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与性情-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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渚Ｔ谖颐乔奘业拿趴诔鱿至恕�1963年5月，东窗事发，他们三人被捕。世英没有上完一年级，就离开了北大。
刚开学时，世英总和一个名叫李建智的同学在一起，李也是一零一中毕业的，喜欢画画，他们俩经常携着画夹到校园里互画人像素描。不多天，李因查出肺结核休学，我顶替了他的空缺。世英是一个离不开朋友的人，他显然喜欢我，而我又深深地被他吸引。只要他在学校里，我们几乎形影不离。我们住同一寝室，早晨一同漱洗，一同上食堂。去教室上课，往返路上，他骑自行车，我就坐在后座上。我们还常常一同逃课，躲在寝室里看书或闲聊。晚上熄灯后，我们会在盥洗室里逗留一会儿，他压低嗓音向我发表各种感想。他对我基本上无话不谈，后来成立x以后，他以及张、孙写的作品，他也都拿给我看。因此，对于导致他后来惨死的那个x小团体的情况，我可以算是一个相当知情的人。
在语文课的一篇作文里，世英写道：“我什么话都对周国平说，不知道这是因为他小，还是因为他能理解人。”语文老师在“因为他小”旁边打了一个问号，批道：“小怎么是理由呢？”他有所不知，其实小还真是一个原因。我是全年级年龄最小的，而且样子比年龄又小许多，进大学后仍在长个儿，临毕业还常被人误当做中学生。有一回，我进一家旧书店挑了几本书，付款时，收款的老头好奇地问我是哪个中学的，突然瞥见我的校徽，立刻叫起来：“快看，这么小就上北大了，还买这么多书！”正在架前挑书的几个女中学生都回头看我，使我既害羞又得意。世英对我的喜欢的确有怜小的因素，跟张、孙谈到我时总把我昵称作小家伙。其实，所谓“能理解人”也和小有关，因为小，不通世故，心地单纯，又敏于感受，因此在全班同学为求政治上的进步而与世英拉开距离时，我独能对他怀着同情的理解。不过，真正说来，我是崇拜世英的，这是一个少年对一个富有魅力的青年的情不自禁的崇拜。他比我大三岁，现在想来，当时也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大孩子而已，但在那时的我眼里就算一个大人了。他的外表就非常帅，身高一米七八的个儿，体格匀称结实，一张轮廓分明极具个性的脸，很像一张照片中的青年马雅可夫斯基，经常穿一件中式对襟布褂，风度既朴素又与众不同。当然，更令我折服的是他的精神素质，除了思想上的真诚之外，他又是一个极善良的人，对朋友一片赤忱，热情奔放，并且富有幽默感，顽皮而善于说俏皮话。我是在最容易崇拜一个人的时候遇见他的，然而，即使在已经度过了大半生的今天，我仍然敢说，他是我今生今世遇见的最具人性魅力的一个人。
我在北大一共生活了六年，其中，上学仅两年，农村四清两年，文革又两年。在这六年中，我与世英有两段密切的交往，一是大学一年级，另一是文革中直到他去世。当我回顾我的北大岁月时，与世英的交往无疑是其中最难忘也最重要的篇章。我完全有理由说，我从这一交往中学到的东西，远比哲学系全部课程所教给我的更多，当然也更本质。如果没有世英，我相信我仍能凭借自己的悟性走上后来走的路，但是，因为青春期播下的种子比较单薄，这条路上的风景会逊色得多。对于我来说，在一定的意义上，郭世英就意味着我的大学时代，而文革就意味着郭世英之死。因此，我在这一部分中不免要经常谈到郭世英，不过将限于主要谈他对我的影响。我不想在这里讲述他的全部故事，那应该是另一本书的题材。
三、世界文学的宝库
刚开学不久，世英的床铺上放着一本《牛虻》，我拣来翻看，立刻被吸引住了，半天就读完了它。
“半天就读完了？”他赞赏地说，“嘿，像你这种年纪，拿起一本书，就会忘掉一切！”
我告诉他，这并非事实，我看书时常常会走神，他摇头表示不信。这是我们交往的开始。从此以后，他从家里带来一批又一批书，堆在床头的桌子上，他看，我也看。
新生入学要进行体格检查，我遇到了一点麻烦。校医院的院长，一个戴眼镜的瘦老头，在我的腹部按摸了一阵以后，在体检表上写下“肝脾各大一指”的诊断。他拉来两个女医生，让她们也摸，她们表示摸不出来。瘦老头坚持己见，向我宣布：肝脾都大，不是有血吸虫病，就是有肝炎，而排除不了这两种病就得休学。他把我转到北医三院复查，那里没查出什么名堂，他又把我转到人民医院，仿佛不查出两种病中的一种就决不罢休。人民医院在阜城门内，检查程序又相当繁复，我便一次次步行在海淀与阜城门之间十公里左右的路途上。每次从医院出来，我都去阜内的一家旧书店，把步行省下的钱换成书，作为对自己的犒赏。世英向我建议，真休学也不错，在北京住下自学，他向我提供书籍。最后，人民医院没有查出两种病中的任何一种，瘦老头勉强在我的体检表上签署了同意入学的意见。于是，在开学半个学期后，我领到了学生证，取得了正式入学的资格。
那半个学期的折腾对于我完全不是坏事，由于没有正式入学的资格，我便有了合法不上课的权利，因而能够把大量时间用于阅读课外书。这个势头一经形成，就仿佛有了惯性，在取得入学资格之后也延续下去了。事实上，在大学第一学年，我的主要精力都用来读小说了。我从未这样痴迷地沉浸在小说中，而且恰恰是过去觉得读不懂而不去碰的外国小说。也许智性的成熟也有其季节，读《牛虻》的快乐是一个信号，表明时候到了。世英见我喜欢读书，便给我拿来了许多俄罗斯文学作品。我猜这也许是他特意安排的，他少年时迷恋俄罗斯文学，考虑到我的程度，就让我由此入门。
