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墓史记 作者:倪方六-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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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朱翊钧的定陵。
根据目前已解密的相关文件，当年发掘明皇陵的“请示报告”，根本就不是定陵，而是朱棣的长陵。据已公开的资料，发掘定陵当初其实并没有专门的文件，而是一份《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
这份报告最早出现在国务院官员的手里，是发掘前一年的1955年10月4日，是送给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报告下面的签名是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张苏等，都是当时中国大陆身份最高的文化官员，由于事关重大和签名者身份的特殊，报告被及时转至主管文化工作的陈毅副总理，并呈报周恩来总理。
时文化部文物局长郑振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闻讯后认为条件不成熟，表示强烈反对贸然发掘，高层形成一场争论（后了掘事实证明，郑、夏的观点是有道理）。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毛点头后，周才批下了“原则同意”四个字。
长陵是朱棣与仁孝文皇后徐氏（开国功臣徐达之女，原燕王妃）的合葬墓，整个营建时间前后共用了7年。永乐二十二年（1422年），朱棣病死于内蒙古北征回师途中，当年十二月葬于长陵，地宫遂永久封死。到1956年，在地宫里面静静躺了534年的朱棣，似乎在劫难逃了，被红头文件确定发掘。
然而，事情偏偏就发生了变化。
当时，身为“长陵发掘委员会”委员的夏鼐负责发掘的具体技术指导，便让其学生、后任首都博物馆馆长的赵其昌作前期调研。当时去长陵时正好下大雪，赵其昌带着探工赵同海，在长陵转了两三天，也没有找到可供发掘线索。在向夏鼐和最先提出发掘长陵的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等人汇报后，几经商讨，决定先试掘朱棣的大儿子朱高炽的献陵，积累经验再发掘长陵。
朱高炽是大器晚成，与他的后辈朱翊钧等小皇帝不同，他一直到47岁才继承大位，年号洪熙。大概是没有帝王命，仅当了10个月皇帝就死了，谥庙号仁宗，宝地名献陵。由于在位时间太短，其陵也不可能太大，由长陵的规制简化而来，仅有基本的建筑，可以说是长陵的“精减版”。
献陵宝城前地势逼仄，当时为保证不破龙脉不伤风水，将祾恩殿缩小，陵宫因小山间隔分前后两院。所以，现在大家到十三陵旅游会发现，与他老子的长陵相比，真的太寒酸了，过去《昌平山水记》上仅称献陵所在的玉案山为“土冈”，可见当年献陵选址的仓促或说不严谨。
就在考古人员一心准备试掘献陵的时候，吴晗和夏鼐又改了主意。认为，献陵意思不大，即使开启了献陵，也不可能给长陵的发掘带来多少有价值的参考，吴先是提议试掘嘉靖皇帝的永陵，遭夏鼎强烈反对，理由是这与挖长陵无异；试掘末帝朱由检的思陵，吴晗觉得没有意思，太小了，是妃子墓改建的。后来吴、夏才把目光移到了定陵上。
朱翊钧是陈奉盗墓的“幕后策划”
朱翊钧（1573年－1620年），于1572年开始当皇帝，时仅10岁。到1620年病死，在位长达48年。万历是其年号，所以人称“万历皇帝”。先后有孝端和孝靖两位皇后，定陵即为他与两位皇后的合葬墓。
