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张云逸-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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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2月在抢渡乐昌河（即武水）战斗中，前头部队五十五团在邓小平总政委、李明瑞总指挥带领下，胜利地过了河，后续部队被敌炮火截断。张军长当机立断，命令五十八团和军部直属队迅速后撤，迂回于崇山峻岭之中，并妥善安置了伤病员。当时，部队的处境艰危，张军长又是独挑重担，即要全面了解和分析敌情、民情、地形等，作出正确的处置，又要深入各营、连，掌握部队的思想动向，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他日夜操劳，顾不上吃饭、睡觉，身体消瘦了许多。我们深感忧虑，劝他说：“军长，你要注意休息，保重身体。”他乐观地说：“没啥！我自己会注意的，请你们放心！”在张军长的周密部署以及乐昌地下党宣传部长谷子元和当地群众的大力协助下，部队在坪石、宜章之间安全渡过武水，冲破敌人的重重阻击，胜利地到达湘赣苏区，与当地红军以及红七军五十五团会师，之后，在配合中央红军进行第二次反“围剿”中，打了几个胜仗，从此红七军英勇善战的声威大震。
1931年7月，红七军到达中央苏区于都县桥头镇，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会师，随后，红七军归红三军团建制，在彭德怀、滕代远指挥下，参加了第三次反“围剿”的战斗。在这之前，上级党组织调张云逸到中央军委任一局局长，我便连续几年没有同他见面。
注释：
（1）原文共三部分，这里节选前两部分。
（2）林青，曾参加百色起义。原任第四机械工业部办公厅主任。
张云逸同志二三事 覃国翰
张老是我的老首长，每当我回首往事时，就油然想起他。1969年我到北京中央军委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曾经想请假去探望他，却没有实现。谁知事隔刚几年，我就接到他逝世的噩耗，心情万分悲痛，不禁流下了辛酸的热泪。现在想起来，心情还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他那高尚的品德，他那慈母般的心肠，一言难尽……
慈母
凡是和张老相处的同志，无不说他有慈母之心。
1950年，广西刚解放不久，张老就要我回广西工作。当我从湖南回来向他报到时，他正准备到中南局开会，很忙，但仍然对我问寒问暖，接着就直截了当地交代了任务，说：“明天你就到右江军分区（后改为百色军分区）当司令员，我就要去中南局开会，有话回来再说。”我见首长对我如此信任，二话没说，第2天背行李就走。
岂知，我到百色以后，情况相当复杂。军分区刚成立，百事待兴。干部配备不齐，兵力又不多，只有一个独立团，物资补充又不够。加上右江流散的散兵游勇、士匪多，工作难度大。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就回南宁向张老会报，说“不好工作，担子太重。”他问我：“怎么不好法？”我就发牢骚地说开了：“你还不懂？抗日战争时期，我当军分区司令员，有3个团，包括一个骑兵团，现在也当军分区司令员，只有一个独立团。土匪多，又没有干部，叫我怎么工作，打开局面？”我诉说一通之后，望着他，准备等着他训我一顿。只见他那慈祥的脸上，显得很平静，不时捻着胡子，似乎很理解我的心情，不吭声，不动人，也不板面孔，就连一点怒色也没有。等我平静片刻之后，他问我：“你看怎么办？”
“请军区解决，多给一点兵。”
“我是党委书记，又是军区司令员，也有困难呀！”
“你有困难，有中南军区上级解决，我有困难，只好找军区解决。”
张老在房子里踱步起来，然后说：“你把地委、军分区搬到田东来好不好？”我听张老这么一说，不禁震动了一下，他的话是话中有话呀，他是试探我是有决心干下去，还是把百色让给敌人。这真比打我一巴掌还厉害。我想到这里，脸上顿时热辣辣起来。我说：“不能把桂西让给敌人，我国翰没有向敌人低过头。抗日战争时期，我有困难，自己解决。现在我有个独立团，死也死在百色镇里。”他见我的气慢慢地消了，信心增强后，就说：“这就对了，有决心，就有办法克服困难啊！”停了一下，他又说：“广西是李、黄、白的老巢，土匪多，全省都还有困难，以后再给你一个团吧！”谈来谈去，还是一没人，二没钱，三没有干部。我见他已交了底，就不再说什么。他又拍着我的肩膀，似乎把我向前推了一步，我紧锁的眉头慢慢地展开了。谈完后，他叫我一起进晚餐，我说：“明天我就走。”他说：“发牢骚够了没有？还有什么话也可以到李天佑同志那里再谈一谈。”我又一阵脸红，说：“够了，心情也轻松得多了。你也有困难，但我不喊不成呀！”他哈哈大笑起来，我的若恼，顿时烟消去散。
事后，我跟覃士冕同志交谈，他说：“在新四军的时候，张老是副军长，谁要是有火气，到张老面前，气就消了。”这次我自己亲身体会到了。
让贤
1952年，我从中央军事学院学习回来。这时，张老担任广西省委第一书记、省主席兼广西军区司令员，李天佑同志担任军区副司令员。
一天晚饭后，张老约我到邕江边散步。我们沿着邕江边信步，面对着波浪滚滚的邕江，我们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党把建设广西的重担委托给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张老慢慢地说开了，他说：“现在我兼职太多，忙不过来，年纪又大了，精力有限，我想把省军区的担子让给别的同志来挑好了。”听张老这么一说，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说：“怎么，把省军区这一摊子让出来？”
