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达尔文-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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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尔文的工作有力地支持一种观点，就是一切生物，都经极长久的时间逐渐演变而来。　
　　　　这便是我们说的进化。　
　　　　许多人认为进化的理论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并不冲突。　
　　　　　
起初陈列〃模棱两可的话〃给人对达尔文主义有足够怀疑的印象，但没有清楚说出那可以怀疑的是什么。后来博物馆发言人在接受访问时解释说，那怀疑并不指化石中缺乏中间型生物，或在寒武纪初期复杂的生物突然出现，或解释遗传密码来源的困难，或育种实验中变化之限度，或〃有希望之怪物〃的争论，或间断平衡之争论，或剧变灭种之重要性。当初的陈列在有见识的批评家眼光中，已分明是一种掩饰，而非明白说出达尔文主义的难处。虽然如此，博物馆的发言人说，现在与20年前的进化陈列时已大不同了，当时的馆长（加万·德·比尔爵士）〃写过一本小册子，提到今日进化已被接受为事实，自然选择就是进化的机制，别无其他。就他来说，重要的观念已经成立，没有再需要思考的余地了〃。　

　　　　　
从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争论中可以看出，教育家向青年提出进化的证据时倾向于使用含糊之词，并非实际由于创造力者的反对。向易受影响的人讲授进化论，用可能引起怀疑的言语，是达尔文主义者所极愤怒的。例如解释间断平衡的辩论时，必会给怀疑者一个印象，即达尔文主义者无法从化石中找出广进化的证据，因而作不充分的辩解。不管专家怎样热烈坚持，他们只辩论进化的速度，而不关注进化是否真的发生了。但少数聪明的青年会觉悟，因为没有逐步递变的事实，进化可能缺乏证据。就达尔文主义者而言，讲授进化不是为鼓励未成熟的心灵或已成熟者去思考达尔文主义者无法接受的其他可能性。　

　　　　　
加利福尼亚州有许多不同的团体，包括创造论者以及一大群有影响力的科学团体。70年代初期，创造论者说服州教育局采取〃反教条政策〃。但此后科学教育家进行反击，他们迫使教育局颁布明白条文，训令学校根据达尔文主义者的理解来讲授进化。　

　　　　教育局在多次辩论之后，1989年初颁布了《讲授科学的政策宣言》（Policy　Statement　on　the　Teaching　of　
Science）。虽然目的在于鼓励在课室及教科书中对进化有更多的讲解，但没有这样明白的说出。因为这些教育家要对科学作一笼统的宣言，而不承认进化论是一特殊的个例，包括宗教与哲学上的问题，与其他科学领域有异。　

　　　　　
表面上，《政策宣言》是合理且宽宏大量的。开始说，科学是探究自然界可观察的事实，与可以试验的假设；不是研究神圣的创造、终极目的，或终极因由。这些非科学的题目该划归到文学或社会学的课程中。《政策宣言》着重地说，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理解，而非强迫信仰，所以不论讲授科学或别的课题，都不该采用教条方式。《政策宣言》甚至重复说明信仰与理解的重要区别：〃作为一个有知识的公民，学生不必完全接受在自然科学课程中所讲解的一切，但必须明白科学思想中的重要线索，包括方法、事实、假设、理论以及定律〃。　

　　　　　
《政策宣言》又继续解释说，科学的事实、理论、或假设，都可以由试验而作取舍；这一点与信仰或教条有所区别，因为后者没有试验的标准，所以不能在科学课室中讨论。并且说，科学教师在职业上必须坚守科学阵地，应该将科学以外的课题敬重地请学生与家长或牧师讨论。　

　　　　　
若不知道知识与信仰微妙差异的人，会以为《政策宣言》是保护相信创造论的学生的权益，假使他们〃理解〃进化论的话，可以质问它的真实性。这是误解了。因为达尔文主义者认为，如果理解进化论而又真的不信是不可能的，好像理解算术而将二乘四作为七一样。对达尔文主义者而言，纯自然主义的进化是该学习的事实，并不是可以质询的见解。只要不影响他人，一个学生可以默默不信，但学生或教师都不得在课室中讨论不信的理论。　

　　　　　
《政策宣言》不是为着保护异议者，而是在表面反对教条主义的教育系统中，为自然主义之进化作为事实讲授，作哲理上的辩护。这辩护认为科学因其方法的可靠性应受另眼看待。科学上的事实与理论不断受试验，哲学有或宗教教条〃至少部分基于信仰，不受科学试验与反驳〃。虽然促进信仰不符教育目标，推广知识却是教育责任。凡明白个中含义的人都知道，这些含糊的言词都为着这一点：自然主义的进化论属于知识不属于信仰，所以反对的人是出于无知；消除无知才是教育所应有的目标。　

　　　　继《政策宣言》之后的课程指导叫做《科学体制》（Science　
Framework）。《科学体制》告诉教科书的出版商，若要争取庞大的加州市场，必须怎样做。它口头说，教学必须使用非教条式原则，但却有明显的信号要求讲授进化，去说服学生相信正统的进化理论为目标。该理论的重大困难则被忽略或漠视了。又要求教师向学生重新肯定科学是可靠的，它是自我更正的事业；对进化论所谓根据科学的反驳已被科学团体考虑后而拒绝了，所以进化是〃已被接受的科学事实〃。　

