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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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杨子烈找到毛泽东，说：“他为什么要走，我不明白。我想去汉口找他，问个明白，把他找回来。”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呀，你若能把国焘找回来，那你就是大功臣。”对张国焘的家属，中央是仁至义尽的。几天后，原来准备送往苏联学习的张国焘长子海威被专程送回，与杨子烈团聚。
当杨子烈准备妥当，去要求毛泽东批准放行时，毛泽东对杨子烈说：“你是好的，一切都因为国焘不好。你去了汉口以后生养孩子的一切费用，党都可以负责。你无论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到党里来。”就这样，杨子烈带着儿子和妹妹杨子玉，坐在颠颠簸簸的卡车上，离开了居住不到一年的延安。
张国焘被开除出党后，党中央又开始大张旗鼓地批判张国焘路线。与以前不同的是，批判重点从清算张国焘的罪恶转变为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党员和革命队伍中的全体同志。１９３８年５月，毛泽东在接见抗大和陕北公学的学员时，几次提到张国焘的问题。他列举张国焘所犯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和分裂党的错误后说：张国焘一贯是两面派，他叛党是被资产阶级引诱。全党可引为教训，我们每个同志都应当坚定革命的旗帜，不怕困难，坚决奋斗。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在延安举行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系统总结了党中央与张国焘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关于干部政策，毛泽东说：“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过去张国焘的干部政策与此相反，实行‘任人唯亲’，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结果叛党而去，这是一个大教训。鉴于张国焘和类似张国焘的历史教训，在干部政策问题上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借以巩固党的统一团结，这是中央和各级领导者的重要的责任。”
关于党的纪律。毛泽东说：“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够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
毛泽东指出：对张国焘的斗争，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党内斗争。“只有克服了它（张国焘路线），才使得本质很好而且作了长期英勇斗争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广大的干部和党员，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统治之下获得解放，转到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面来。”“我们的党已经从两条路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了。”
张国焘的叛变教育了全党，尤其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尽管张国焘在党的历史上有很老的资格和很高的地位，特别是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他的叛变使过去跟随他的人看清了他的真面目，受到了大家的谴责和唾弃。当时跟他一起出走的警卫员，在张国焘投向国民党后，也与他划清界限，回到延安。所以张国焘的叛逃非但没有损害党的组织，反而成为纯洁党组织和教育全党的好事。如果张国焘留在党内，与他的斗争可能还会持续很长时间。所以毛泽东说：“我们有经验一条，就是张国焘跑了并不坏。”朱德总司令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说：“我们的党也出现过叛徒。中国革命就好比一列长途列车，有的人在小站就下车了，也有人上车，而大多数留在火车上，直到列车抵达目的地。张国焘所采取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为我们的军队招致严重的损失。但是我们党的正确领导，部队的政治意识和忠诚，终于纠正了他的政策，加强了我们的军队和党。张国焘可以断送更多的人的生命，但绝不能扭转历史的进程。”
如何团结和使用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却是一个相当难解决的问题。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原红四方面军的部队（４军和３１军）纳入１２９师编制，随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去了太行山。徐向前副师长、倪志亮参谋长和一部分干部随军出征，还有相当一批原红四方面军干部留在边区不好分配工作。这里有几种情况：一种是与张国焘关系密切，不能使用的，如原９军军长何畏，后来叛变投靠张国焘去了。一种是部队打光了，不好按原有级别安排。西路军的军、师长们都属于这样的情况，有的原来是营、团级干部，回到陕北又从战士重新干起。李先念原来是３０军政委，回到陕北后只给安排了一个很低的营级职务。毛泽东听说后，认为这样对待李先念是不公平的。他把李先念找来谈话，热情鼓励他，并交代给他任务：要他以中共豫鄂边省委军事部长的名义，回鄂豫皖老区去再把队伍搞起来。李先念深受感动，带上几十人再次踏上征程，开始了新的战斗。
