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与性情-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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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间的通话，已经了解全部经过。他免不了要对我的英勇表现夸奖一番，并且告诉我，因为我班那些人的求情，我才免遭更多的折磨。
其实，我的勇敢完全不是因为忠于井冈山，而只是在受侮辱时的自然反应。当时，守在困楼里的人大多是铁杆分子，也有的是觉得好玩，积极参与拼长矛和打弹弓的战斗，而我连弹弓的胶带也没有摸过，更不用说拼长矛了。人们困在楼里，除了武斗便无事可做，天天聚在一起打扑克或聊天，我对这种环境也已经十分厌烦。因此，在被抓以后，有一位同学建议我住到地质学院去，我就乐意地接受了。当时北京高校的学生组织分成天派和地派两大派，北大井冈山属于地派，而地质东方红是地派的大本营，因此很乐于收留地派的难民。我住在那里的一间学生寝室里，和那些心地单纯的工科学生相处得十分融洽。
在蜗居困楼和避难地质学院期间，我真正不能忘怀的只是一件事，就是郭世英之死。为了发散心中的哀痛，我别无途径，仍然只能写诗。在那些日子里，我写了三十五首诗，结集为《哀歌》，保存下来了。我写我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寻找一个声音，我请它不要躲避我，因为已死的活人并不害怕复活的鬼魂。我还写我爱诗，对诗句却毫无兴趣，唯有诗人表达不了痛苦的滋味，我最是熟悉。这些都是当时的真实感觉。世英死后的两个月里，我很少去郭家了，以前去都是和世英玩，他不在了，我又是那样拘谨的性格，再去未免尴尬。但是，我心中真是惦念那一家人，便在6月的一天给郭平英写了一封信，开始了我们之间的通信。在当时的情境中，我们只能用一些革命的豪言壮语来振作自己，而真正的悲痛又是任何语言无法表达的。平英对此比较清醒，不愿意再说空话，便在一封信里提出要求，让我写一写世英在北大时的事情，那是她很不清楚的。于是，我趴在地质学院避难所的床铺上一气写了四天，小32开的纸写了四十二页，寄给了她。二十年后，我考研究生回到北京，平英把这一封长信交还给了我。多亏她的提议，我在印象还相当鲜明时写了这些回忆，还多亏她完好地保存了这些纸片。1976年，我在广西时也凭借记忆写了北大期间郭世英的往事，题作《大学第一课》。现在我把这两份文件进行核对，发现出入倒不大，可见那一段经历给我留下的印象之深。当然，还是有些出入的，事过十三年的记忆毕竟要比事过五年的磨损得多些。现在和以后我写郭世英时，手头有了这些文字的依据，不必凭空在事过四十余年的记忆中费力搜索，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吧。
二十四、告别北京
大约在7月份，正当武斗相持不下的时候，工人宣传队进驻北大，掌握一切权力。这个举措等于把两派学生组织都给解散了，从而一下子结束了武斗。事实上，学生组织业已完成其使命，即借其冲劲打倒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所谓走资派，继续存在下去只会制造麻烦，因此理应让它们退出历史舞台了。所有学生都奉命回到了学校，作为毕业班，我们的任务是马上做鉴定，迅速离校。六一届的学生在当月就草草打发走了，我们六二届也要在一两个月内走人。去向已定，主要是外省的农村，大城市一个不留。
