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atoz-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公开张扬起民主、科学两面真理的旗帜。
陈独秀
那一代新青年，几乎都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学生，臣服于民主与科学的光辉。而摇旗呐喊的陈独秀，怎么也相当于这一支面貌一新的“学生军”的班长，率领大家苦读、操练、实践。那一时期的陈独秀，真正是羽扇纶巾、雄姿英发。
《新青年》立足北大，左右着思想界的风云变幻，也为1919年5月4日爆发的学生运动提供了精神燃料。天安门前的三千人集会、示威游行，以及火烧赵家楼，堪称是一代新青年的集体亮相：一张张稚嫩而愤怒的脸，被标语与火炬所掩映着，仿佛一夜间就长大了。同年6月，和李大钊共同领导学生运动的陈独秀被捕，《新青年》暂时停刊。第二年5月，被释放的陈独秀赶赴上海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新青年》也随即转战上海。一本杂志，与一个时代共命运；一个人（譬如陈独秀）身上，也倒映着一个时代的影子。陈独秀曾经选择北京为战场，而北京也确实为之提供了可发挥其能量、烘托其形象的绝妙舞台。
北大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李大钊，是1918年春天加盟《新青年》的。五四运动前夕，他还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当迁回上海的《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小组的机关刊物，李大钊留在北京也发起组织了共产主义组织。与其是北大同事、《新青年》同仁的周作人，在北大红楼授课之余，经常去图书馆主任室与李大钊聊天（因《新青年》同仁中别人不容易碰见）：“在第一院的只有图书馆主任，而且他又勤快，在办公时间必定在那里，所以找他最适宜，还有一层，他顶没有架子，觉得很可亲近……”李大钊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时，尚不满30岁，是个很谦和的年轻知识分子。然而1927年，这位昔日的“新青年”倒在了张作霖大帅的屠刀之下。周作人掩护李大钊的儿子在自己家里住了一个多月，并与沈尹默一起送烈士遗孤去日本学习。
新青年的革命意识，与遗老遗少们的守旧观念针锋相对。作为主战场的北大，弥漫着这两军对垒的硝烟。校长蔡元培善于兼容并蓄，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有点像是和稀泥的，既吸纳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新鲜血液，又舍不得放弃辜鸿铭、梁漱溟、林纾等保守派。胡适却是个特例。胡适属于“改良派”的新青年，他接触《新青年》甚早。1916年10月，尚是留美哲学博士生的胡适（时年25岁），即在《新青年》第2卷第2期发表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书》，提出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数月后又发表了几首白话诗（后收入《尝试集》中）。1917年底，镀金归来的胡适出任北大哲学教授。不久即与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等加入陈独秀的《新青年》编辑部，共同策划、轮流值班。胡适在担任主要编委期间，还发表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总体上而言，胡适“虽然也有一些激烈攻击旧传统的言论，而且也不无偏激，但认为这种做法有失儒雅，不主张挑起文学革命论战”。这造成了他与陈独秀在思想观念乃至办刊方针方面的分歧，也导致他最终与《新青年》分道扬镳。
年轻是的鲁迅
若按年龄来说，胡适比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都要年轻。可惜，其思想的锋芒反而有所减弱。后来，他甚至希望把《新青年》定位为远离政治、莫谈国事的学术刊物，简直与风起云涌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胡适，就这样由开阔的广场退缩回狭隘的书房。从此时起，胡适的身份已非新青年，而是新青年的一种蜕变。
可以说，《新青年》促成了鲁迅的诞生。周树人是在参与这本杂志的编务之后，才开始写小说的。《狂人日记》1918年5月发表于《新青年》，首次署笔名鲁迅。1919年4月和5月，《新青年》又先后刊登了鲁迅的小说《孔乙己》、《药》，等等。当时的读者，是通过《新青年》而认识小说家鲁迅的。鲁迅后来写的杂文，同样带有“新青年”的影子：热血沸腾、锋芒毕露、摧枯拉朽。鲁迅到老、到死，都是爱憎分明的热血青年，保持着“新青年”的激情与锐气。难怪他会成为青年的导师。
鲁迅与胡适，恰恰是那一代新青年的两大趋向。是做书生，还是做斗士？是做改良派，还是做革命家？是在沉默中爆发，还是在沉默中夭亡？是以笔为剑，还是解甲归田？
真正的新青年，是不会老的，更不会退却。用陈独秀的话来说，“就是头断血流，都不推辞”；用鲁迅的话即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属于“‘人’的萌芽”、“个人的自大”、“超过祖先的新人”。
