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7年合订本txt-第2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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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欧洲的宾馆里，特别讲究的一个词就是“安静”。我们一些团友，一进宾馆就大声地讲话，相互串门，同时还要打开电视，尽管听不懂，甚至都不看，也要把音量放得挺大。

　　欧洲许多地方严禁吸烟，你要吸烟的话必须事先声明，以便把你安排在特定的房间，否则不能在客房里吸烟。他们往往把烟点着后才发现找不到烟灰缸，便把人家喝水的杯子拿来当烟灰缸。盛上半杯水，把烟灰弹到里面，烟头扔在里面，还以为这样做就是文明。岂知人家最讨厌得就是这一做法，他说你吸烟污染了房间，干吗还要糟蹋一只水杯？那只水杯还怎么用来喝水？

　　此外，我最怵头的是进餐馆，尤其是进宾馆早餐的西餐厅和外面的西餐馆。

　　我时常提醒大家吃饭时小声说话，喝汤时不要“呼噜噜”乱响，我害怕刺激了我同胞们的自尊心，用的是一种委婉甚至恳求的语气，大家开始会按我说的那样做，可是转眼就忘，一拿起筷子就哇哩哇啦大声讲话，每当这时，我会觉得那些西方人的目光象刀子一样刺着我的后背。

　　偷天鹅蛋

　　欧洲宾馆里的早餐一律是自助餐。不用说，谁都知道自助餐是只许吃不许拿的。而我们的一些团友，吃饱喝足之后，还要往包里、口袋里塞进许多东西，例如面包、点心、小包装的果酱、黄油、酸奶和各种水果，个别的甚至连刀叉都要拿，说是留作纪念。

　　他觉得反正人家也不知道他是谁。别忘了，人家可知道你是中国人！

　　我不愿用那个“偷”字，但是，不经允许就拿别人的东西，那算不算是偷呢？曾有一次，我带着团队到慕尼黑皇宫大花园，大家看到草地上有只天鹅，非常兴奋，纷纷跑到大天鹅身边去照相。安居在慕尼黑的大天鹅本来是不怕人的，因为从未有人伤害过它。但这回它紧张了，把脖子挺得很直，不知这群人突然跑到他身边吵吵闹闹地要干什么。但它又不能躲，因为它是一个“孕妇”，肚子底下正在孵着两枚卵。紧张中天鹅欠起身子，露出了底下的秘密。“啊，天鹅蛋！”一个团友立刻扬起双臂“嘘嘘”地赶走大天鹅，弯腰捡起一枚天鹅蛋，装进衣兜里。那只受惊的天鹅一看这个人抢走了它的宝贝蛋，“嘎嘎”叫着向他追来。我一看就急了，当即冲他大喊：“嘿，干什么你！放回去，真不要脸，你还想不想走？在这儿侵害野生动物是犯法的！你以为这儿没有警察，这儿的德国人个个都是警察，马上就会报警，你信不信？”那人还是一个小官呢，他扫一眼四周，果然有几个德国人对他怒目而视，他赶紧灰溜溜地把那只天鹅蛋放回原地。

　　那件事情实际上是很危险的，天鹅打不过你，你觉得它好欺负，但那里人人都有手机，目击现场的德国人一个电话就能把警察叫来，罚款，扣护照，甚至拘留你。欺负小孩儿和动物是德国社会最不能容忍的事，新闻媒体马上就会把你的丑行和尊容搬上报纸，大标题上肯定会有“中国人”三个字。

　　浴缸里的尿

　　当然，在我带队的团队中，多数出国人员的素质是比较高的，有的甚至很高，令人敬慕，同时他们知识渊博，对欧洲的某些事情非常了解，跟他们在一起，我能学到很多东西。但有时也会遇到令人尴尬的人和事。

