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上将张自忠传奇-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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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来，还没有来得及向这位洋客人解释道歉，这个英国洋职员，便已从车上跳了下来，一伸手便“啪！啪！”扇了车夫两个耳光，接着破口大骂：“他奶奶的，你这个中国猪猡！拉的什么车，把我的屁股都扎疼了！真他妈的混蛋加王八蛋！”
车夫捂着脸，连连向这位大发雷霆的洋顾客鞠躬，口里连声道歉：“先生，对不起，那是车子坐垫的弹簧断了。这车子是小人从车行里租的。实在对不起，请您多多原谅……”
英国人瞪着眼，臭骂了车夫一顿，气咻咻地扔下一句话：“我要让你们这些拉车的中国猪猡知道厉害！”然后一瘸一拐地走了。
这个车夫，挨了两记耳光，一顿臭骂，一分钱也没得到，拉着断了坐垫弹簧的车，怏怏地走了。今天他是一分钱也找不到了，还得想法借钱修车，一家人又该饿肚子了。
但是，就这么一次小小事故，却闹出一场大风波来。
这个洋人屁股被扎了一下，打骂了一顿车夫还不解气。他还到英租界工部局，找到局长巴恩士，要求工部局全面检查“起英国捐”的8 000余辆洋车的弹簧垫子是否坚固、安全，以免扎伤洋人的屁股。
巴恩士立即下令全体车夫到工部局登记检车。自上午8时起到下午6时，报到登记后不准离开，违者处罚。
许多车夫等候一天，也轮不上检车，干赔车份而不能拉客。车检时，英巡捕任意殴打、辱骂车夫。车夫忍无可忍，群起向胶皮车公会诉苦喊冤。胶皮车公会推出八位董事到市政府社会局请愿。
张自忠得知后对有关人员说：“你们告诉胶皮车公会，英国鬼子打中国人，中国人在英国租界可以不拉客！”
社会局立即告诉胶皮车公会，转告英租界8 000多车夫，自即日起，一律可以拒绝拉客。为维持车夫生活，允许他们到中国管区拉客、拉东西。
第二天一清早，英租界内不见有任何洋车拉人。各洋行、领事馆、外国驻军及开滦、怡和、太古等各行及各码头华洋职工上班的人们，大喊“胶皮”而不见应，又喊“洋车”也没有人答，群情哗然，莫名其妙。
英工部局见状，急忙派大卡车数辆，将持有英领事馆、英军司令部及英工部局工作证者，送往工作地点。同时太古、怡和、汇丰、麦加利各大洋行、银行亦被迫出动车辆接送职员。
因车辆不够，英工部局甚至把押送犯人的囚车，也派出接送低级华人职员。大家认为不吉利，大骂“英国鬼子”，拒不上车。
就这样僵持了三天。英租界秩序大乱，一塌糊涂。英国人再也坚持不下去了。第四天早上8时，巴恩士亲自来到市政府第三科科长家商谈解决问题。
科长对巴恩士道：“本人不与闻此事，俟见市长后，再作答复。”
巴恩士忙说：“向你致敬，盼早回音！”
张自忠听了三科长的报告后道：“好！你可以代表车夫去告诉巴恩士，今后可不允许英国巡捕打中国人！验车过期，赔车钱！穷苦人过日子不容易。”
天津市政府第三科即代表车夫，向英工部局提出三项要求：
一、抗议英国巡捕殴打中国人，今后工部局要保证验车期间，不再有殴打华人事件发生；在语言方面要有礼貌。
二、验车过期，过一小时，由工部局付延期费两元。
三、今后在英租界内，英巡捕对待华人，不得有任何侮慢行为。
巴恩士对此一一认可，只有延期费一项，几经讨价还价，最后决定，每辆车如因验车耽误半天，由工部局付补助金一元。
双方达成协议后，英租界洋车夫罢工事件方告结束。
这次英租界洋车夫罢工事件取得胜利，是与张自忠和他领导的天津市政府支持分不开的，也是张自忠在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外事斗争上的一个胜利。
这对于他委屈以求和平的心情，多少可以得到一丝安慰。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津市多荆棘（7）
1937年春，张自忠率领代表团访问日本。这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出国访问，也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内容。
张自忠何以要去访问日本，当时人们都不理解。其实他率团访日和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有关。一方面，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日本稳健派主张对华侵略政策采取“温和手段”，如其代表人物日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提出：“应改变对华政策，即以互惠互荣为目的，将主要力量投入经济和文化工作中，并以公正态度对待南京政府的统一运动，不再进行华北的分治工作。”新组成的林铣十郎内阁以“自由而开明”的佐藤尚武为外相，标榜“不尚武”的“佐藤外交”。外务省通过的《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也表示对华北以文化、经济为主的手段，实现“公正态度”对待“形成的日中友好关系”。一言以蔽之，这时日本的稳健派想以文化、经济来达到侵华的目的。
