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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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芳，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必须有这样一种不言自明的依赖与信任，我相信我们能恩爱并愉快地走下去！
深爱你的绥新无疑，这是专案组的一个创举，他们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运用现代办案手段时，更加倾向于对被办案人人格的尊重。人在最无助的情况下最需要亲人间的对话，专案组的人员多次给他们创造机会，使两颗焦渴又急于交流的心有了及时的沟通，相互给予了极大的安慰，终于他们对于问题的认识有了出人意料的新的质的进展。
平晓芳与慕绥新信件的频繁交流使慕绥新开始抛弃幻想，开始正视自己的问题，开始向专案组交代自己的问题了。平晓芳闻之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解脱，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
而慕绥新在2001年4月1日下午的笔录里，也曾这样对组织说：“昨天组织给我看了我的妻子平晓芳写给我的信，我非常感激，我要对组织上讲一讲我的心里话。一是没有想到我的家庭财产数额如此巨大，原来我以为不超过40万美元，现在看起来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对此，我非常震惊，这些数字也是我的一种罪证。首先我认识到自己以前的想法、做法及认识都是错误的。平晓芳也在信中谈到，我们以前的做法、想法，应该重新认识。我们以前确实谈过这个问题，她让我不要收这么多钱。我没有引起重视，老以为是正常的礼尚往来，现在看来这种做法、想法是极其错误的。
二是我对平晓芳能够主动将这些家产交出来，并能积极配合组织调查，对她的坦诚我也非常震惊，她能够做到这一点，是组织上对她教育的结果，她也是做了相当大的思想斗争的。从信上看她非常坦诚，没有任何压力，我觉得非常欣慰。
三是严酷的现实，使我没有退路而言，我如何来对待这件事，我想我也会像平晓芳一样积极地配合组织调查。对我来讲，有两种选择，一是侥幸的对待组织调查。二是如实对组织讲清楚自己的问题。我做了第二种选择，实事求是、积极配合、主动交代、争取宽大处理。我相信组织，接受组织的处理。我希望在我人生的最后阶段，能够向组织说清楚这些问题，用我的生命表现我对党的忠诚。但我现在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记忆力也不如从前，有些问题可能记得不是很清楚，这一点请你们适当给我提醒一下，以便我尽快讲清楚问题。”他们间的十几封信穿梭往来，或谈问题、或谈病情、或谈案件、或谈人生。在这样敞开心扉的交谈中，平晓芳的心情渐渐好了起来。她开始给丈夫画漫画，漫画上两个卡通人物离现实很远，穿着古代的服装，五线谱点缀成抬头纹，女的在前边跑，男的在后边追，男的终于追上女的，他们又拉着手一起向着美好跑去；她还写了一首牵挂的诗叫《每天》：每天我都在数天上的星星，可是我数也数不清
每天我都在为你祈祷，祈祷着我们的未来
每天我都在哼唱一首歌，是我为你写的那首歌
一天又一天就这样等待着，等待着重逢的那一天
忘掉过去的每一天，畅想未来的每一天……她还为丈夫写了一首歌，叫《念你》。那首歌让慕绥新为他心爱的女人心酸心碎。
他们在信件的来往中沟通、启发、考验、鼓励；感情越谈越近，道理越辩越明。终于明白出路只有一条： 诚实面对现实，他们的精神就能得到解脱。
“霸王别姬”平晓芳的凄美结局（16）
2001年10月初，慕绥新以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死缓。由于他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他在监狱管理人员监管下住进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
平晓芳交代后，考虑到她有重大立功表现，因此提前解除了她的“两规”，还允许她到大连医院去照顾慕绥新。并且考虑到她今后的生活，考虑到她有一个心脏病的小儿子，组织上给她买了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还帮助她与单位协调按退休干部处理，按月发放给她退休金，最终还给她留了30万元。
“强龙”与“地头蛇”（1）
事实上，慕绥新本身就是一个有想法、有责任心、又善于处理各种矛盾的人。作为一任市长，他很想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在沈阳历史上打上他的痕迹。
慕绥新没有想到，尽管他与马向东在政见上不同心同德，但在腐败泛滥上却高度一致，于是，他们打着“感情投资”的灵幡，构筑营造出了一组奇妙的“权力磁场”，并以高度旋转的魅力，把大大小小官员都吸进黑洞。他们的罪恶行为，不仅严重地败坏了党的威信，还公然向法律宣战……
但是，强权毕竟不是真理，“单边崛起”也决不是永恒的法规。
如果把中国的版图形象地比喻为雄鸡，那么辽东半岛顶端的大连无疑是“鸡嘴”，沈阳的地理位置则是“咽喉”。也就是说，如果沈阳这个“咽喉”不滑动，大连这个“鸡嘴”就不会发出声音，不会引颈高歌，发出雄鸡一唱天下白的时代最强音。