　　一年冬季，我接了东部某省的一个公务团，全是各县的主要领导干部。

　　这只团队，十几天来做了不少“露脸”的事。

　　第一件事发生在法国宾馆里。头天晚上整支团队在巴黎红磨房看表演，一兴奋，红酒喝多了。回宾馆后两个同屋的人全都内急，一个一屁股坐到马桶上，另一个矮矮胖胖的冲着浴缸就尿起来，尿完还没冲。

　　第二天，酒店大堂经理非常生气地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这事。

　　我按照名单找到那个房间的两个房客，问他们怎么回事。其中瘦点儿的那个不说话，另一个矮胖、脸膛红红的，眼睛一瞪对我说：“胡说八道，怎么会是尿？是茶！”我便回复大堂经理说，您大概是误会了，我的团友说那不是尿，是茶。不想人家马上反驳我说：“对不起，收拾那个房间的服务生恰巧就是你们华人，他十分清楚什么是尿什么是茶。”我一听就没词儿了。

　　当晚那个矮胖的县领导打不开自己的房门。我过去一看就知道了：磁卡式钥匙，人家换了密码，不让他们进去，要向他们讨要说法。我只好带着他们去服务台，果然是人家找他们要罚款。

　　不想，这位矮胖的县领导一听就火了，当即大吵起来，拍着人家的台子喊：“我们交了房钱，你们凭什么不给我们开门？那是茶！就是茶！不是尿！”其他的人闻风而动，也都跑来跟着帮腔，大厅里喊声一片，乱成一团，而且问题很快被提升到政治高度。矮胖的县领导慷慨激昂地对人家喊：“你们这是歧视我们中国人！告诉你们，别再以为中国人好欺负了。要钱没有！”

　　那么多的人拍着台子大喊大叫，人家招架不住，打电话报了警。警察很快赶过来，向双方了解情况。我怕影响旅行行程，我想不就是两百元人民币嘛，我掏了算了。于是马上对酒店大堂经理说：“OK，罚我吧，我出这个钱，请您马上把房门打开。”回过头来我又对大伙说：“好了，问题解决了，罚款不要了。”一群人立刻就什么都不说了，扭头就走，一副得胜而归的模样。

　　第二天，在高速公路休息处，我的这些团友想去厕所时，一看要收费，却又不愿意花那几文钱，可是他们在购物、喝酒时却挥金如土。于是他们站在公路旁，双腿一叉冲着草地尿开了。而那场面，恰巧就被一位路过的巡警发现了。把他们叫住，哇啦哇啦地一顿训斥。被抓了现行的那些人尽管听不懂，也明白警察是在骂他们，但谁也不说话。不能随地大小便，这连小孩儿都知道啊。人家这么好的环境，你们这么多的人怎么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随地撒尿？这回都知道理亏了。

　　警察问我这是一些什么人，我回答说这是中国的公务员，受法国某公司的邀请前来考察。我没好意思说他们的官衔。“公务员？”警察觉着奇怪，又仔细地检查他们的护照，觉得这些人确实不象是偷渡者，便很认真、很严厉地对我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再发生这样的事，我们马上请他们出境，我们有权立即中止他们的外事活动，并通知外交部，永远拒绝他们的外交签证。”

　　这回这些“县太爷”们自始至终谁也没说话。等车开起来，我对大家说：“也许大家口袋里没有备好零钱，不要紧，我可以借给你们呀！记住还给我就行。”不想后面有人小声嘟哝：“娘的，怎么这回就让警察给看到了？”我一听不由暗想，天哪，难道他们一路都是这样尿过来的！

　　中国人富了，全世界旅游业的商人们都对中国睁大了眼睛，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纷纷向中国敞开了旅游市场。

　　细想想，这是一件多么值得高兴和自豪的事情啊！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越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越要维护好我们的形象。否则，你有钱，人家会欢迎你，但未必会尊重你。