“是呀！让出来！”他毫不含糊地肯定。
“司令员，你对广西情况熟悉，工作需要你，你应该继续干下去。”我劝他说。
“不，兼职太多，容易犯官僚主义，再说，别的人也上不来，还是让年轻能干的同志来干的好！”
“那谁能胜任这个职务？”
“李天佑同志。他是红七军上来的，很有基础。”他胸有成竹的说。
“要是真的这样，李天佑行。”我同意了他的主张。
是的，李天佑同志是张老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原是红七军的特务连长，经过南征北战，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的好指挥员，任过军长、兵团副司令员。今天张老推荐他出来当广西军区司令员，正是很适合的人选。张老把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接班，和自己平起平坐，并不认为低人一等，相反感到很光荣。他的胸怀多么宽广啊！我又问他：“这是谁的主意？”他说：“我早已反复考虑过。”原来张老时刻考虑着把革命的旗帜接过来，传下去了。这是我们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啊！我的脑海在翻腾，他又说：“还有你，也可以在军区司令部里多负一点责任。”我知道自己力不能及，急忙推托着说：“我不行……”“怎么不行，才干是锻炼出来的，你也是红七军上来的呀！”张老打断我的话，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当晚，我一夜没睡着。
后来，经中南军区批准，中央军委备案，1952年6月，李天佑同志担任广西军区司令员，我担任了军区参谋长。
张老自动让贤，在广西党内、军内，开创了先例。
关怀
1965年冬，一个北风呼呼的早晨，突然有人来敲我的大门。我开门一看，面前站着一个70多岁的老人，他白发苍苍，两边太阳穴青筋突起，脑袋已有点摇晃了。他，原来就是张老，多年不见面，他竟然变得这样衰老了，这是为党为国分忧太多了！我连忙请他进屋里坐，一边递上热茶，一边问张老：“天气这么冷，怎么来到这里？”
“北京更冷，受不了，我要到南宁过冬，听说你们都在这里。就在这里停一停，看看你们！”
“你为我们操心太多了，你要多保重啊！”
他问我的情况，我说：“按少将离休年龄的规定是55岁，可我53岁就离休了。”他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嘛，安心休养吧！”接着他说：“听说，你们这里是将军村了。”
“不能这样说吧，只有姜茂生和我是少将级。”我解释说。
“我听老百姓说的呀，你们不要小看自己，群众是尊重你们的，你们这里是将军村、荣誉村。”张老这一番话，把我说得心里暖乎乎的。喝完茶后，他看了看房子，又看看周围，口里不停地说；“不错，不错，党和人民没有亏待你们呀！”我说：“够优待的了。”他看完，就回榕湖饭店去了。临走时，叫我和几个原红七军的老同志到他那里。
下午，我和姜茂生、谭庆荣、黄超、杨维森、覃思忠等同志都去了。一进房子，暖气向我们扑来，加上好不容易才能和张老在一起，身体更感到暖和了。我们坐下来，就热烈地交谈起来，张老说：“你们没有工作，可以给年青人讲讲革命故事，也可以写点东西，教育后一代呀！”我们说：“写东西，困难不少。”他说：“我年纪比你们大，困难更多，我也要写。你们应该写一点，有病就看病嘛！”他还问我们，回农村过没有，他说：“有时间，要到农村去看一看，不要老是‘孤守城池’。”他把我们逗笑了。他的话听起来虽然很轻松，但意义极深刻，一是要我们写革命回忆录，把革命传统传下去；二是不要脱离群众，时刻关心群众生活，离休了也要密切联系群众。这就从根本上提醒了我们，要保持红军光荣的本色。他的话，至今仍在我的耳边萦绕着。当天下午，他又搞了一桌饭，请我们一起进晚餐。
1969年，中央军委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我和黄超去参加，趁机请假去探望张老。黄超得批准了，我因有“反革命”问题，未得批准。黄超去到张老那里，张老关心地问：“国翰不来？”黄超告诉他，来不了。张老知其原因，就说：“你们回农村去吧！”意思是说，林彪整你们，不相信你们，你们就回去吧！不要等着挨整，避开算了。当时张老也挨林彪整得够呛，他身体病得更厉害，连回忆录也写不成了。他和我们是患难同当的，张老是被林彪折腾致死的。他时刻关怀我们，我们更永远纪念他。
缅怀张老 学习张老 金冶 吴健
今年（2）是张云逸同志诞辰100周年。回顾张老的革命一生，我们无限怀念，无限敬仰。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担任新四军副军长，那时，我们有幸在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张老的身边工作多年，他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我们耳濡目染，深受薰陶。回忆半个世纪前，张老对我们言传身教，关怀备至，我们永记不忘。今天，海南省文昌县纪念张老诞辰100周年活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现特撰文，以表达我们对张老的深切怀念。