我立刻入迷了，每天手不释卷，读到很晚，经常超过了规定的熄灯时间。这引起了同寝室其他同学的不满，终于爆发了一场纠纷。那天夜晚，我在灯下读《安娜·卡列尼娜》，已近尾声，不忍放下，比平时更晚了一些。一个安徽人开始谴责我，在床上不停翻身和唠叨。见我不理，他从床上跳起来，冲到门口，拉灭了电灯。等他上床，我又去把灯拉亮。他愤怒了，再跳下床拉灯，抓住灯绳不放，破口骂了起来。我感到委屈，一边还嘴，一边眼中沁出了泪花。世英拿起一本书，拉着我说：“走，到走廊里看。”从此以后，寝室里多数同学决议，晚上十点准时熄灯。我那时候也真不懂事，我是本不该妨碍别人休息的。不过，我想不通的是，他们也都年纪轻轻，为何这么早上床，不珍惜夜晚最佳的读书时间。时常当我读书读得入迷的时候，突然灯灭了，我坐在黑暗中，凝望着窗外月光下朦胧的景物，两眼泪光闪闪。我痛恨那只拉开关的手，它多么残酷，夺走了我的欢乐，我的时间，从我的生命线上又割走了一天的光阴。
我是从屠格涅夫开始读俄国文学的，读了他的小说的全部中译本，包括《父与子》、《前夜》、《贵族之家》、《罗亭》、《春潮》、《烟》、《猎人笔记》等，而最使我震动的是中篇小说《初恋》。在那段时间里，屠格涅夫的少女们成了我的精神伴侣，我倾心于她们既优雅又充满激情的个性。接着读托尔斯泰，除《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三巨著外，还读了一些中短篇。我当然佩服托翁笔下场面的宏阔和人物的丰富，但是，最让我感动的是他的异乎寻常的质朴，他仿佛只是在叙述生活本身，从不刻意营造戏剧性，却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揭示了人性和生活的真相。我觉得，他笔下性格和经历各异的男女不论与我多么不同，都是我可以凭借自己的内在经验理解的。我还喜欢他对人生的平实而又深邃的思考，体现了这种思考的人物如列文、彼埃尔都使我感到亲切。然后，我又读陀斯妥耶夫斯基，第一本是《二重人格》，一次去世英家时他拿给我的，接下来读了《赌徒》、《白痴》、《罪与罚》等。读陀氏的作品，感觉与读托翁的全然不同，人物的神经质，场面的惊心动魄，冲突和高潮的密集，使人总是处在心惊肉跳的状态中，喘不过气来。世英酷爱陀氏，但我更喜欢托翁。此外，当时我还读过普希金、莱蒙托夫、冈察洛夫、柯罗连科、果戈理、契诃夫等等。对于我来说，一年级上学期成了不折不扣的俄国文学年。我读得极快，囫囵吞枣，一天就能够读完一厚本。苏联的作品也读，例如高尔基、法捷耶夫、肖洛霍夫。高尔基的回忆录，尤其是回忆托尔斯泰的那一篇，称得上绝妙。那是由一些片段组成的，如速写一样寥寥几笔，却极为传神地勾画出了托尔斯泰的凡胎和灵魂的轮廓。除了托翁自己的日记，还没有谁使我如此真切地了解这个血肉之躯的伟人。我还喜欢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它把艺术体验和欣赏还原成了个人灵魂中的事情。当然也读了一些西方作品，例如雨果、司汤达、梅里美、德莱塞，但数量相对较少。有一阵，世英在读易卜生，我也跟着读了，对于易卜生所揭示的优秀个人面对社会庸众的孤独和勇气深感同情，也很欣赏他的戏剧语言的凝练之美和尖锐的力度。
除了小说，我还经常读诗。读什么诗完全看心情，在不同的心情下，陪伴我的是不同风格的诗人。放在我床头的有雪莱和海涅，也有马雅可夫斯基、聂鲁达和希克梅特。世英时常翻开戴望舒译的《洛尔伽诗钞》朗读几句，在一次朗读之后，他把这本书送给了我。我从这位西班牙民谣诗人那里第一次领略了纯诗的魅力。“不安的少女，你卖的是什么，要把你的乳房耸起？”“在一滴水中，孩子在找寻他的声音。”这些句子既纯净又朦胧，美到了极致。
一年级下学期，世英的情绪处于极度不安之中。他用钢笔描画了一幅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肖像，贴在床边墙上。他说自己颓废，并且开始读有颓废色彩的作品，例如安德列耶夫的《红笑》、阿尔志跋馁夫的《沙宁》、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听了他的盛赞，我也读了这些书。他还发现了海明威和雷马克，在他的带动下，我读了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老人与海》和一些中短篇，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凯旋门》等。海明威的语言艺术使我耳目一新，但我那时候还不能真正体会他的革命性，更喜欢保留了较多传统手法的雷马克。世英的这些书都不像是他父亲收藏的，大约是他自己从旧书店淘来的。当时有少量西方现代派作品被翻译过来，用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一定级别的干部才有资格买，世英常常带到学校里来。我也蹭读了几本，记得其中有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荒诞派剧本《等待戈多》、《椅子》。