　　针对一些公民在旅游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不修边幅，不讲卫生，不懂礼仪，不守秩序，不爱护环境和公共设施、喧哗吵闹”等不文明行为，2006年8月中央文明委发出通知，开展“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活动，以维护中国“礼仪之邦”的形象，增强中国软实力，塑造中国公民良好的国际形象。






大学的诞生

曹静


　　大学诞生于中世纪的欧洲。然而，没有一位专家能说清楚，大学诞生的确切时间。

　　这是因为，大学的创立，并不是某位君王心血来潮的善举，也并非源于某位哲人的设想和努力。人们寻找不到一个标志性事件作为大学诞生的确切时间。

　　事实上，大学，和世界上的许多事物一样，并没有创始者，也没有确定的开始日期。它只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缓慢地、不为人知地产生了，再经过漫长的发展，日臻成熟。　　　

　　因此，你可以将它视为一个奇迹，一个必然发生的奇迹。

　　早期的大学没有自己的建筑，甚至没有固定的教室。

　　老师们在附近的教堂或私人住所中给学生上课。著名的巴黎圣母院，便是巴黎学子集会、学习的地方之一。如果教师家中没有合适教学的房间，便在附近的地方租一间，进行授课。在巴黎，塞纳河左岸的一条街上就汇集了许多这样的“教室”。

　　意大利波洛尼亚大学的一位教师描述过自己理想中的讲堂：安静而整洁，窗外景色宜人，讲座人的座位比较高，学生的座位也固定排列。当然，现实与他的想像相反：“我自己从来没有这样的房子，也不相信这样的房子在哪里造过。”

　　今天，当人们徜徉牛津、剑桥，在一幢幢庄严恢弘、镌刻着历史印记的建筑中流连忘返时，往往会忽略一个事实：这些令学校、校友引以为傲的建筑，是14、15世纪乃至更近的年代才建造的。

　　这也说明了，大学的诞生，不在于建筑物或者某种建筑模式。相反，如一位哲学家所说：“中世纪的大学是由人建成的。”

　　希腊和罗马均有高等教育，但并不因此就成为大学的雏形。原因很简单———苏格拉底是不发毕业证书的。

　　直到12、13世纪，对结业证书的需求，形成了最早的学位。那时，“硕士”学位意味着具备教学资格，而“博士”就是获得合格证书的教师。

　　除学位制度外，大学的建立，更有赖于学生阶层的出现。在12世纪的波洛尼亚，已有几百个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学生聚集于此。他们租借当地居民的房子为住所，为互相帮助、保护，抗衡当地居民，他们组织起来，形成联盟。与此相应的是，教授们也组织了一个行业协会，处理教师内部和对学生、对居民的事务。在这两个社团的相互作用下，大学开始了制度化的历程：院、系出现了；校长、副校长、学监等一系列管理者出现了；甚至高级校务委员会也出现了……在与当地居民的多次冲突后，在国王和教皇的权力平衡中，大学终于成为一个能够自我管理，并完成“培训学生”这一主业的组织。

　　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大学传统中最宝贵、最直接的一个方面。以巴黎大学、波洛尼亚大学为代表的大学制度，很快被欧洲各地复制。到中世纪末期，欧洲已有至少80所大学。大洋彼岸的美国也翻版了英国的学院模式，沿用至今。　

　　值得一提的是，大学兴起之时，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学术复兴期。显然，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

　　在大学之前，欧洲人学习的是传统的“七艺”———语法、修辞、逻辑、音乐、算术、几何、天文。当这些原理与概念讲授殆尽后，教育似乎进入了一条死胡同。恰在此时，大量新的知识传入欧洲。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托勒密、希波克拉底等名字，点亮了人们心灵的天空。人们不再为用罗马数字做乘除法而感到痛苦，平面和立体几何进入了教学内容，亚里士多德成为整个欧洲的导师……正是插上新知识的翅膀，大学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起飞———它冲破了教会学校的束缚，创造了多学科的学术体系，吸引了越来越多渴求知识的青年。

