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atoz-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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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把湖泊称为海的语言习惯。在蒙古语里，一向称湖为海子，恐怕从成吉思汗开始就这么叫了。他的子孙占领北京之后，自然也习惯这样命名，在湖畔歇歇脚，松开盔甲，并且饮饮马，是这些来自草原的骑士的最大梦想。
北海，年年荷花香
这些从未见过海的内陆牧民，在沙漠或枯草季的荒野驰骋久了，灵魂有着先天性的渴意，见到了波光潋滟的湖泊自然无比满足，以为寻找到了海的替身。要知道，真正的海对于他们来说，是祖祖辈辈流传的神话，是仅仅靠马鞭无法抵达的幻境，但同时又是一种致命的诱惑。难道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以为这异域的湖泊就是海了？不，不是这样的。把湖泊称为海子，不过是止渴的一种方式而已，蒙古人借此而获得征服更大的水域的野心与勇气，他们相信海洋也能像划归版图的这些湖泊一样成为自己的囊中之物。恐怕正因为这种天性中的豪放（连给湖泊命名都如此夸张），成吉思汗及其后裔才缔造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横跨欧亚的大帝国。而元朝，才做了别的朝代没敢做、甚至没敢想的事情：先后于1274年和1281年，两次跨海东征日本。尤其第二次，分别从朝鲜和舟山群岛出发，总兵力达14万人，船只共4 400艘，被称为“迄至近代世界史登场以前最庞大的渡海部队”。黄仁宇说：“在现代社会出现之前，很难能有一个陆上强国也可以同时成为一个海上霸王。”这两次跨海作战虽都以失败而告终，却更像是理想主义的行军—草原的骑士渴望成为大海的水手，并且不计代价地这么干了。这种豪赌（并且连续赌了两次），是别的民族无法想像、也无力承担的。虽败犹荣的蒙古人啊，曾经是海上的堂·吉诃德，把大海当成敌对的巨人了。
这两次渡海东征的最高指挥者，是元世祖忽必烈。他占据北京后，摒弃了金亡后的中都城，另起炉灶，于1266年开始营造以北海琼华岛为中心的新大都，历时19年竣工。北海、中南海乃至什刹海，顿时都成为这位雄视天下的霸主的私人金鱼池。元大都就是今天北京城的前身，《马可·波罗游记》里称之为汗八里（汗王之城的意思）：“大汗平时住在都城，在每年三月离开此地，向东北方前进，一直走到距海仅两日路程的地方……当大汗向海滨前进时，会有许多富于趣味的事件伴着狩猎活动而出现，这真可以说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游戏所无法比拟的。”从这段叙述里，能管窥出忽必烈对大海的向往与好奇。不知他一生中是否亲眼目睹过真正的海？对于他来说，恐怕只有征服才是最刺激的游戏，他一直很认真地玩着。他在北海的湖心琼华岛（又称万岁山）指点江山、挥霍一生，不仅命令麾下乘胜攻取了南宋小朝廷苟且偷生的杭州西湖，而且孕育了更为膨胀的欲望：向真正的大海进发，向日出的地方进发，强渡日本列岛。这是天之骄子对海之骄子的挑战。
后来明成祖朱棣建都北京，基本上沿袭了元故都的规模与格局，把中南海、北海包括在皇城之内，爱称为太液池（“太液秋风”是燕京八景之一）；把皇城之外的什刹海尊称为玄武池，因为什刹海彼岸有一座供奉玄武神的火神庙，系唐代遗留的古建筑。到底是汉人的皇帝，连给湖泊起的名字都引经据典、别有涵义，而且多多少少带一点实用主义—太液池和玄武池的命名，都有防火除灾的寓意，尽管防不胜防。
北京的“海”让这座城市有着画一般的情境
