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7年合订本txt-第1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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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万公里死寂冰冷的太空，他们只能依靠自己与命运较量。
没有人知道结果，大家只能向上帝祈祷。地球上的很多人甚至丧失了信心，已经有人开始举行悼念仪式。
阿波罗13号开始切入大气层，预计会与指挥中心失去联系3分钟，这也就是说3分钟后，如果没有联系，就意味着船毁人亡。地面指挥中心与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大家一声不响，表情沉重地看着时间。每过一分钟，都像一个小时那样漫长。沉寂的3分钟终于过去，指挥中心开始呼叫，但是人们没有听到任何回应，4分钟过去了，依然没有任何回应。在人类的航天历史里还从没有发生过一艘安全返航的飞船与地面失去联系超过4分钟的情况，极度失望的人们全部呆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3位宇航员的亲属泪流满面。然而奇迹就在此刻发生，通过无线电波，全世界的观众忽然同时听到了詹洛威尔镇定的声音，他只说了一句话：“这是阿波罗13号，真高兴再见！”
整个世界都沸腾了，恍如隔世的人们以最热烈的欢呼与掌声迎接阿波罗13号，虽然因为意外的发生，本质是科学探险的登月计划，一变而成抢救生命的登陆地球任务。或许不仅仅是因为宇航员终能历险归来，还带有每个人对生命的热爱、期盼，为这潜沉心中的情感获得抒发而感动。
事后媒体把焦点对准指挥这次手工登陆地球的宇航员詹洛威尔，盛赞他有胆有识。有记者问詹洛威尔：“在那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太空中，你是如何准确找到进入大气层的切线？”詹洛威尔回答：“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总是有办法安全回家的。我在海军驾驶了十多年的战斗机，碰到过气候恶劣，引擎着火等各种危险，不过最后都能逢凶化吉。有一次夜间驾驶战斗机返回航空母舰，航空母舰没开灯，雷达也不知出了什么毛病竟然把我引到反方向。飞机快没油了，只能在海上迫降。我看着下面黑暗的大海，熄灭了机舱内包括仪表板上警示灯在内的所有的灯。这时我看到海上有条绿带，像地毯一样铺在海上，原来这是一种能在夜间发光的海藻。机舱的灯不熄灭，我就看不到它。我让航空母舰开到发光的海藻上面，结果海藻就指引我回到了航空母舰上面。这次返回地球，与那次返回航空母舰有惊人的相似，我们熄灭了太空船里所有的灯，眼睛只看着与我们成25度角的那片蓝色的太平洋，那是指引我们安全返回的海藻。”
世界上本没有真正的绝境，危急关头，不为外物迷惑，冷静地寻找解决办法是一种处世态度，更是一种能力。只有处变不惊果敢善断的人，才具备从容化解各种突如其来的变故的能力。于千钧一发之间保持镇定清醒，充分利用身边可利用的资源，找到了返航的坐标。詹洛威尔，他是自己命运真正的主人。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8期P26
悼念乔治·桑
作者：雨 果
我为一位死者哭泣，我向这位不朽者致敬。
昔日我曾爱慕过她，钦佩过她，崇敬过她，而今，在死神带来的庄严肃穆中，我出神地凝视着她。
我祝贺她，因为她所做的是伟大的；我感激她，因为她所做的是美好的。我记得，曾经有一天，我给她写过这样的话：
“感谢您，您的灵魂是如此伟大。”
难道说我们真的失去她了吗？
不。
那些高大的身影虽然与世长辞，然而他们并未真正消失。远非如此，人们甚至可以说他们已经自我完成。他们在某种形式下消失了，但是在另一种形式中犹然可见。这真是崇高的变容。
人类的躯体乃是一种遮掩。它能将神化的真正面貌——思想——遮掩起来。乔治·桑就是一种思想，她从肉体中超脱出来，自由自在，虽死犹生，永垂不朽。啊，自由的女神！
乔治·桑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其他的伟人都是男子，唯独她是伟大的女性。
在本世纪，法国革命的结束与人类革命的开始都是顺乎天理的，男女平等作为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一部分。一个伟大的女性是必不可少的。
妇女应该显示出，她们不仅保持天使般的禀性，而且还具有男子我们男子的才华。她们不仅应有强韧的力量，也要不失其温柔的禀性。乔治·桑就是这类女性的典范。
当法兰西遭到人们的凌辱时，完全需要有人挺身而出，为她争光载誉。乔治·桑永远是本世纪的光荣，永远是我们法兰西的骄傲。这位荣誉等身的女性是完美无缺的。她象巴贝斯一样有着一颗伟大的心；她象巴尔扎克一样有着伟大的精神；她象拉马丁一样有着伟大的灵魂。在她身上不乏诗才。在加里波第曾创造过奇迹的时代里，乔治·桑留下了无数杰作佳品。
