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兴衰-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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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作为一个区域性大国，与其周边国家共同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心—边缘”结构的东亚秩序，即以中华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作为朝贡的前提，是朝贡国以接受中国对当地国王的承认并加以册封，在国王交替之际以及庆慰谢恩等等之机去中国朝见；是以举行围绕臣服于中央政权的各种活动，作为维系其与中国的关系的基本方式。根据《万历明会典》，朝贡国分类如下：“东南夷”（上）包括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爪哇等18国，“东南夷”（下）包括苏禄国、满剌加、锡兰等44国，“北狄”包括鞑靼部的8个部分，“东北夷”包括女真部的2个部分，“西戎”（上）包括西域38国在内的58国，西戎（下）包括吐蕃部14国。根据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说法，中国主导下的东亚“朝贡秩序”有三个特点：（一）由宗主国中国提供国际性安全保障，朝贡国因而不必保持常设性军事力量，这意味着区域内部的纠纷不必诉诸武力解决；（二）朝贡体系所保护的交易实行“无关税”特别恩典，为外部世界提供了极富魅力的商业机会；（三）朝贡秩序所奉行的理念，就中国方面而言，意指皇帝的恩德教化四海因而囊括不同质的文化；对于朝贡国来说，意味着只要履行一定的程序成为朝贡国，就会在朝贡体系中与其他的朝贡地域发生接触，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事实上充当着异质要素之间交流的媒介。［2］东亚“朝贡体系”是当时世界上覆盖面最大、人口最多和结构最稳定的区域性国际体系。
西方世界兴起后，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先后成为大国，但后来降为二流国家。与此同时，五个主要国家（法国、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却逐渐崭露头角，控制了18世纪欧洲的外交和战争，其中穿插着各种迅速变化的结盟。
工业革命后，随着轮船、火车、飞机等交通工具和电报、无线电等通讯工具的发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大大加速，一些区域性大国崛起为全球性大国。由于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发生在欧洲，欧洲国家的生产力率先突飞猛进，因此最初的全球性大国全都是来自欧洲。到19、20世纪之交，以美西战争和日清日俄战争为标志，美国和日本这两个非欧洲国家加入了全球性大国的行列。1900年，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日本、俄国、美国联合出兵中国，占领北京。这八个国家可以算是当时的世界大国。
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结局导致大国格局的变化。几个欧洲国家一直保持着大国的交椅，但总的变化趋势是权力逐渐向非欧洲国家转移。一战后成立了国际联盟，英、法、意、日为行政院常务理事国；美国是国际联盟的发起国，却受到国内孤立主义的牵制而退出了；苏俄和德国则被排除在国际联盟之外。到30年代，美、苏、德三国的经济实力，分别占世界前三位，由排在后面的英、法等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显然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了，德国和苏联一签订秘密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马上就爆发了。二战后成立了联合国，由战胜国美国、苏联、英国、中国、法国担任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最近，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为国际上的热门话题，日本、德国、印度、巴西成为“增常”候补国，这反映出冷战结束后大国格局的新趋势。
进入21世纪后，印度已经成为公认的世界大国。它不仅是核国家和远程导弹国家，而且正在迅速发展“深蓝”海军。它在厄瓜多尔与中国争夺石油资源，它的软件和低端信息服务正在进军全球市场。巴西成为世界大国的最新候补者，不仅因为它是世界面积和人口的第五名，它能够与中国合作生产支线飞机抢占这一领域的国际市场；更因为它是潜在的“世界粮仓”，同时亚马逊河流域又是“世界之肺”，对于今后全人类的生态环境和生活质量关系巨大。到本世纪下半叶，任何单一欧洲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都会被印度、巴西、日本、俄罗斯抛在后面，只有欧洲联盟作为一个整体，才能与美国和中国相抗衡。
世界领导国与最后的大国
在工业化时代，世界领导国必须是拥有海上霸权的国家，只有像苏联那样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巨无霸国家可以作为一个例外。在核时代，世界领导国所增添的必要条件是拥有核霸权与空间霸权。到了信息时代，拥有信息霸权自然成为世界领导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19世纪的世界领导国是英国。在英国达到鼎盛时期的1860年前后，其生铁产量占世界的53％，煤和褐煤的产量占世界的50％，消费的原棉占世界原棉产量的50％；其现代工业的生产能力相当于世界的40％…50％或者欧洲的55％…60％；其人均工业化水平是法国和美国的3倍，是中国和印度的15倍和20倍。英国始终保持着相当于他国海军两倍以上的强大海军，而其实际战斗力有时可能超过任何别的三支海军或四支海军，基本上相当于除其自身外的世界其他海军实力的总和。悬挂英国国旗的商船队占世界商船队的三分之一强，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不断增加。大英帝国号称“日不落帝国”，它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大洲。伦敦是世界贸易中心、金融中心、政治中心和新闻中心。
