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atoz-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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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太庙改为劳动人民文化宫之后，原先的门牌就取消了，被撤换下来，闲置在紧锁的祭堂（作为仓库）里达数十年之久。最近，这块蒙满尘埃的写有“太庙”字样的匾额被找了出来，重新悬挂在通向紫禁城的西门上。据说是希望逛故宫的中外游客能顺便拐过来，看看明清皇帝的祖庙。毕竟，瞅着故宫的生意越来越火热，一墙之隔的太庙难免会有点眼红。客观地说，太庙确实是紫禁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必要的补充。逛完紫禁城再逛太庙，能对古代的宫廷生活了解得更全面一些。太庙里的园林、殿堂已年久失修，也该借着旅游热好好地修理一番了。当然，这不是说中国人恢复了对皇帝的崇拜，而是表明：他们终于学会了尊重历史。对文物的保护，就是出于对历史的尊重！否则的话，未来的孩子们将不了解太庙坐落于北京城的何处，而且更可怕的，是他们将不知道所谓的太庙是什么。即使现在，也有许多人只知道劳动人民文化宫，却不知道太庙。太庙，北京城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它的往事，已经被永久地打入了冷宫。
第三部分T：陶然亭 Taoranting
潭柘寺
旧时人去陶然亭，一方面是看风景，另一方面则为了访墓。陶然亭一带，名士与百姓的坟墓颇多，所以风景也带有某种感伤的味道。古往今来，总有人喜好寻觅这份悲剧之美—如果死亡算得上最大的悲剧的话。陶然亭的风景虽然像是经历过低调处理，但那一抹若隐若现的灰色恰恰最能触动来访者的衷肠，令其感念天地之悠悠。张中行如此点评：“（陶然亭）重点在北面，几处满生芦苇的池塘，小丘上野草围着一些荒冢，一派萧瑟景象。”但陶然亭之魂魄，全集中在这坟头草青青的、既颓废又动情的画面里了。亡灵们的世界是最富于神秘感的。
去陶然亭，无法绕过石评梅和高君宇这一对烈火情侣之墓。据说庐隐的小说《象牙戒指》，描绘的就是他们的故事。其中有一句“我以矛盾而生，矛盾至死”，最能标志五四时期才女石评梅的典型性格。高君宇烈士安葬时，作为未亡人的石评梅题写了这样一段墓志铭：“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这是君宇生前自题相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把剩下的泪流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这简直是一首肝肠寸断的抒情诗，死者对生者的遗言，生者对死者的怀念，全包容在那铭心刻骨的字字句句里了。生死两茫茫，惟有泪千行。等到石评梅的泪水最终流尽的时候，与高君宇墓毗邻而立的她自己的墓碑则极其简单，除了“国立北京师范大学体育教员，石评梅先生之墓”这一句碑文，留下的则是空白与无言。除了高君宇，还有谁更能了解她、慰藉她呢？跟他们两位的剑胆琴心相比，梁祝化蝶的传说，也显得过于婉约与虚无了。当然，他们都命中注定无法摆脱悲剧的基调。石评梅的同乡青茵在《陶然亭访墓记》中有较客观的评价：“石评梅的爱情的象牙之塔是建筑在新旧时代的边沿上，她的希望写在水上，她的理想筑在沙上，她聪明而又多愁善感，她是一位‘情痴’和唯情主义的女儿，珍重爱情而轻视生命，但是重要的关键是在这里：她珍视爱情却又不能控制爱情，因之，她不是爱情的主人，而是爱情的奴隶。从某一个场合来说，她好像是一股从地狱里喷出来的火焰，但是这火焰在未烧毁那些旧世界的囚枷之前，却首先烧毁了自己。”访墓之余，能推人及物地对爱情作出如此辩证的判断，也算是意料之外的收获。
北京陶然亭公园内的石评梅、高君宇烈士合葬的墓碑
陶然亭西侧小丘坡上的丛冢中，较有趣味的还有鹦鹉冢、醉郭墓以及香冢。尤其香冢，是纪念一位杜十娘式的义妓的。碑铭写得颇传神：“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血亦有时尽，碧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张中行来陶然亭踏青时偶遇此冢，读铭读诗后，以为黄土之下确有其人，甚至联想到法国的茶花女之类。后查资料，才知这位所谓晚清义妓的其人其事乃至其坟，全是当时一位姓张的御史伪造的，为并未存在过的人造墓。没想到这虚构的一段才子佳人的凄婉故事竟迷惑了众生。幸好张中行对此挺宽容：“放眼历史，这样来一下好玩的事很不少，西湖有苏小小墓，虎丘有真娘墓，等等；扩大些说，唐人传奇式的故事多半可以入此类。”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理想化的爱情大多只能埋葬在一黄土里，作为无法再被破坏的完美结局。或者说得更彻底点，它只能埋葬在人们的想像中。在这种情况下，这类虚拟的坟墓相当于富有逼真感的露天剧场，是为感动观众而营建的。对那些口耳相传的可歌可泣的剧情，还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吧。
陶然亭公园内的亭台楼阁
