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上将张自忠传奇-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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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师的两个团，在东起亭子山西至刘家集，长达两公里的山腰间，构筑好简易工事，将所有轻重机枪和迫击炮配置于第一线。至清晨时已完成伏击准备。
10日晨7时许，田家集的日军，耀武扬威地向板桥方向浩浩荡荡而来。当他们进入伏击地带，早已埋伏在这里的三十八师，一声令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线一齐向日军猛烈开火。日军措手不及，人仰马翻，四散奔逃。那个狼狈劲，哪里还有一点那种张狂不可一世的“皇军”傲气。有的躲进灌木丛中，就像一只只把脑袋埋进沙子里的驼鸟，有的钻进草堆，有的钻进粮囤，还有逃进老百姓家，一头扎进猪圈……真可谓洋相百出，令人笑杀。三十八师乘胜追杀，斩获颇丰。战斗到11时，除少数敌人逃窜外，辎重团大部被歼。
这一仗，我军歼敌1000余人，其中毙敌参谋长一名，俘虏班长3名，击毁坦克一辆，缴获战马数十匹，橡皮艇、钢板艇30余艘，军用地图、弹药、给养、药品等一大批。
同时还缴获一份作战命令，内容为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及骑兵第四旅团由钟祥北进；第三师团沿襄花公路西进。
这说明日军攻击重点在钟祥以北。因与战区联络中断，张自忠于11日将这一重要情报直呈重庆。重庆方面当即将此情况电告李宗仁、李品仙、汤恩伯、孙连仲、刘汝明、覃连芳等部注意。
据俘虏供称，该辎重团所输送之物资，系供给主力部队渡河侵犯襄阳、樊城之用的。所携之60艘运输艇一次可输送一个营的兵力。
由于该辎重团的覆灭，日军渡河攻击襄、樊的计划未能得逞。
在三十八师取得田家集战斗胜利的同时，右翼兵团其他部队也积极向日军发动反攻：第三十七师克复丰乐河、清水桥一线；一三二师河东部队成功地截断了长寿店以南日军的交通线；第五十五军也以一部进至河东洋梓以西，于京钟路附近袭扰日军后方。
经右翼兵团全力反击，日军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后方补给线几乎全部中断，被迫停止北进，以主力回师维护补给线，从而使中国军队的被动局面明显缓解。
第七部分：徐州掩护突重围随枣会战挫倭贼（5）
蒋介石对此十分满意，特于5月12日致电程潜、李宗仁（此时李宗仁与张自忠的联系还未恢复）说：“张自忠刻亲在襄河东岸指挥二神庙、丰乐河、陈家集、亭子山、方家集、峪山之线我军，猛力侧击向北突进之敌，迭有斩获，战况顺利。”
在右翼兵团竭力攻敌侧背，将北犯日军后路截断之际，若左翼兵团主力汤恩伯之三十一集团军能抓住时机从桐柏山地区由北向南出击，必可将敌包围，造成一次绝好的歼敌机会。无奈作为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汤恩伯竟不愿配合友军作战，一味保存实力，不仅不主动向南进攻，反而擅自北撤，退至河南泌阳、内乡一带，坐失战机。
战后，李宗仁惋惜说：“我方如不是汤恩伯不遵军令，敌方机械化部队，在襄花公路上，说不定就永无东归之日呢！”
日军由于正面及侧面均受到牵制，师劳无功，反遭挫折，围歼第五战区主力阴谋难逞，从12日起开始收缩战线，我军发动反攻的机会已经到来。
鉴于五战区与第一线部队通讯联络尚未恢复，蒋介石责成西安行营主任程潜代行指挥。13日程潜严令汤恩伯向西南方向出击；令孙连仲部由南阳、唐河地区向南攻击；令张自忠以主力向枣阳方向攻击，与汤、孙两部协力夹击唐河以南地区之敌，以一部向钟祥附近作牵制攻击；令刘汝明部主力拒阻由信阳西进之敌；令郭忏之九十四军以一部向京钟公路攻击，策应各部队行动。
