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兴衰-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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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国学丛刊”序》）“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一目的也。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论近年之学术界》）。［36］　　　
　　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不首先学习、“拿来”、融会中西两学的精华，光是胡思乱想是没有丝毫用处的；跟在古人、外国人后面亦步亦趋，不开动自己的脑筋思考新形势、解决新问题，也是没有出息的。西方社会现在也遇到了一系列的危机与难题，不是一切都堪称楷模、值得效仿。日益高涨的“现代性”反思，意味着文艺复兴后的“理性”权威受到了严峻挑战。　　　
　　所谓“共同的人性”包括三个层面：生物性、社会性、个体性，与此相对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产生了生态问题，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产生了世态问题，在个人精神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中产生了心态问题。以往的人文学术集中关注的是人的社会性和世态问题。譬如作为政治哲学基础的社会契约论，作为经济学基础的社会分工论，以及马克思的经典论述：“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7］正是在世态领域中，理性主义大显身手，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以致有福山所谓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社会的说法。　　　
　　然而，如果生态和心态问题得不到解决，将会影响到人类在处理世态问题方面已经取得的历史性成果。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的蔓延与恶化，势必对全球反贫困斗争与争取全球平等产生不利影响；认同政治的崛起，已经对自由民主主义和全球政治一体化提出了挑战。面对21世纪的这些全球性问题，不能坐等他人去为我们寻觅答案，中国思想家、政治家和普通民众应当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共同努力，一起开创人类新生活。胡适曾号召“再造文明”，他当时的意思是再造中国文明；今天我们接过他的旗帜，则是要沿着继续现代化和反思现代化的路径，再造一个更幸福、更安全、更多样化的世界文明。但是胡适所说的再造文明的方法，是全然不错的：“文明不是拢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再造文明的下手功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38］　　　
　　我们确信中国人在21世纪能够为世界文明的创新与再造做出较大的贡献，不是因为相信在中国文明的元典中能够找到实现“天人合一”的密钥；甚至也不是因为如张光直所说，中国“有传统的二十四史和近年来逐渐累积的史前史这一笔庞大的本钱”，“这批代表广大地域、悠长时间的大笔史料中，一定会蕴藏着对人类文化、社会发展程序、发展规律，有重大启示作用、甚至证实价值的宝贵资料”；［39］而是依据中国几千年来持续不断地克服生存危机、创造和改造文明这一富于活力的历史传统，以及接近人类全体四分之一的人口基数。贾雷德·戴蒙德对欧亚大陆、美洲大陆、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大洋洲进行人类学研究后指出，文明的创造和进步与人类共同体的规模及其地理位置上的开放性成正比。［40］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人皆可以为舜尧，在空前未有的全球化和地球村的开放条件下，在摆脱了专制和贫困的束缚后，十几亿中国人没有理由不在文化创新上有突出表现。文化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如发明新材料）、社会技术创新（如有利于城市交通的基础设施）以及各种社会创新——市场创新（如租赁）、管理创新（如灵活时间工作制）、政治创新（如首脑会议）等，［41］处于最核心地位的则是人文学术与基础科学研究的创新。　　　
　　学术创新是不可能预先制定出多少年计划的，更遑论组织什么国家级学术创新“工程”。人们只能在保护学术自由外在环境与建立学术共同体内在秩序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的学术积累与传承，期待可能出现的突破。　　　
　　我们虽然无法预测中国学术在未来一百年将会走过怎样的路径，但还是不禁要描绘21世纪末可能出现的理想图景：几十万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南非和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在中国的高等学府求学，世界顶尖学者竞相申请到北京、上海、香港、台北进行学术交流、开办讲座，各国政界、工商界领袖以获得中国大学授予的名誉学位为莫大荣幸……21世纪中国真正强盛的标志不是航空母舰在四大洋游弋，耀武扬威，而是孔子所说的“近者说（悦），远者来”（《论语·子路》）。　　　
　　参考书目　　　
　　［1］转引自赵英：《大国天命——大国利益与大国战略》，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　　　
　　［2］［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30—40页。　　　