列举她的杰作显然是毫无必要的，重复大众的记忆又有何益？她的那些杰作的伟力概括起来就是“善良”二字。乔治·桑确实是善良的，当然她也招来某些人的仇视。崇敬总是有它的对立面的，这就是仇恨。有人狂热崇拜，也有人恶意辱骂。仇恨和辱骂正好表现人们的反对，或者不妨说它表现了人们的赞同——反对者的叫骂往往会被后人视为一种赞美之辞。谁带桂冠谁就招打，这是一条规律，咒骂的低劣正衬出欢呼的高尚。
象乔治·桑这样的人物，可谓公开的行善者，他们离别了我们，而几乎是在离逝的同时，人们在他们留下的似乎空荡荡的位子上发现新的进步已经出现。
每当人间的伟人逝世之时，我们都听到强大的振翅搏击的响声。一种事物消失了，另一种事物降临了。
大地与苍穹都有阴晴圆缺。但是，这人间与那天上一样，消失之后就是再现。一个象火炬那样的男人或女子，在这种形式下熄灭了，在思想的形式下又复燃了。于是人们发现，曾经被认为是熄灭了的，其实是永远不会熄灭。这火炬燃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光彩夺目，从此它组成文明的一部分，从而屹立在人类无限的光明之列，并将增添文明的光芒。健康的革命之风吹动着这支火炬，并使它成为燎原之势，越烧越旺，那神秘的吹拂熄灭了虚假的光亮，却增添了真正的光明。
劳动者离去了，但他的劳动成果留了下来。
埃德加·基内逝世了，但是他的高深的哲学却越出了他的坟墓，居高临下劝告着人们。米谢莱去世了，可在他的身后，记载着未来的史册却在高高耸起。乔治· 桑虽然与我们永别了但她留给我们以女权，充分显示出妇女有着不可抹煞的天才。正由于这样，革命才得以完全。让我们为死者哭泣吧，但是我们要看到他们的业绩。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伟大，得益于颇可引以为豪的先驱者的英灵精神，必定会随之而来。一切真理、一切正义正在向我们走来。这就是我们听到的振翅搏击的响声。
让我们接受这些卓绝的死者在离别我们时所遗赠的一切！让我们去迎接未来！让我们在静静的沉思中，向那些伟大的离别者为我们预言将要到来的伟大女性致敬！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8期P62
大学是个不一样的地方
作者：苗振亚
何兆武先生以《上学记》为书名，书写他的口述自传。看得出来，那段学校生活的确令他不能释怀。作为缺乏那段经历的后来人，读起这类书籍，同样感到有趣、过瘾，难以释卷。是什么东西让何先生难以释怀？是什么让我们难以释卷？原因当然很多，而其中最让读者心向往之的一点是，那时的大学校园，和校门外的社会相比，真的是个不一样的地方。
有哪些不一样呢？
何先生很小的时候，就常常跟着大学生到天安门集会，经历的学生运动很多，包括“一二·九”运动。当时，他二姐在北大化学系读书，是地下党，“一二· 九”游行中被抓。过了两天，他父亲收到北大校长蒋梦麟的信。信的大意是说，你的女儿被抓起来了，不过请你放心，我一定尽快把她保释出来。果然，没过几天人就放回来了。蒋梦麟当时身兼北大校长与教育部长两职，属政府官员，公然出面保释学生，在今天难以想像。在当年，却属传统。此前的“五四”运动期间，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就是这样，学生被捕以后，他向政府提出赶快把学生放了，然后又带着教师和学生欢迎他们回来。
读蒋梦麟的《西湖》，我们知道，就个人观点来看，他是不赞成学生运动的。他曾经在一个学生团体的欢迎大会上说过：“千百年来，经多少学问家累世不断的劳苦工作而始成今日之文化。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比？……故救国当谋文化之增进，而负此增进文化之责者，惟有青年学生。”但是，不赞成学生运动是一回事，学生出事了要出面营救是另一回事。他身兼二职，比别人更明白，大学里的事情与大学外的事情是不一样的。这时，他政府官员的身份淡出，大学校长的身份亮出，保护学生才是他最重要的责任。
同样，蔡元培也是不赞成学生运动的。但是，这并不等于学生因运动而被抓，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不理不管。最后，被抓的学生回来了，“五四”风潮停歇了，他却辞去校长职务，悄然离开了北京。原因是：学生为运动胜利而陶醉，不容易维持纪律了，学生尝到权力的滋味，欲望难以满足了，北京大学的管理成了问题。也许，这正是他担心的事情，也是他不赞成学生运动的一个理由。
校长们之所以能够让大学与外面不一样。不是这些校长天生具有一手遮天的英雄情结，而是因为，比校长更大的角色，也能认可大学是个不一样的地方。
在这方面，大学校长刘文典和当时国家元首蒋介石的一段往事，最能说明问题。刘文典完全是放浪形骸的旧文人习气，可他学问大，资格老，北伐时期照样被请上安徽大学校长的位子。不知是他那“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的风骨在作怪，还是他相信丘吉尔所说的：“大学校长拥有种种连首相也没有的权力。”就在他任校长期间，蒋介石到安徽视察，在与社会名流会面时，问他：“你就是刘文典吗？”没人会想到，他竟回了一句：“你就是蒋介石吗？”也许，刘认为蒋直呼其名，对他这位大学校长太失礼了，蒋认为刘目无领袖，太不给自己面子了。这一下把蒋介石惹恼了，又经过几句评议冲撞，一怒之下，就把他抓了起来。后经蔡元培、吴稚晖等元老保释，才又放了出来。我想，蒋介石不过是想以此挽回面子，并不是真的要怎么样他。真要怎么样他，能保得出来吗？显然。蒋介石明白，处置一位大学校长，同处置一位官员不一样，对待校园内的人和事，与对待校园外的人和事也应该不一样。