香冢是假的，赛金花的墓倒是真的，她确实安葬在陶然亭。（详见P203“赛金花”）她在历史上惹的是是非非我们姑且不议，一切都已交给黄土来评价了，但是三尺之下，她会对自己的一生作何感想呢？青苗在半个世纪前的《陶然亭访墓记》中，倒是有勇气说了些温和的话：“赛金花的坟墓，就斜对着陶然亭，没有松柏，没有白杨，一片寂凉的荒野，我相信，那位名媛的孤魂在这荒凉的地方会觉得寂寞的吧。”生前最热闹的人，死后往往最冷清。那时候，赛金花的坟茔虽坐落于不毛之地，但至少还能寻找得到，起码还剩半堆黄土和一块残碑吧。而如今再去陶然亭，便会发现这位著名交际花的荒冢早已被夷为平地，原址已没有任何标志。当初那些曾经大为惊艳的高官巨贾（包括她本人在内），想必是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一代名花会落得个这样的下场。所以，陶然亭虽确有赛金花之墓，其实已名存实亡。
陶然亭之侧，还有个松柏庵，荒冢密布，杂草丛生，那儿辟有六十多亩的梨园义地（公墓）。最初是程长庚大老板于1871年倡议买下了一块地营建“安苏义园”，其动机很明确：“我们这些南方的艺人，一旦客死都下，连掩埋七尺之躯的一黄土也难得。从皇上到那些权贵大人，只看台上取乐，不知台下寒苦。多亏我们乡里同舟共济，置办下这块茔地，从此艺人们得有长眠之处了。”后来梨园子弟又继续筹资，使公墓的范围不断扩大。民国初年，京剧界三巨头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率先登台义演，集资增设了梨园先贤祠堂。后来，杨小楼、金少山等都安葬于此。只是像金少山这样的一代名角，临终时连副棺材都买不起，全靠同行捐助才得以安葬。这也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的一个例子。生前的荣华富贵，终要消散为过眼烟云。
第三部分T：天安门广场 Tian；anmen Guangchang（1）
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
广场是城市文明的核心，几乎每一座城市都拥有自己的广场，它们大小不等，与城市规模相对应，就像拥有自己的权威。
广场上最原始的活动应该是贸易，方圆数十里的人们纷纷前来赶赴这古老的集市。先是以物易物，后来开始使用货币。在公平的交换中，人类的价值观念逐渐诞生，并由此而形成群体性的社区。广场的意义一旦被统治者发现，也就提高了他们的管理水平：这一块世代沿袭的空地上，人群可以疏散，灵魂却总是那么稠密，具有非同凡响的号召力。于是政策、教谕、知识乃至民间的谣言，都以此为中心获得了放射状的传播渠道。许多著名城市的广场边都矗立着宫廷或佛堂，作为君权或神权的象征，供集会的群众膜拜、瞻仰和祈祷。或者换句话说，权力需要借助广场才能得以颂扬、实施。广场作为城市里最重要的公众场所，是平凡与伟大、自由与禁忌、卑贱与高贵的交界地带。广场上的活动（无论政治的、宗教的抑或经济的、文化的），既是权威的体现，又是民意的反映，构成了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盛与衰、荣与辱、罪与罚、战争与和平、失败与胜利的晴雨表。人类发展进程中有多少重大事件，是在广场上发生的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广场是历史的证人，是被岁月烟云不断擦拭的无数双眼睛与耳朵的集合，为大地上消逝的一代又一代人的发言与倾听默默地作证。历史的广场，举办过无数次震撼人心的演讲—每一轮雷鸣般的掌声似乎都宣判了一个时代。广场因而构成风起云涌、英雄辈出的舞台，辉煌如人间的天庭，它瞬息万变的表情充满了神性。历史的车轮如有神助，辚辚作响地驶过广场的上空，在那些仰望着的民众眼中，这才是最高的意志，最后的审判了。广场使多少宫廷内幕公开化了，又使多少草莽百姓获得对时代的演变表态的权利，成为其拥护者或反对者。广场上产生了人类苦苦追求的精神上的平等与自由—民主。民主最初肯定是诞生在广场上的。人类社会缔造了等级观念并划分了有形或无形的禁区，但广场是没有围墙的，是不上锁、不收门票的。它最初恐怕是为弘扬君权或神权而建立，最终却成全了人权：它如街道、市场、原野一样公开，任何公民都有在这块城市空地上轻松行走的资格，因此它甚至比所谓的公园更加平民化、更无私而且无偿。露天的广场，是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建筑物中最伟大、最深刻的一座，即使它不算物质建筑，也堪称精神的建筑。这是一座最大限度地节省物质材料、却最大限度地发扬了精神力量的建筑，它以天穹为屋顶、以空气为墙壁、以日月为灯盏、以人类的意志为支柱，同时以时代、以城市或国家的命运为广博的背景。
中南海新华门
举目瞩望，人类历史上那些风云变幻的广场远远近近地呈现着：俄罗斯的莫斯科红场，巴黎的凯旋门广场，伦敦的海德广场，纽约的时代广场……虽然某些城市的广场在蒙昧的世纪里曾架过火刑柱、断头台或绞索，但广场永远是憧憬和平的，这也是人类的理想，所以那么多的广场上有无忧无虑的鸽群在游客的脚步间起落、啄食，纵使没养鸽子，也会以鲜花、绿树抑或喷泉代替。广场总是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在和平主义的广场上散步、约会、相聚，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它毕竟提供了人类家园的理想模式。广场是一座城市居民们心情的万花筒，也是大时代的一面小镜子—精神面貌的梳妆镜。
第三部分T：天安门广场 Tian；anmen Guangchang（2）
