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atoz-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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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花锦簇的天安门城楼　　　　
　　　　1988年1月，天安门城楼正式对中外游人开放，现实终于和历史保持了同样的高度。我们甚至可以站在历史的角度上俯瞰古老的广场，以及广场上永远年轻的人民，重温他们的苦难与幸福、屈辱与尊严。广场无言，最能唤起某种沧海桑田的感觉，怎么看都是刻骨铭心的风景。历史从这里回眸，现实从这里展望—中国的大视野！


第三部分T：天坛　Tiantan

　　　　皇穹宇　　　　
　　　　天坛是中国忧郁而漫长的农业文明的缩影，也是人类对气候与丰收的关系深信不疑，并且永远采取祈祷的姿态的见证。天、地、人的三重结构，完善了东方民族对冥冥之中的命运框架的猜测，而天则是权威中的权威，占据着神的位置，既作为大自然的主宰者，又担任着人类生存境况的最后仲裁。对天的信任，是无条件的，也是别无选择的。天坛的建筑风格以及洋溢于其中的肃穆的气氛，简直是庙宇中的庙宇，那里面的空旷实则供奉着一尊无形的神，一尊自然之神或众神之神。它的威信并未通过任何确切可感的具象来体现，因其已远远超出人类的想像力之外，但又无所不在。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尊严，也是这个世界上权力的顶点。　　　　
　　　　圆丘坛及其牌楼　　　　
　　　　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年），朝廷为了表示重视农业生产，建天坛于正阳门外，作为帝王祭天祈谷的场所。直至嘉靖年间，因蒙古部落多次越过长城突袭京师，影响了皇帝出城祭坛，而特意在南郊增筑外城，将天坛圈入安全区，可见天坛的重要。祭天，是中国古代最庄严的仪式，代表整个民族在虔诚祈祷，祈祷风调雨顺，祈祷国泰民安。　　　　
　　　　天坛占地约276万平方米，却是离神最近的一块净土，是神的庄园。在偌大的北京城里，恐怕只有天坛的尊贵堪与金碧辉煌的皇宫（紫禁城）相抗衡，这分别是对神与人的地位给予最高级敬重的两组建筑。而后者努力成为前者的化身；君权神授，人权隐含有天意。　　　　
　　　　天作为宇宙的君王、时空的主宰，借日月星辰、风雷云雨而显形。这是一张表情丰富的面孔，而更令人敬畏的是它变化多端的心情，它对人类生活产生的最直接的影响是农业—阳光与雨水是植物的灵魂。而农业在当时无疑是一个民族生存条件的基础，也是其精神状况的命脉。于是中国人把握天意的规律，发明了农历：一年四季，12个月，24节气。可以说，中国是最早破译时间奥秘的民族之一，这既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勇气。　　　　
　　　　圆丘坛俯瞰图　　　　
　　　　天坛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古代祭祀性建筑群，这是一种为了保护劳动而进行的劳动，这是以建筑的形式对时间的探索与表现。经历了漫长的膜拜天地的历史之后，人类终于迎来了“战天斗地”的心理解放时代，即使在既往的蒙昧岁月里，人的精神也是不朽的。以祈谷坛的祈年殿为例，它本身就是一幢时间的建筑，使时间具象化了。根据古人有关“天圆地方”、“天有九重”的原始认识，它被设计为圆形，建筑高度为九丈九。殿堂中央的四根大圆柱子代表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各司其职。殿内中层的12根柱子表示一年共有12个月，外层的12根柱子表示每天的12个时辰。殿顶建筑周长30丈，象征一个月有30天。将殿内中层与外层两排柱子相加，数目是24，代表一年春夏秋冬的24节气。祈年殿是一座象征性的建筑，更是一门象征的艺术。这是一块时间的纪念碑、建筑史上的纪念碑，它使数学与时间、建筑与时间获得了艺术化的对应。这里面包含有先民们对时间的理解与诗意的表达，堪称神话般的想像力。　　　　
　　　　祈年殿　　　　
　　　　祈年殿前的回音壁，想必听够了先民们对命运重复的呼唤，这一代又一代虔诚的嗓音，此起彼落、山鸣谷应，仿佛时刻企盼着丰收能从天而降，幸福能破壁而出。这自远古传递过来的声音，珍藏在墙壁的记忆里，又回响在今人的耳畔。这天、地、人之间的传声筒，这往事与现实之间的回音壁，像是一只巨大的耳朵，持之以恒地收集着人类善良的愿望，连一声叹息也不会遗漏。这是天空的耳朵，时间的耳朵，人类古老想像中神的耳朵。也许并不存在那一个倾听者，有独立意志与无穷法力的倾听者，但回音壁可以作证：呼唤从来就不曾中断过。或许祈祷本身，曾构成人类多灾多难的生涯中惟一有效的安慰，以及精神上最大的收获。祈祷的声音持续着、回荡着，说明人类从来就不曾丧失希望，即使在无助的黑暗中，仍然一往情深地呼唤着希望的曙光。这祈祷本身就是一种光明，穿透胸膛、穿透墙壁、穿透黑暗、穿透时间，像强大的力量穿透纸张。徘徊在天坛（今天的公园）那著名的回音壁前，你会觉得自己跟历史只有一墙之隔，甚至一纸之隔。这是天堂的隔壁，这是历史的邻居。　　　　
　　　　