　　　　　
这些文件中的言词好似在蓄意隐瞒事实，而非表彰事实。例如《科学体制》没有承认科学无法证明随机的突变与选择怎能产生复杂的生物构造，反而将自然选择与适应作无谓的分别：　

　　　　　自然选择与适应是两个不同的观念。自然选择指适应环境的生物特征在后代中有更好的表现……适应乃是生物因环境刺激的反应作用，由于自然选择而改变构造与行为。　
　　　　　
对于古生物学家无法鉴定任何大类生物的祖先，便轻描淡写地用一句话抹煞了：〃寻求彼此关系最近的种类生物进化的相互关系，重于寻求祖先。〃关于广进化的速度颇为难堪的争论，也只用一句话掩饰：渐进的变化除了例外之处，是一般的规律。　

　　　　　虽然生物的改变是逐渐而经过极长久的时间，但有些生物巨大的改变，在地球历史较短的时间内便完成。这包括进化、多样化，以及许多化石物种之灭绝。　
　　　　　
最后，《科学体制》以图表说明细胞色素C系列中分歧的规律性。这所谓〃分子时钟〃的现象，与根据于自然选择的预测相反，所以需要发明另一个分子进化理论去解释。但《科学体制》却说，图表中显示氨基酸系列在分子进化中变化率的规律性，它的结果正如进化理论所预测。　

【注四：细胞色素C的图表曾使《体制》的作者非常难堪。因为发现其中排字上的错误，与创造论者所写的《谈人与熊猫》类似图表中的错误相同。面对证据，《体制》进化生物学部的负责人承认抄袭了创造论者的书，不过将所列的生物种次序倒置，其他部分一字不易照抄，而且没有核对其正确性。】　

在《科学体制》的前言中，作者赞扬科学是一个〃探求欢乐的无限旅程〃，并强调激发学生进行科学探求的兴奋感的重要性。无论如何，这兴奋的感觉却不可涉及进化的基本问题。他们可鼓励学生考虑从事生物工程事业，但解决进化之奥秘是不能的事，因为达尔文主义者坚持它根本没有奥秘。那〃有趣的观念问题〃已经解决，现在只能谈细节了。　

　　　　　《科学体制》最可取之处，就是请教师及教科书的作者不要用一些言语来暗示科学理论要根据主观成分或信众的多寡而定。　
　　　　　
不该对学生说，〃许多科学家〃这样想或那样想。科学并非由票数决定，而是由证据决定。也不该向学生说，〃科学家相信〃。科学不是信不信的问题，乃是有没有可受观察及客观理解的证据……让学生知道在科学领域中的任何问题中，极不能因某重要人士如此说（权威）或因历来都是如此说法（传统）而决定。　

　　　　　
但是《科学体制》马上自相矛盾，将〃进化〃仅含糊地指为〃通过时间的变化〃。因为含糊的观念是不能由观察与客观理性试验的。《科学体制》劝我们相信这含糊的观念，是因为许多科学家这样说：〃进化是一个已被接受的科学解释，所以在科学家群体中，更甚于重力与电子流动的理论，不加争辩。〃诉诸权威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达尔文主义的教育家们，不能公开揭示进化论乃至直截了当地基于《政策宣言》中所谓的哲学信条上。这信条是无法由科学方法试验与反驳的。　

　　　　　
达尔文主义的科学家相信，这宇宙是纯由物质因果运作的封闭系统；又相信对生物界奇妙的、好似为某些目的而设计的现象，科学该提供自然主义的解释。若是没有这些假设，达尔文主义者无法推论出各大类的生物都有共同祖先，或推论随机的突变与自然选择，能代替一位有智慧的设计者。这两个基本的信条都是不能试验的，所以根据《政策宣言》都不能在科学课堂中讨论。　

　　　　　
发起在公立学校向学生进行灌输运动，可能是达尔文主义者战术的严重失策。过去，在中学教科书中进化论的材料较少，只是说许多科学家都相信它。大学生物专业的学生或研究生院的学生才严肃讨论进化的科学证据。许多外行的人很少有机会知道，多少哲学以科学的名义讲解。即便知道内情，也无法作有效的反抗。　

　　　　　
达尔文主义者因为自己要求公立学校〃多讲授进化论〃而改变了这得意的情况。他们真正的意思是，公立学校应该竭力说服学生相信达尔文主义，并不是要他们公正地指出使进化论难堪的证据。但在公立学校所作的是公众的事，即使创造论者也有权指出教科书或其他教材中的错误或含混躲闪之处。当局的压力可能一时有效，但坚决的反抗者终会说服大众，给他们对证据发言的机会。当圣经原教旨派以外的群众知道，达尔文主义者那样顽强地反抗一切对神的信仰，及达尔文主义极少科学证据，达尔文主义者会后悔脱离当初的掩护所了。　