明朝永乐十八年（1420年），为迁都而准备的北京总体规划中的城垣、宫殿、坛庙、衙署、王府均已竣工，最原始的天安门广场也就存在了，它位于紫禁城正门大明门（即今天安门）与前门（当时是一瓮城）之间。原先的空地较狭窄，几经拓建方成今日之规模。尤其新中国成立后，参照苏联专家的设计（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加红场的翻版）：政府以天安门为中心，将天安门前的广场大力扩建以供公众集会和游行，并在天安门广场中心增建了作为中国历史象征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以追悼历次革命运动的先烈。
旧时天安门前卖柿子的小商贩
广场的西侧和东侧分别是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1976年，共和国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主席逝世，在广场南侧、紧邻人民英雄纪念碑增筑了毛主席纪念堂，陈列这位伟人的遗体及水晶棺材，供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瞻仰。广场成了一位20世纪中国巨人的归宿，他那颗停止跳动的心脏，足以构成记忆的钟摆，象征着一个时代的悬念与影响。半个多世纪以来，广场上空的五星红旗每天准时升起，国旗班的士兵们在国歌的伴奏下走出天安门，走过金水桥、图腾柱、长安街，在广场上这全中国的一号旗杆下立正、敬礼，代表十余亿国人举行这日复一日的隆重仪式。若有外国贵宾来访，广场一侧会铺开红地毯，并有礼炮轰鸣，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接受世界检阅。从时间上来说，广场及其周围的景观衔接着中国五百多年历史，形成打有不同时代烙印的天安门广场建筑群；从空间上来说，广场既是中国的缩影，又是向世界放大的一扇窗口，全世界又有哪一个国家不知道北京，不知道北京有个天安门广场呢？
天安门城楼前的华表
可以说，沉睡的广场开始从这块国土上觉醒，领悟到自己不可取代的责任与义务，即呼唤民众，领导时代新潮流。尤其在20世纪，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若干重大事件分明已构成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或分水岭，革命与运动大多通过广场获得了最终的实现或体现。1919年5月4日，3 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由此引发的五四运动掀开了全民族反帝、反封建的新篇章，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1935年12月9日，广场上发动的“一二·九”运动为1937年开始的抗日战争准备了条件。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并向广场上的群众及接受检阅的士兵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声音全世界都听见了。这就是著名的开国大典，以后每年国庆节广场上都要举行庆祝活动。1966年8月18日，身穿草绿色布军装的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小将，并走下城楼进入广场与群众握手。当时的广场上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手捧红宝书的红卫兵，“文化大革命” 的沉重序幕由此拉开了。1976年4月5日，发生了因纪念周总理逝世而引起的天安门事件（即四五运动），广场上到处都是花圈、黑纱、挽联、泪水，为粉碎“四人帮”准备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广场上除了鲜花、旗帜、蓝天白云之外—似乎这正是广场的属性：广场的记忆是另一种文本的历史。
广场是20世纪的中国最鲜明的一面镜子，它密切关注着东方睡狮冗长的梦境，乃至其从混沌中挣脱、觉醒的完整过程。使广场得以命名、并与广场相映成趣的天安门，笼罩过中国漫长封建时代的黄昏，它原为明清两代皇城之正门，城楼开城门五洞，门前为金水河，横跨河面的五座汉白玉石桥即金水桥。城楼前立有两对石狮及两尊华表，刻满云朵与盘龙的华表高达十余米，顶端的蹲兽名为“望天吼”，有注视帝王出巡之意。华表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之柱，是五千年文明在现实中的诗意象征。然而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天安门曾被炮击（1952年维修时从木梁上取出三颗刻有英文字母的炮弹），华表也遭到破坏，这是古老文明在20世纪之初蒙受的耻辱与创伤。天安门曾是封建王朝皇家禁地，1949年10月1日，又成了新中国诞生的见证，所有中国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天安门。从这个意义上说，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都是它照耀着的广场，是万众一心的广场，庆典的广场。
万花锦簇的天安门城楼
1988年1月，天安门城楼正式对中外游人开放，现实终于和历史保持了同样的高度。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