第三部分T：铁狮子胡同　Tieshizi　Hutong

　　　　铁狮子胡同（现名张自忠路）是北京胡同中的元老，因有一对铁狮子而得名。这对铁狮子是元代成宗年间铸造的，明末，它们成了崇祯宠妃田贵妃之父田畹府第门前的镇宅之物，目睹过田畹爱妾陈圆圆的长袖善舞、迎来送往。为追求陈圆圆，吴三桂曾在铁狮子的眼前屡屡进出。后来，李自成的大将军刘宗敏又占据田府，拘禁了陈圆圆……这一切把眼花缭乱的铁狮子都搞迷糊了，弄不懂这些猛男美女在走马灯般地表演什么。可以说，铁狮子那铜铃般的眼球里，装进了一整部明朝灭亡的故事。这还仅仅是开始。很多年后，一个叫冯玉祥的将军发动政变，把此宅作为政敌曹锟的牢房。1924年，冯玉祥以国民军总司令身份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这里又辟作孙中山的行馆。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此逝世，并签字留下“总理遗嘱”、“致苏联遗书”、“家事遗嘱”等三份遗嘱。铁狮子胡同东口还有雍正第五子和亲王府，民国后先后成为北洋政府海军部及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府，在此门前发生过“三·一八”大惨案。日军侵占北平期间，这里是其华北驻屯军司令部。　　　　
　　　　沿着铁狮子胡同漫步，能看见墙上钉着的一系列“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仿佛穿梭于时空隧道之中。　　　　
　　　　这短短的一截胡同，包容着何其漫长且富于变幻的历史。　　　　
　　　　


