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72-浙江发生了什么-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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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激烈的选战，自然不会放弃人在外地的选民。据不完全统计，沙城镇常年在外经商务工者占全镇人口10％，大略3000多人。候选人们的“竞选班底”，自然不会放弃对这些外地选民的争夺。过去，利用传真字迹模糊的特点，一些竞选班底竟然玩起了造假的把戏。
约束选举人，指的不单单是约束委托人，还要约束受委托人。委托人重复委托，受委托人不尊重委托人意愿的事情，时有发生。三年前的竞选事实表明，富裕使得选举人对谁当选村官并不在乎。沙城镇的农民，很多生活在沙城镇中心，距离大湾区政府中心很近，到温州市乘车不到半个小时，去机场驱车10分钟。占据地利的沙城镇农民，经商很容易。沙城镇本身又是机械设备、阀门和电器的生产地。农民致富一般不需要领头人。如此一来，经济落后地区希望通过选举村官改变落后面貌的选民心态，在沙城镇几乎没有。沙城镇人大主席团主席说，“选民对自己的选票就无所谓，觉得选谁都是一样。”
人大：公证，只是指导意见
中共沙城镇党委书记对我说：“我们并没有硬性要求各个行政村在选举村委会时一定要搞委托选举公证，只是根据区民政局的意见建议各个行政村的选举委员会考虑用这种方式对选举加以规范而已。”
沙城镇人大主席团项主席认为，人在外地的选举人，本来是可以弃权的。所以，是否委托选举，委托选举是否要公证，由各个行政村的选举委员会提交村民代表大会讨论。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中其实没有这一条。是他们临时加入的，供村民选举委员会选择。项主席说，永安村的村民代表大会就没有通过这一条。人在外地的选民，如果愿意委托选举，只需要将身份证复印件和委托书传真回来就可以了。
4月8日，是沙城镇各个行政村的预选日。5天后，才是正式选举的日子。镇人大主席团提倡正式选举的时候，采用委托选举公证，但，有些村庄在预选的时候就采取了委托选举公证。另外有一些村庄进行了两次委托选举公证，甚至于三次委托选举公证，以应付可能重新选举的局面，防止委托人的意愿被受委托人曲解，也方便委托人自己随时改变主意。
无论是中共沙城镇党委书记，还是镇人大主席团主席，都对委托选举公证这样的创新，缺乏足够的信心。当下，《人民日报》要求前来采访、其他地区要求前来学习，这给他们带来莫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晓得沙城的民主创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向全国推广的价值。譬如，数百元的公证费，显然就不是一般农村外出务工者能够轻松支付的。
《浙江发生了什么》 Ⅲ浙江是浙江，中国是中国？
chapter 4 一问：浙江是浙江，中国是中国？
就村社民主而言，浙江的民主在中国民主版图上，只是一个耀眼的“红圈圈”。在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上，浙江的民主，像浙江的GDP，是一个先进分子，而非平均数的代表。直白地说，浙江是浙江，中国是中国。由于经济的不平衡，中国民主的发育水平，也是不平衡的。开香槟的时候还没有来到。
2005年4月9日上午8时30分，257名泽国镇民，像2500年前的雅典公民，聚集到乡镇中心小学，议论他们所在社区的未来。作为一场浙江乡村民主盛宴的见证者，美国《时代周刊》记者Susan Jakes，以《民主试水》为题，在“中国来信”栏目中，向亚洲版读者娓娓讲述了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他在信的末尾，说：“就当下的情形而言，即便在只有一个党的市镇里，民主也是有益的。”
显然，浙江的村社民主业已颠覆了大洋彼岸的“老眼光”，尽管他们依旧满腹狐疑。但，浙江村社民主的高度，还不是中国村社民主的高度。在经济非均衡发展的中国，村社民主的发展同样是不均衡的。事实上，即便在浙江村社民主最为旺达的温州，民主也是不均衡的。
温州：“民主的敌人”VS“专制的敌人”
经济的引领下，民主开始登堂入室。温州高速公路般迅捷的经济发展水平，已将温州的民主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然而，民主气候温和的温州，民主生长繁育的水平也是不均衡的。
办公桌上摆放着《契约论》的李国民，是温州民主政治史上一个丰碑式的人物。他不仅是“协约村官”制度的设计者，还是以民主程序冲破组织意图当选为镇长的第一人。迄今尚在监牢中的陈仕松，也是温州民主政治史上的一个标杆式的人物，他非但是一个“还俗和尚”“落魄巫师”“村支书”“人大代表”，还是颠覆民主程序嘲弄公众民意插手干部任命的“地下组织部长”。
陈仕松象征着温州民主的谷底，李国民喻示着温州民主的高峰，他们都是温州辖制的瑞安县莘塍镇人，一个是“民主的敌人”，一个是“专制的敌人”，他们作为对手在民主的战争中有过交锋。他们的故事，无奈在瑞安，温州，还是在浙江，都是极端化的典型。但他们却矛盾地统一在我们叙述的真实世界中，鲜明地提醒我们民主的不均衡。