上述各部按命令向日军发动反击。
14日收复新街、唐河。15日发起总反攻。张自忠指挥部队向北猛烈攻击，当日攻占襄阳东南方家集。
日军在中国军队打击下，被迫全线撤退。到5月22日，中国军队先后收复枣阳、桐柏。至此，随枣战役结束，除随县仍为日军占领外，双方基本恢复战前态势。
随枣会战，中国军队共歼灭日军达一万余人。其中，张自忠之右翼兵团歼敌4000余人，缴获战马74匹及大批军用物资；自身伤亡4414人，生死不明者2702人，其中又以五十九军付出代价最大，伤亡达2153人，生死不明者2381人。
李宗仁对右翼兵团的奋勇作战予以很高评价。他在致张自忠的电报中说：“贵部于襄河以东地区亲率所属与敌血战，拼命牺牲，苦撑两周之久，予敌以重大打击，已奠定抗战必胜之基础，且达消耗之目的，并抱牺牲至最后一兵一弹为止，尤为壮烈感佩。”
蒋介石对于右翼兵团的表现也极表赞赏，指示李宗仁拨发张自忠部奖赏及补充经费现洋五万元，并令军政部对张部兵力、武器损失迅予补充。
为感谢张自忠所部官兵的戍守之功，宜城县各界发起献旗运动，并编演话剧《渡河督战》，颂扬张自忠的赫赫战功。张再三谦让，但宜城人民仍坚持到部队慰问。献旗大会宣读了献旗颂辞，表达了宜城人民对张自忠、冯治安两将军的敬仰、感激之情：
民国二十八年二月，右翼兵团总司令张、副总司令冯驻节县属赤土坡，节制诸军折敌于大洪山脉时，钟祥已陷，敌依为河东惟一据点，屡图强渡襄河，均未得逞，乃发动其所谓五月攻势。由敌酋藤田、小岛等率敌四、五万，陆空配合，沿河北窜，拟与由京山北犯随县、由信阳西犯桐柏之敌相呼应。五月十七日（应为七日）该股敌军已进迫田家集、板桥店、柴口垭一带……于时河东半壁，万丈烽烟，居民逃奔相惊。
总司令据报，乃力疾渡河挞伐用张，河东底定。虽一部漏网之敌，继续北侵，联合其他二路，希图一逞，终以力蹙不崇朝而瓦解土崩。败寇南窜，又投罗网，伤亡惨重，几不成军。同时副总司令冯公扼守河西，防敌强渡，中流砥柱，屏障荆襄。我县河东半壁山河得以重见天日，河西庶民，得以安然无恙者，皆二公之赐也……本县各界为崇德报功起见，爰于庆祝鄂北胜利大会之后，敬献锦旗，而作以颂曰：
永定怒吼，抗日军兴； 平津喋血，孰遏妖氛？
张冯二公，蔚为时杰； 鲁阳挥戈，风云变色，
阵地转移，晋南会战； 克敌临沂，勋名彪焕。
今年二月，棨战遥临；整军经武，士欢马腾。
穷寇突围，倾巢北犯； 我公渡河，力疾督战。
节制诸军，苦撑兼旬； 豫南鄂北，用集大勋。
凯旋自东，献旗于堂； 褒鄂英姿，民不能忘。
张自忠渡河督战，对激励士气，扭转战局，作用很大。当然，对他亲临前线一事，也有不少异议。许多人认为他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官不顾自身安危，太不应当。但张自忠却认为自己不亲临前线，就不足以鼓舞士气；自己不带头牺牲，就没有资格命令部下去拼命。他的良心不允许他安坐后方发号施令。
其实，张自忠每战必亲临前线，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那就是他从平津以来，就抱着但求一死，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以死来报答国家、民族、长官；以死来唤起广大军民的抗战激情。
张自忠从重归五十九军以来，几乎每战必捷。作为装备劣陋的五十九军，最初并没被那些“眼高于顶”的“大日本皇军”的将领们看上眼。可是，张自忠平日练兵有素，作为高级将领，打起仗来能把生死置之度外，所以尽管他的兵力、装备都处于劣势，但却成为敌人最可怕的对手。
傲慢的板垣征四郎在临沂瞧不起张自忠，结果是损兵折将，元气大伤，自己也被撤职。此次随枣会战，冈村宁次也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杂牌”军将领身上，到头来同样吃了霉头。
久而久之，日军官兵也渐渐领教了这位张某人的厉害。于是，他作为一个不好对付的敌手让日本人又恨又怕又尊敬他。张自忠甚至被他们冠以“现代关公”、“活关公”的称号。