如此，不难发现这样的落差：蒙古人把湖称为海，豪迈中不无夸张，如同他们面对世界的那份主人般的狂放；汉人则把湖比喻为池塘，象征着人在神面前的谦虚乃至自我贬低。前者是天地的主人，后者是神的奴隶。在明朝，那些曾经生怕沦为忽必烈汗阶下囚的日本人变得强大了，反而渡海来大陆劫掠。倭寇，是很让明朝皇帝们头疼的事，这甚至遗传给了清朝—清朝对大海简直充满恐惧，所以干脆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大清帝国的劲敌大都来自海上，他们以其坚船利炮，羞辱着生病的东方狮子。慈禧太后挪用了2 400万两白银的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她在昆明湖上泛舟，却输掉了那场著名的海战。大清帝国首先是在海上被打垮的，它甚至保卫不住自己漫长的海岸线，更何况地平线呢。于是，它成了地平线上最惨痛、最耻辱的一次落日—版图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彻底葬送了忽必烈汗时代的尊严与遗产。
那些把湖泊称为海、有着广阔胸怀和超人视野的英雄们，都哪儿去了？那些逐水草而居、弯弓射大雕的游牧者，那些快马加鞭、风雨兼程的夸父式的骑手，都哪儿去了？那些缚龙的长缨、驭风的神驹、势如破竹的宝剑，都哪儿去了？那些气吞万里如虎的悲歌慷慨之士，都哪儿去了？
第一部分B：北京音乐厅 Beijing Yinyueting
西单府右街路南，长安街边，耸立着一座以黑大理石为基体的白色矩形建筑，它风格典雅、造型端庄，这就是我国第一座现代模式的、专为演奏音乐而设计建造的北京音乐厅（Beijing Concert Hall）。它的北面与景色怡人的中南海毗邻，东西远眺宽阔的长安街、宏伟的天安门广场，蔚为壮观。
北京音乐厅于1985年9月建成。演奏厅可容纳1 182位听众。 厅内采用了一系列现代化的建筑声学措施，具有良好的音质、频率特性和适度的混音时间，以及均匀的声场分布，使北京音乐厅以其明显的厅堂声学优势吸引着众多的表演家和听众。
北京音乐厅属于社会文化事业团体，是中央乐团的组成部分。在这里工作的有从事音乐理论、作曲、演唱、演奏达二三十年以上的专业音乐工作者，及其他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四十余名。他们随时接待国内外音乐团体的演唱家、演奏家在这里举行音乐会，并向音乐会听众提供热情服务，为音乐爱好者组办音乐讲座、欣赏、展览和辅导活动。同时，还利用本厅的音乐优势和先进的录音设备对外开展各种录音业务。
音乐是看不见的，你只能去听。然而北京只有这么一个地方天天有音乐会，喜欢音乐的人在这个拥有1 500万人的城市中，即便只有1％，也是15万之众了。按每人每两个月听一场音乐会来计算，那2 000个座位也是座无虚席了。
第一部分B：饽饽铺 Bobopu
周作人在其《北京的茶食》中，曾对饽饽铺有如下叙述：“固然我们对于北京情形不甚熟悉，只是随便撞进一家饽饽铺里去买一点来吃，但是就撞过的经验来说，总没有很好吃的点心买到过。难道北京竟是没有好的茶食，还是有而我们不知道呢……北京的朋友们，能否告诉我两三家做得上好点心的饽饽铺么？”由此可知北京人把糕点叫做饽饽。其实北京的糕点是极有名的（周作人多多少少有种南方人的偏见），尤其是宫廷有佳品。御膳房里精制的糕点，不仅是宫廷宴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皇帝赏赐文武百官的一种节日礼物。糕点受到重视，还跟唐代以后饮茶之风盛行有关，因而又叫茶食。北京曾是金中都，据《海陵集》载，女真人“俗重茶食，阿古达开国之初，尤尚此品。若中州饼饵之类，多至数十种，用大盘累高数尺，所至供客，赐宴亦有焉，一种名金刚镯，最大”。估计是从清朝开始，糕点在北京被叫做饽饽的，而主要制售满族糕点的店铺便叫满洲饽饽铺。据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所立的《马神庙糖饼行规碑》中载：满洲饽饽为清代“国家供享、神、祭祀、宗庙及内廷殿试、外藩筵宴，又如佛前供素，乃旗民僧道所必用。喜筵桌张，凡冠婚丧祭而不可无，其用亦大矣”。小小的饽饽，居然构成了当时帝王将相以及平民百姓生活中不可忽略的星辰。相信这并不是夸大其词。