真正的新青年，必将是永远的呐喊者，即使在彷徨的过程中，也不会闭目塞听、装聋作哑。他们以呐喊、以控诉，为呼吸的方式。
真正的新青年，不是阿Q、孔乙己、闰土、祥林嫂，而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狂人—憎恶并且弃绝种种国民劣根性。是在沸水里烫过、血水里泡过、碱水里煮过的，是剥皮削肉、脱胎换骨的。他们是《早春二月》里的萧涧秋，《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是柔石、胡也频、萧红、郭沫若、巴金……
在那一代新青年中，还出过一位伟大的人物：毛泽东。
蔡元培广招天下名士，原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伦理学教师杨昌济，也举家北迁，出任北大教授。不久，他的得意门生毛泽东、蔡和森也自湖南赶来，了解赴法勤工俭学事宜，暂时落脚在鼓楼东豆腐池胡同九号（今十五号）恩师的寓所。青年毛泽东，首次出现在北京的胡同里—是否也穿一袭蓝布长袍、挟一柄油纸伞，大步流星？
杨昌济是《新青年》的支持者，也是他最早将《新青年》介绍给毛泽东等进步学生阅读。在其眼中，毛泽东、蔡和森正属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新青年”，前途无量。他预言“毛、蔡将来必是中国的栋梁”。他1920年病逝前给章士钊写信，还举荐毛、蔡二人：“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重二子。”
青年毛泽东在北京，不仅有理想，也有爱情。他借宿于杨宅南房靠院门的单间，每天都能看见恩师的女儿杨开慧的倩影。这一对志同道合的青年男女，经常在胡同里散步、在四合院里聊天，并且给庭院内新植的枣树培土、浇水，这棵枣树是二人真情萌动的见证。据说建国后，本院的住户特意给中南海毛主席的居所送过新采摘的鲜枣。不知毛主席是否品尝了？他目睹数十年前邂逅的一棵老树结出的新果，肯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也是因杨昌济的介绍。他与蔡和森搬到北大附近的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今为吉安左巷8号），与另外六位年轻人（皆是来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合租了三间北房，共挤一张大炕——火烧得很旺吧？毛泽东曾写道：“八个人居三间很小的房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这恐怕已构成他青年时代难以磨灭的记忆。谭伊孝对此曾有点评：“当年寓此的年轻人，大概谁也没想到他们之中能有一位在三十年后会掌握全中国的命运，主宰中华大地的沉浮。”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打工”期间，常与李大钊、邓中夏等人畅谈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寒地冻的北京，曾燃烧过他们火热的青春。毛泽东还去过八道湾造访鲁迅，可惜失之交臂，只遇见留在家中的周作人。
毛泽东在1949年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曾两度踏上北京的土地：1918年8月19日是其首次抵京的日子，住了半年多；第二次则是1919年12月，他率领湖南各界“驱张”（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请愿团，顶着严寒北上，投宿在北长街99号（今为20号）福佑寺后殿。次年4月，他南下去上海。他与北京再见面，要等到29年之后了。
29年之后，昔日的热血青年，已是这泱泱大国之领袖。他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致意—既是面对操练的士兵（阅兵式）以及欢呼的群众，也是面对昨天的自己。
弹指一挥间，他由客人变成了主人。
第四部分X：徐志摩 Xu Zhimo
北京的徐志摩与两张老照片有关。其中一张以白发、白胡须的老诗人泰戈尔为中心，其余人物分别是徐志摩、梁思成、林徽因及其父林长民等，他们的身后是密集的树丛与花盆。据说拍摄于北京法源寺。出于礼貌，还是别有深意？徐志摩站在泰戈尔左首的最边上，中间隔着一袭旗袍、身材婀娜的林徽因，这三位诗人并肩联袂形成的完美格局，如同老树、鲜花与青藤，交相辉映。画外音或解说词，可参考李欧梵《浪漫一代》里的语句：“许多人因泰戈尔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慕名而来。而他的翻译、天才诗人徐志摩的吸引力也无疑是一个因素。徐志摩让徽因在泰戈尔在北京期间充当副翻译，当泰戈尔在欢迎者和好奇者人群中不时地转来转去时，这两人就成为泰戈尔经常的陪同者。泰戈尔本人的访问造成的浪漫气氛笼罩着他们。同他在一起，他们也成了公众人物。这对出色的青年伴着一个高个子、白头发的圣者传为一时佳话。”在泰戈尔的另一侧，站立着未来的优秀建筑学家梁思成等人。
