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去就要挨饿。陈伯钧命令部队四出搜索粮食，打击顽抗之敌。１８日，一支采粮队在部队掩护下前往三岔沟，在丹巴路上遭藏民武装袭击。部队负责人未能组织有效抵抗，大受损失。陈伯钧闻讯，“当即命３９团首长率２营前往增援。事后检查，失掉长短枪近４０支，伤亡４０人”。
几天后，五军团和９军移驻抚边。军委电令他们坚守抚边、八角一线，保障红军后方的安全。但是藏族武装紧跟在后，让人不得安宁。７月２９日早晨，陈伯钧派两个连兵力去石观音一带筹粮，“归来时只弄到少许菜蔬，并失人枪各一”。晚间传来消息，９军“７９团受夷匪及少数白军袭击，于夜２１时失去八角阵地，退至木坡”。第二天查明情况后，陈伯钧命令７９团派主力收复八角。但该团指挥员顾虑畏缩，迟迟不动。第二天才派出部队去八角。结果因指挥不当，八角得而复失。７９团又败了回来。红军连续失利，说明藏族武装确实剽悍善战。后查明，进攻抚边的是藏族头人金刚钻的部落。
８月８日，敌情更加严重。四川军阀部队也从懋功过来了。抚边周围的木坡、石观音、潘家山一线发生激烈战斗。尽管红军反复冲锋，终因兵力太少，寡不敌众，被迫放弃抚边，撤退到两河口。
就在红军后卫部队屡受藏民武装和国民党军袭击骚扰，且战且走的同时，在前面执行进攻松潘计划的先头部队，进展也不顺利。６月２９日，指挥左路军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下达前进命令，以陈赓、朱瑞率红１师的５团、６团为先头部队，由康猫寺向壤口（今红原县境内）进发，准备迂回到松潘。当部队到达中壤口时，与麦桑土官杨俊扎西率领的千余藏族骑兵遭遇，展开了激烈拼杀。这一带地势开阔，藏族骑兵往来冲杀，红军缺乏与骑兵作战的经验，损失较大。红军作战失利，被迫退回康猫寺。事后，陈赓、朱瑞致电朱德、林彪，检讨失败的原因说：“此战斗原因是首长指挥失当，敌之力量优势我一倍以上，加之指挥战斗员三日游击，饥饿疲劳及未与骑兵作过战，情绪受很大威胁，不能够应战。”电报最后说：“根据地形、敌情、道路、群众、粮食等条件，依我现在兵力，由此道迂回松潘及松潘以北是不可能。”
林彪接到报告，迅速修改了计划，放弃由壤口迂回松潘的决定，命令部队改由黑水、芦花一线向毛儿盖进军。７月９日，红一军团和四方面军的３０军８８师主力到达毛儿盖。这里是攻打松潘和北出甘南的必经之地，有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的一个营把守。他们占据一座喇嘛庙，企图顽抗。红军扫清外围，包围了喇嘛庙。守敌营长李日基被红军打得没办法，请胡宗南增援。胡宗南回电命令：“电到后该营即刻撤回，并将电台砸毁。回来士兵一人赏洋１０元，带回武器一枝赏洋２０元。”李日基慌乱之下，电报刚译出“将电台砸毁”就没再往下译，砸了电台，趁夜深雾浓单身逃跑。毛儿盖守敌全部被歼。李日基逃回松潘，副官处叫他领赏，他还不知领什么赏。
红军占领毛儿盖，即向松潘前进。松潘自清朝以来，就是川西北高原的军事重镇，控扼通向陕西甘肃的主要通道。松潘城小而坚，城内多是汉人。城外有山可做制高点，易守难攻。红军到来之前，胡宗南部奉命进驻松潘，堵截红军北上。阿坝的藏族土司对胡宗南的联络人员说：“从阿坝上下包座以北，尽是荒无人烟的沼泽草地，就是鸟儿也飞不过去。保险可以堵住共军。”于是胡宗南在红军来到后，迅速收缩兵力集中在松潘城内外，决心死守松潘。
此时，徐向前率领红军的中路军，正艰难地向松潘前进。他回忆说：“由茂、理到松潘，山高林深路险。又因地震关系，山石不断塌方，极难通行。部队一边排除塌方，一边行进，每天只能通过一个团。３１军有个班，行进途中遇上塌方，全部牺牲。我军刚到川西北时，计划占领松潘，但因行进困难，才被胡宗南部抢先一步控扼，打了一下，攻不动，退到镇江关一带。这次调兵上去，准备再打松潘，是硬着头皮干的。”战事的发展证实，徐向前的担忧不是没道理的。
７月下旬，红一军团和四方面军的４军、３０军从几个方向对松潘外围守敌发起进攻，打算一鼓作气拿下松潘。但是胡宗南部队顽固抵抗。在松潘以西的羊角塘，红一军团与胡宗南的廖昂旅激战一天，敌军凭借碉堡工事和优势的火力，使红军难以前进，只好撤回卡龙。许世友、王建安率领的４军猛冲猛打，给胡宗南的丁德隆旅以沉重的打击，推进到离松潘城十几里的牦牛沟。胡宗南毕竟是蒋介石的嫡系，硬着头皮顶住不逃跑。他把指挥部移到前线山上，亲自坐镇。招呼后续部队，迅速向松潘靠拢。
红军攻打了十天，没取得多大进展。一些阵地来回拉锯，得而复失。由于缺粮，战斗部队每日一干一稀两顿饭。肚子填不饱，冲锋没力气。一边作战还要一边筹粮，这还怎么打仗呢？再有，红军长征以来，重武器都丢光了，只有步枪和很少的机枪，在碉堡面前就无计可施。强行攻坚只能白白牺牲战士的生命。权衡利弊，红军总部下令停止进攻松潘，将部队撤回毛儿盖。原订的松潘作战计划实际上不再实施了。
其实，胡宗南的日子也并不比红军好过。他的部队到松潘后，多数人水土不服，吃青稞就泻肚，只好从四百里外的江油雇挑夫向松潘运粮。道路艰险，要越过海拔５５６８米的雪宝顶。今天这里是风景如画的黄龙旅游胜地，当时对挑夫来说却是死亡之路，单身爬山尚且吃力，何况背负百斤呢？靠人力运到松潘的粮食相当有限，根本填不饱这支大军的肚子。胡宗南下命令说：“国难当头，一切要节约。上至司令官下至士兵，每天只吃一餐，放午炮吃饭。”于是全军勒紧裤腰带（当然，胡宗南不会真的挨饿，他有饼干、罐头吃）。当红军到来时，究竟能否守住松潘，胡宗南也是心惊胆战，没有把握。想不到抵抗了几天，红军居然主动撤离了。胡部上下自然是庆幸万分，松了一口大气。