第十二章　科学与伪科学第十二章　科学与伪科学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对认识科学与伪科学的区别，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起点。廿世纪早期，年轻的波普尔住在维也纳城，那里的学术界由各种基于科学的意识形态所支配，如马克思斯主义，弗洛伊德（Freud）与阿德勒（Adler）等精神分析学派。这些意识形态普遍地被接受为自然科学的合法支派，并且因为似乎有很大的解释力而吸引了许多知识份子。波普尔观察到：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或精神分析学，会有类似理智的转变或得到启示的作用，令你看见那些门外汉所看不见的新真理。当你的眼目一旦开启，便可到处看见求证的实例，这世界充满了对理论的肯定。不管事情怎样发生都合乎其说。所以真理彰彰，不信的人显然是不愿看见明白的真理。拒绝的人或因与他的阶级利益冲突，或因“未经分析的抑制”而渴望寻求医治……。马克思的信徒翻开报纸在每页中都可找出他们对历史观点的证明。不但在新闻中、也在介绍新闻的方式表示报馆的阶级偏见，当然更在报纸没有报道的事中。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家强调，他们的理论经常为“临床观察”所证实。　

　　　　
波普尔发觉，显然可以解释每件事的理论，实际上没有解释任何事。若工资降低，那是资本家要剥削劳动者，正如马克思所预测的。若工资提高，那是资本家要以贿赂来挽救腐败的制度，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所预料的。精神分析者可以解释人为什么要谋杀，又可同样灵巧地解释为什么有人要牺牲自己的性命，去救活别人。无论如何，波普尔认为真正有解释能力的理论，应该在许多可能发生的事之外作出冒险性的预测。当预测很有可能失败的时候，预测的成功才真正有份量。　

　　　　当波普尔将马克思与弗洛伊德所用的方法，和爱因斯坦所用的治学方法相比，就得了很深的印象。爱因斯坦不顾一切地以他的普通相对论（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冒反证之危险，作出对实验结果的大胆预测。若结果不如预测，他的理论便会失去权威了。弗洛伊德派的人则不同，他们只去寻找求证的例子，并且将理论作成可以普遍适应的东西，所以任何事都可作为证明。马克思曾作出特殊的预测，例如关于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危机。但当所预测的事没有发生时，他的信徒们便修正理论，使它仍然可以作出解释，而不论所发生的事是正是负。　

　　　　
波普尔不止解决了爱因斯坦的科学方法与马克思、弗洛伊德的伪科学怎样不同的特殊问题，还着手解决了什么是科学、它与哲学或宗教怎样区别等更基本的问题。从前培根（Francis　
Bacon）系统地将科学视为归纳之操练。这模式已久为人接受，认为科学家设计理论是为了解释已有的实验数据，进而累积更多的证据来求证理论。但怀疑派的哲学家，特别是休谟（David　
Hume），则对能否用一系列所观察到的事实，来建立概括性定律的正确性提出质疑。在我们有限的经验中，一件事与另一件事可以重复发生许多次；但继续观察下去则常有例外，而与常规冲突。这可能性不只限在理论上。科学家因那看似无懈可击的牛顿物理学华厦，在现代技术进步、有新观察方法时崩溃，而目瞪口呆。　

　　　　
以归纳法作为科学的基础不止在哲学上不妥当，事实上也是不正确的，因为科学家并不照这模式作业。在科学的工作中，理论的设计常先于实验和数据的收集，而不是反方向进行的。波普尔说：“观察常是选择性的，它需要一个目标，确实的任务，兴趣，观点及问题。”若无理论，科学家便不知如何设计实验，或何处寻求重要的数据。　

　　　　
波普尔令人鼓舞的贡献乃在于推翻归纳法、形容科学的起点是从对世界的幻想或臆测出发。臆测可能全部或局部错误，但若充分明晰而可受评判地说出来，则可提供探究的起点。不是只要在世上寻找正面的例子，因这些是一定可以寻见的；而是要寻找反面的证据，故此知道需要更新更好的解释而藉之进步。　

　　　　
波普尔将他的重点以一句卓越的格言表示：“错误的科学理论，在其热望被视为正确的理论时被出卖了。”在某些个例中，这热望由于发现者的骄傲，他以手头一切的技巧去保护他的理论，因为与他的职业名誉攸关。就马克思与弗洛伊德而言，这热望由于认识世界而得的安全感所致。许多将自己的一生事业建立在那些理论上的人，在该理论被攻击时便觉得个人受威胁。这惧怕令他们不分好坏，不择手段，只要能保护他们的理论不被推翻便可。　

　　　　
波普尔提议以推翻的标准作为试验来分别科学与非科学；后者包括伪科学与形而上学。这些名词曾有些混乱，因为一般用法将科学作为某些主题的探究，例如，物理或生物为科学；历史与文学则为非科学。但波普尔的逻辑认为，科学的身份基于附从者对批评的态度甚过基于主题的不同。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可能使用教条或回避方式，就方法而言是不科学的。反之，历史学家或文学家可能将论文中的意义明晰表达而邀人反驳，这便是使用科学方法了。何处理论接受严谨的实际考验，何处便有科学；何处只实行保障理论而非考验，便没有科学。　

　　　　
“形而上学”这一概括的名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