根据保罗·肯尼迪的看法，20世纪的基调是“两极世界”，也就是说有两个世界领导国。虽然美国和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在19世纪末已经超过了英国，但20世纪初的世界领导国仍然是英国一家。作为一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美国发起建立的，但它迫于国内压力而把其主导权又交还给了英国。在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美、英、日、法、意签订《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条约》，规定五国主力舰总吨位的比例为5∶5∶3∶1。75∶1。75。在1927年美、英、日三国的日内瓦海军会议上，美国想把华盛顿会议规定的5∶5∶3的比例运用于辅助舰只，英国坚决反对，它要保持一支在总吨位上仍然超过美国的英国舰队。1930年，英、美、日、法、意五国再次召开海军会议，最后于4月22日签署了《伦敦海军公约》，规定英美日3国的战列舰比例5∶5∶3；驱逐舰的比例为5∶5∶3。5；在潜水艇方面则完全平等。英国最终同意美国海军与自己平起平坐，是对双头领导格局的无奈的承认。
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丘吉尔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两次“三巨头会议”中的尴尬地位是英国霸权陨落的标志。战后的世界领导国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1972年5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和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临时协定》和《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将两国的进攻性战略武器和反导系统限定在一个大致相等的水平，这可以说是对“两极世界”的一种法律确认。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拥有可以相互毁灭对方的核武器，代表着两个彼此对立的意识形态，领导着两个国际联盟或者说“阵营”，并在“第三世界”中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两极世界”的冷战格局——辅之以边缘地带的局部热战，维持了将近半个世纪。
“东欧剧变”之后，苏联自身解体，其前盟国陆续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两极世界”变成了“一超多强”的新格局。从现在起一直到2030年或者2050年，美国将是唯一的世界领导国，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的问题是，到本世纪下半叶，谁会是最后的大国？
所谓“最后的大国”，就是说，人类历史上最后的以国家形式存在的巨大力量。国家只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所拥有的巨大力量，最终是要移交给超国家的全球性机构的。在西方，康德、马克思、威尔逊是这样一种人类共同体愿景的代言人。在中国，康有为、梁启超、李大钊都曾表达过对世界大同的企盼。梁启超说：“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之一语，已成为过去之信条，其支配人心之力日益薄弱……物质上精神上事事物物皆渐成为‘国际化’也，畴昔人类利害之冲突为纵断线，今后人类利害之冲突为横切线，而国家调护奖借之力乃强半失其效能。人类之相率以自庇于国家以上之团体，有固然矣。”［3］李大钊说：“我们可以断言现在的世界已是联邦的世界，将来的联邦必是世界的联邦。”“为应世界的生活的必要，这国际组织、世界组织，是刻不容缓了。只要平和会议变成了世界的议会，仲裁裁判变成了世界的法庭，国际警察如能实现，再变成了世界的行政机关，那时世界的联合政府，就正式成立了。依我的推测，这世界联邦进行的程序，就是：（一）各土地广大民族众杂的国家，自己先改成联邦；（二）美洲各国组成全美联邦，欧洲各国组成全欧联邦，亚洲各国组成全亚联邦；（三）合美、欧、亚三洲组成世界联邦；（四）合世界人类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4］
从“联邦的世界”走向“世界的联邦”，理所当然，势在必行，但谁也说不好究竟会在哪年哪月实现这一愿景。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是人们无法否认和拒绝的现实，总的来说它有利于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但是，仅仅依靠市场无法解决国家间消费和福利不平等加剧的问题。在一国范围内，是靠民主政治和福利国家来平衡和制约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现在还没有一个类似的机制。首先，依靠发达国家的慈善行为不是长久之计。近年来，发达国家提供政府援助的积极性下降了，过去定下的援助指标迟迟不能兑现，因为它们对无偿援助能否有效发挥作用产生了疑虑，是不是过去的援助都落入了蒙博托一类独裁者的腰包，而没有用在嗷嗷待哺的灾民身上？如果完全免除最不发达国家现有的全部债务，势必影响到国际银行家未来对这些国家的贷款。其次，依靠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国际“独行侠”行侠仗义、劫富济贫就更不现实了，难道可以设想用恐怖主义的绑票方法来实现财富转移和国际正义吗？真正的出路在于建构超国家的民主政治机制，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公共财政再分配。所以说，推动全球政治一体化进程，对资本所主导的经济一体化进行规范和制约，最终建立世界联盟和世界政府，是实现全球正义、平等和永久和平的必要前提。而按照全球政治一体化进程的快慢不同，“谁是最后的大国”这个问题有三种可能的答案。第一，美国是最后的大国，在美国的领导下建立世界政府。第二，美国和中国是最后的大国，在双头领导格局下筹设超国家机构。第三，中国是最后的大国，在中国的主导下组成世界联邦。