朱翊钧是大朝王朝的第13位皇帝。在中国古代帝王中，他并不是有作为的君主，但因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考古第一挖”，让他名声大振，成了现代人眼的著名皇帝。
朱翊钧的定陵与永陵是十三陵中的“变种”，规制源变化较大，景、裕、茂、泰、康、昭、德的规制与长陵相同，地宫设计与地面建筑齐全，只是规模、比例变小，是长陵的“简化版”。
如果从积累长陵的发掘经验来看，从上面七陵中选择最为合适。可最后阴阳差错，也可以说神差鬼使，朱翊钧的陵寑“中标”了。从1956年算起，把时空前推336年，即公元1620年之前，看看朱翊钧在世时的情况，唯心者们或许会看到某种“报应”。
这种所谓的“报应”，根由在一个叫陈奉的宦身上，陈奉是有明一朝最让人不齿的盗墓者。
在朱翊钧执政时期，从上层到民间有一种不太好的现象。现在民间流传“要想富去盗墓”的说法，那时也有人眼馋地下的宝藏。当时有不少大臣上奏，呈述陈奉盗墓恶行，希望朝廷下令禁止。然而，由于朱翊钧意在借宦官（太监）之手敛财敛物，竟然“默许”此现象的存在，以致于民间盗墓之事难禁。
从《明史》上可以发现，朱翊钧敛财有术，颇有经济头脑，用今天的话来说，应该是一名“外向型”领导。开挖矿藏，征收矿税，就是他的一大发明；默许宦官掘墓盗宝，则是另一种创造。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朱翊钧派宦官陈奉去湖广一带负责采矿征税。在湖北荆州，陈奉及其手下无恶不作，私闯民宅，欺压掠劫。甚至做出把怀孕妇女肚子剖开、将小孩摁在水里溺死的事情，总之是什么事都想干，什么事都干得出，“悉发境内诸墓”，盗得宝物无数。
起初，陈奉看到呈报上来的一份告密材料，说是乡民徐鼐等人盗挖了李林甫原配杨氏的坟墓。李林甫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奸臣，杨贵妃杨玉环老公、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的宰相。密告称盗贼从杨氏墓盗得大量陪葬品，得黄金万两。
对此事也不彻查，陈奉便责罚徐鼐等人将黄金补齐。闻报后的朱翊钧心里暗喜，下旨将这笔黄金全部上缴国库充公。陈奉从这件事中看到了一大财路，于是把荆州境内名臣富豪的坟墓都给挖了，当地官愤民愤极大，甚至有老百姓背后偷偷向陈奉扔砖头，责骂陈奉“该死”。
但陈奉并没有收心，他知道主子心里想的是什么，竟然又动起了位于今湖北省钟祥市境内的一座皇陵——显陵的主意。显陵是朱翊钧自己的曾祖父朱祐杬和曾祖母蒋氏的合葬墓，你想想，如果没有朱翊钧的意思，陈奉敢盯上显陵？恐怕有10个脑袋陈奉也不敢。史料证实，朱翊钧就是陈奉敛财的幕后策划。
朱祐杬本为“兴献王”，嘉靖皇帝朱厚熜的老子。风流皇帝、武宗朱厚照在正德十七年（1521年）病死后，无子嗣，便传位给堂兄弟朱厚熜，是为明世宗，年号嘉靖。母以子贵，父因子荣。儿子当了皇帝，老子自然有至尊地位，虽死犹荣。
于是，在中国帝王史上一场罕见的“大礼制”风波之后，朱厚熜追尊朱祐杬为恭睿献皇帝，王陵改为帝陵。《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三年（1524年）八月，太监杨保上奏，“（显）陵殿门墙规模狭小，乞照天寿山诸陵制更造”。从正德十四年（1519年）开始造陵算起，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营造改建显陵前后花去了47年的时间。
显陵在枣阳矿山旁边，陈奉便以开矿作掩护，进行盗掘。当地官员知其用心不良，不同意开采，结果都遭到了陈奉的弹劾。官有怨，民有恨，都想弄死陈奉，由此还引发了多起“民变”。朱翊钧却没有“严肃处理”陈奉，拖到最后仅是召回了事。这样的皇帝，连敢挖自己祖坟的人都放过，昏不昏？罪该万死啊！