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等无辜判刑的同志被释放后，暂时安排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洪学智当了抗大第三大队一支队的支队长，许世友当了抗大的校务部副部长。可这是个什么“官”呢？实际上是个光杆管理科长。他的战友邓岳（解放后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回忆说：“毛主席放出他（许世友）以后，让他在红军大学当管理科副科长，手下没有一个人。胡子拉碴，没有衣服，没有被子。住的那间小破房，连我现在的车库都不如。我当时给了他一床被子，又把我的一套衣服送给他了。有时弄点酒，弄点肉，他就来吃一顿。喝酒用碗，一吃肉就是一大盆。”
最受委屈的还是西路军干部。原红３０军参谋长黄鹄显被马家军俘虏后，想办法逃出来，回到了陕北。但是有人说他有“叛变”嫌疑，说他曾带着马家军找西路军埋藏的枪支。就凭着这些传言，黄鹄显被关进清凉山看守所“审查”。关了一个时期，没有证据，才被释放。以后到八路军总部当作战科长。在东北解放战争中，黄鹄显勇猛善战，很受林彪重视，打算破格提拔他当师长。在打电报向毛泽东请示时，林彪还特别提到黄曾受过“审查”的事，在毛回电同意后，林彪才放心大胆地使用黄鹄显。
西路军妇女团团长王泉媛被俘后，被强迫嫁给马家军一个团长。王泉媛死不屈服，终于找机会逃脱了马家军的魔爪。当她找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时，已经是１９３９年３月了。她要求归队，却遭到拒绝。办事处的人告诉她说：根据上级规定：西路军失散人员“一年之内回来的收留，二年之内回来的审查，三年之内回来的不收留”。说完，给了她５块银元当路费，把她送出办事处大门。王泉媛九死一生跑回来，组织竟然不要她了，她伤心得泪如雨下，只说：“这里不收留我，我不怨你们，只求你们向党组织转达一句话，我王泉媛永远是党的人！”
第五部分第２５章：光明与阴暗（2）
红四方面军干部因张国焘的影响，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是相当大的。但是除了极少数几个人叛变，绝大多数同志是忠于革命事业的。尽管他们的职务降得很低，不受重用，不能到前方带兵打仗。但是他们没有怨言，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毛泽东感到：能否正确对待四方面军干部，是关系到党的团结的大事。这个问题必须公开提出来，并且一定要处理好。在１９４２年７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议专门讨论对待原红四方面军干部的态度问题。毛泽东指出：过去四方面军干部除何畏以外，都是好的。经过六年证明这些干部是好的。原四方面军有的干部犯了错误，要按错误的性质加以处理，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张国焘路线。政治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会后作出了《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之指示》。全文如下：
（一）原四方面军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工农出身，由下层工作渐次提拔上来的，他们在国内战争中表示了对革命对党的坚定与忠诚，在克服国焘路线之后，又一致拥护党中央；在民族战争中也表示了他们的英勇与忠诚，只有极少数几个干部投降了敌人，但这是不足为奇的，原一、二方面军干部中，亦有极少数分子投敌。
（二）原四方面军干部，在国焘路线统治期间，是服从与执行了国焘路线。但必须区别国焘路线的单纯追随者与积极帮手之间的分别，只有几个人，对国焘路线的发展是起了积极帮手的作用，压倒的大多数，由于文化政治水平关系，由于国焘的愚民政策和压迫威胁政策，由于军队的集中原则等等原因，因而服从和执行了国焘路线。抗战五年来的实践，考验了原四方面军干部，在本质上是诚实的、坚决的，证明了１９３７年反对国焘路线时，中央所作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这里所指起积极帮手作用的几个人中，并不包括徐向前、李先念等同志在内，他们在国焘路线时期，从未起过此种作用。就是对国焘路线起过积极帮手作用的几个同志，中央的政策亦是争取教育，使他们觉悟转变，而不是抛弃他们，这一政策亦已经收到了效果。
（三）对原四方面军的干部的信任与工作分配，应当和其他干部一视同仁，不能因为他们过去执行过国焘路线而有歧视，应当根据这些干部的德（对党的忠实）才（工作能力）资（资望）分配他们以适当的工作，凡原有工作不适当者，应设法改变之。尤其重要的，是帮助他们提高文化的、政治的、军事的水平。