周作人来过这家饽饽铺吗？
饽饽铺的字号多以斋名，烫金刻写在匾额上，温文尔雅，让人有焚香净手、顶礼膜拜的感觉。譬如周作人在《北京的茶食》里特意提到西四牌楼以南的异馥斋，便是一家义和团以前的老店。除此之外，还有前门大栅栏的聚庆斋、东四八条口的瑞芳斋、东华门的金兰斋、菜市口的桂兴斋等，都是曾经大名鼎鼎的老字号，有些已改为国营继续营办，但大多数都名存实亡了。这些店名多么典雅隽永，仅仅听来，便仿佛能感受到一种古老而浪漫的生活。许多老人，至今仍怀念在北京的老饽饽铺里体会过的那种本真的滋味。譬如王世襄最难忘瑞芳斋的奶油萨其马：“奶油产自内蒙。装在牛肚子内运来北京，经过一番发酵，已成为一种干酪，和现在西式糕点通用的鲜奶油、黄油迥不相同。这一特殊风味并非人人都能受用，但爱吃它的则感到非此不足以大快朵颐……”据他说，北新桥素华斋的萨其马奶油味格外浓，有蒙藏喇嘛经常光顾。而地安门的桂英斋，因邻近紫禁城，为了照顾太监们的口味，较多保留有宫廷点心房的传统。同样是大众化的萨其马，在不同的饽饽铺里却制作得各有千秋，因而也吸引着不同阶层的顾客。每个饽饽铺都有自己的拿手绝活，否则怎么能在偌大北京城里获得一席之地呢？
饽饽铺里的糕点主要有大八件、小八件。没亲身体会过的人，是说不全哪八件的。老人们讲起桃酥、状元饼、枣泥酥、藤萝饼、油糕、百果花糕来，都是如数家珍一般，他们说，那时候的滋味，可非今天国营商店里卖的同名食品可比拟。老饽饽铺属于自产自销，稍有疏忽便会砸牌子，而各自的金字招牌，绝不是仅仅靠做广告就能树起来的。
第一部分B：博物馆 Bowuguan
城市中的博物馆是一种记忆贮藏室。一个国家刚刚诞生之时，有必要将这个国家的文化脉络重新整理与陈列。博物馆起的就是这样的作用。在天安门广场的东侧，中国国家博物馆（于2003年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基础上建成）将中华民族的历史与其标志性物证陈列在那里，它的对面就是现在正在形成的历史：天安门广场上自由散步的人群和西面随时决定国家方针大计的人民大会堂。因此，一个国家、一座城市、一个民族，必须要有自己的博物馆，它把历史及其物证陈列在那里，是为了未来会更好，是为了焕发人们对创造新历史的信心。
北京现有的博物馆已超过了一百家，正是这些博物馆，形成了这座文化中心城市的文化记忆。在北京久居的人，不管其文化层次高低，没有去过博物馆的恐怕不多。现代博物馆的概念已经远远超出了“馆”的局限，而渐渐成为展品陈列、名胜古迹、寺庙、园林的综合体。当你游览故宫、十三陵时，是否想到过，自己步入的正是一座巨大的博物馆？
除去国家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北京的博物馆大致分为几类。一类是历史名人纪念馆，如毛主席纪念堂、鲁迅博物馆、宋庆龄故居、郭沫若纪念馆、梅兰芳纪念馆、李大钊烈士陵园和詹天佑、郭守敬、吴运铎、曹雪芹纪念馆、茅盾故居等。
另一类是专门博物馆，像中国美术馆、中国体育博物馆和军事、地质、航天、农业、古动物、民族文化、天文、科学技术、自然、艺术、古钟、石刻、古代建筑、古观象台、长城、古代钱币、石经、印刷、工艺美术、邮票等博物馆，它们是某一专门领域的集大成之所在，你的知识可以在此得到迅速的扩大和积累。这类博物馆环境幽静，能使人增长见识、平静心态，是浮躁和繁华都市中的静土。
