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7年合订本txt-第30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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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34岁的年青人说，“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权利。”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接受过一次难堪的采访。
　　
　　　第一个记者提问时，她被问及的问题是关于新的股改政策引发的社会冲突。
　　
　　　她不想回应，转开视线，用手指一指她认识的另一个记者。
　　
　　　“汤姆，你的问题？”
　　
　　　汤姆站起来说“我想问的就是他刚才问的问题”
　　
　　　“下一个”她又说。
　　
　　　但每一个记者都说“我想问的就是他刚才的问题”
　　
　　　直到她作出回应。
　　
　　　“在国家垄断企业面前，很多人首先没有自信，　为什么没有自信？中国人习惯了听从权威的，大家都被这样教育着，权威是至高无上的。”
　　
　　　是。都没有错。
　　
　　　但今天我去采访全国牙防组被诉一事。
　　
　　　李刚是提起诉讼的律师，他调查牙防组没有法定意义上的认证资格而为牙膏企业提供认证，起诉一年多，到现在未果。
　　
　　　这样下去，也许就会象他在“进津费”“进沪费”的诉讼中一样不了了之。
　　
　　　但今年二月，律师陈江以同样理由在上海提起诉讼…他称之为声援。于是媒体再一次，卷起报道热潮。
　　
　　　一篇接一篇的追踪，直到昨天，全国牙防组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这一事件作出解释。
　　
　　　李刚说他非常意外“不在预期当中”
　　
　　　“为什么？”
　　
　　　他说“因为老百姓在向强力机构发出疑问的时候，已经习惯了没有回应。”
　　
　　　但是这次不同。如果不公开发言，也许会是不停止的诉讼和报道。
　　
　　　“在法庭上，媒体中，这样一种公开的辩论意味着什么？”我问李刚
　　
　　　“如果是对方是企业，意味着对消费者权利的保障，如果是政府机构，意味着公众的民主权利得到伸张。”
　　
　　　推动这一切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是可以叫得出姓名的律师和记者，还有那些买了报纸，打开电视，关注这个消息，打电话去牙防组询问的普通人。
　　
　　
　　


　　　



　　　　　　　　　　　

时间

◎吕游

　　
　　　我站在一棵古老的大树下，轻轻抚摸着它苍老的树干：树纹一道又一道，盘根错节，有的地方隆起，有的地方凹陷，如拧着根根粗大的钢筋缠满了树的全身——这都是时间刻在上面的。在这一道道深深浅浅的树皱纹里，我仿佛触摸到了时间的脚印，看到了时间运行的轨迹，读到了树的历史、时间的历史。
　　
　　　几个世纪之前，不知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不知那天是阴是晴是风是雨，一棵小小的树苗被栽在了这里，栽它的主人姓谁名何已无从考证。时间的阳光雨露，时间的肥沃土壤，已经把这棵小小的树苗变成了今天遮天蔽日、身高十余丈的参天大树，如同一位巨人矗立于天地之间。树上每一根伸向天空的树枝，仿佛都是时间的凝固；树上每一片墨绿色的叶子，仿佛都挂满了时间。
　　
　　　站在这棵大树下，我凝思良久，忽然生发出这样的感慨：一棵小小的树苗长成参天大树，除其他许多因素外，能离得了时间吗？没有时间的沉淀，它只用一秒钟或一分钟能长成参天大树吗？其实，在当初种下这棵树的同时，也种下了时间，是时间使它成为参天大树的。正如没有上亿年的时间，地球上就不可能有任何生命一样，没有时间，它再努力，自身再强壮也只能是一事无成——这就是时间的魔力。
　　
　　　这时，我有忽然想到：时间是神奇无边的。可是它再神奇再有魔力，给它几十年几百年直至几千年，它能使眼前的这棵参天大树缩回至当场那棵小小的幼苗吗？
　　
　　　我轻轻搂抱着这粗大的树干，如同搂抱着厚厚的时间。树太粗了，我根本搂不过来，正如我搂不住这无穷无尽的时间。我们可以拥抱现在的时间，我们可以期待未来的时间，可我们能与过去的时间相会吗？
　　
　　　我又望了望远方：花蕾终会开出鲜花，鲜花能变成花蕾吗？黄河可流向大海，大海能流回黄河吗？少女可变成老妇，老妇能变成少女吗？幼儿能长成大人，大人能返老还童吗？恐龙一成为化石，化石能变成恐龙吗？流星一化着陨石，陨石能重上天空再闪烁出星光吗？唐宋已逝千百年，我们还能再回到唐诗宋词里去，与李白、苏东坡一起饮酒碰杯作诗赋词吗？
　　
　　　这就是最让人感慨、最让人无奈、最让人悲哀的时间！
　　
　　　时间不可预测、从无草稿、难以回放、无法修改、不能重来、永世难逢，全是一次性的。这一年永远不是那一年，这一月永远见不着下一月，这一周永远是唯一，这一天永远是最后一天，这一早晨过去了永远不会再有这一个早晨，就连这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其实都凝聚着某种永恒。
　　
　　　我弯腰捡起一片躺在地上静静睡着的树叶，轻轻捧在手上仔细端详，仿佛手里捏着一段遥远的岁月，不，那是一段稍纵即逝的时间。
　　