第三部分T：图书馆　Tushuguan

　　　　北京白石桥，有一座气势宏伟的建筑，这便是国家图书馆了。其前身是京师图书馆。　　　　
　　　　据著名学者史树青先生讲解：“京师图书馆是在宣统元年清政府废止科举制度后所设立，馆址在今地安门外什刹海广化寺。当时全部藏书不到十万册，其中包括国子监南学藏书、内阁大库藏书以及敦煌写经八千余卷。至民国四年六月，全部藏书迁移至安定门内方家胡同南学旧址。”馆内少数罕见善本可以推溯到南宋绢熙殿所藏书，恰在此时获得文津阁《四库全书》，如虎添翼，今非昔比。“民国十五年，租用北海公园内庆霄楼、悦心殿、静憩轩等处建筑。十七年成立北海图书馆，京师图书馆改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民国十八年两馆合并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并选定北海西岸兴建馆舍。其地为元兴圣宫、明玉熙宫、清御马圈旧址。”就因为馆内藏有文津阁《四库全书》，其街也摇身一变，易名为文津街。“文津街馆全部建筑于民国二十年落成，同年七月一日，正式接待读者，公开阅览。”　　　　
　　　　京师图书馆，是位于北京白石桥的今国家图书馆（旧称“北图”）之前身，那套来自热河避暑山庄的《四库全书》，至今仍在白石桥安营扎寨。由此可见，书籍和古玩、玉玺、权杖、人心一样，是无价之宝，代代相传。书和帝王将相一起搬家，一起迁都。一座图书馆（譬如圆明园的文源阁）毁于天灾人祸，也和被焚之一炬的阿房宫一样损失惨重，令人扼腕叹息。书的命运就是历史，书是历史的一面镜子，同时又可构成其内容。　　　　
　　　　位于文津街上的国立北平图书馆　　　　
　　　　圆明园文源阁，系乾隆下令仿照宁波范氏天一阁之格局建造的，是皇帝在御苑的藏书楼。可惜，英法联军点的一把火成了其最后的读者。北海金鳌玉桥西侧的文津街，今北京图书馆分馆门前，蹲踞着一对石狮，正是圆明园长春园大东门之遗物，该馆还收藏有华表两根，御碑数尊，及石象、铜仙鹤、蟠龙石刻台阶等，皆是从圆明园的灰烬里刨出来的。算是对文源阁的怀念。　　　　
　　　　似乎应该提一提北京大学图书馆。五四运动前后，馆址在沙滩红楼内（今五四大街29号），主任是李大钊。周作人等北大教授去红楼讲学，下课后常去图书馆主任室找李大钊谈今说古。1918年，有个叫毛泽东的新青年从湖南来，穿着灰布长衫，频频进出北大图书馆。在他担任助理管理员期间，不仅博览群书，而且孕育了最初的革命思想，就像卡尔·马克思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构思出《资本论》一样。几十年后，他微笑着回到北京，在中南海住下来，读书、写诗、批阅文件。据说，北京图书馆还专门为他办过一张特殊的借书证。　　　　
　　　　新中国成立后，位于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接待了无数读者，对几代人的成长产生过非同小可的影响。可由于面积有限、设备陈旧，加上置身于闹市，很难拓展，因而显得较局促。大约在1975年，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批准了北京图书馆扩建方案，作出“原始保留不动，在城外找一个地方，解决一劳永逸的问题”的决定。“1980年5月26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图书馆工作的同时，讨论了北京图书馆新馆建设，决定按原来周总理批准的方案，列入国家计划，由北京市负责筹建，并作为国家重点工程之一。1983年9月23日在北京西直门外白石桥新址举行了隆重的新馆奠基典礼，现已落成。”（引自史树青《北京图书馆新址考略》一文）　　　　
　　　　对读书人而言，位于白石桥的北京图书馆（现名为国家图书馆）堪称精神上的朝廷，踏进其门槛，令人有焚香净手、顶礼膜拜之欲望。一朝天子一朝臣，紫禁城最繁华的时候，也不过驻扎着文武百官、嫔妃三千，而今皆被雨打风吹去。而堪称中国一号的北京图书馆藏书之丰、读者之广，足以倚仗半壁江山，雄峙九州方圆。　　　　
　　　　多少年了，有多少卷牍泛黄的古籍藏在深宫人未识，又有多少才子与名流曾经在图书馆的翘檐下进进出出？这已然和历史一样，渺如烟海了。图书馆是书的别墅，使书享受到贵族的待遇；而读者则是永远的香客，永远的朝拜者。北京图书馆乔迁白石桥，坐北朝南，层楼叠嶂，有着水磨石墙面、绿琉璃瓦和落地玻璃门窗，就建筑风格而言，是古典与现代的完美结合。至于它的前身、它的渊源，则如老树虬枝，盘根错节。　　　　
　　　　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什么建筑能像图书馆那样，安抚知识分子的灵魂。它是我们朴素的皇宫，清贫的教堂。先知的声音在这里活着，鱼在水里活着，历史在纸上活着、甚至呼吸着。花园还是花园。假山石还是假山石。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坐在阳光照耀着的大理石台阶上，抽烟、辩论、思考、沉默或呐喊。他们这是在向岁月借火呀，用双手笼络住风中摇曳、硕果仅存的一根火柴，作一次炊烟袅袅、神曲悠扬的深呼吸……读书是会上瘾的。所谓的知识分子，即思想的瘾君子也。　　　　
　　　　


