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atoz-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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戮。不知草原上的霸主是否因此而放下了屠刀，但他当时确实做出听进耳朵里的样子，命令史官逐一记录，后来又封其为大宗师，赐号“神仙”，让他居于燕京长春宫，执掌天下道教。从此邱处机便很少离开长春宫，甚至死后也安葬在宫内，长春宫因此改名为白云观，有怀念的意思。应该说，白云观是因为这位姓邱的真人而出名的。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白云观
白云观的春节庙会连开数天，以正月十九最为热闹，因为这是老掌门邱处机的生日，故称“燕九节”。清代的一首《竹枝词》描绘道：“京师盛曰称燕九，少年尽向城西走。白云观前作大会，射箭击球人马蹂。”可以看出其中还包括一些体育竞技项目。听老人说，扭秧歌、踩高跷等民间表演更是年年都有。
白云千载空悠悠，当年的大漠孤烟、铁马冰河乃至金玉良言皆已成往事，而这幢层楼曲廊的建筑却保留了下来，供后人凭吊。出西便门（而今已无城门，却有一平地而起的立交桥代替）约一里路，便可望见白云观的袅袅香烟。香烟，毕竟比硝烟要安逸，而且比炊烟更超脱。因此这一里路最好步行，乘公共汽车或打车都多多少少会破坏古老的意境和浪漫的游兴。与白云为伍，诚不易也。
第一部分B：报国寺 Baoguosi
报国寺牌楼
报国寺位于宣武区广安门内大街路北，为千年古刹，占地17 000平方米。此寺规模宏大，为南城最大庙宇。寺内三大殿保存较好，仍可见当年的气势。寺内树木多为松柏、银杏。
报国寺始建于辽，明初塌毁；成化二年（1466年）重修，改名慈仁寺，俗称报国寺；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重修，改名大报国慈仁寺；光绪年间又改建为昭忠祠，成为朝廷供奉先辈将士和英烈忠臣的祠堂。思想家顾炎武在京时，曾住寺院西院。道光二十二年（1843年）改建西院为顾亭林祠。因此，报国寺在很多人看来，说是顾炎武的故居要更为亲近些。
报国寺有七进院落，七层殿堂，堂后为36级高的毗卢阁，当年登上毗卢阁，可遍览京城风景。阁下有高尺余的瓷观音像，宝冠绿帔，手捧一梵字轮，系神宗时景德镇瓷窑所贡献，为旧京八宝之一，谓之窑变观音。梁间曾悬《胜果妙因图》一轴，寺内还有嘉庆六年（1801年）《五彩天尊仙女》一轴。现寺中仍保存成化二年（1466年）御制碑，和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御制重修报国寺诗碑。
20世纪90年代初，报国寺进行了大规模修缮，如今全寺已修整一新。现寺内开办有报国寺文化市场，并辟作北京古文化市场，经营工艺品、收藏品、文化用品和图书，成为旅游观光、民间收藏交流的活动中心。因此，到报国寺除游览古迹外，还可购买与交流各种古旧书籍、钱币邮票、古玩首饰等。
在这一点上，报国寺和潘家园旧货市场很有得一比。有人认为潘家园旧货品种全，有人认为报国寺的旧货才正宗。其实旧货齐全与否并不重要，关键是能否在逛的时候找到自己的心爱之物。因此，奉劝各位收藏迷，还是都转转看看为妙。
第一部分B：北大红楼 Beida Honglou
红楼不是梦
中国美术馆往西不远，故宫东北角，在五四大街上一个叫沙滩的地方，有一处很容易被人忽略的建筑，那是一座看似普通的红砖小楼，却有着极不平凡的历史。它就是北大红楼，现为文物出版社和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红楼真的算不上什么，和动辄几十层的CBD建筑群相比，区区四层只能算是个小字辈儿。然而八十多年前，这个拥有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的“工”字形西洋式建筑，可堪称北京最有现代气息的建筑了。红楼是名副其实的红色，整个建筑主体都是用红砖砌成的，所以从建成起至今一直被叫做红楼。这种主体的颜色与中国革命的颜色是一致的，而它，也确实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一批批仁人志士便是从这里走出去，投身于火红的革命征途。岁月流逝，这座见证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红色建筑也饱经了沧桑。由于受风雨侵蚀，建筑的不少处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用青砖修葺过的痕迹，但她仍屹然挺立着，红色的主调没有改变，红楼的名称仍然时常被响亮地叫起。
红楼所在的街道叫五四大街，光从名称上就可以知道，这是一条有着许多光荣的大街，而用一个历史事件来命名一条街，这在北京众多的道路名称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在红楼大门右侧的墙壁上，镶嵌着一块大理石，上面刻写着由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和北京大学学生会题署的说明：红楼是北京大学旧址的一部分，是五四运动的重要活动地点之一。李大钊、毛泽东同志都曾在这里工作过。红楼后面是华北学联于1947年命名的民主广场。