经过两年的折腾，重新坐到桌边来，谁什么样还是什么样，一切依旧。我在一篇日记——不错，积习难改，在毁掉全部日记之后，我又开始写日记了——里写道：“这几天的鉴定使我厌恶极了。一群小资产阶级临到末路，还要互相吹捧一会儿，不害臊吗？宁可做一个真诚的、谦逊的小资产阶级，决不做那种虚伪的、妄自尊大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太不老实了。我承认，在我身上有明显的小资情调，比如脆弱、动摇、人情味、正义感等等。但是，某些人骨子里浸透了的市侩气、商人气、政客气，我是没有的。我也没有那些臭架子，那种自鸣得意的驴子性格，我是能和普通工农群众相处好的，决不会比这些人差。”
分配方案很快下来了，我班二十五人，去广西最多，共十一人，其次是山西七人，浙江五人，诸如此类。问到我的志愿，我说随便。几个家在江南的同学都想去浙江，问我不去行不行，我说可以。结果我被分配到了广西。分到广西的人先去湖南洞庭湖农场锻炼，锻炼结束后，宣布具体地点，我是南丹县，另一个同学是资源县，他问我肯不肯交换，我的回答也是可以。结果我去了资源县。我真是觉得无所谓，去哪里都一样。
要离开北京了，我别无留恋，只舍不得世英的亲人们。在与平英通信后，我去郭家又多了一些。第一次去，我在东屋午休，平英叫我进偏室，把一个黑色的小木盒搬到桌上，低垂头出去了。这是世英的骨灰盒。一会儿，她带我去洗相片。洗出的相片中，有一张我和世英在院子回廊里的合影，我坐着，世英站着，都是深思的神情，她指着说：“两个思想家。”有一回，我和郭汉英在下围棋，她从外面回来，远远看见我便发出欢喊声，走到我的身边来。没有了世英，全家孩子中只有她和我年龄接近，比我小两岁，仿佛因此成了最合适的接待我的人。在一封信中，她写道：“一年前，郭世英做了林铭述的郭民英。现在呢，现在谁来做你的郭世英，又是谁去做林铭述的郭民英啊。”我从中读出了令人心酸的善良。我希望是她，但知道不可能，在我眼中她是这样高贵的一个女孩，我们之间有着微妙而难以逾越的距离。
因为我给平英的信，于立群对我格外热情。她告诉我：“那天夜里，我感到奇怪，怎么小妹还没有睡觉？到她房里一看，她正在给你写信。我看了你的信，很感动。”接着，她把我叫到她屋里，说那天她也给我写信了，写了两页就写不下去了，她让我看这未完成的信和她写给肖肖的信。世英死后不久，肖肖被送到青海当兵，情绪极为低沉，大家都为她担着心。悲剧过去两三个月后，于立群的情绪倒是稳定了一些。心情比较好的时候，她对我谈世英的往事。他串联回来，好几次提出：“咱们家应该来一个革命化。”她问他学校整他的事，他把头一仰，笑一笑，显出轻松的样子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她分析死去的两个孩子的性格，说世英是热情奔放，民英是细腻，削苹果皮稍有粗细厚薄不匀都会难受。她鼓励我：“你们一定要坚持住，如果了解郭世英的人都死了，还有谁知道他？”
9月8日，我在离京前最后一次去郭家，他们让厨师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给我饯行，餐桌上有我爱吃的大对虾。四个孩子一起把我送出大门，汉英说：“这一别，恐怕很难再见面了。”建英说：“去了以后，大大地来信。”又马上一笑，指一指平英，纠正说：“不是给我，给她大大地来信。”平英朝我点点头。我和林铭述走在夜晚的街头，他议论道：“这个温情脉脉的家庭，面纱背后是外人想象不到的悲剧。”静默了一会儿，又补充一句：“我觉得悲剧还没有完。”他问我想不想写小说，我说等将来吧，他说：“我是指将来，现在当然不成。十年以后吧。”我问他：“你看有希望吗？”他小声说：“这是迟早的事。”然而，分手时，他给我的临别赠言却是：“跟上时代，不要太消沉。”