我们早就知道张老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前辈。50年代初，我们从北京到广州检查工作，在参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时，讲解员向我们介绍说：当年差点闹成“七十三烈士”的笑话。为什么？回答说：“孙中山领导同盟会发动广州起义时，原有张云逸参加，后因他又另有任务，所以幸免于难……”。从他那传奇般的叙述中，佐证了我们早就闻知的张老是辛亥革命的参与者。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由武汉迁移南昌，张云逸被任命为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1938年11月，他由皖南渡江北上，到了安徽巢湖之滨，庐江以西的东汤池（现称东池镇），位于桐城、舒城两县交界处。这里群山环抱，地形复杂。1939年7月经党中央批准，由新四军军长叶挺主持，在东汤池正式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为指挥、前委书记，徐海东为副指挥，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赖传珠为参谋长，统一领导江北部队，开展对日伪军的斗争。江北指挥先后领导第四、第五、第六支队，江北游击纵队，豫鄂挺进纵队。张老到了江北，认识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右倾错误：不敢大胆发展武装，不敢大力向敌后发展建立根据地。1939年11月刘少奇同志到皖东后，传达了中央指示，批评王明右倾错误，指出不发动群众，不发展武装，不建立政权，做了国民党的工具。刘少奇又指出，抗战主要靠枪杆子，有了枪杆子，还要有个“家”，即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张老紧密配合刘少奇，扭转了皖东局面，扩大了军队，建立了政权与根据地，抵制了项英“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1941年皖南事变后，党中央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张云逸为副军长。1943年秋，陈毅军长赴延安，准备参加了“七大”后，张云逸代理军长，主持新四国全军的军事工作，指挥新四军各师与地方武装，坚持华中敌后艰苦的斗争，并实现从战略相持阶段向战略反攻的转变，迎来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张老是我党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军杰出的参谋工作者。早在10年内战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时，他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副参谋长，中央军委作战局长。在担任新四军参谋长时，在皖南召开的两次参谋工作会议上，他作了《参谋工作建设》的专题报告，后又在新四军第二师参谋工作会议上，作《作战参谋战时怎样工作》、《目前建军中的几个基本要求》的报告。他对司令部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业务建设、作风建设都非常重视，特别注意工作经验的总结，在每一个战役或每一次战斗后，都要求各级司令部抓紧时间认真进行总结。他根据陈毅提出的一面打仗，一面建设，“以战教战”的方针，注重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司令部参谋人员的思想政治水平与军事业务素质，以及优良作风的培养。司令部原有参谋人员都知道张老是我军参谋工作的楷模，我们在他们身教言传下，学会战前、战中、战后参谋工作的基本功。“饮水不忘掘井人”，我们永远不会忘怀在8年抗战中张老对我们的栽培。
在抗战的战略反攻前夕，张老亲自领导全军的整风运动。他率先在党的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并在高级干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学习阶段中，作了《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在抗战时期的具体表现及对华中各地的影响》的报告，系统地揭露和批判了王明在抗日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总结了华中敌后抗战的经验教训，对提高广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和统一广大干部的思想，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从而为全军转入反攻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他还领导全军的大生产运动，开展根据地经济建设，在淮南根据地时，他亲自创办了“飞马牌”香烟工厂，大大增加了经济收入，解决了广大干部战士的实际困难。在军部机关的生产运动中，他处处为干部战士做表率，他亲自捡粪种菜，在房前屋后种上西红柿。他种的西红柿长得最好，每当我们年轻人经过他的家时，总要我们尝尝他的西红柿，大家吃后总是赞不绝口。他的实际行动对军部机关的生产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张老很关心部队的练兵运动，他领导第二师的战术技术训练，是全军出色的一支劲旅。为了使战士有健壮的体质，他同罗炳辉都很重视部队的体育训练，有时还指定干部亲自跳越沟渠，做得好的，当场予以表扬或奖励，进一步促进了部队的练兵和体育训练运动。他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