红楼本身就是一个沉甸甸的文物，她既证明着一段辉煌的历史，也见证了诸多文化名流的流金岁月。想当年，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都曾经穿着灰布长衫、围着白围巾在红楼里出入呢。红楼这个名称，永远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样一来，北京最著名的红楼至少有两个，一个是曹雪芹梦见的，另一个则从属于现实—老北京大学的红楼，简直称得上世纪初的一座文化堡垒，她对历史的影响绝不比曹雪芹的那座空中楼阁逊色。
红楼一层东南角这间李大钊的办公室，房号是119。搬入红楼后不久，李大钊在1918年11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等文章，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新觉醒。次年5月，李大钊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亲自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这是中国人在著作中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系统、完整的介绍。
在红楼这间普通的办公室里，李大钊主持成立了北方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他还在这里召集过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开会，北大红楼由此成为北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活动的重要场所。
这里还曾经来过一位伟大的过客。1918年9月，湖南书生毛润之送本省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就住在北大附近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的一间民房里（因留法预备班设在北大）。他还在北大图书馆担任过助理员，经常和李大钊、邓中夏探讨中国的出路问题。半年后他就告别了北京，把这段青春的经历留存于记忆：“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穷苦的，可是另一方面这座古代都城的美，对于我可算是一种补偿。”（引自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这是他对北京最初的赞美。他恐怕也不曾预测到：再见北京已是1949年，不过这一次他站到了天安门的城楼上—也是这座美丽的古代都城最尊贵的位置—主持了开国大典。北京从此成为新中国的首都。
这么多年来，红楼面临过不少危难。日军侵华期间，这里被日军宪兵队当了7年的队部，地下室曾被作为囚禁迫害爱国志士的监狱。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使红楼遭到了严重破坏。
为挽救这座具有光荣历史的建筑，国务院专门为抢修工程立项并拨专款。工程持续了3年，耗资80万元。按照文物维修的原则，在保持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前提下，工程设计组制定了一套中国传统建筑技术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抗震加固方案：把钢结构卧入楼板层内的水平钢桁架，在内墙体两侧加钢筋网穿墙拉固，浇注豆石混凝土，墙体内外用型钢拉固，使这座早已超过使用年限的砖木混合结构建筑恢复了强健的“体魄”。在建筑和文物保护专家的共同努力下，完工后的红楼室内外原状和整个色调没有任何改变。
1998年，北京大学举行校庆100周年活动，不少老北大的教授来到红楼瞻仰，他们对红楼保护得如此完好非常满意。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遗存，北大红楼也正在发生着变化。
1995年，北京市政府批准了《北京文物事业发展五年规划》，其中要求当时红楼的使用部门逐步搬迁出来，市政部门将整治红楼周边环境。2003年底，由首都规划委员会牵头，有关部门在红楼后面举行了环境整治现场会，明确规定限期拆除原民主广场周围所有的违章和临时建筑。
红楼内部的变化是静悄悄的，但现在红楼周边的环境正在发生着大变化。几年前，红楼东面狭窄破败的小路不见了，代之以贯通南北、长达3公里的皇城根花园。
绿树繁花映衬下的红楼，分外美丽。经过五四大街的时候，你可再不要小瞧了这座四层小楼。
第一部分B：北京大学 Beijing Daxue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改为现名。
1917年，著名教育和民主主义革命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极大地推动了北京大学的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标志着新教育体制在这古老的封建国度里的推行，北京大学从此日新月异。这对中国现代史上大名鼎鼎的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以北京作为策源地，起着至关重要的铺垫。
北师大堂匾额
