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7年合订本txt-第2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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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旁。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5期P40
每一个善意都值得尊重
●王建兰
当她猛然发现身边的皮包不见了时，吓得冷汗涔涔。那手提包里的钱和银行卡都在其次，关乎“命门”的是海关进出口手册和关税证明的单据，一旦丢失，将给她所在的报关公司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她失魂落魄，跌跌撞撞到广场派出所报了案，然后，又心急如焚地雇来了三个人，举着寻物牌，来回走动。写着“一万元悬赏，捡到棕色皮包内票据”的牌子像巨大的聚光镜，把游人的目光都聚集过来。她以为重赏之下定会催生出奇迹。
阳光一点点离散，她的心也揪得越来越紧。这时候，广场派出所的民警打电话来说，有一个人拾到棕色的提包。
她急三火四地赶到派出所，的确是她的手提包，她惊喜地叫起来，可是等她打开拉链，却傻了眼，包里空空如也。像迎头被浇了一瓢冷水，她心里的希望一下子熄灭了，她又急又上火，眼泪止不住流下来。
捡到包的人是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衣着破旧而脏乱，神情漠然。民警悄悄告诉她，这男孩整天在广场拾破烂，上次，他也说是捡到了皮包，来交还失主，哪知失主说，就是这男孩在他坐的地方转来转去，不一会皮包就不翼而飞，失主一口咬定，包就是他偷的。结果那失主不但没有给赏金，还管那孩子要包里少的钱，甚至动了粗。民警看了看那男孩又说，我怀疑，这次他又故伎重演，要不，我们仔细地盘问盘问，看看有什么破绽？
她忙摇摇头，即使以前男孩有过劣迹，她也不愿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怀疑和猜测他这次的诚心，曲解他的好意。
许是猜出民了民警和她谈论的内容，男孩涨红了脸，紧咬着下唇，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分辨道：“包是捡的，不是偷的！”
她走上前去，缓缓地蹲下身子，拉过男孩的手，拍拍他的肩膀，说：“小兄弟，姐姐相信你，即便你只是送来了空提包，姐也谢谢你。”
直到夜幕降临，也没有奇迹出现，她心灰意冷地往回走，月色清凉如水，冷得让她心寒。突然，身后窜出一个人来，往她怀里塞了个方便袋，然后掉头跑开，消失在幽暗的小巷里。
等她从惊惶中回过神来，惊奇地发现，方便袋里竟是那些让她心急如焚，想用一万元悬赏的票据。突如其来的惊喜，让她恍惚置身于不敢惊扰的梦境中一般。
除了现金，一切失而复得，还多了张纸条，上面写着：曾经，我把拾到的包交给失主，却被失主反咬一口，人心险恶，我真后悔把包给他。所以，当今天下午我又捡到包时，我就先交上空包，投石问路，倘若你也诬赖我，我就干脆让那些单据从你眼前消失。没想到，你不仅相信我，还握了我脏兮兮的手。赏金我是不会要的，其实，你已经给了我比任何金钱都要贵重的奖赏，那就是尊重和信任，我收下了，也谢谢你。请你一定相信我，我捡到包时里面就没有钱。
她呆呆地站在夜色里，心动如潮，泪流满面，为那个受了委曲依然善良的男孩，为那个在困境中生存但内心并不贫穷的男孩。她总以为能让人心动的是金钱却不知道真正能打动人心的是人的姿态、言语和笑容流露出来的温暖与尊重。多少怀惴着真诚而来的帮助，多少明媚而纯粹的心境，被我们审视、猜忌和怀疑的目光灼伤，变得冷漠而麻木。其实，爱原本就是无求的付出，对每一个卑微的善举都应该心怀感恩。每一个善意都应该得到尊重。容不得一丝龌龊的猜疑。
本文摘自《读者》2007。15。P16
冒险旅程
●（美）卡尔文·路易斯·富吉 ○弘文 编译
“亲爱的爸爸，”我写道，“我想回家。”我坐在拥塞的公路旁想了很久以后，将信撕掉揉成一团。这封信的开头我写了好多次，但从未真正写完过。我想回家，回到我父母及姐妹的家，但……
中学毕业后，我就逃出家了。我的父母坚持认为我必须上大学，但我对学习烦透了，我讨厌学校，我决定再也不去上课了。而且，我的父亲对我太严厉了。我有太多农场的杂事得做。我讨厌那些工作。
我和父亲大吵过。当时父亲在我的背后吼着：“如果你走了就不要再回来！”我便将一些东西丢进袋子里，生气地离开了。我的母亲放声大哭。在那之后数百个无法成眠的夜晚，我依然会看到她的泪水。
该是写信的时候了。
亲爱的爸爸：
已经超过一年了，我从东部旅行到西部，做过无数的工作，没有一样工作赚得了钱。我总是遇到相同的问题：你的教育程度如何？看来大家总是要把好工作给有大学学历的人。