爱伦堡也是世英喜欢的作家，由于被视为修正主义者，其后期作品也是内部发行的，世英当时已读《人，岁月，生活》，我在若干年后才读到，当时只读了《解冻》。在同一时段，世英还迷上了尼采，经常对我谈起，不过我在他的案头只看见一本萧赣译的《札拉斯图拉如是说》，因为用的是文言文，我翻了一下，没有读下去。有一回，他拿给我一本内部资料，上面有萨特的文章，建议我读一下，我因此知道了存在主义。大约是受孙经武的影响，在尼采之后，他又醉心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我曾向他借这本书，他没有答应，笑着说：“你也想读？早一点了吧！”如果说一年级上学期是我的俄国文学年，那么，下学期即1963年上半年可以说是我的现代思潮年了。通过自己阅读，也通过世英的谈论，我对现代西方文学和哲学有了零星模糊的了解。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这已经很不容易，那些东西都被判为反动，一般学生根本接触不到，如果没有世英，我也接触不到。
我永远感谢郭世英，在我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他做了我的引路人，把我带到了世界文学宝库的大门前。我在这个宝库里诚然只走了很小一个角落，但是，一旦走了进去，看见过了珍宝，我就获得了基本的鉴赏力，懂得区分宝物和垃圾了。作为一名哲学系学生，我把主要精力投向了外国文学，这正是我的幸运。我从这些伟大作品中感受到了人性的深度和广度，仿佛在我的心中建立了一个秘密家园。有了这个家园，当我面对僵化的环境和课程时，就能够保持一份内在的自由，也保持了一种免疫力。从长远看，文学给予我的营养必能滋养我的精神成长，日后在我的一切精神果实包括哲学果实中体现出来。我始终相信，人类精神生活的土壤是统一的，并无学科之分，只要扎根在这土壤中，生长出的植物都会是茁壮的，不论这植物被怎样归类。
四、贫乏的哲学课
我上大学时，全国大专院校哲学公共课的统一教材是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它同时也是我们哲学系的主要教材。区别只在于，我们必须在这本书上花费多得多的时间，除了书上的内容外，还得听取教员搜集来的对它们的烦琐的诠释。我们在北大只上了两年课，而这本书是两个学年的主课，第一年上辩证唯物主义，第二年上历史唯物主义。这本书的基本框架来自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一节，标题正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再添加上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中的一些内容，如此编写而成。哲学的观念由两条原则确定。第一条是恩格斯说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据此把古今一切哲学划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第二条是列宁说的哲学的党性原则，由此进一步宣布，唯物主义代表进步革命阶级，唯心主义代表落后反动阶级，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则代表最进步最革命的无产阶级，因而是哲学发展的顶点和终点。于是，哲学仅仅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学习哲学的唯一目的和全部价值仅是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与反动阶级世界观进行斗争。很显然，由这个途径不但不能走进哲学中去，而且不能对哲学是什么获得一个概念。哲学原是对世界和人生根本问题的深入思考，现在这种思考不但不受到鼓励，反而成了禁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丰富内涵被缩减成了一种阶级立场，一些不容置疑的教条。
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哲学课堂上讨论的问题基本上是非哲学性的。现在我竭力回忆，能够跟哲学挨上边的实在少得可怜。
比较起来，郭世英还是有一些哲学性思维的。一年级上学期，在讨论物质和意识的概念时，他提出一个论点：对于每一个认识主体来说，只有自己的意识是意识，除此之外的一切，包括别人的意识，都属于物质的范围。这个论点遭到了其余同学几乎一致的反对，而世英则像吵架一样地为自己辩护，争论得面红耳赤，青筋凸露。他的依据是列宁所说的物质与客观存在是两个相等的概念，那么，对于“我”的意识来说，别人的意识是客观存在，因而也就属于物质的范围了。我没有发言，觉得他的论点虽有很浓的唯我论色彩，毕竟是一个哲学论点，而那些强调物质和意识不可混淆并以此理由振振有辞反驳他的人却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