　　［3］梁启超：《国际联盟论序》，载《饮冰室合集》，4，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文集之三十五，41页。　　　
　　［4］李大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载高瑞泉选编：《向着新的理想世界——李大钊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180—181页。　　　
　　［5］参见詹姆斯·多尔蒂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123—129页。　　　
　　［6］参见金应忠等：《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408—409页。　　　
　　［7］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译本，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544、545页。　　　
　　［8］参见时殷弘：《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北京：《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2—3页。　　　
　　［9］同上。　　　
　　［1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21页。　　　
　　［11］同上，363页。　　　
　　［12］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13］参见肯尼斯·O。摩根：《牛津英国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556页。　　　
　　［14］转引自赵志辉：《也谈开罗会议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兼与时殷弘和陶文钊同志商榷》，载北京：《世界历史》，2000年第2期，90…95页。　　　
　　［15］参见刘作奎：《中国占领军没去日本》，载2002年8月19日《环球时报》。　　　
　　［16］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根据125…132页表C—16a、C—16e计算。　　　
　　［17］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载《饮冰室合集》，4，文集之三十七，10—12页。　　　
　　［18］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载《饮冰室合集》，4，文集之三十六，27—28页。　　　
　　［19］参见托马斯·G。罗斯基：《中国：充分就业前景展望》，载北京：《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92—103页；张翼：《中国当前的人口态势》，载1999年5月14日《中国经济时报》。　　　
　　［20］柯伟林：《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7年第12月号（总第44期），42—43页。　　　
　　［21］参见庞中英：《国际关系中的软力量及其它》，载北京：《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2期，49—51页；倪峰：《美国“软实力”策略为何得手》，载1999年6月30日《中国改革报》。　　　
　　［22］陈晓律：《中国大国定位的起点》，载“思想的境界”网站。　　　
　　［23］时殷弘等：《21世纪前期中国国际态度、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载北京：《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　　　
　　［24］参见张忠法等：《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的新形势》，载2000年9月13日《中国经济时报》。　　　
　　［25］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五卷，上册，二十世纪，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79—80页。　　　
　　［26］浙江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城市化》课题组：《关于推进城市化进程中的行政区划问题研究》，载“中评网”网站。　　　
　　［27］池元吉等：《建设“中日韩经济合作体”的必要性及建议》，载北京：《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1期，33—37页。　　　
　　［28］张蕴岭：《关于推进东亚合作的若干战略构想》，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　　　
　　［29］宋念申：《东亚能否走到一起》，载2000年12月22日《环球日报》。　　　
　　［30］转引自黄正柏：《战后欧洲联合中“联邦主义”思潮的初步考察》，载北京：《世界历史》，2000年第5期，2—12页。　　　
　　［31］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267页。　　　
　　［32］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27—34页；《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79页。　　　
　　［33］李慎之：《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载“思想的境界”网站。　　　
　　［34］参见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9页。　　　
　　［35］参见罗志田：《物质与文质：中国文化之世纪反思》，载“思想的境界”网站，原载《光明日报》。　　　