徐志摩（右一）和泰戈尔（右三）徐志摩是泰戈尔在华访问的全程陪同，最先于1924年4月12日抵达上海的码头迎接来自印度的老诗人。这老少两代诗人之间不仅毫无代沟，而且一见之下即引为知己，成为20世纪诗坛上著名的忘年交。在来北京之前，徐志摩还引导泰戈尔去杭州看西湖，在一艘桨声悠扬的舢板上通宵达旦地赏月、吟诗、谈心。志摩甚至向老诗人吐露了自己对一位叫林徽因的北京姑娘的暗恋，泰戈尔倚老卖老，很仗义地替志摩去做徽因的“思想工作”，可惜一番好心最终并未促成好事。这段感情虽是徐志摩单方面的，已足以感染作为旁观者的泰戈尔了，他相信自己面对的是中国的一位情圣。年轻的诗人即使在单相思，也依然喷涌出足以照亮夜空的岩浆与烈焰，这燃烧的激情，本身就是无字的诗篇。其实早在两年前，志摩就亲口向徽因求过婚，并表示愿与元配夫人张幼仪离婚。“这些年徽因和她伤心透顶的母亲住在一起，使她想起离婚就恼火。在这起离婚事件中，一个失去爱情的妻子被抛弃，而她自己却要去代替她的位置。”（费慰梅语）这是善良的林徽因无法做到的事情，甚至比让她爱上一个人更难。林徽因最终选择了那张与泰戈尔合影里的另一个人：梁思成（梁启超之子）。她后来果然成了梁启超的儿媳。徐志摩还是于1922年3月离婚了。梁启超作为其恩师，闻讯后特意写了封信加以谴责，劝诫志摩不要“追求幻梦中的极乐世界”，不要“把自己的欢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志摩给恩师复信：“我将在茫茫人海中寻找我灵魂的伴侣。要是我找到了她，那是我的运气；要是我找不到她，那是命该如此。”泰戈尔代志摩求情时，林徽因已名花有主了，因而一切都是徒劳的。老诗人只能一声长叹而作罢。他特意为林徽因赋诗：“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唉’！”可否这么解释：蓝天隐喻志摩，绿地暗示徽因，而作者本人则在两者之间扮演了微风的角色？传情的微风，最终发出的是一声叹息。唉！另一张老照片是徐志摩的剧照，剧本已非《吉特拉》了—更主要的，是女主角也换了。不是窈窕淑女林徽因，而是一个叫陆小曼的少妇（照片见P159）。在剧照里，徐志摩与陆小曼身穿戏装，眉目传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梁山伯与祝英台、贾宝玉与林黛玉乃至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古今中外的经典情侣。陆小曼颇具上流社会的贵妇人风韵，熟谙琴棋书画，加上天生丽质，因而令新月诗人倾倒。两人情投意合，共同办沙龙、演话剧、诗酒唱酬。陆小曼心中也顿生“恨不相逢未嫁时”之感。新版才子佳人的浪漫故事直弄得满城风雨，社会压力也越来越大。1925年，志摩只好远渡欧洲半年，以避风头，但在旅途上又不断把炽热的情书寄回这座令其魂萦梦绕的城市。陆小曼，就是那本著名的《爱眉小札》的收信人。第二年志摩回到北京，小曼已与豪爽有余、细腻不足的夫君解约，守候着归来的诗人。恐怕也只有她，能拴住那颗酷爱云游的赤子心。柔情化作千尺线。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故事，如今已成独领风骚的一段惊世情史，当年却是北京城里的一桩丑闻。这一对传统道德的叛逆者于1926年10月3日举行婚礼，地点好像在北海公园。徐志摩与陆小曼，也曾在北海荡起双桨—荡起爱的双桨、婚姻的双桨。只可惜，其中的一只桨意外地折断了：1931年因飞机失事，徐志摩坠亡于上海飞往北京的途中。那场早已消逝的婚礼，证婚人是梁启超。那是一次尴尬的婚礼，威严的证婚人把一对新人训斥得面红耳赤。据说梁老前辈的祝辞别具一格：你们都不是第一次结婚了，希望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大意如此）……作为恩师，他当然有权利在爱徒的婚礼上耍耍威风，只是志摩与小曼，恐怕再没有比他们更难为情的新郎新娘了。好在这跟两人感情一路上遭遇的诸多磨难相比，只能算小菜一碟。况且这无疑已是最后的压力，毕竟，胜利在望，期盼已久的婚姻帷幕就要正式拉开了。而新生活的帷幕，正是他们以眼泪、以心跳、以锦绣的文章和陶醉的呓语共同编织的。双桨还是荡了起来。推开乌云，推开波浪，推开那些劝阻的手和嘲讽的眼神。在北海，徐志摩与陆小曼，接受了风雨最后的洗礼。可惜天妒英才，志摩早逝，他们的婚姻是短命的。或许爱神施舍给旁人终生享用的甜蜜，也只够他们挥霍四年的。他们的四年婚姻，其实浓缩了别人一生的幸福。看来爱神是公正的，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志摩的死，对徽因也是一次打击：永远地失去了一个高山流水的知音。她没有像伯牙那样摔琴，从此却很少写诗了。林徽因在给徐志摩写的悼词中说：“朋友，你不要过于看轻这种间接的生存，许多热情的人他们会为着你的存在，而增加了生的意识的。伤心的仅是那些你最亲热的朋友们和兴趣相同的努力者，你不在他们中间的事实，将要永远是个不能填补的空虚。”
出版座谈会纪要出版者言
伴随着雅典奥运会的结束，北京，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立刻成了全世界关注的新焦点。出版一本全面系统介绍北京的人文历史的书也就显得越发重要。事实上，这一类的图书一直在市场上热销，因为北京的被关注度决不仅仅从现在才开始。然而，回顾近些年出版的关于北京人文历史的书，不是太深就是太专，很难让老北京拉下它严肃的脸孔。 北京读书人文化公司新近出版的《北京AtoZ——26个字母里的城市体验》一书，刚一面市便受到如潮好评，一跃成为同类选题中的佼佼者。 本书涉及到北京城的近百位历史文化名人、百余处广为人知和不为人知的地理景观、几十种民俗风物，洋洋大观，可谓新老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