　　令人诧异的另一点是，中世纪的知识分子，比人们想像的更开放、更自由。在法律、医学、语法和数学领域，他们能自由地进行教学与争论。即使在神学和哲学这两个“敏感地带”，很多人也并未觉得被束缚了手脚。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延续着学术传承的活力。

　　如今，大学已存在了近千年。

　　对比今天的现代化大学，诞生之初的大学是多么的粗砺、原始。然而，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事物的最初形态却往往更接近它的本质。因此，在高等教育成为热议话题，大学的改革、发展牵动人心之时，追述大学诞生的几个要素，思考大学的特质，也就更显必要。






从敌人到人

狄马


　　林达在《一路走来一路读》里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美国南北战争的后期，罗伯特·李将军率领的南军主力，经过几个月的苦战，已深感没有取胜的希望了。为了减少民众和士兵的进一步伤亡，他决定投降。1865年4月9日，北军总司令格兰特将军和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与随从们先后骑马来到弗吉尼亚州的阿波马托克斯镇，他们在一个叫迈克林斯家的二层红砖楼里签署了有关投降的协议。李将军提出，败军不受辱，必须充分保证南军将士的人格和尊严不受侵犯。格兰特的助手奥特将军还特地提醒他的上司，应该在停战协议里写上，所有接受投降的南军军官可以随身携带他们的手枪和佩剑。格兰特将军接受了它。

　　一俟签字仪式结束，败军之将罗伯特·李即起身告辞，格兰特将军亲率随从相送。

　　当李将军一身戎装，如一尊雕像含泪离开时，在场的北军将士全体肃立，举帽致敬，目送了一个悲剧英雄的最后谢幕。

　　一场历时4年的战争就这样结束了。当和平重新回到人们生活中的时候，参与者们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每一个人都应该向房主迈克林斯要一点东西以资纪念。不一会儿，客厅里几乎所有的家具都被买走了，只有那个签字投降的桌子还留在原地。奥特将军也想带一点东西回去，可是他知道，凭他菲薄的军饷要买那张带有大理石桌面的桌子几乎不可能。这时，房主迈克林斯向他走来，他说他想送一样东西给他，那就是这张桌子。这使奥特将军惊诧不已。他问这个和善的房主，为什么要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他？迈克林斯笑眯眯地说，你还记得那个开小差的南军士兵吗？他是我的儿子。

　　奥特将军这才想起，不久前，战场上曾抓住一个开小差的南方士兵，被他的部下深夜带到他的面前。这个士兵又冷又饿，满脸疲惫，不停地解释他不是暗探，只是想家想疯了，趁着夜色逃跑，不料却误入敌阵。

　　这个诚惶诚恐的孩子思家念亲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同样想家的奥特将军，他神情冷峻地向部下吼道：“给这小孩弄点吃的，披条毯子！看这战争，把这孩子整成什么样儿了！”等这孩子吃了东西，暖过身子，他就下令将他送出前线，并叮嘱道：“快回家吧，再别回来了。”

　　“给这小孩弄点吃的，披条毯子！看这战争，把这孩子整成什么样儿了！”这几句看似家常的话十分关键，它指出了这个故事背后那超阶级、超政治的伟大本质。

　　首先，当奥特将军说“这小孩”，而不是“这敌人”、“这俘虏”，甚至“这叛国者”、“这反动分子”时，他在内心已自觉地将这个误闯敌阵的士兵作了身份转换。这个南方士兵，也许他曾向北军的战壕扔过手雷，也许他曾将枪口对准北方的兄弟，也许他曾跟从南方州的议员痛骂过“北佬”侵犯他们的家园；但在今夜，他只是一个孩子，一个想念父亲的孩子，一个有家归不得、常年征战在外的疲卒。更具体地说，就是当他放下武器，慌不择路地出现在敌兵的阵地里时，他只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和我们所有的人一样，有恐惧，有软弱，有七情六欲的人。既然是人，他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