国内当时政治上也有很大变化，已经发生了西安事变、绥远抗战。绥远抗战的胜利，对全国也包括冀察是很大鼓舞。西安事变更震惊世界，它的和平解决，对举国团结影响很大。
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当局由“特殊化”趋向“中央化”，与南京方面关系有所改善。1937年元旦，宋哲元发表《二十九军二十六年新决心》一文，1月20日又发表《告同志书》和《冀察政务委员会与冀察绥靖公署会衔通告》两项政策性声明，表达了拥护南京政府的立场。2月中旬，宋哲元不顾日方反对和阻挠，派秦德纯赴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并且向媒体表示：“奉行中央政府的命令是我神圣的任务。过去如此，将来还是如此。”
这个时期，隐居泰山的冯玉祥，也不断给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等几位老部下写信，鼓励他们抗日救国。
二十九军基层广大官兵，更是抗日热情高涨。
在这种形势下，日寇已感到“抗日的空气■■乎弥漫京津一带。总之已是大祸临头”。日寇要想控制冀察及华北，便要想法“如何使宋哲元逃不出我们的掌握”。他们使出的一招，便是邀请宋哲元访日。
这时冀察当局虽然逐步趋向中央化，但尚未发展到与日本决裂的程度，所以宋哲元、张自忠等人仍力图避免与日方发生正面冲突，以求延长华北的稳定局面。
对于日方的邀请，冀察集团考虑，如果宋哲元亲去，对于日方提出的要求，就没有回旋的余地。所以最后研究决定，宋哲元不去日本访问，改由张自忠率团出访日本。
1937年4月，张自忠为团长、河北保安司令张允荣为副团长，团员有三十七师一○九旅旅长何基沣、三十八师一一二旅旅长黄维纲、一三二师参谋长徐廷玑、一四三师独立二十九旅旅长田温其、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陈中孚、委员张季垣、天津市政府首席参事边守靖等，及随行亲属共20余人，组成访日代表团。
在抗日空气浓厚的形势下，张自忠将率团访日的消息传出，引起舆论界的种种猜测。人们怀疑张自忠与日有秘密交涉的使命。因而张自忠的政治面貌在当时国人眼中也随之变得模糊不清。
有好心的朋友劝他：“为什么要到日本呢！？你知道这于你的名誉将会发生不良影响的呀。”
张自忠答道：“我知道。但是在和平未绝望前，我希望能够打开一个局面，维持一个较长的稳定局面，而使国家有更充实的准备，其他毁誉我是不计较的。”
张自忠以及包括宋哲元等在内的二十九军将领，当时主要从二十九军生存出发，对日寇委曲求全，以求得和平和争得华北稳定，但对日寇的侵略本质却认识不足。所以张自忠低估了这次访日的负面效应对他人生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差一点毁掉了他已创下的英名，而且最终也使他成为一个虽然悲壮、但却悲剧的人物。这是他未曾料及的。
4月23日，张自忠率团启程去日本访问。5月23日离日返国，历时一月。
在日期间，特别应该一提的是，将于27日在名古屋开幕的泛太平洋博览会，竟将冀察陈列馆列入日本殖民地，与“满洲”、“冀东”两个伪组织混在一起。此前虽屡经中国驻日大使馆抗议，始终无效。张自忠知悉后当即致电在名古屋的冀察代表纪华，限于观光团到达前，将冀察陈列馆退出博览会。凡未开箱物品，一律运回；已开箱物品，限期装箱，停止展览。纪华遵命于4月27日关闭了冀察展览馆。
到达名古屋，张自忠接到中国大使馆电报，说中国大使许世英回国述职，拟请张自忠代许参加名古屋泛太平洋博览会揭幕剪彩。张自忠得知日本人有意在中国馆对面开办了伪满洲国展览馆，并悬挂了伪满国旗。张自忠当即命英文秘书翟维祺、日文秘书卢南生与日方交涉，并交代说：“你们跟他们讲，东北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只有一个中国，不晓得什么满洲国。博览会把一个所谓‘满洲国’展览馆与我国展览馆放在对面，是对中国的侮辱。必须立即降下伪满洲国旗，撤除‘满洲国’展览馆。”
开始，日方拒不解决。张自忠强硬表示：“如果明天上午伪满洲国旗不下，我们就立即回国。日本的‘天长节’也不参加了。”终于迫使日方答应降下伪满国旗，撤除伪满展览馆招牌。
在日期间，尽管日方提出了所谓“经济提携”事宜，但张自忠坚持不作承诺。日方见不得要领，便转而在北平对宋哲元施加压力，一再要求由日方修建津石铁路，开采龙烟煤矿，并在平津及北宁路沿线扩充军事设施。
到5月中旬，日方交涉日繁，压力更甚。宋哲元则百般拖延，不作答复。双方关系日趋紧张。在此形势下，宋哲元认为张自忠一行已不宜继续在日访问，遂电促其提前回国；自己则以扫墓之名回山东乐陵，以避日寇之纠缠。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津市多荆棘（8）