在五十九军中，三十八师是主力，也是张自忠手中的一张王牌。三十八师师长黄维纲，也是张自忠手中的一张王牌，历次战斗，他都所至有功，表现不凡。这次随枣战役，指挥三十八师田家集大捷，开右翼兵团胜利之先河，功不可没。
这一时期，还发生了两件对于三十三集团军来说，应该是相当重大的问题。
徐州突围以后，张自忠鉴于中下级军官伤亡很大，这对军队的素质极为不利，为此，在驻马店成立了二十七军团（五十九军）干部训练团，用以培养初级军官。团长是张自忠兼任，董升堂任副团长，教育长由张克侠兼任。
第七部分：徐州掩护突重围随枣会战挫倭贼（6）
张克侠是中共地下党员，早在1929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干训团成立后，他暗中与叶剑英联系，请中共派遣政治教官和代招一些学生来，以求改进干部的政治素质。
1938年8月初，郑岩平（绍文）、曹荻秋奉命带领在武汉考取的60名学员到达驻马店。其后，又有中共党员宣谛之、张公干、魏岳云和由延安派出的一些教员，陆续来到干训团。于是干训团成了中共地下党在张自忠部的主要活动基地。
这里的进步政治教育，扩大了中共的影响，学员们的思想活跃，爱国热情高涨。
潢川战役期间，张克侠作为参谋长赴前线协助张自忠指挥作战，干训团暂留驻马店，由副团长董升堂主管。董升堂是宁都起义领导人董振堂之弟，但他的政治立场与其兄迥异。他认为干训团进行的政治教育是宣传共产主义，对团体不利，于是趁张克侠不在的机会，致电张自忠说干训团有异党活动。
张自忠在前线接到来电，即复电令其清理。董升堂便将郑、曹二人抓起来，并对张克侠介绍来的政治教官逐个进行审查，以“公开宣传赤化，目无法纪”的罪名，呈请张自忠严加惩办。
张自忠接到报告，没有加以制止，也未同意严惩，只批示：“除名离团，不追究责任。”
干训团清党事件后，部分学员不满董升堂的反共态度，集体投奔延安。这使张克侠十分被动。虽然他处事谨慎，从未暴露自己身份，但也引起一些人注意。
随枣战役告捷，蒋介石派来慰问团。参谋长张克侠招待慰问团时，对慰问团长讲述了部队存在的一些问题，着重讲了中央对这个部队使用多，整训少；伤亡大，补充少。部队日渐削弱。以三十八师为例，原来是甲种师，后来改为乙种师，又改为丙种师，这一师编掉三个团，减少了二分之一的战斗力。
这本是事实，也是从抗日有利着想，但有人却把这些说成是对国民政府不满。总部二处的军统特务向蒋介石告了密。蒋介石认为情况严重，决定除掉张克侠。
蒋介石召张自忠到重庆议事，对他说：“张参谋长负有重要责任，对军队的训练、作战、保密各方面大有关系，应以忠诚之心报效国家才对，相反地还参加异党，心怀叵测，应予从重处分。”
张自忠解释说：“张克侠正直忠诚，认真负责，深谋远虑，卓有见解，是不可多得的谋略人才，在军事方面有独到之处，对五十九军作战谋划大有贡献。因他太重理智，不重情感，言行方面不同流合污，所以有人对他不满，就造出一些流言蜚语中伤，说他的坏话。”张自忠看了一眼蒋介石，见蒋介石尚无不满之色，便接着说道：“既然有人在委座面前告状，我看可不可以调动一下职务，以观后效呢？”
蒋介石想了一下道：“好吧，你打算如何调动呢？”
张自忠道：“那就让张克侠到干训团，专任教育长，让李文田接任参谋长一职如何？”
蒋介石道：“那就按你的意见办吧？”
在张自忠部队将领中，除张克侠外，还有一位中共党员，便是七十七军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平津失守后，国民党军一再退让，卢沟桥事变坚决抗战的何基沣对国民党极度失望。为了寻找救国的道路，他渴望了解共产党。1937年，他在汉口经人引荐，见到了周恩来、董必武，于次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到了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曾与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见了面。在这里他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如愿以偿地被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