后在西南联大，刘文典一身油渍斑斑的破长衫，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依然放浪形骸，狂傲脾气不见收敛。在课堂上，他公开鄙薄沈从文，说什么：“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抗战胜利后，他因留恋云腿与云烟，未随联大回迁，去了云南大学，一九五七年未逃过右派一劫，这当然已是后话。
因为大学是个不一样的地方，老师教书也就会变得不太一样。
在西南联大，教师在课堂上是自由的。讲什么，怎么讲，完全由教师自己掌握，没有什么统一的规定要他们去遵循，甚至于削足以适履。于是，自成一家的课堂气氛就出现了：陈寅恪夹着一包书进课堂，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如数家珍地信口讲，一包书并不打开；雷海宗教学没底稿，上课连一个纸片也不带，可他记忆力惊人，学识渊博也惊人，一提起某个历史人物哪年生哪年死，某件事发生在哪一年，全都脱口而出；陈福田讲授西洋小说史，只从十七世纪《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讲起，似乎挺没章法，可也没人干涉；向达教的是印度史，两个学期下来，只讲到了印度和中国的关系，完全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汤用彤好比哲学系里的历史学家；雷海宗仿佛是历史系里的哲学家……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的拿手好活、看家本领，不受羁绊，尽情发挥，真有点诸子百家的味道。
即便讲授在今天看来有些敏感的政治，教师们也没有忌讳，还是该怎么讲就怎么讲，决不违背良知与学理。
何先生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教政治学概论的老师周世逑，上第一节课时，首先解释什么叫政治学。政治学就是研究政治的学问。那么，什么叫政治呢？按照孙中山的经典定义：“政者，众人之事；治者，管理。”这也等于说，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可周先生告诉大家，这个定义是完全错误的。证据是：“你们在食堂吃饭，有人管伙食账；你们借书，有人管借书条；你们考试，注册组要登记你们的成绩。这些都是众人之事，但它们是政治吗？”这种在课堂上公开拿革命导师的话当靶子，进行批驳，在当时算不得什么勇气，也没人会感到这是大逆不道。
另一个例子是，讲授政治思想史的张奚若先生，从当时的政治倾向上看，他多少还是拥护国民党政权的，但他却把马克思著作当成一门学术来研究，在给学生开出的必读书中，就有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针对有人喊“蒋委员长万岁”，他不止一次在课堂上大发感慨：“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而这也不犯禁，更不能证明他在替谁说话，立场有什么问题，有无政党背景。这道理很简单，那就是教师学生都明白，政治学和政治是两码事，学校里的学术与校门外的政治是不一样的，没人会把两者混淆成一个东西，蛮不讲理地给你上纲上线。
教师能在课堂上自由发挥，受益的自然是学生。学生从老师的自由发挥中，不仅能获得书本以外的知识，更能获得思想的启迪与精神的陶冶。因此，那时的学生也与今天的学生不一样。
何先生顺手拈来几件小事，读来颇耐人寻味。
有一次，他看到物理系的两位大才子，杨振宁与黄昆在高谈阔论。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说看了。黄又问，你以为如何？ 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的样子：“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一个物理系的在校学生，评价当代物理学界大宗师的文章，就像评价一位同行的文章，感到不好就直接说出来，一点不带仰视的成分，今天的物理系学生恐怕不仅做不到，也难以想像那时学生的胸怀竟是如此雄阔。杨振宁以后成为世界级物理学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由此也可看出端倪。金岳霖的逻辑课，艰深难懂，有一个年龄很大的湖北同学，总是在课堂上同金先生辩论，动不动就是： “啊，金先生，您讲的是……”而其他同学没那个水平，只有旁听的份儿。理学院有位姓熊的同学，上周培源的力学课，每次下课就跟周先生站在院子里辩论，周先生说他根本就没有听懂，可他还是不依不饶地辩下去。引来很多同学驻足观看，都成了校园一景。还有一位数学系的学生，在一次考试中，用了一种新方法解题，老师认为他做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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