（四）对原四方面军干部，如果在现在的工作中有成绩，则应当表扬。如果犯有错误（任何干部都有犯错误的可能）则应当就其错误的性质与程度，加以指出并帮助纠正。见错误不指出，或夸大错误都是不对的。应当是相互间的坦白、诚恳的关系，任何隔离冷淡歧视的态度，都是不应当存在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当原四方面军干部犯有错误时，决不可轻易加上“国焘路线的继续”，“国焘路线的残余”等等大帽子，因为这不合事实，对干部的团结极端有害的，这实际上是帮助敌人来挑拨我们内部的关系。
（五）原四方面军干部，应当继续相信中央和军委干部政策的正确，放胆做事，不要畏首畏尾。凡对工作有意见时，应坦白的直率的随时向当地党政军领导者提出。尤其重要的，是加紧自己文化、政治、军事的学习，提高自己的党的认识及工作能力等。
（六）十年内战五年抗战，已经证明我们的军队干部及其他干部，除个别分子外，不管他们来历如何，是团结的，是一致的。现当抗战日益困难，日寇及国内反动分子正想利用一切方法来挑拨我党干部的内部关系，我们更应团结一致，消除一切因过去历史关系、来历关系、地域关系而产生的任何微小的隔离。
（七）各地接到此指示后，应在各级干部会议上报告并讨论之。
中共中央
１９４２年７月２日
《指示》下达之后，毛泽东不断向部队了解落实的情况。前方的同志回来开会和汇报工作，毛泽东常常问起这方面的问题。他意识到消除山头和宗派主义绝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也不是中央下个指示就能完全消灭的。最重要的是从思想上认识到宗派主义的危害，教育全党全军的干部战士。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团结，我们的党和军队才能有强大的战斗力。在延安整风中，在以后的日子里，毛泽东为搞好党内团结，倾注了大量心血，作了很多重要指示。
１９４４年４月１２日，毛泽东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关于学习问题与时局问题的报告。在谈到整顿思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时说：在我党二十多年的历史上，曾有过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如果说还有第三次，那就是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我们清算分析他们的错误对不对呢？是对的，完全应该的。但是有没有缺点呢？有缺点。这就是没有着重把同志们的思想搞清楚，而是着重于算少数人的账。似乎认为只要把那个人打倒了，天下就太平了。人是打倒了，天下太平了没有？没有。为什么把错误的东西打倒了天下还没有太平呢？就是因为没有搞通思想，没有看到前车之鉴。
毛泽东说：１９４２年整风文件上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个方针适合于对每个同志。凡是无产阶级内部、革命阵线内部的问题，无论是谁，无论是大小的问题，都应该按照正确的原则在思想上搞清楚，使我们的步骤趋于一致，团结起来，巩固起来，共同去对付敌人。如果在革命的政党和群众的内部不采取这样的方针，而是霸道的方针、打击的方针、宗派主义的方针，那就是我们党历史上那种错误的方针。即利用机会挤掉人家，以这一个小团体代替那一个小团体，以这一个系统代替那一个系统。这样多的宗派小集团的政党，是不会兴旺的。这样的阶级也是不会兴旺的。
谈到党内斗争，毛泽东说：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犯过错误，在党内斗争中不从爱护同志的观点出发，不是为了团结、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来进行争论。就是一味进行斗争，这是很大的错误。有的人不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从错误中解放出来，而是借他犯错误，把他打下去。说到这里，毛泽东给大家讲了一个历史故事：周武王出兵讨伐商纣王的时候，孤竹君的两个公子——伯夷、叔齐在半路上拦住西周的军队，对周武王说：商纣王虽然是暴君，但你作为臣子，用兵去杀国君，这不是“以暴易暴”吗？毛泽东借古喻今，告诉大家：如果拿错误路线对错误路线，把一部分打下去，以这一部分代替另一部分，这就是伯夷、叔齐说的“以暴易暴”。这样搞就是大鱼吃小鱼，就会给党内造成一种不健康的空气。我们党内就不好过日子，无论是党员、干部都不大好过日子，天天怕人家排挤。
毛泽东讲了这些道理，最后联系到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他说：要在我们党内造成这样的空气，就是互相信赖。原则问题一定要争，但是要从弄清思想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从“治病救人”的观点出发。反张国焘的斗争搞的比较好，但是还不够，其中还有毛病。如果把那次反张国焘路线拿到现在，就会进行得更慎重一些。张国焘这个人是不可救药的，我们也企图挽救他，一直到他走的那一天还是政治局委员。但是反张国焘路线，在群众中、在抗大、在军队中的某些方式，就没有整风以后的现在这样好，还有一些粗暴。那一次我们团结了绝大多数人，除了张国焘、何畏、朱德崇这样三两个人之外。许多同志在工作上表现是好的，这一次我们要彻底把问题弄清楚，要有分寸，要有分析。这个分析中，一分是一分，一寸是一寸。这样我们才能团结全党，造成党内相互信赖的关系，这样我们就胜利了。
１０月２５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对即将去前线的干部作报告。在座有不少同志是原四方面军的干部。毛泽东讲了时局与任务的问题后，又谈到一、四方面军干部的团结问题。他说：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