中国人素来有天下主义的抱负，他们并不孜孜于追求中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也不反对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但是，当今这个世界上还是现实主义者多过理想主义者。国际政治领域的现实主义反对政治一体化，满足于现在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坚持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至上。如果他们在理论上和政治上保持强势，世界联邦和世界政府的理想就会遥遥无期。在这种情况下，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就要准备好有朝一日担当“最后的大国”的历史责任。
二、大国悲喜剧
所谓“大国的悲剧”，主要不是说几乎所有的区域性和全球性“霸权国家”最终都会失去霸权（美国是否也会如此尚待观察），而是说所有向世界领导国挑战的新兴大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所谓“大国的喜剧”，是指作为先前世界领导国的追随者和主要伙伴，则有机会成为新的世界领导国。中国作为21世纪的新兴大国，应当认真地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
世界秩序的挑战者
基辛格提出两个国际政治研究的模式：第一个是稳定性体系，第二个是革命性体系。基辛格说，取得稳定并非产生于对和平的追求，而是产生于普遍接受的合法性。稳定型国际体系的特点是，国家行为者都对外交政策的手段与目标持有一致的看法，这种看法奠定各国国内政治结构的基础。假如某个秩序中的一个大国强烈不满，力图改变现状，这种秩序便是革命型的，当国内的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合法性概念差异甚大时，政治家们虽然仍能举行会晤，但由于他们已经失去共同语言，其争论已不再是涉及如何在被接受的体制内调解分歧，而是涉及到这一体制本身是否仍然有效。［5］在国际体系中扮演革命者的角色，并不一定需要是革命意识形态的信奉者。当世界革命的狂热鼓吹者托洛茨基担任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时，由于苏俄国家自身尚未巩固，当时并不真正具有在国际体系中掀起一场革命的实力；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把俄罗斯国家利益置于第三国际世界革命意识形态之上的斯大林成为苏联的领导者后，却和希特勒联手充当了凡尔赛体制的颠覆者。
在20世纪，德国、日本、苏联是既有世界秩序的三个主要挑战者，也是失败者。
德国与美国不同，当它的经济总量超过英国后，立刻向后者的世界领导权发起挑战，谋求建立与英国舰队规模相等的海军，在世界范围内争抢殖民地；依靠强大陆军打破欧洲均势，建立说一不二、不容英国插手的独霸地位。德国咄咄逼人的挑战终于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前期还有俄国）的联合力量打败后，德国的军人、政客、知识分子和民众普遍不能接受强加给德国的凡尔赛条约，最终导致希特勒的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并再次成为挑战世界秩序的失败者。
两次大战间的世界秩序可以称作“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德国主要挑战其中的凡尔赛体系，日本则是挑战其中的华盛顿体系。日本明治维新后，首先要挑战的是在东亚已经持续上千年的“中华秩序”。它通过甲午之战打败了清帝国，为建立自己的区域性霸权排除了首要的障碍。但是西方列强不允许它在中国取得独占地位，先是“三国干涉还辽”，即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于1895年4月23日分别向日本政府递交了内容相同的声明，“劝告”日本放弃它根据《马关条约》所得到的辽东半岛，日本政府不得不同意“放弃对辽东半岛之永久占领”，条件是向中国增索赔款三千万两。然后就是华盛顿体系。华盛顿会议的两个主要文件都是针对日本的，“九国公约”（全称为《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保障中国的领土完整、行政自主与门户开放，不允许日本把中国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或者势力范围；“五国海军条约”规定英、美、日主力舰总吨位的比例为5∶5∶3，把日本钉死在二等海军强国的位置。东亚和太平洋区域在英美双头领导格局中是属于美国的管辖范围，日本打破华盛顿体系的限制，逐步加深对中国的侵略，就是挑战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领导权——日本当时的口号是“打倒白种人的霸权”，建立“东亚新秩序”——所以当美国动真格的，以石油禁运惩罚日本侵华时，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此前，日本在西方列强不干预的情况下打败了清帝国，在缔结“日英同盟”的情况下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