同样是在1917年，陈独秀、李大钊等被聘请到北京大学。在此之前，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率先举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是否可以这么认为：新青年们从那时起开始移师北京了？那时候的北京大学集结着一批最精锐的新青年，蔡元培功不可没。正因为他提出“兼容并包”的方针，北大才仿效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吸收了大批持各种思想观念的师资力量，既有以梁漱溟、辜鸿铭、林纾为主的宣扬国故旧派，又有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主张变革的新派。两派同在一座校园之中，针锋相对，通过授课、演讲及辩论等方式进行着白热化的思想斗争，进而影响着青年学生、广大知识分子甚至整个中国思想界。据载：1918年统计北京大学教员总数达217人（内含教授90人），学生总数1 980人（内含研究生148人），在当时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大学，所以它容纳着那个时代如此众多的文化精英。难怪有人说：在五四运动以前，北京大学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可见北京新青年们思想的先锋，已比1919年5月4日的游行队伍提前出发了—两者是一脉相承的。
当时的北京大学校园坐落在景山东街马神庙（今已改为文化部办公院及宿舍区），大门朝向横贯东西的五四大街。站在五四大街，能看见老北京大学的红楼（详见P20“北大红楼”），处于北京城区的中心地带，多年以后才改迁到京城西北角的海淀区。
北京大学三院
那段时间，北京大学的学生中恰巧有个叫徐志摩的人。据梁实秋介绍：徐志摩在20岁的时候与张幼仪女士结婚于浙江硖石，翌年入北京大学。他在北大读了两年书，又于1918年到美国入克拉克大学社会学系。有趣的是，十年以后他居然重回北大做了教授，因为当时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劝寓居上海的志摩去北平换换空气。由此可知，那个时代的北大可谓人才济济，甚至无名学生中也会涌现未来的英才。很多人与其说关注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前后的那段历史，莫如说在关注那个时代的思想与文化，或者说在关注那个时代。那是一个文化精英辈出的时代，而北大的新式教育，把全国各地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吸引到北京这座城市来。整个20世纪，北京一直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是对外省文人最大的诱惑。
北大校门深处，藏龙卧虎
与北京大学一样名震寰宇的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他们当之无愧为20世纪进入北京的第一代外省文人的代表。他们置身的是刚刚推翻了帝制、刚刚结束了数千年封建时期的新时代，他们进入的是一座没有皇帝的京城，一座以民主和科学为文化旗帜、但又在背影里隐约拖着传统的辫子的古都。所以他们不得不以远道而来的斗士形象出现，在血气方刚的壮烈搏击中又不乏浪漫的游侠作风。他们先声夺人地占领了这个国家文明断层的上风和世纪更替的关卡，20世纪一代代外省文人涌进北京的滩头阵地，是他们最先构筑的。或者说，他们是第一代新青年，新型知识分子。在他们之后，进入北京的外省文人才有了周作人、郁达夫、沈从文、叶圣陶、何其芳、郭沫若、茅盾、艾青等等同样振聋发聩的名字。
山脉、水脉、人脉
如今的北京大学坐落于海淀的中关村附近，占地面积开阔，层楼叠嶂，金漆彩绘，画栋雕梁，林木狭疏，更加上人潮如织，书声琅琅，与位于沙滩破落萧瑟的旧校址已不可同日而语。
北大的灵魂全在于未名湖，这是画龙点睛之笔。菁菁校园，莘莘学子，在水一方，便获得了生命本质的倚仗与烘托。水是生命之源，水边的物性人情一向显得滋润潇洒。逐草而聚，傍水而居，青灯黄卷的苦读生涯亦能洋溢游牧的情调。那塔、那湖，颇让人生出些对时空的缅怀与瞻仰。这所与20世纪的中国共同经历了风雨洗礼的高等学府，忠实记录着无数代新青年的光荣与梦想。
第一部分B：北京的“海” Beijing De Hai
如此小小一洼水，也称得上“海”？
北京是辽、金、元、明、清五朝古都，这五个朝代里又有四个是由北方游牧民族掌权的，所以许多古老的地名都起得粗犷而大气。即使当初的那些命名者已经不在了，可他们的性格依然通过永恒的景物获得延续：一座山、一条河、一架桥抑或一块人类的聚居地。譬如北京的湖泊，动不动就以海相称，仿佛大得没边了，这在中国的其他古都，是少见的现象。杭州的西子湖够大够美够富贵了吧，还是老老实实地叫西湖。扬州也有座西湖，为了区别，也只敢加了个“瘦”字—瘦西湖，显得更文弱谦逊了。南方的湖泊，连从名字上看，都跟林黛玉似的弱不禁风。
老北京的皇城两边，各有三海。内三海指南海、中海、北海；外三海指前海、后海、西海，又合称为什刹海。至于郊外的海，就更多了。永定门外的南海子（包括头海子、二海子、三海子、小海子等多处），是元、明、清三代著名的皇家苑囿，即南苑。元大都西北角的积水潭，当时叫海子或西海子，《元史·河渠志》称其“聚西北诸泉之水流入都城而汇于此，汪洋若海，都人因名焉”。甚至大名鼎鼎的海淀，原始的词义亦为“像海一样的湖泊”。根据明万历年间蒋一葵所著《长安客话》中的说法，“水所聚曰淀。高粱桥西北十里，平地有泉，洒四出，淙汩草木之间，潴为小溪，凡数十处。北为北海淀，南为南海淀。”
海子之名最早产生于唐朝。金元时期，北方游牧民族逐草而行、傍水而居，他们视水源为生命，跋涉很远的路才能遇见，乃人畜皆喜，“凡水之积者辄目为海”（引自《咏归录》），也就有了把湖泊称为海的语言习惯。在蒙古语里，一向称湖为海子，恐怕从成吉思汗开始就这么叫了。他的子孙占领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