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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岁月与性情-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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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常情判断,两个彼此爱恋的年轻人关门处于一室,一定会发生点什么事。事实却不然,那时候的我,说单纯也好,说迂腐也好,对于一个我不能娶的姑娘,哪怕动一下亲吻的念头也会觉得罪恶的。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我们规矩地坐着说话的时候,中峰那里已经炸开了锅。正是阳历除夕,文工团的人聚餐,有人问贝珍哪里去了,响起了一片嘻笑:“县革委会那个戴眼镜的小伙子真厉害,把我们团的姑娘拐走了!”“多少人攻不下,他盯她看一会儿,一下子就带走了……”在场的地区政工组一个副组长闻言勃然大怒,当即宣布要把我放到最苦的公社去。当天夜里,文工团不断地往县里打电话找人,并调查贝珍睡在何处。第二天,从清晨起就派人在公路上守候,贝珍一到达,立即被隔离了起来。第三天,我去中峰,无法再见到她,只得到了别人转交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表示不再与我见面。   
  用今天的眼光看,这样粗暴地压制恋爱自由无疑是对人权的侵犯,可是,在当时,两个年轻人哪里有力量对抗握有一切权力的组织。若干个月后,文工团一位老演员到资源出差,她是贝珍的老师,我从她那里知道了较多的实情。那个政工组副组长掌管文工团,他宠爱一个男演员,而那个男演员看上了贝珍,他就一直在利用职权从中撮合。在他看来,我不啻是闯入了他的禁地,搅乱了他一心想包办的婚事,难怪要恼羞成怒了。中峰风波后,他和那个男演员对贝珍进一步施加压力,仍以失败告终。贝珍的老师告诉我,贝珍始终为我辩护,说她是主动的。她对老师说:“一般男的往往头脑简单,感情僵硬,我长这么大没有遇见过这样的男人。”贝珍的老师还谈了她的一些近况,例如在阳朔拍电影《漓江春早》,别人抢镜头,她却很淡漠,躲在树阴下绣花。听了这些,我心里越发难过,觉得贝珍可贵,格外想念她了。         
八、贫贱夫妻           
  中峰事件使得形势急转直下,我本来就下不了毁弃婚约的决心,这时就更没有理由犹豫了,便动身去山西,在那里与敏子登记了结婚。敏子问我为何电阻她来资源,我不愿撒谎,把发生的事情如实相告,这在她心中落下了长久的阴影。   
  我们离开山西去上海,途中在南京逗留了两天。事实上,我们的新婚之夜是在南京度过的。虽然这一夜的情形难以启齿,为了对敏子公平,我仍要鼓起勇气说出来。不管我对婚事多么矛盾,在南京那家小旅馆的房间里,我毕竟是生平第一次面对一个女人的美丽的裸体。当这个曾经勾起我的无数白日梦的时刻真正来临时,我兴奋而又紧张,并且极其笨拙,结果,事情在真正开始之前就结束了。我知道这叫早泄,心中万分恐惧,断定是我长期自慰造成的恶果,对自己的性能力丧失了信心。第二天,我发起了高烧,烧得全身无力,嘴唇脱皮。自始至终,敏子没有丝毫不满的表现,她温存地照料我,替我脱衣穿衣,送水接尿,总是甜蜜地笑着。我异常感动,心里真觉得她好,并为自己有负于她而内疚。在她的照料下,我的身体很快复原了。她又温存地抚爱我,帮助我熟悉她的身体,不多天后便有了满意的收获。我尝想,当初她倘若对我不耐烦甚至歧视,我很可能会因为自卑而一蹶不振。后来我不止一次地发现,每当我生病或遭遇困难时,敏子都表现出色,她的确是一个有献身精神、可以共患难的伴侣。   