5月28日，张自忠率领的访日代表团回到天津。他们在回国途中，绕道青岛、济南。27日在济南接受记者采访，张自忠就此次访日经过发表书面谈话。这个谈话于张自忠回到天津的当天，发表在天津《大公报》上。全文为：“本人此次蒙冀察政委会宋委员长之允许，赴日本游历，因职务关系，不便作长时间之视察，所以在日本各地略作一旅行，即行返国。所到者为东京、西京、大阪、神户、日光、箱根、别府、博多、奈良、名古屋等处，其中惟东京、大阪两处，因参观工业，停留之日较多。在一般看来，日本工业确有一种努力求进精神，尤其是纺织工业与航空工业，进步更速，市政与军事方面，此次亦略有视察。此外，在东京、大阪各处与日方军政实业界要人晤面，亦仅系普通应酬。本人因韩主席系旧长官，阔别多时，又久慕山东、青岛政绩，故于归国之时，绕道一游，日内即行返津。”
根据各方面的资料证实，尽管张自忠访日并没有做出一点对不起国家民族的事，也没有签订任何一个协议，但是日本却利用他的访日大肆渲染，大做文章。这样一来，张自忠的政治面目更为国人所误解。
他归来后，舆论纷纷，攻击更盛。有人甚至说张自忠和日本人签订了密约，并得到日本赠送的巨款，日本人还送给他一个东洋美女等等。汉口《武汉日报》还将此讹传作为新闻刊发，影响更大。连南京政府对他的政治立场也产生了怀疑。
张自忠闻知，内心愤懑。在市政府的一次宴会上，他借酒发泄说：“把我张自忠的骨头砸碎，看看哪里会有一点汉奸气味？！”
张自忠于1936年6月18日就任天津市长，至“七七”事变，主持天津市政，恰好一年，连同担任察哈尔省主席，他一生从政共计20个月。
这对于张自忠来说，经历了一生中最为复杂的时期。冀察政务委员会是日、蒋、宋三大政治势力在华北的特殊条件下，相互角逐和最终妥协的复杂产物，其政策难免带有多重色彩。一方面，它在名义上是南京国民政府管辖下的一个地方政权，但又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它在许多方面受日方掣肘和影响，适应了日本侵略华北的要求，但又没有完全沦为日本的傀儡，和日本存在矛盾和抗争。这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地方政权。张自忠的政坛活动，自然也具有两面性。
从察哈尔到天津，张自忠自理多起中日冲突事件，与日频繁交往，有抗争，也有让步；在日方要求的所谓“经济提携”中，他没有深刻认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本质，所以对日本人存在幻想，进行过妥协。所以国人对他和宋哲元等人难以理解，从长城的抗日英雄到与日本过往频繁，反差如此之大！？
造成这种局面自然是有原因的。
二十九军是一支杂牌军和地方实力集团，要寻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之路。日蒋之间的矛盾和华北的特殊形势，为二十九军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宋哲元、张自忠等正是利用了这两点，才谋取了冀察平津的控制权。但要在这块地盘生存、发展，他们就不能与日本人发生大规模冲突，才能维持一个相对稳定局面。这点，二十九军将领的认识是一致的，乃至号称主战派的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认识也是一致的。如冯曾就如何应付日本人对部下说：“我们既要本着南京政府的指示办事，又要保全现时本军处境。平津是我国著名的大城市，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国内外人士深为关注。若稍有处置不当，即会遭到全国同胞的唾弃，甚至使我军无法生存。但从好的方面说，平津地区不但能满足我军的开支，而且还可以壮大实力，舍此再难得此机会。因此，与日军争端，越往后推迟越好，望你们好自为之。”
其次，冀察当局的对策是由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所决定的。国民政府预计中日全面抗争将于1938年爆发，在此之前为进行抗战准备，需要避免中日大规模冲突，即所谓“政府抗日准备未周，不要轻启战端”。冀察政务委员会主要使命，就是在蒋日之间扮演缓冲角色。从这个角度，宋、张的对日妥协确具有忍辱负重、为国苦撑的性质。也就是说，冀察当局的所谓对日“亲善”政策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表面亲善，实际敷衍，绝不屈服”（宋哲元语）。这就是他们的对日政策。
在日蒋间扮演缓冲角色诚非易事，需要忍辱负重，忍受误解；需要强压怒火，委曲求全。张自忠之所以感到“精神上苦到万分”，原因就在于此，否则，用他的话说：“抗战是国家大事，要是我自己的事，早与鬼子拼老命啦！”
“九一八”以来的历次冲突，无不以蒋介石的失败、妥协告终。因此，宋哲元、张自忠等对蒋介石是否有决心进行和何时才能进行全面抗战，心中没底。在此情况下，若仅靠二十九军孤军抗日，把部队拼光，也只能成为蒋介石妥协的牺牲品。长城抗战就是例证，二十九军伤亡5 600余人，取得喜峰口、罗文峪大捷，然而在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下，二十九军的胜利换来的却是屈辱的《塘沽协定》，使二十九军抗战成果付诸东流。其后，宋哲元主察期间，对日本的挑衅作了坚决回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