松潘战役停止后，红军的形势更为严峻：北上的大路被胡宗南挡住，西边的阿坝草原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旷野，南边的退路又被四川军阀阻塞。看来只剩一条路——去走那荒凉神秘的松潘草地。在面临困境的局面下，红军中大多数人都盼望尽快离开，选择一条适合生存和发展的新路。是北上还是南下，毛泽东与张国焘就要摊牌了。
第一部分第５章：矛盾与争论（1）
一、四方面军的亲密情谊——张国焘改变了态度——矛盾的萌芽——“统一组织”的压力——毛泽东决定让出总政委——芦花会议调整组织——张国焘还要解决“路线问
题”——第二次芦花会议——通南巴问题的由来——反六路围攻——张国焘在通南巴继续肃反——统一战线方面的失策——红四方面军被迫退出通南巴
两河口会议之后，红一、四方面军开始联合行动。从表面看，会师后的蜜月还在继续，但在双方的领导层内，一些莫名其妙的猜疑和误解在暗中发展着，并且越来越表面化，令广大红军战士和基层指挥员迷惑不解。
矛盾是从哪里开始产生的，谁也说不清楚。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后，广大指战员们亲密无间，和睦相处，好比两个久别的兄弟重逢，高兴都来不及，怎么可能一见面就互相算计呢？
当时任红五军团保卫局局长的欧阳毅回忆会师后的那段日子说：“我们红五军团与９军的驻地紧挨着。两支部队经常在一起组织联欢，参观访问，交流战斗经验，互相检查对方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开展体育活动等友谊竞赛。９军的同志们见我们穿的比较破烂，物资十分缺乏，便主动给我们送来了酥油、炒面，还有几百套灰布军衣。我们也回赠了一些枪支弹药。那种亲密无间的战友情谊，既感动人，又鼓舞人，使大家心里都热烘烘的。”
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也亲身感受到四方面军战友的情谊。过雪山的时候，他的马死了。邓小平只好与普通战士一样，靠自己的两条腿一步步翻过大雪山。与四方面军会师后，他见到了留法勤工俭学时的老战友、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傅钟看到邓小平连一匹马都没有，非常同情，便慷慨地送给邓小平一匹马，还有衣服食品。这些东西不多，但对邓小平来说却是雪中送炭。邓小平深受感动，几十年后还念念不忘，对子女说：“过了雪山后，傅钟送了我三件宝：一匹马、一件皮大衣、一包牛肉干。这三样东西可真是顶了大事呀！”
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绝大多数是淳朴的农民，他们热情、直爽，打起仗来十分勇猛。但是文化水平低，头脑比较简单，常常干出一些幼稚可笑的事情，在政治上不如一方面军的同志成熟。四方面军的人从心里是把一方面军当大哥看待的，虚心向他们学习。原红四军的侦察参谋许昌同志回忆：“四方面军向一方面军学了不少东西。如保密，原来四方面军下至连上至军都有大旗，驻到哪里，大旗门口一插，一行动前面扛起来走。人家不要问就知道哪一军哪一师，以至哪一连。再如号谱，通讯联络，原来四方面军使用的与国民党的一样。会合后，这些都改进了。”
会合以后，双方指挥员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现在两大主力会师了，就应该迅速地联合起来，形成统一的力量，而不应该各行其是。懋功会师后，徐向前就建议一、四方面军的部队和干部相互调剂补充。刘瑞龙回忆：“会师后，徐向前同志看到一方面军减员太大，亟需补充，又考虑向一方面军学习，主动向中央建议，请一方面军调几位得力干部到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四方面军抽调建制部队补充一方面军。张国焘开始不同意，经徐向前同志做工作，并经中央批准，这一建议才得以实现。一方面军派来担任各军参谋长的有陈伯钧、张宗逊、李聚奎、郭天民等同志，对四方面军部队建设，起了积极作用。四方面军抽调给三军团的部队是９０师的２７０团和８９师直属队共２６００余人；抽调给一军团的部队是９８师的２９４团共２０００余人和１１师３２团１２００余人。后来，这些编入一方面军的部队在战斗中都发挥了他们的重大作用。”