  可是,在当时,我的感动维持了没几天,很快成了一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从上海出来,我们进行蜜月旅行,去重庆小早家作客,然后乘船沿长江而下,游三峡,在武汉上岸,乘火车返桂林。在整个旅途中,我们相处得很不融洽,争吵不断。起因好像都是小事,其实她是在为婚前那个插曲生气,便长时间不说话,惹得我也生气,空气相当沉闷。在武汉时,她不理睬我,径自走得不见踪影。我背着一张在万县买的藤椅到处找她,累得气喘吁吁,腿都快断了,绝望中回头看,她正偷偷跟在我后面。   
  回到资源后,敏子住了三个月。一年后,她离开西藏,调到资源。在我们共同生活的日子里,两人之间经历了痛苦的磨合过程。我们的性格正相反,一个太内向,一个太外露,而且好像构不成互补。如果我们过去有较多的接触,也许会成为朋友,但肯定不会走到结婚这一步。其实她是一个好妻子,非常细心,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把屋子打扫得一尘不染,做家务有条不紊。但是,偏偏遇上我这个顾影自怜的人,嫌她在感情上不细腻,对我的那颗敏感的心不能感应。她最担心的是我天性喜欢女孩,贝珍是前车之鉴,可能还会爱上别的女孩。她是有道理的。我多么愿意看到女孩们投来的有含义的目光,一旦结了婚,这些就没有了。可是,我不检讨自己,反而有几分强词夺理地责备她说:“难道你不也是一个女孩吗?既然是天性,就要发挥出来。你不想一想,一个女孩守着一个天性喜欢女孩的男人,却使他的天性发挥不出来,她的女孩味儿是否少了一些?”在那些日子里,我真是伤透了敏子的心。她多次悲哀地对我说:“你只对你喜欢的人才是善良的,否则,再待你好,也不能打动你的心!”她其实是很懂感情的,有时议论道:“哪怕一块石头,在手里握了许多天,一旦丢了,还有些想念呢,何况朝夕相处的伴侣。”听到这样的话,我心里很感动,觉得自己真应该好好待她。   
  在敏子调来一些日子后,我们的关系明显改善了。我们互相都在努力。为了帮助她了解我,我给她看我的日记,还特意为她写往事的回忆。她看后恳切地说:“现在我才知道过去我是多么不了解你。想到当初你怎么会忍受我们家那种环境,怎么会同意和我结婚,真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你和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人啊。”本来我们之间问题的症结在我不太爱她,并且放任这种不太爱的情绪,现在我把重心移到了努力去爱她,至少要待她好,她自然就投桃报李了。从此,她充分表现出了她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女人,一心扑在丈夫身上。她对我母性十足,关爱备至,我从她那里感受到的也更多是一种母性的爱。她愉快地为我做各种事情。我读书,她就帮我摘抄卡片,我写作,她就替我誊抄,她称这为“作业”,总是催我给她布置“作业”,然后一丝不苟地完成。偶尔出差,她一定会跑书店,选购她觉得我可能想看的书。出差时看到传抄的内部讲话,她想到资源消息闭塞,为了让我读到,便辛勤地抄写,有一回竟在路灯下抄了个通宵。出乎我意料的是,一次她从桂林回来,兴奋地告诉我,她去文工团找贝珍了,两人在一起玩了三天。有一段时间,我们两人同在兴安县境内的一所部队医院住院,认识了那里一个可爱的护士小玲,我和小玲彼此很合得来。她表现得十分大度,对小玲说:“他在那样一个小地方,又没有知音,经常是很苦恼的。我虽然愿意理解他,但我们的心不是那么相通。现在有了你,就弥补了这个不足。”很显然,她在尽最大努力顺应我,包括顺应我喜欢女孩的天性,当然是在适当的限度之内。   