　　　



　　　　　　　　　　　

冤家路窄

◎＇美＇T？A？赫彭海默　○朱卫国　向小丽　译

　　赫鲁晓夫呆呆地望着眼前这枚R－7火箭；就像一个“闯进大商场的老农民”。他小心翼翼地触摸并轻轻敲击外壳，想弄清楚这个外号“老七”的家伙是否牢固。
　　“我们什么都做了，就差没去舔它，尝尝它是什么味道。”这位苏联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回忆第一次看到火箭时的情景，“好像一群绵羊第一次看见了一扇新大门”。他难以相信这样一根雪茄形状的粗管子，能够飞入浩瀚无边的太空。
　　1957年秋天，R－7火箭携带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苏联发射成功，标志着人类航天时代的真正到来。
　　尽管事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轻描淡写地表示，苏联不过是把“一只小球送上天”，“并没有引起我的忧虑和恐惧”。但两个超级大国间的太空竞赛就此展开。
　　得知科罗廖夫的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时，布劳恩正兴致勃勃地参加鸡尾酒会。如同一个坐冷板凳的足球运动员，他瞬间爆发了情绪：“我们能在60天发射一颗卫星！请给我们开绿灯，我们只需要60天。”
但事与愿违，布劳恩研制的“先锋号”发射失败。与此同时，苏联的第二颗人造卫星再度升空。
　　在联合国的一个社交场合，苏联代表揶揄地问美国对手，是否愿意接受外国的援助，莫斯科有向落后国家提供技术援助的计划。
　　在这种明争暗斗之下，科罗廖夫和布劳恩的日子都不好过。他们深知这场科学角逐背后的政治分量，且各自还拖着一条政治阴影的尾巴：一个在“肃反”运动中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一个曾是希特勒班底的导弹武器专家。
　　1944年，当盟军日益逼近柏林时，美国和苏联的先头部队都负有一个暗中使命，即不惜一切代价搜罗纳粹科学家，冯？布劳恩成了头号追捕目标。得知希特勒自杀的消息后不久，布劳恩害怕遭盖世太保灭口，带着他的火箭班子集体投奔了美军。
　　与此同时，苏军俘获了一批德国火箭专家和相关资料，并把“杰出飞机设计师”科罗廖夫调回研究室。当时，这位政治犯正在等待死亡。他得了坏血病，并屡遭毒打。
　　布劳恩直到1958年才扳回一局。这年年初，美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他随即成为《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两个月过后，“先驱者1号”卫星成功升空。由于每小时慢了800公里而未能到达月球，但这已经是当时最快的速度了。
　　这回轮到科罗廖夫失意了。他叮嘱手下赶走睡意，喝杯浓茶，继续工作。“别为美国火箭飞向月球而担心，”他断言道，“我们将比美国早几个小时到达月球。”可惜苏联的实验也失败了。
　　赫彭海默评价说：“在此短暂的时刻，登月竞赛是真正的竞赛，两国的火箭就像国际汽车大奖赛的一级方程式赛车。”他把阿波罗登月计划的成功看作这场比赛的高潮。1969年，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成为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他那句不朽的登月感言——对一个人来说这是一小步，但是对人类来说这是一次飞跃——与这次登月共同被载入人类史册。
　　遗憾的是科罗廖夫并没能亲眼目睹这一盛况。早在3年前，他在一次例行手术中不幸身亡。布劳恩后来居上，迈向自己事业的顶峰，直至1977年去世。
　　或许他俩都未曾想过，数十年后，美俄两个曾经的冤家会开始寻求合作。1992年，布什和叶利钦签署了合约，恢复并扩充了空间合作协议。作为美国太空协会的副研究员，赫彭海默乐观地展望，21世纪的航空航天事业将成为和平时代的希望。
　　（王永生摘自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倒计时——航天器的历史》一书）



