准的军人。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是我军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