爸爸，有好多事你和妈妈都说对了。我现在知道田里的工作对我无伤害。我也相信我需要上大学。我更相信你们两个都是爱我的。要我写这封信真不容易，一年前的我是不会写的。自从离开以后，我遇到一些好人，也遇过一些残暴苛刻的人。我以为我可以承受一切，但有时候那真的非常困难，特别是当晚上没有一个充满爱及安全感的家可以回去时。我从来没有真正意识到家的意义，直到我离家好几个月之后。
爸，我已经尝到苦头了。我想回家。我知道你说过，如果我离开就不要再回来，但我祈祷你会改变主意。我知道那天我让你非常生气，我也伤了你的心。如果你拒绝我，我不会怨你，但我还是必须要问候你。我知道我早应该要写这封信，但我害怕你不想知道我的讯息。
我想回家，想再度成为家里的一员，我想上大学，想学会如何变成一个成功的农人。然后，如果你允许的话，也许我可以和你一起种田。
我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所以你无法给我回信。但几天以后——我不知道要几天，因为我搭便车回家，我会经过农场。爸，如果你愿意让我回家，请让门廊的灯亮着。我晚上会在附近停留。如果灯没有亮，我会继续前进。如果门廊是暗的，我不会难受，我能体谅。
请将我的爱传达给妈妈及姐妹们。
爱你的儿子
当我将信折好放进信封里后，顿时觉得轻松了不少，就像重担从我肩上卸下一般。我把信放进衬衫的口袋，将我破旧的行李拖向路边，向经过的第一辆车竖起大姆指。在我得到答复前，还有好长的路要走。
从中午出发一直到晚上，我只前进了五六十里路。我在一个不起眼的邮局将信寄出。在将信投入外埠的投信口时，我有一些紧张。也许我不应该把信寄出去，但既然做了，就必须走上回家的路。
第二天，搭便车的机会变得很少，也隔得好远。前一晚我并没有睡，因此现在感到疲惫而且困倦。我越过马路走到另一边的农田，躺在一棵橡树旁的草地上试着入睡。但很难睡得着，因为附近田地上的拖拉机发出愉悦的声响，离我几码处有两只狗追逐着一只兔子。我还听到山丘上农舍里有小孩子玩耍的声音。我闭上双眼想象着我正闻着苹果派诱人的香味，我仿佛看见我的家，那个我在一时愤怒下毫不犹豫离开的家。我想知道我的姐妹们现在在做些什么，还有，我妈妈会煮些什么吃的。当我们坐下来吃饭时，她总是说：“儿子，这是我特别为你做的。”
我不能再想了，我必须走了。我带着新割稻草的香味，开始踏上漫漫归乡路。但那还是我的家吗？我的父亲是公正的，但他也很固执。
有一辆车停下来载我，有人可以聊天真好，司机是一位业务员，人很好。
“孩子，你要去哪儿？”他问道。
我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开口回答：“回家。”
“你都去过哪里了？”他问。
我知道他不是爱打探别人的隐私，他脸上的表情告诉我，他是真的很感兴趣。“哪里都去过了。”我说。
“离开家很久了吗？”
我微笑着，有一点点得意地回答：“一年一个月又两天。”
他没有看着我，但他笑了。我知道他明白。他告诉我他家人的事，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和我一样大、一个比我大。当黑夜来临时，他找到一个吃饭的地方，且坚持要我加入。我全身都很脏，因此我告诉他我会让他丢脸，但他不许我拒绝。他打算晚上待在那里，在我们吃完饭后，他说服我那晚也一起待在那里。他说，我可以在那里清洗干净，休息一下再走。他让我想起我的父亲。我告诉他我没有什么钱，他已经帮我付过晚餐了，我不能再让他替我花钱了。
但我还是留了下来。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餐后，我向他道谢，但他说：“你是个好孩子。你知道吗？我的大儿子离家两年了——两年又十五天。”他看着远方，然后说：“我希望有人也会好好地对待我的孩子。”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他握了握我的手，温暖地对我笑了笑。
“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先生。”我结结巴巴地说。
“不客气，”他说，“祝你好运。”
两天后，我离家仅剩50里路。我已经走了好几个小时了，夜晚缓缓地降临，我仍然走着，并不期待有车会停下来。有一股内在的驱动力促使我向前走，往家的方向前进。但我走得越快，就越忐忑不安。如果门廊是暗的，我该怎么办？我要去哪里？
一辆大卡车减慢速度停了下来，我跑向前，坐了进去。
“你要去哪里？”黝黑壮硕的驾驶员问道。
“从这里大概四五十里路的地方，你会开那么远吗？”我问他。
“更远。”他自言自语地说着。
我们之间很少交谈，他不太和我聊天。我假装睡着了，靠着椅背闭上眼睛。
30分钟后开始下雨，刚开始很和缓，然后大片大片地落下。我睡睡又醒醒。
然后，当大雨倾盆而下时，我们已经很靠近我父亲的农场了。我相当地清醒。门廊上会有灯亮着吗？我在黑夜的大雨中张大眼睛眺望着。突然，我们已经到了那里，我不能看，我不能忍受看了却看不到灯亮，我紧闭上双眼，心怦怦地跳着。
这时，驾驶员突然大声地说：“你看那个房子，我们刚刚经过的那栋房子里一定有人疯了，门廊上放着三四把椅子，每把椅子上都放着一盏亮着的灯。一个老人在那里拿着手电筒对着路照，而门廊的灯也亮着。”