这就是沈阳在中国的地理位置。
一些专家们预测： 正处在上升趋势的东北亚经济区，下个世纪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因而现在国际资本已经开始“东移”，沈阳又恰恰处于东北亚地区的中心。
这就是沈阳在世界经济战略中的位置。
特别是在中国，从全国区域经济结构看，将会出现经济成长重心北移的现象。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沿海开放，中国工业发展处于“轻型化”阶段，90年代伴随着中国工业逐步由沿海转入内地，由轻工业转入重工业的前期阶段，以沈阳为中心的辽宁中部城市群越来越显示出卓绝不凡的风采。
世界的“东移”，中国的“北移”，使这里又一次成了风聚云涌时代交汇点，世界属目的“咽喉”之地。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来没有这么重视过沈阳，这么密集地来到沈阳。1995年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政协主席李瑞环、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吴邦国，以及二十多位部长都先后来到沈阳，帮助沈阳制定战略发展规划和蓝图。
外国大财团、大企业也从来没有这么看好过沈阳，正视沈阳。因为沈阳老工业基础改造，与西方发达国家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在时间上“同步”，在内容上“互补”。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开始把目光盯在沈阳众多的老企业雄厚的产业基础上。
曾几何时，建国后因为国家搞计划经济，敞开了北大门，沈阳占了天时，国家把44％的工业基础投资放在这里，694个限额以上的国家项目，沈阳有26项。其中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沈阳又有6项；它又占了地利，沈阳不仅是新中国的老解放区，又是距离中国政治中心北京最近的省会城市之一。从地理位置上看，它就像月球是地球的卫星；而从计划经济体制上看，它就像围绕地球转动的忠实月球，从不偏离自己的轨道……
天时地利、小灶偏饭，再加上以“移民文化”著称的豪放仗义的沈阳人民，无疑，这些有利的条件，使沈阳的重工业规模与产值雄踞全国的前列，成为中国冶金矿山设备、大型机床、电子、化工，以及军工生产的重要基地。
于是，当沈阳带着荣耀的光环，走过弹指一挥间的38年历程，步入中年之际，曾为共和国提供380个亿，相当于国家对沈阳投资的4倍多。沈阳人一度春风得意，豪情四溢，沈阳的产品也曾红极一时，扬名中外……
然而，时过境迁、斗转星移，时间到了２０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敞开了南大门，在国家经济的大动脉上，沈阳那充满活力、铿锵有力的起搏声，变得越来越弱了，许多老企业设备老化，技术装备陈旧，产品日渐落后。于是，沈阳在全国16个大城市经济排位中下滑，从２０世纪50年代的第二位滑到了第七位，而规模低于沈阳的广州、南京却后来居上……这时候，沈阳人才如梦方醒，大吃一惊，重新审视自己的家产： 全市固定资产原值100亿，现值48亿，设备更新周期需要半个世纪，比国家规定年限长28年。
“强龙”与“地头蛇”（2）
不过，饱经风霜，素以奉献精神著称，敢想敢干，心理素质极佳，从来不怕困难的沈阳人民没有惊慌，他们坚信：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２０世纪50年代，国家刚刚解放，百废待兴，抗美援朝一声令下，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沈阳人民，硬是一边拼尽全力支援前线，一边拼命建设起了全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60年代，国家天灾人祸，经济危机，帝国主义乘机在国际上组成反华大封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沈阳人，硬是一边勒紧裤带大搞技术革新，一边出人才出设备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到了80年代，沈阳人已经失去了天时地利，但是他们不甘寂寞落后，大胆改革，曾创造了“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城市”、“全国工业改革”、“全国城区改革”、“企业承包”、“企业租赁”、“企业股份制”、“企业破产”、“合作银行”、“全国首开证劵交易”等18项突破，再一次成为全国改革重地，令中外瞩目；到了1990年，沈阳人还以国家大局为重，上交了15个亿，相当于当时广东省（10个亿）与山东省（5个亿）的总和。
沈阳承担了比中国其他城市更为猛烈的震荡： 老工业基础需要改造、产业结构需要调整、经济体制需要转型、大批产业下岗工人需要重新就业、新体制需要在痛苦中转型，促使这座城市一直在艰难中探寻出路，左突右突，以求在突围中成为涅槃凤凰。