第四部分W：万宁桥　Wanningqiao

　　　　由地安门往钟鼓楼去，会遇见某古桥遗址。桥面基本已与两端的水泥马路持平，感觉不到什么坡度，惟一可以作证的是两侧孤零零立着的残损桥栏。此即作为元大都核心的后门桥。恐怕因为地安门是明清皇城之后门，老百姓习惯了以此相称。查古籍，其原名为万宁桥，建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　　　　
　　　　万宁桥与什刹海（古莲花池之一部分）互为依傍，犹如唇与齿的关系：水为唇，桥为齿。此桥建立后没多久，即赶上了一项“大工程”：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春，忽必烈采纳水利专家郭守敬的规划方案，引昌平白浮诸泉入大都西门水关，扩充积水潭容积，使水由万宁桥东南流，出城东水关，经大通桥直至通州……京杭大运河与大都城终于首尾相衔，南粮北运的漕船可以径直驶至天子脚下。忽必烈在前人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使积水潭一举成为大运河的终端码头，不仅方便了货物的长途运输，还促成积水潭至钟鼓楼一带（古称斜街）“中央商务区”的形成，有骆驼市、牛马市、鹅鸭市、羊市、米市、面市、绸缎市、皮毛市、帽市等，盛况空前。　　　　
　　　　旧时万宁桥　　　　
　　　　今天万宁桥上依然车水马龙　　　　
　　　　这项工程的效率极高。仅仅是在第二年秋，忽必烈自蒙古大草原避暑归来，宝马御驾穿过万宁桥，看见桥下有舟楫往来，而西侧的水域沿岸更停泊着无数粮船，乐得嘴都合不拢了。他当即为新修的漕道起了个很吉利的名字：通惠河。万宁桥，记住了这位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之君主的一喜！　　　　
　　　　万宁桥，可以借助滔滔流水梦见南国了，甚至梦见西湖的断桥。从西湖到什刹海（积水潭），中间再无阻隔。　　　　
　　　　元惠宗时的集贤大学士许有壬，喜欢填词，先填了一首江城子，题为《饮海子舟中答人招饮斜街》：“柳梢烟重滴春娇，傍天桥，住兰桡，吹暖香云何处一声箫……”犹觉不过瘾，又填一首蝶恋花：“九陌千门新雨后，细染浓薰满目春如绣，恰信东君神妙手，一宵绿遍官桥柳……”他所描写的“天桥”与“官桥”，都是指万宁桥。那时的万宁桥一带，肯定栽种着许多杨柳，千丝万缕，绿意浓得化不开。洇透了古人的诗句，也洇透了后人的思念。　　　　
　　　　万宁桥属于“桥闸”，具备双重功能：既是桥可通行，又可当闸以制水。郭守敬开凿漕道，将积水潭作为水库，而又在通惠河沿途设立闸坝十处以资控制，有船来往方提闸放水，平常则紧闭。看来真够节能的。设在万宁桥下的叫澄清闸，又名海子闸，是积水潭（旧名海子）之水流的第一道关卡；同时，又作为大运河的终端，一路溯流而上的江南粮船，降帆穿过万宁桥的桥洞，就进入可抛锚卸货的避风港了。　　　　
　　　　假如说积水潭是元大都的胃，日以继夜地消化着整船整船的粮食，那么，万宁桥无疑属于咽喉，它吞噬过太多的财富。　　　　
　　　　直到明朝毁弃元大都，改造新城，万宁桥才真正感到了饥饿。积水潭，也一样地饥肠辘辘，“自明改筑京城，与运河截而为二，潭之宽广，已非旧观。”（引自《宸垣识略》）大运河终点码头，南移至北京城东南角外的大通桥下。大通桥取代了万宁桥的地位，而大通桥与万宁桥之间的这段旧漕道，即告作废。先是逐渐淤塞，最终断流。万宁桥，再也无法亲眼目睹江南的粮船了。朝代更替，它仿佛一夜间就老了。打掉了牙，只能往肚里咽。　　　　
　　　　如今，万宁桥道路一侧，立了一块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恢复了其古称：万宁桥。人们把这座残败不堪的石拱桥作为宝贝来对待，先是拆除两侧煞风景的广告牌，修补破损的雕花桥栏与望柱；继而又挖开被封堵的桥洞，并疏浚两侧的部分河床，使什刹海之水从桥下流过。曾经蓬头垢面的万宁桥，终于可以在水中照一照镜子，梳妆打扮一番了。　　　　
　　　　再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