　　［36］姚淦铭等编：《王国维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四卷，365—367页；第三卷，39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5页。　　　
　　［38］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558页。　　　
　　［39］转引自龙西江：《中国文明的当代贡献》，载北京：《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108—110页。　　　
　　［40］参见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　　　
　　［41］沃尔夫冈·查普夫：《现代化与社会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1998年版，22页。　　　　　　　　
第一部分　16世纪初期　　　
　　正文《大国的兴衰》（第一至三章），中西欧诸国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脱颖而出，显然未见端倪；东方帝国尽管显得不可一世，组织得法，却深受中央集权制之害。　　　
　　公元1500年被许多学者当作近代和现代的分界线，这个时候欧洲的居民们绝对看不出他们的大陆即将统治其余的大部分地球。当时人们对东方伟大文明的知识是支离破碎的，而且常常是错误的。这些知识主要来源于旅行者的故事，他们在重述这些故事时常常添油加醋。尽管如此，许多人对拥有神话般的财富和庞大军队的广袤的东方帝国的想像，还是相当准确的。当初次接触这些社会时，它们必定显得比西欧的人民和国家得天独厚。的确，若拿其他重要文化和经济活动中心同这些社会比较，欧洲的相对弱势就比其实力更加明显。首先它既不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地区，也不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印度和中国对它们在这两方面的地位都引以为自豪。从地缘政治学方面讲，欧洲“大陆”的形状隐含着困难和危险，它的北部和西部与冰天雪地和大海相连，东面容易招致频繁的陆路入侵，而南面则易受到战略包围。在1500年及以前很长时间和在这以后，这些都不是抽象的想像。仅仅8年以前，西班牙最后一个穆斯林地区格拉纳达才向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军队投降，但这仅表示地区性战役的结束，而不是基督教世界和先知［1］的军队之间更大规模战争的结束。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所造成的震动，仍然笼罩着大部分西方世界，这一事件似乎孕育着更多的东西，因为它绝不表明奥斯曼土耳其人向前推进的极限。到该世纪末，他们已夺取了希腊和伊奥尼亚群岛、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尔干半岛其他大部分地区。到16世纪20年代，情况变得更糟，当时可怕的土耳其军队迫近布达佩斯和维也纳。在南部，奥斯曼的战船袭击意大利港口，教皇开始担心罗马可能很快就会遭受君士坦丁堡的命运。　　　
　　虽然这些威胁似乎是穆罕默德二世苏丹及其继任者们新领导的一个整体性大战略的一部分，但欧洲人的反应是分散的、时断时续的。不像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也不像莫卧儿王朝不久在印度建立的统治，从来没有一个各部分都承认一个世俗领袖或宗教领袖的统一欧洲。不，欧洲是一些小王国和公国、边境贵族领地和城邦的大杂烩。在西方出现了一些比较强大的君主国，主要是西班牙、法国和英国，但没有一个国家能摆脱国内紧张状态，而且每个国家都把其他国家看成竞争对手，而不是反对伊斯兰世界的盟国。　　　
　　同亚洲的伟大文明比较起来，也不能说欧洲在文化、数学、工程学或者航海和其他技术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总之，欧洲文化和科学遗产的相当大一部分是从伊斯兰世界“借用”来的，恰如穆斯林社会几百年里通过通商、征伐和殖民从中国借用一样。回顾历史，你可以看到，到15世纪末，欧洲在贸易和技术方面的发展加快了。然而，或许最恰当的一般评价应是：在这前后每个大的世界文明中心都处在大致相似的发展阶段，有些文明中心在一个领域先进一些，而在别的领域却要落后一些。奥斯曼帝国、明朝时期的中国，稍后是莫卧儿王朝时期的北印度和欧洲国家体系及其俄国人旁支，在技术上，因而也在军事上要比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分散的社会先进得多。虽然这意味着1500年的欧洲是最重要的文化实力中心之一，但绝对看不出有一天它将出现在顶峰。因此在研究欧洲兴起的原因以前，有必要考查其他竞争者的实力和弱点。　　　　　　　　
一　明代中国　　　
　　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它有众多的人口（在15世纪有1亿～1。3亿人口，而欧洲当时只有5　000万～5　500万人），有灿烂的文化，有特别肥沃的土壤以及从11世纪起就由一个杰出的运河系统连结起来的、有灌溉之利的平原，并且有受到儒家良好教育的官吏治理的、统一的、等级制的行政机构，这些使中国社会富于经验，具有一种凝聚力，使外国来访者羡慕不已。的确，这个文明受到蒙古游牧部落的严重破坏，并且在忽必烈汗的入侵以后被蒙古人统治着。但是，中国惯于同化征服者而不是被后者同化，当1368年出现的明朝重新统一帝国并最后打败蒙古人的时候，许多旧的制度和知识都保留下来。　　　
　　对于受教尊重“西方”科学的读者来说，中国文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必定是其技术上的早熟。中国11世纪就出现了活字印刷，不久就有大量书籍。商业和工业受到开凿运河和人口压力的促进，同样很发达。中国的城市要比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大得多，商路也四通八达。纸币较早地加速了商业的流通和市场的发展。到11世纪末，中国北部已有可观的冶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