慕绥新走马上任时，沈阳的天还灰蒙蒙的，沈阳的早春二月还很冷，沈阳的老百姓还在怨声载道……然而，作为这座城市的领路人，他已经看到了天时地利，看到了中央领导的决心，看到了外国投资者的触角，也看到了沈阳老百姓穷则思变的决心。这一切说明： 历史要再一次选择沈阳。沈阳该苦尽甜来了。
当然，他也深深地知道能坐上这把交椅的每一任市长要想腾飞就必须要出政绩。而要想在一座特大城市打开局面没有两三年熟悉环境、熟悉干部的时间不行。可他已经55岁，作为市政府的一把手他只有一届的时间。换句话说他如果把精力和能力都用到熟悉情况与调整人事关系上，那么他在这个岗位上将一事无成。他如果真想有作为，惟一的出路，只有使出铁的手腕，拉满弓箭强行推进才能看到效果，才能有光明的前途。
他非常相信自己的能力和判断力。这几年的官场沉浮，又使他在政治上有铁的手腕，形成了办事干净、利落，决不拖泥带水的独特风格。这些优势都使他内心燃起强烈的欲望——希望自己在沈阳的舞台上能够演出一场威武雄壮、名扬中外的改革大剧。
为此，他一上任曾非常激动地率领马向东等领导班子成员在就职大会上举起右手宣誓： 依法从政、廉洁奉公、牢记宗旨、报效人民。并提出了没有文化的城市，就是没有灵魂的城市。因此，他决定一边挖掘恢复沈阳的文化遗产，一边在最容易让老百姓看到成果的城市建设上大施手脚，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叫沈阳人民耳目一新。为之一振，感到骄傲。
可现实的状况并不理想。说心里话面对那些困难，他并不害怕，就是那些下岗工人，他也不愁，他最头疼的是人事关系。他知道这里是前任市委书记、现在顶头上司省长张国光的天下，换句话说这里一直是张国光经营的地盘，是张国光的“根据地”。
说心里话，他瞧不起张国光。他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一个没有什么政绩，很平庸的人，能够一步步爬得那么快？换句话说他的权术起到作用。他可以瞧不起他的出身，瞧不起他的为人，瞧不起他的作风，但是他决不敢瞧不起张国光玩的权术。因为在他的助手中那些副市长们，也大多是张国光的人。张国光在担任沈阳市委书记时牢牢地掌握着人事大权，他能通过人大的选举把省里内定的副市长人选张鸣岐挤出沈阳地盘，而把流氓混混儿马向东提到副市长的位置上。张国光在荣任省长之后，曾走马荐诸葛，嘱咐过慕绥新关照马向东。慕绥新心里非常清楚，这种官场上的领导“过话”，说明领导与被过话人关系非同寻常，否则是不会轻易讲话的，只要讲了就必须照办。如果你不照办，就是你瞧不起上级领导，当然也会给你的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换句话说，张国光想通过慕绥新把马向东提为常务副市长，他坐镇省长的位置，就与马向东形成了犄角之势。他在省里一声召唤，马向东就会在沈阳遥相呼应，以达到他继续控制沈阳的目的。慕绥新自然知道他与马向东的关系，是他在沈阳能不能站稳脚跟的最大考验。
“强龙”与“地头蛇”（3）
而马向东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能从一个没有什么背景的孤儿，一步步爬到这样的高位，就充分说明了他也不是等闲之辈。
其实，慕绥新与马向东并不陌生。1995年他当省长助理时，他们就有接触，那时马向东是市里年轻干部中的一颗新星。但是给他印象最深的接触，还是沈阳商业城那场大火。那场大火不仅把整座新楼烧糊，还烧毁了两三个亿的物资。因为商业城与老百姓生活紧密相连，所以沈阳的老百姓非常关注这个事件。中纪委也派来了调查组。可是查来查去最后却定为损失7000万。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大的受益者就是那个从商业起家，又主管商业的马向东。他只是象征性地受到一点警告处分。
在这里还必须说明的是，慕绥新对于这一事件的处理，也是负一定领导责任的。他在最后的岁月交代说，他1997年当副省长时，作为主管领导，曾负责处理沈阳商业城失火事件，因为市里把各方面工作都做得非常圆满，他也曾手下留情，没有难为马向东——换句话说曾帮助马向东渡过难关。
1996年8月，时任沈阳市政府副市长的马向东，不知是听到了什么风声，曾把慕绥新做生意的女儿慕洋、女婿李伟介绍给市城建局分管审批广告业务的副局长吕海滨，并明确地交代说： 她是慕绥新的公主，搞了一个广告公司，你支持支持他们，如果城建局定不了的事找我。而慕绥新到沈阳后第一个春节，马向东就和爱人章亚非，到他中山公园那个家去拜年。临别前，马向东对他说：“大老板，你刚到沈阳我来看一看，给你一点安家费。”说着就拿出一万元人民币。他没有推辞接过后，就交给贾桂娥了。
因此，慕绥新当上沈阳市市长后，很快就在人事安排上显示出霸气十足。他在马向东的工作安排上还是手下留情的。因为在许多副市长的分工上，他都采取了铁的手腕，惟有马向东的分工没有动。马向东原来管城市建设和商业。他知道城市商业“旱涝保收”，而城市建设则是市里最大的一块肥肉。
1996年下半年，慕绥新当上代市长后，曾先后几次在不同的会议上强调，要给外商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其中包括娱乐环境。甚至公开指责公安机关，你们老到宾馆、娱乐场所查什么？与此同时，他还让税务部门收三陪小姐的个人所得税，这实际上等于向社会发出信号： 三陪小姐在沈阳是合法的。在慕绥新这种为外商创造良好娱乐环境思想的支配下，沈阳市的色情娱乐行业迅速膨胀。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