四方面军在会师初期，给一方面军的支援和帮助是真诚的，实实在在的。他们对一方面军是尊重的。但是张国焘认为中央犯了路线错误，所以打了败仗，丢掉了苏区，一路逃到这里。如果不是他的接济，很快就会被消灭。所以，中央现在应该听他的，让他来领导。部分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对一方面军尊敬好奇的心理，在会合后不久便渐渐淡化了。在他们看来，一方面军也没有想象的那么不得了。这支长途跋涉的队伍，衣衫褴褛，军容不整。对比之下，四方面军的精神面貌要强得多。在会合之后，四方面军的干部很少向一方面军讲张国焘的坏话。相反，令聂荣臻极为不快的是，“在两个方面军会合以后，一方面军中也确有人从一种不正确的动机出发，歪曲地把一方面军的情况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偷偷地告诉了张国焘。也使张国焘起了歹心，认为中央红军不团结，他有机可乘”。当时中央的一些举动，也激化了一、四方面军之间的矛盾。３０军领导向张国焘报告：“中央曾派遣一些调查人员到３０军中去调查实况。这些调查者往往夸大第四方面军的缺点，特别是找到几个军官骂士兵的例子，就泛指第四方面军中有浓厚的军阀习气。那些调查者往往利用四方面军一般干部只知道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名字，而不知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名字这一事实，硬说第四方面军不尊重中央。”３０军政治部把中央调查人员与他们的谈话都记录下来，交给张国焘。一方面军的各种文件，也通过各种渠道送到了张国焘的手里。所以，张国焘与中央的关系迅速恶化，想当领袖的欲望急剧膨胀，绝非偶然。而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和政治气候，确实产生了对他有利的因素。
第一部分第５章：矛盾与争论（2）
徐向前回忆说：“从这以后，我们耳闻目睹的一些不利于两军团结的现象，就日见增多起来。有些话很难听。张国焘对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据说还派人找一方面军的同志了解会理会议、遵义会议的情况等，实际上是进行反中央的活动。在此同时，凯丰、博古他们则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还有什么‘军阀主义’啦，‘土匪作风’啦，‘政治落后’啦，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他们这种‘左’的做法，与当初刚到中央苏区时，对待毛主席和一、三军团差不多。只能激起四方面军干部的反感。许多指战员想不通，憋着一肚子气。这也给了张国焘以挑拨的借口。……再往后，教条主义者对红四方面军的那些指责就听的多了，不少干部向我反映。我虽然教育干部不要向底下散布这些东西，但说老实话，心里是不痛快的。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三百来人的游击队发展起来的，打了那么多硬仗、恶仗，是党领导的队伍，发展到八万多人，很不容易。尽管部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是坚决打蒋介石的。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是拥护第三国际的，是听党的话的，是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是竭诚拥护同中央红军会合的。怎么又是军阀，又是土匪，又是落后，又是逃跑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的漆黑一团，对两军团结对敌，没有任何好处，我确实想不通。”事隔多年之后，徐帅回忆起来还这样恼火，可见当时四方面军的干部对中央的一些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的反感和气愤。
张国焘回到理县红四方面军总部，连续召开会议和与干部谈话，把大家的火都激起来了。于是他开始鼓动上上下下向中央伸手要权，理由是要“统一指挥”。７月１日，张国焘在致中央的电报中谈毛儿盖战役实施的部队调遣和部署时，强调指出：“我军宜速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暗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引起部队调动的混乱，给敌军以可乘之机。几天后，张国焘向中央慰问团的成员、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提出改组充实总司令部的建议，推荐徐向前担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委。李富春感到事关重大，便给中革军委领导人朱德、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
朱、周、王、毛：
张国焘来此见徐、陈，大家意见均以总指挥迅速行动，坚决打胡（宗南）为急图，尤关心于统一组织问题，商说明白具体意见，则为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虑。立复。
富春
７月６日１时
中革军委对此保持沉默，没有答复。几天后，四方面军的电报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