还有一类是陵园寺庙和王府博物馆，像明十三陵博物馆、白塔寺、雍和宫、周口店遗址博物馆、正阳门、钟鼓楼、东南城角楼、法海寺、大觉寺、皇史、慈悲庵和恭王府花园等，这类博物馆大致以皇家陵地、佛教和喇嘛教寺庙、古人类/古建筑、旧王府为博物内容，充满了传统文化的气息。
最后一类是以一些历史事件为博物内容的，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北京长辛店二七纪念馆、卢沟桥史料陈列馆。这类大事记类博物馆以历史断片的形式保存了一份沉痛而激越的历史记忆。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近两年涌现出了一批私人博物馆，像马未都的古家具博物馆、陈丽华女士的紫檀博物馆等，它们一般规模都较小，却更专业化、专门化。这类博物馆还带有经营性质，集收藏、展览与交易于一身，将来一定会越来越多。
天安门广场边上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堪称北京乃至中国的一种象征
博物馆是一座城市中的记忆碎片，是历史的遗迹与物证的汇集之地。人们建造这些博物馆，主要是为了纪念过去、清理历史，保存一份文化记忆，明白我们是些什么人，从哪里来，今后还会到哪里去。博物馆使我们看到了整个民族创造文明的各项成果，了解到人的智慧与能力，从而对自己更有信心。对于北京来说，这一百多家博物馆构成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文化及渊源，在一个首都建造这些博物馆，就等于确立了国家文明的坐标，更显示出国家成长的信心与雄心。
未来几年要兴建的博物馆有首都博物馆和中国电影博物馆等。博物馆可以说是北京城最好的去处之一，是这座城市散发浓郁文化气息之地，是这座城市魅力的一种折射。
有关部门已经连续十几年发行了北京博物馆通票，通票场馆涵盖博物馆、景点和生活优惠点，真正切合广大市民文化、旅游、休闲三位一体的生活需要，满足知识性、趣味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的高品质休闲要求，使其成为北京这座历史名城的城市名片之一。该通票2004年共纳入通票入网的单位138家，其中免票3人次的50家，免票1人次的50家，共计免票点100家；半价或提供特别优惠的38家。入网点更新60％，门票减免总价值达5 000元以上，但通票售价仅为80元，最大程度地体现了通票的公益性价值。对于想了解老北京文化的人而言，拥有这样一张通票，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北京通”了。
第一部分C：曹雪芹故居 Cao Xueqin Guju
北京西郊植物园内，有一处古色古香的农家院落。老树昏鸦自不必提了，低矮的围墙下面，搁置着废弃的磨盘、辘轳，乃至半筐暗黄的老玉米棒子之类的物什—这深山里藏着的便是曹雪芹纪念馆。
讲解员介绍说，此乃曹雪芹落魄时的故居。他默默无闻地藏身于这香山脚下的乡间，远离红尘，撰写了洋洋大观的《红楼梦》，十年辛苦不寻常啊。至于此处是如何被发现的，还缘自当地人修理老房子，铲掉墙皮之后，里层上面暴露出许多题壁的诗句，按照内容与字体来猜测，认定极有可能是曹雪芹的手迹。于是，纪念馆就这样落成了，还隆重地举行过开幕典礼，其惊喜不亚于发现了新大陆。
墙头残损的墨迹、室内摆放着的生锈的油灯、几本纸张泛黄的古书，乃至一些年代久远的陶制器皿，仿佛都在证明着自己是曹雪芹使用过的旧物。
事实上，学界对于卧佛寺附近的曹雪芹故居是存疑的。
黑铁板的枯涩枝杈，在空中书写着转瞬即逝的文字——它曾经与那位清代的大手笔作伴，窥探过其奋笔疾书的身影
尤其张中行，属于坚决的反对派：“康雍时期建筑，如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