2000年4月28日，陈仕松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罪名是：受贿罪、行贿罪、介绍行贿罪。以陈仕松为圆心的三项罪名，牵涉了曾在瑞安任职的80余党政官员。不足一年的时日内，他们分别受到党纪政纪乃至刑罚的处分。原中共瑞安市委书记、瑞安市长都因为陈仕松冠盖落地锒铛入狱。
《浙江发生了什么》 Ⅲ一个什么样的人
说起来匪夷所思的陈仕松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入狱时43岁的陈仕松绰号“阿太”，是莘塍镇中村的一个文盲，一个还俗后跳大神的巫师，一个既不会种地又不会做买卖的街头流氓，一个靠窥探官员阴私挟制官员的“政治无赖”，一个仰仗市委书记的官场掮客、买官卖官的经纪人，一个掌握他人官运的“地下组织部长”，一个以手段骗进组织的中共党员，一个玩弄民主的瑞安市人大代表。
1991年，瑞安市莘塍镇开始搞村民委员会选举试点。“上面”打招呼，说“阿太”是莘塍举足轻重的人物，要求镇委出面助选。时任党委委员的李国民主持选举，他和其他镇官坚决抵制，“阿太”落选。
和阿太一样，李国民曾经也是农民。1981年，李国民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一年后，他在乡镇招干考试中胜出，当了乡镇干部，并在自学考试中获得法律本科文凭，考取律师资格。有了法律精神的李国民，在1990年设计了莘塍镇村民选举的“大民主”方案，并成为次年全镇海选的文本。
遗憾的是，李国民的文本对阿太没有拘束力。“阿太”落选后，“上面”急了，严令“下面”把前一次选举废了，再选一次。
这一回，李国民输了。有瑞安市纪委书记和市长的鼎力相助，“阿太”委屈地当上了中村村委会委员、副主任，同时由联防队员擢升为联防队长。
李国民说：阿太向村民许诺，他当选后，一定修好村里那条破烂不堪的乡村公路。相信他手眼通天的部分村民，虽然犹豫不决，但拗不过镇干部们的“认真组织”，最终遂了“阿太”的愿。
1994年，中村换届选举，因为阿太没有改造好那条烂路，中村人再也不选他。但“阿太”在这一年“相知”了村干部出身的中共瑞安市政法委书记，也就是日后被他牵扯进班房的瑞安市委书记。虽然阿太在选举中败退，但“靠山”们出面，任命他为村委会副主任。
1997年，中村第三次换届，“阿太”自知民意基础太差，主动放弃了。等到“阿太”在公安派出所的压阵下入了党，李国民才知道自己高兴得太早，阿太的目光盯住了村支书的位置。
次年，“阿太”被任命为村支部书记。已是镇党委副书记的李国民谈了三点：“阿太”是一个浮在水面的瘪三；我坚决反对；我保留个人意见。
接下来叫李国民瞠目结舌的，是“阿太”当选瑞安市人大代表。同为人大代表的李国民发现，“阿太”在那个会上，上下其手，比常委会主任还忙。事后，李国民才知道，至少有两位副市长是因“阿太”的公关而当选的。
1999年，“阿太”东窗事发，镇长也被拖下水，判了四年徒刑。这时候，长期与阿太为敌的李国民，始被官场接受为好人。
2000年，补选镇长期间，干了17年乡镇干部的李国民呼声很高。作为镇民主制度的设计师，李国民被民选的村干部们簇拥着。但中共瑞安市委一副书记告诉他，代理镇长已经到位，不要无事生非。与此同时，所有的乡村干部都被组织上找过去谈话，“与组织上保持一致”。
2000年9月22日上午，选举开始。主持人宣读《提名候选人酝酿办法》，要求在指定的房间里，在5分钟内搞定，然后问：“有没有异议？”
“时间太短！从四楼走到三楼也需要两分钟！”有代表举手反对。
礼堂里鸦雀无声。
“我是列席代表，我要发言。主持人的做法违法。虽然代表法没有规定时间，但你要给大家充分酝酿的时间，5分钟不够。” 坐在主席台上的李国民按捺不住地说。过去几天，种种防止他竞选的“组织手段”，让他难以容忍。
《浙江发生了什么》 Ⅲ掌声雷动
掌声雷动。
“愿意联名选我的，跟我来！”一拨代表哗地跟着他走了。
李国民当选镇长！86个镇人大代表，李国民得53票，代理镇长三十几票。
第二天，中共瑞安市委派来调查组。一个月过后，一个口头结论说：“阿太的余孽支持了李国民。”
“三讲”期间，组织上请李国民交代两条：你和阿太是什么关系？选举镇长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
2002年，当了13个月镇长的李国民，被调往瑞安市司法局，任副局长。不甘寂寞的李，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又一次折腾出“村干部过错行为民事赔偿制”。他让村官候选人，填写一份公之于众的承诺书，如果当选后在11个方面违规决策、管理，造成村集体经济损失，将承担赔偿责任。
浙江：被平均数遮蔽的财富鸿沟
2001年冬天，霍华德·J·威亚尔达，在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中心，问：“在识字率或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低的国家里，人们没有国家政治的观念，或者终日忙于为生计奔波劳碌以致没有参与政治活动的时间、精力和兴趣，民主能够在这样的国家存在么？在有些国家，贫富阶层之间的差异如此巨大，以至于平等主义的观念或者一人一票的观念近乎笑谈，民主能够在这样的国家存在吗？”［1］