  在资源人眼里,我们这个两口之家算得上是一个浪漫和睦家庭。敏子来资源后,分配在农机厂当统计员,而我调到了党校。不开课的日子,我也住在农机厂她的那间破旧宿舍里。房间很小,三合土的地渗水,不管下雨天晴,屋里总是潮湿,被窝始终粘乎乎的。就在这间屋子里,我读了许多书,敏子替我抄了大量卡片。资江在农机厂边上流过,那里有一座大坝,我经常在坝的上游游泳,每一次敏子都在近旁洗衣,用这种方式陪伴我。农机厂离县城约有两公里路程,我们经常沿着公路去县城购物和办事。小县的人保守,夫妻不一同上街,而我们总是双双并肩而行,被视为过于亲热,招来议论,有人甚至编造出我们共拎一只热水瓶的故事。敏子一定还记得我们养的一只母鸡,母鸡孵出七只小鸡,她为它们一一命名,我们看着它们长大,给寂寞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有一回我在党校,正逢我的生日,她揣着两只鸡蛋步行两个多小时,前来向我祝贺。看来,我们是要在这个深山小县里相依为命下去了。倘若不是后来国情发生巨变,情形很可能如此。我不想违心地说我不喜欢后来的变化,但是,我想告诉敏子,我不会忘记我们在资源共甘苦的岁月,当我回忆这段岁月的时候,我心中充满对她的感激之情。         
九、社会的角落           
  在群山屏障下,小县城里的生活是平静的。文革期间,这里也曾经剧烈地动荡过,许多人惨死。我到资源时,事情仅过去三年,但表面上似乎看不出痕迹了。现在小县里也会发生故事,成为单调生活的点缀,仿佛向湖面投一颗石子,绽开一圈波纹,然后复归于平静。这些故事往往与性有关,有的悲壮,有的猥琐。   
  我刚到资源不久,县政府大院里就惊爆一起凶杀案。军管会(当时公检法合并为军管会)的一个年轻人,担任我们县革委会机关的团支书,结婚不到一年,用手枪打死了妻子,然后自杀。原因是他隐瞒了已婚事实,妻子知道后要离开他,遂遭毒手。   
  农机厂有一个二十岁的女工,未婚而怀孕,在宿舍里自己偷偷把孩子生出,然后掐死,塞进一只纸箱。此事被发现了,无论怎么审问,她不肯说出那个男人是谁。当然,她被开除了,但未被判刑。处罚是针对通奸行为的,在当时农村地区,杀婴似乎不算什么。   
  中峰的一个农妇与人通奸,谋杀了亲夫,被抓了起来。她怀有身孕,按照规定,不能执行枪决,必须先把胎儿取出来。若干天里,她被关在县医院的一间病房里,我曾去看过,一个脸皮白净的年轻女人,面无表情。做破腹手术,主刀大夫是与我同批分来的广西医学院一个学生,和我很熟悉。他告诉我,他对这个杀人犯才不留情哩,手术时麻药也没有用,而她竟一声不喊,实在顽固。我听了十分震惊,为他的残忍,也为女人的坚强。不几天后,开公审大会,宣判完立即押往河边枪决。会场上人山人海,一派节日的景象,我站在后面空地上,心中莫名地难受。   
  县城某单位一个中年干部,妻早亡,多年来与女儿共住。十七八岁的女儿总是神情恍惚,似受了精神创伤,终于吐露长期被其父奸污的苦恼。两水公社秘书是一名退职篮球运动员,身材高大,原在县体委工作,有一天因为强奸幼女罪被捕,很快传出他在拘留所里自杀的消息。中峰公社是全县主要产粮区,书记是县里的大红人,身体肥胖却壮实,我经常看见他风尘仆仆的身影,突然听说他因为鸡奸多名年轻下属而被调查,若干天后,他在宿舍里上吊了。   
  资源很小,县里及各公社的干部互相都认识,至少都知道,谁出了事,马上就传开了。除了不时发生的案件外,日常的生老病死也会成为新闻。资源患癌症的人特别多,据说原因是地下有铀矿,在县城熟人中,我就看见先后有十来人被癌症夺去了生命。每出现一个新的不幸者,人们互相报告消息,叹息一番,过不多久就忘掉了。小县城里的人有顽强的生命力,把生老病死看得很平常。小街上走着出殡的队伍,虽然棺中人是大家都熟悉的,人们依然津津有味地享受着日常生活。