那一天有一件事留下了一个小遗憾。我曾在林铭述家里看到郭老送的墨宝，很羡慕，便鼓起勇气让平英帮我也要一幅。上一个周末，郭老给我写了一幅，内容是他尚未发表的词《水调歌头·游采石矶》，写在大约四开大的宣纸上。他为我诵读了一遍，盖章后送给了我。“借问李夫子：愿否与同舟？”这个意境十分合我的意。我捧在手中，自是不胜喜悦，建英在旁边说：“爱不释手。”由于那天我是骑车往返，怕途中损坏，就让建英替我暂时保存，准备今天拿走。今天临走时，于立群劝我不要拿了，她说，我去部队农场那样的地方，带去了影响不好。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这层顾虑是有道理的。不过，倘若现在能把这幅字找出来还我，我会很高兴的。
9月10日晚上，我走出居住了六年的38楼120室，最后看一眼窗外那一排木槿，它们还是六年前的老样子，一点儿没有长高。武斗已把我的书籍杂物洗劫一空，我几乎是空着手离开北大的。大卡车把我们这些去湖南部队农场的学生运到天安门前，在一个军人指挥下，我们匆匆排成队列，举手向毛主席宣誓，再被运到北京车站。我们登上了列车，两个同学隔着车窗向前来送行的一群大中学生慷慨陈词，我在一旁无言静听。火车启动后，那两个同学也静默下来了，只听见车轮碾过钢轨接缝处发出的单调的震响。我久久凝望着窗外的黑夜，心中回旋着李贺的一句诗：“我有迷魂招不得。”
一、南湾湖
一个漆黑的夜里，几艘机动木船在风雨中艰难地靠岸，卸下了一群学生。我们肩扛行李，淋着雨，跌跌冲冲地踩着稀泥地，来到一个荒凉的地方。四周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几间低矮的小茅屋透出暗淡的灯光。门很矮，我们猫着腰钻进去，胡乱地挤躺到几块铺板上。接受再教育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这是在洞庭湖内围堤造出的一块土地，被命名为南湾湖，表示发扬南泥湾精神的意思。举目荒无人烟，只有一支农垦部队驻扎在这里，附近还有一个劳改农场。为了接纳学生，部队建立了一些学生连，派军人担任连排级干部。我找出那一时期的来信，偶然发现还留着两个信封，上面有我所在连队的地址：湖南沅江6939部队学一连。
最初的任务是安家。这里原是一片空地，那几间小茅屋是临时盖了让我们暂住的，现在要建起正式的营房。建房的材料除油毡外都就地取材，共三样：稻草，芦秆，泥巴。用稻草搓出一大堆草绳，然后把草绳缠在芦杆上，一根紧挨一根插进泥地里，两面糊上泥巴，就成了墙壁。顶上如法炮制，复盖上油毡和稻草，就成了屋子。全连四个排，每个排一间长屋子，屋里架起两列大通铺，就成了我们的居所。
接着马上投入了繁重的劳动。在泥地上往下挖四五米，开出一条航道，泥巴垒在两岸，一边垒成水渠，另一边垒成公路。挖去一层表土，底下是一层层淤泥，泥土又紧又黏，仿佛有一股吸力，把插进去的铁锨牢牢吸住。越往下挖，泥越稀，两腿插在里面，以不可抗拒的重力作用往下陷，徒手尚且难以拔出，何况肩上挑着百斤重的担子。由于泥巴太黏，粘在撮箕上倒不掉，担子始终是沉重的。我们团共八个学生连，学六连是女生连，开始时，她们也干同样的活，许多女生根本挑不动，就坐在稀泥里哭。冬天来临了，湖区的冬天十分奇怪，突然下起了雷阵雨，闪电划破长空，雷声震得窗户格格响。雷雨过后是连绵的阴雨天，在冰风雪雨中，我们上身穿棉衣，下身只穿一条裤衩，依旧浸在冰凉的泥浆里干活。我做梦也想不到活儿这么重，一天下来全身散了架，哪里还有力气洗漱，带着一身泥巴倒头便睡。