我们可以质疑这位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异国权威的疑问，但我们相信民主和经济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能尽快消弭，民主政治的推进必定会遭受意想不到的阻碍、意料之中的艰难。
浙江民主的发展水平，一如浙江的经济，在中国是毫无疑问的领先。但，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等等浙江经济的诸多不平衡，都将在未来某个我们看不到的节点上，制约着对浙江民主的均衡协调持续的演进。
这里，我们且丢弃民主在浙江区域内的不均衡的表象，返观浙江的财富鸿沟，试图从另一个侧面，迂回地将我们的问题托出水面。
浙江的财富不是神话。2004年，浙江农民人均收入超过6000元，连续19年在中国各省区中拔得头筹［2］，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将近15000元，连续四年居中国各省区第三位，在除直辖市之外的省区中居于首位。［3］
然而，高平均数并不等于浙江人的幸福指数，也不表示浙江人都过上了幸福生活。事实上，和平均数一起攀升的，还有反映财富鸿沟的基尼系数。尽管浙江的基尼系数一直低于中国的平均水平，但2000年以来也已逼近0。4，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浙江发生了什么》 Ⅲ杭州蚕花园社区
2004年，浙江省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达到0。3245，高于2003年的0。3046。高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的倍数由2003年的4。65倍扩大到5。08倍。2004年浙江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4546元，而城镇10％的低收入户可支配收入只有4690元，平均每天不到13元，生活的艰辛可以想见。［4］2005年初，人们在杭州蚕花园社区，还能看到不少烧煤炉的人家。由于煤气涨价，这些月收入1000元左右的人家，不得不中断每月四十元的煤气费。
不知凡几的数字，非但见证了浙江贫富差距的拉大，也预示着富可敌国的浙江，仍有相当数量的贫困和相对贫困人群。
数理经济学的国际经验表明：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大抵在0。2—0。3之间，比较好的也要在0。3—0。5之间，只有在这个系数中，社会效率和公平才能取得相对合理的位置，弱势群体才不会被扔得太远。
人均GDP这样的指标，确实是衡量地方经济增长水平的必要参数，但它从不代表每个人的真正收入，与个体的幸福也不存在着必然的对应关系。事实上，村村有富翁，处处有穷人。在富豪满天下的浙江，一个老板就可以拉高平均数。在鲁迅先生的故乡绍兴，平江村2003年的平均收入超过了5000元。乍看这个数字，可谓吉祥如意。但浙江的朋友说，看似吉祥的数字，遮蔽了百分之十月生活费120元的低保户的不幸，也模糊了十数位千百万富翁的幸福生活。
浙江的穷人比我们想象的多。截至2004年初，徘徊在年收入1000元绝对贫困线以下的浙江人，有37。6万人。当然，这个数字比1990年代末期少了20万。如果我们把视线由绝对贫困转移到相对贫困，就难以统计出恰当的数字，表明业已失衡的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的鸿沟，正在以我们不愿意接受的速度增大。2003年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达到最高，为2。43∶1。2004年虽然稍有缩小，也高达2。39∶1，远高于1985年的1。65∶1。［5］依照国际一般水平，人均GDP在800美元到1000美元之间，城乡收入比为1。7比1，而浙江的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当下的城乡收入比例，不能不令人叹惜。
区域发展的鸿沟，也在快速编织着不均衡的二元结构。与江西接壤的浙西南，与安徽接壤的浙西北，经济发展水平比落后的安徽和江西，好不了多少。浙江有25个欠发展县市，浙西南的衢州和丽水就占了15个。
浙江东北和西南的区域鸿沟，同样很大。浙江有150万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民，700万处于温饱阶段的农民，这些人口的大多数都居住在浙西南［6］。贫困驱使那里的农民掠夺性开发自然资源，以致破坏了生态平衡，影响了可持续发展。
贫困不仅影响生态，还影响人们的心理气候。2004年3月16日晚10时许，永康市象珠镇上柏村陈金楼的15岁的小女儿陈云芳，因为交不起150元的培训费，服毒自杀了。陈云芳是永康市清溪初中二（10）班的学生，是父亲的第三个女儿，懂事、勤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