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吃喝,走到哪里,都可以看见若干人围着一只炭炉,炉上架着铁锅,正在热烈地聚餐,当地人叫做打牙祭。事实上,铁锅里的内容相当贫乏,当时肉是定量供应的,每人每月只有半斤。因此,人们便把心思用在怎样弄到计划外的食物上面,途径有二,一是走后门,二是异地采购。司机成了最令人羡慕的职业,姑娘最想嫁的对象,因为可以游走四方,弄到本县短缺的物品。有门路的人家纷纷为子弟谋求司机的空缺,一个副县长把儿子安排进了汽车队,比自己当上了县长还得意。开公共汽车的司机最为威风,巴结他的人真个比巴结县长的多,他点头便是票,刹车便是站,和他搞好了关系,可得许多方便和实惠。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却更显得是一个书呆子了。我舍不得把时间花在家务上,每月的肉票不要,过年过节单位分配的肉也不要,永远在食堂用餐。人群聚集之处,或吃喝,或打扑克,我皆敬而远之。牌桌上少一人,若有不了解的人要我参加,马上会有了解的人轻蔑地说:“他是大学生,不会打扑克,只会看看书!”这基本符合事实,我的确常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除了应付交给我的工作外,多数时间是在读书。下乡时,我也总带着书去读。因为这个原因,县机关对我的主要批评始终是说我骄傲,放不下大学生的架子,脱离群众。其实,我放不下的只是书罢了,除此之外,我是很随和的,一般百姓特别是农民从来不说我有大学生架子。   
  我真正搞不好的是与某些官儿的关系,在他们面前,我也许真有点儿骄傲。相当一些出身农民的基层干部,他们往往摆出干部的架子教训农民,又因为出身农民而歧视知识分子。有的人掌握了一点小权力就不可一世,我实在无法报之以谦虚。机关一个管总务的小头目闯入我的房间,发现我的桌上放着《红楼梦》,窗上挂着绿帘子,顿时气势汹汹地责骂道:“你看你像什么话,读黄色书籍,还挂绿窗帘,洋里洋气的!”面对这样的责骂,你除了笑他愚昧,还能怎样更客气地对待他?我刚到资源时,让我负责收缴和处理文革期间流传的所谓非法印刷品,这一工作结束后,按照当时顶头上司的意见,销毁了大部分收缴品,封存了少量样品。五年后的一天,宣传部长在大街上突然把我叫住,质问我那些收缴品放在哪里。听我说销毁了,他勃然大怒,斥责我为什么销毁,接着听我说还有样品,又斥责我为什么不全部销毁。面对这样的无理,即使在大街上,在众目睽睽之下,你又怎么能为了照顾他的部长面子而忍气吞声?毫无疑问,在所有这类场合,我都落得了一个骄傲的罪名。我终于明白,我若要不骄傲就必须绝对顺从,这个标准对于我实在太高不可攀了。   
  在基层工作多年,亲身遭际使我对许多基层官员的素质感到悲观。那时候的问题还不是腐败,依我看主要是昏庸,得过且过,大小事都不肯担负责任。无论一件什么小事,如果需要领导签字,那就惨了,官儿们必定互相推委,你在官儿们的森林里迷了路,找不到肯给你签字的人。我在资源是外地干部,婚前和配偶调来前有法定的探亲假,可是,每次请假的经历都只能用不堪回首来形容。那时没有身份证,出差或探亲都必须持组织部门开的介绍信。情形几乎必然是,组织部干事说要请示副部长,副部长说要请示县革委会副主任,副主任说要请示县委副书记,副书记又让我去找组织部干事。一圈转下来,就快到春节了,而过了春节就根本不可能再给假。一次我找县革委会副主任时,他竟说:“每年你都要回上海一趟,群众意见很大。”我不禁愤怒了:“奇怪,我家在上海,探亲不回上海去哪里?”有时候,实在得不到签字,我也负气上路,结果是不让报旅费并且扣工资。这显然是剥夺我的法定权利,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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