不知道当年吴晗、夏鼐决意发掘定陵有无想到朱翊钧这个“罪过”。《定陵地下玄宫洞开记》（杨仕、岳南合著）认为，吴、夏打定定陵主意的原因有二个，“第一，定陵是十三陵中营建年代较晚的一个，地面建筑保存得比较完整，将来修复起来也容易些。第二，万历是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做了48年皇帝，可能史料会多一些。”由于当事人均已过世，吴、夏当年到底是怎么想的，没有人说得清，也成了历史之谜。
当时风水师认为定陵“龙穴非真”
定陵三百年后遭掘，还有一说，就是风水不好。
当年择地建陵之初，就发现了不吉之兆，预示以后要出大祸。
朱翊钧是明穆宗朱载垕，即隆庆皇帝的三儿子，他10岁登基继承大位。择地建陵是首辅大臣张居正病逝，并被朱翊钧治罪后的事情，继任首辅、内阁大学士张四维的建议。万历十一年（1583年）正月，当时朱翊钧只有21岁，还是位有理想有抱负雄心尚契的“愤青”天子，便借去天寿山春祭之机，动起了择选万年吉壤的念头。
当时钦天监难他择选了几处陵址，朱翊钧都没有看好，风水不佳。如有一处在石门沟，坐北朝南，方向不宜，且堂局狭窄。而其它几处要么位次参差，要么砂水倾倒。但另有两处在风水师看来却都是上佳的风水宝地，一处是形龙山，风水师的评价是主峰高耸，诸山拱抱，河水绕脚，众水来贺，形如出水莲花，案似龙楼风阁，明堂开亮，辅弼森严，堪称至尊至贵之地；另一处是小峪山，十分符合风水宝地格局，山脉主势尊严，水星行龙，金星站穴，左右四辅，拱顾周旋，明堂端正，砂水有情。
朱翊钧在当年九月九日借秋祭之名，亲自去看了形龙山和小峪山两地，现场初定小峪山，请求两宫皇太后之后才能正式敲定。第二年九月（1584年），奉两宫皇太后之命，朱翊钧再借秋祭陵之机，正式定下了小峪山，即现在的定陵陵址，并易小峪山为现名大峪山。
当年十一月六日定陵动土，至万历十八年建成。
但在开挖地宫时却出现了不祥，风水师定下的将来置放棺椁的地方出现了意外，挖出了一块大石头，宝床下无土，这严重犯了风水大忌。出了这么大的风水漏子，也算当时的“政治事件”了，当初推荐陵址的大臣吓死了。名叫梁子琦的大臣借机上疏参劾礼部尚书徐学谟、辅臣申时行等人的“罪过”，梁子琦当初也推荐过陵址，但徐学谟、申时行认定大峪山才是真龙穴。
梁子琦建议，为了大明的万年江山，赶紧择地重建。当时一心事佛、十分迷信的朱翊钧似乎不信邪，一反常态，竟然作出了让大臣破感意外的决定，称祖宗山陵既卜于天寿山，圣子神孙，千秋万岁，皆当归葬于此山。并下诏，劝大臣不要再争论了，寿宫吉地就是大峪山。不少说大峪山不吉利的大臣，因此还遭受了处罚。
朱翊钧嘴上虽然不信邪，说得好听，心里还是打不到底，觉得疑惑的，“出事”次年曾带人悄悄看过几处地方，仍不是很理想而作罢，彻底死了易地建寿宫的念头。但在6年的建陵过程中，官场和民间关于定陵风水不吉利的议论一直没有停息过。巧合的是，在三百年后，决定是否发掘明陵，也引起了“朝中大臣”的一场争论。
史载，万历二十三年，定陵已建成五年了，当年开国功臣、风水大师刘伯温的十一世孙刘世廷，仍上疏奏称，“大峪山寿宫龙穴非真”。要知道朱元璋建在南京的孝陵就是刘伯温给选的址，刘世廷的风水理论应该是祖传之术。果然在24年后，李成自攻破了大明的京城，稍后又让关外满人夺走了江山。
明亡清兴，就此又是三百年，这是后话了。而更巧合更神奇的是，在三百年后，刘世廷的话再次应验——定陵被考古发掘后，还有意外。朱翊钧在大陆“文化大革命”中，竟然“遇到”了红卫兵。这群“革命小将”同样不信邪，将朱翊钧和皇后的尸骨拖出了地宫，批斗一番后“破除迷信”——焚烧……
从当初选址，到三百年后被掘，报应也罢，巧合也好，定陵身上确定有太多的谜团，不由你不感慨！