在回到七十七军后，何基沣曾多次暗中帮助新四军，如掩护地下党员、护送党的干部通过蒋管区，帮助新四军李先念部送军用物资，给新四军以枪弹、药品支援；筹款一万元，派地下党员项廼光送往李先念部等。何基沣还曾根据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经验，写成改造旧军队的万言书，交给冯治安。冯就此事与张自忠通了气，把此事“隐”了下来。
何基沣的活动、言论，引起军内一些反共人士的怀疑与攻击，并引起重庆的关注。张自忠赴重庆述职，蒋介石曾问及何，张自忠极力为其辩白。
1939年底由于项廼光被捕叛变，何基沣也因送款给新四军一事受牵连，以涉嫌私通共军案将其调渝审查。张自忠、冯治安对何基沣曾去延安、上万言书等事都秘而不宣，隐瞒下来，保护了何基沣。所以后来张自忠殉国，遗体运回重庆，正在接受审查的何基沣，不顾国民党当局的阻拦，赶到北碚，“叩棺痛哭”，誓言要为张总司令报仇杀敌。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共关系逐渐恶化，但张自忠与中共仍保持良好关系，还曾聘请共产党员张执一为集团军总部参议；会见中共竹沟地委干部刘放，会谈合作抗日事项；规避蒋介石向新四军开枪的命令，从不与新四军发生冲突，始终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一直到他殉国，三十三集团军始终未向新四军开过一枪。所以张自忠深受鄂北新四军官兵的敬仰。他牺牲后，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派代表见一八○师副师长李百年（字树人）说：“因为张总司令对我们好，如果你们为张总司令开追悼会，请通知我们，我们一定要来参加。”
第八部分：举国大恸吊忠魂梅花欢喜漫天雪（1）
随枣会战结束以后，一连几个月，在抗日正面战场上，相对平静。日军一直都没有大的行动，国民军也抓住这一平静时期，对部队进行整训。张自忠的五十九军是这第二期整训的重点。这对于五十九军而言，无疑是太需要了。
日本侵略军何以在这个时候按兵不动呢？原来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和国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中国战场上，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东北、华北、华东等一大片中国领土，在中国的中部地区与中国军队形成对峙、相持，日寇侵略军在中国正面战线已然太长，而且还要忙于对付敌后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人民武装，同时还得屯重兵以防备苏联军队，实感兵力之不足，穷于应付。所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略，发生了极大变化。为加强对侵华日军在政略、战略上的统辖，适应即将建立汪精卫汉奸傀儡政权的形势，日本帝国主义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军事进攻改变为政治诱降为主。1939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撤销华中派遣军的番号，在南京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除关东军、台湾军以外所有在华部队，共计23个师团、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