——摘自《读者》2007年第15期P4
鲁迅后院的蜗牛
●陈丹青
想起朱安，眼前就浮现一口井。那深深的院落，高高的围墙，阴晦的天气，一个又一个孤寂的上午、下午，夜里颤抖的星星……无不使人联想起“心似枯井”这个词语。即使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在那八道湾胡同或砖塔胡同，这口井仍一如既往地空旷、孤寂，几乎令人害怕。
鲁迅反感朱安，有充分的理由。1906年接到“母病速回”电报，鲁迅匆匆赶回去，却发现家里一片张灯结彩，惊愕之余很快就明白了。他没有反对，甚至对家里人给他戴假辫子，也没有表示特别的不快。他知道这个时候，一切反对都于事无补。而朱安，一个过于平凡的绍兴女人，矮小，瘦弱，狭长脸，突出的额，小脚，不但毫不漂亮，连一般年轻女人的活力都几乎没有一点儿。虽然鲁迅不至于以貌取人，但我想当他看见母亲给了他这样一个“礼物”时，总不免有些寒心。如果朱安漂亮一点儿，哪怕就是像胡适原配江冬秀那样，对鲁迅可能也是个安慰。但事实就是这么残酷。当朋友向鲁迅打听成婚的事时，他自嘲地说：“是母亲娶媳妇，没有我的事。”婚后第二天晚上，他在母亲房里磨蹭，不想回去睡觉，后来干脆躺在书房里。婚后第五天，他就借口“不能荒废学业”，带着二弟周作人去日本了。
上帝的居心，有时真让人怀疑。像鲁迅这么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反封建闯将，怎么偏偏会碰上朱安这么一个最守旧最庸常的女人？ 鲁迅也曾想和她沟通。有一次，跟她说日本有一种甜点，很好吃。朱安马上说，是的是的，我也吃过的。她可能太自卑了，急着要讨好这位“大先生”，反令鲁迅不快。那种甜点，不但绍兴没有，整个中国都没有的。 鲁老太太还知道点外面的事，能看看新书报，她是一点也看不懂。当鲁迅的学生，尤其是女学生来了，小鸟一样在院子里喳喳叫，她一句话也插不上，只能静静地呆在自己房里。她的心里，真能像外表那么平静吗？
五四之后，风气渐开，郁达夫、郭沫若等与鲁迅一样饱受旧式婚姻折磨的作家，大多挣脱了束缚，开始了新生活。也有人劝鲁迅离婚，鲁迅肯定早就彻夜不眠地考虑过，但还是难以跨出这一步。鲁迅年龄比郁达夫、郭沫若大很多，受传统影响更深，不能像郁达夫、郭沫若那样放得开，估计这是一个原因。但他主要顾虑的还是朱安。按绍兴习俗，一个嫁出去的女人被退回娘家，就会被认为是被“休”了，家人的歧视、舆论的谴责将使她处于极难堪的境地，家庭的社会地位也将一落千丈。有些性格软弱的女人竟会因此而自杀。 鲁迅显然是不忍把朱安推到这样一个境地的。在《随感录四十》中，鲁迅谈到自己这一代人的婚姻：“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又不能责备异性，于是只好陪着做一世的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这正是鲁迅伟大的地方。什么是伟大？能为别人担当起痛苦，就是伟大。郁达夫、郭沫若都是浪漫、潇洒的，他们的选择在当时情况下无可指责，但显然与伟大无关。
而“陪着做一世的牺牲”的，不仅是鲁迅，还有朱安。朱安这个女子，嫁给鲁迅实在是天大的不幸。她如果嫁一个普通的男子甚至就是村夫莽汉，可能也比嫁给鲁迅幸福。贫贱平凡的夫妻总还是夫妻，朱安与鲁迅却实在算不上夫妻。她曾向人诉苦道：“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说话，怎么会生儿子呢？”一个妇人对外人说出这样的话，内心的凄楚可以想见。她日常生活的中心就是侍候鲁迅的母亲，也真应了鲁迅当年的话：“是母亲娶媳妇。”与鲁迅相比，朱安更加不幸。鲁迅忍受了漫长的煎熬，最终还是等到了他的“月亮”——许广平；而朱安，却真的“做一世的牺牲”，陪伴她的，只有年迈的鲁老太太，迟迟的日光，夜夜的空房……
过着与世隔绝一般生活的朱安，并非真的心如枯井。其实，她一直在想着改善与鲁迅的关系，只是与鲁迅在人格、思想各方面差距实在太大，渐渐也就没有了机会。 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同居并生下海婴，对她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房东的妹妹俞芳问她以后怎么办，她凄凉地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儿一点儿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读了这朴实而悲惨的言辞，我不禁泪下——一只蜗牛！我怜悯朱安一生悲苦的命运，更惊异于她对自己处境的准确体认——每一个生命都有它对世界的感悟啊。哪一个文学家，就是鲁迅，也没有想到用这么一个比喻来形容朱安吧？ 朱安一生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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