不过，那时毕竟年轻，居然也渐渐适应了，并且感到自己的体力明显在增长。第二年开春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种水稻，比起挖航道来，田间作业就显得轻松多了。5月份，连续十几天，天天弯着腰插秧，并不觉得太累。我是新手，一开始完全不会插，几天后称得上是能手了。手指如同织机上的梭子一样飞快地移动着，眼睛只盯着鼻子底下的一小块水田和秧苗，脑子里什么也不想，累了直起腰来歇一歇，看见前面又多了一大片绿色，心里真是欣喜。我喜欢田野劳动，这种劳动虽然机械而单调，却使人亲近土地和生命，头脑和心灵都变得单纯。
湖区有许多小生物。挖航道时，常常挖到藏在淤泥里的甲鱼，挖到了也就随手一扔，没有人想到要拿回去煮汤。每条小水沟里都有鱼，用泥巴拦截出一段，再把水舀干，必定满载而归。一到春天，水蛇四处爬行。有一回，早上出工前，我拿起放在屋外的雨靴，正准备穿上，从里面爬出来一条小蛇。在水田劳动时，蛇是最常见的生物。一个小个子华侨学生见了蛇就捞起来，双手一掰，取出蛇胆立刻吞进肚里。水蛇无毒，我渐渐也不怕了，但始终厌恶蚂蝗。在别处我再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蚂蝗。一次收工后，我下湖洗澡，在岸边浅水处的草丛里站了一会儿，上岸时，旁边的同学惊叫起来。我低头看，只见一条腿在流血，上面叮满了蚂蝗，不下数十条。
对于我们这些学生，当时有人这样形容：“学生的名义，干部的待遇，农民的劳动，军人的纪律。”因为领工资，所以说是干部的待遇。纪律十分严格，完全按部队的一套管理，到商店买一支牙膏也必须请假，无论上哪里做什么事都要排队。劳动累了，谁都顾不上修边幅，穿得破破烂烂上几公里外的一个小镇，那里的农民揶揄说：“大学生在学校里是书呆子，出了校门是叫花子。”
到农场后，始终没有宣布再教育的期限，没有人知道我们究竟要在这里呆多久。环境和生活毕竟太单调了，人们渐渐都疲塌了。年轻人火力正旺，开始想女人，学六连成了人们口头最有诗意的一个词儿。平时聚在一起，谈论得最多的是老婆问题，才二十多岁就称之为“老大难问题”了，真个日夜盘算，长叹短吁。有些湖南学生已娶妻，老婆来探亲的日子，住进连部一间小屋，人人眼馋。睡在我对铺的那个学生特无耻，经常兴高采烈地大谈和老婆做爱的细节。
我仍是一个爱情上的理想主义者，自命清高地对这一切嗤之以鼻。但是，我也厌倦了单调不变的生活，渴望变化。因此，1969年10月，当部队要抽选一些学生去附近的正规连队锻炼一个月时，我就积极争取，终于被批准。我在那里表现很好，干部和战士都喜欢我，受到了团一级奖励。最高兴的是过足了打靶的瘾，我意外地发现，我的枪法相当准，卧姿百发百中，跪姿和立姿也脱靶甚少。然而，没想到这次出行染上了肝炎病毒。
回到学生连不久，有一天，我感到浑身乏力，没有一点胃口，两个同学便陪我去团部医务室。到了那里，一量体温，已烧到39度，医务人员让那两个同学马上送我去师部医院。所谓送我去，也是要我自己走去的，我真不知道我是怎么走完这几公里路程的。师部医院也十分简陋，几间茅草房，没有医疗设备，甚至不能验血，我住在那里，一直被当做感冒治。八九天里，高烧持续不退，完全不进饮食，靠输液活着，上厕所时几次昏倒。我对那个精神抖擞的院长说，我的病不像感冒，应该是消化系统的毛病。他立即称是，说可能是肝炎。事实上，黄疸性肝炎的症状极为明显，脸色蜡黄，尿也黄得发绿。
在病重的那些天里，我昏昏沉沉地躺在病床上，我的床正对着门口，门外架着一条木板，是给病号分发饭菜的地方。有一天，正是开饭的时候，我在昏沉中突然眼睛一亮，看见领取饭菜的队伍里有一张美丽的面庞。从此以后，我的卧病生活有了意义，便是等候开饭的时刻，看一眼那张脸庞。高烧退后，我可以起来活动了，就常常在院子里看见那个女生了。师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