巧合篇外：
中国帝王葬姿之谜
中国古代的葬俗很多，葬姿各异。已考古发的葬姿有仰面直肢、曲肢、侧身、俯身等，还有一种更是今人无法理解的葬姿，肢解葬。但这些都是民间使用的葬姿。帝王死后是怎么入葬的？在明定陵发掘前，不见报道。
帝王的葬姿却属于皇家私事，秘不外传，史无记载，是千古之谜。
万历皇帝葬姿暴露天大秘密
定陵棺椁开启后，陵主万历皇帝朱翊钧帝、孝端、孝靖后的葬姿赫然在目。
就考古的一般常识来说，陵墓的发掘必须要注意的，一是墓主人的尸体情况，二是可以证明墓主身份的文字，而不是金银财宝那些陪葬品。所以，开启梓棺一般是最后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考古程序，要求相当严格。在主要专家或是主政官员到场的情况下，才会打开棺椁。
定陵，作为一座一级帝王陵，其发掘过程也是极其小心的，参与定陵考古的专家和官员，对棺椁的开启慎之又慎。
当时，发掘人员小心打开棺椁后，现场专家大吃一惊——
朱翊钧尸骨放置在一条锦被上，锦被两边上析，盖住尸体。尸体头西脚东仰卧，肌肉已经腐烂，仅剩骨架。面向上，头顶微向右偏，右臂向上弯曲，手放在头右侧，左臂下垂，略向内弯，手放在腹部。手中拿念珠一串。右腿稍弯曲，左腿直伸，两脚向外撇开。
孝端后尸体放置在织金妆花缎被上，被两侧上折，盖住尸体。尸体已经腐烂，骨架头西脚东，面向右侧卧，左臂下垂，手放在腰部。右臂向下直伸。足部交叠，左足在上，右足在下。
孝靖后尸体亦放在织锦被上，被两侧上折，盖住尸体。尸体己腐烂，仅剩骨架，脚东放置。面稍向右侧卧，右臂向上弯曲，手放在头下。左臂下垂，手放在身上腰部。
朱翊钧和他的皇后尸体放置呈如此姿态，真乃惊世发现。
之前谁也没有见过帝王的葬式，在现存的资料中，帝王死后尸体摆放成什么姿态入敛，一直是秘不示人的。而根据传统的丧葬习俗，入棺时外人都是要避讳的，即使是身边人，也只有极少数的嫡亲才能看到，因此才没有一丁点儿这方面的文字记载。
定陵暴露了一个惊天的秘密，给考古界带来了一个天大惊喜，这应该是定陵考古发掘的最大收获之一。
下葬时棺坠地改动了葬姿？
之所以说朱翊钧的尸骨姿态暴露出了一个天大秘密，一是帝王棺椁内尸体摆放姿式是一个千古之谜，现在被揭开了，填补了一个历史空白；二是因为其姿式太怪异了，与传统的“仰身直肢葬”完全不符，其包含的信息也应该是深奥的。
为何朱翊钧在棺椁内会曲肢侧卧？难道被人动过？专家一直不得其解。期间由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直到2004年才有专家就此作了合理的推断，比较合理地破解了帝王葬式密码，引起了当年学术界的注意。
2004年3月份，明清陵寝学术研讨会收到了一篇关于这方面的论文。这是“明十三陵特区办事处”专家王秀玲提交的，题目叫《试论明定陵墓主人的葬式》。
从定陵帝、后骨架情况看，三人葬式稍异，显然不象普通人的葬式。
根据其骨架：头部均为向右侧卧，左手都放于腰部。右手，朱翊钧和孝靖后向上弯曲，放于头部，孝端后为下垂式。腿部，朱翊钧右腿弯曲，左腿直伸，孝靖后两腿弯曲，孝端后两腿平放足部交叉。王秀玲推断，朱翊钧的原葬姿势应为罕见的“侧卧式”。
孝靖后骨架情况应与原葬式相似，而朱翊钧与孝端后则可能有出入。因为人死后入葬，不可能故意摆成一腿弯曲一腿直伸状。显然，朱翊钧的葬式不是原状。孝端后虽是两腿平放，但其头部向右侧卧，脊椎亦向右侧弯曲，两腿平放与其不相符。其原状应为侧卧式。朱翊钧头部、脊椎情况与孝端后相类似。
再者，尸体如果平放，一般晃动也不会有大变动，只有侧卧式，碰撞时易变形。如果向右侧卧，必然倒向左侧，所以朱翊钧左腿直伸。孝端后左足压右足，根据二人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