　　　



　　　　　　　　　　　

名人轶事

◎傅国涌

　　
　　成为永远的笑柄
　　1923年手握兵权的曹锟做够了军阀，想到新华门的宝座上坐坐。他以重金收买议员，送给每人5000银圆的支票一张（有个别是1万元的支票）。10月5日，曹锟花费了400万元巨款，顺利当选为民国大总统。那五百多个接受贿赂、投了选票的国会议员从此成为永远的笑柄。
　　
　　　曹锟贿选其实已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918年他就贿选过副总统，不过那次他出价太低，只是要给每个议员送500银圆，而且不是现付，是许诺，不足以让那些善于计算的议员动心，所以他的副总统没有当成。或许接受了那次教训，5年后，他才会出手如此阔绰。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议员都甘愿做“猪仔”，其中来自浙江淳安县的一个众议院议员叫邵瑞彭，他在收到5000银圆的贿选支票后，拍照寄往北京、上海各地的报纸发表，并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提出控诉，全国舆论一片哗然。为了躲避追杀，他转道天津、香港，到了上海，时在10月14日，恰好柳亚子、邵力子、陈望道、曹聚仁等发起的“新南社”举行第一次会议，他以旧南社社友身份赴会，受到热烈欢迎。几天后，他返回故乡淳安，当地民众开大会欢迎他，师范讲习所的学生们高举的横幅上写着“揭发五千贿选，先生万里归来”。这大概是淳安有史以来最大的荣耀。另一位断然拒贿、拂衣南下、视支票如粪土的议员是浙江乐清的洪叔翰，他的举动同样令故乡百姓引以为荣。
　　
　　　徐悲鸿的“一意孤行”
　　
　　　世人皆知徐悲鸿家挂着一副对联：“独持偏见，一意孤行。”他还有一句座右铭：“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1929年国民党政府举办第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他拒绝参加。1935年，左翼剧作家田汉被捕入狱，他四处奔走，和宗白华一起将田汉保释出来。大约也是1935年，他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留学法国时期同为“天狗会”朋友的张道藩已经位居要职，通过张出面，请他给蒋介石画像，他竟一口拒绝了，说自己对蒋不感兴趣。
　　
　　　他有一幅国画《灵鹫》，笔力雄健，意境深远。1943年在重庆展出时，受到瞩目，一位美国将军甚至念念不忘。抗战胜利后，美国将军即将回国，蒋介石要送礼物，此人说什么都不想要，只要徐悲鸿那幅《灵鹫》。国民党官员出面请他开价，要买下这幅画，被他拒绝，他们一次次前来，并表示无论出多高价钱都可以接受，他就是不肯。
　　
1945年2月22日，徐悲鸿在《重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蒋介石恼怒，把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张道藩骂了一顿，张派人找到徐悲鸿，要他登报声明自己没有参加签名。当时在国民党压力下，有人确实就登了这样的声明，面对“很不利”、“你的一切都保不住”的威胁，他的回答是“我对我的签名完全负责”，“我决不会收回我的签名”。
（云舒摘自珠海出版社出版摘自《民国年间那人这事》）



　　　



　　　　　　　　　　　

优雅的科学独行者

◎周欣宇

　　
　　　难以想象，如此优雅的美感，竟能在一个物理学家身上得到完美地演绎。
　　
　　　他总是穿着做工考究的西装，他爱好文学和音乐。他是世界上唯一在方程式中使用哥特体字符的科学家。据说在所有用英语写作的科学论文中，他的语言是最优美的。
　　
　　　他叫钱德拉塞卡，原本是个有点羞涩的印度青年。19岁那年，他因成绩优异获得政府奖学金，只身乘船前往英国剑桥求学。在长达十几天的漫长航行中，他奇迹般地初步计算出一个结果：当恒星质量超过某一上限时，它的最终归宿将不会是白矮星。
　　
　　　在1935年皇家天文学会的会议上，当钱德拉塞卡宣读自己论文的机会后，当时天体物理学界的权威爱丁顿走上讲台，他当众把钱德拉的讲稿撕成两半，宣称其理论全盘皆错，原因是它得出了一个“非常古怪的结论”。听众顿时爆发出笑声。会议主席甚至没有给这位年轻人答辩的机会。
　　
　　　会议结束后，几乎所有人都走到钱德拉跟前，说：“这太糟糕了，太糟糕了……”
　　
　　　“世界就是这样终结的，不是伴着一声巨响，而是伴着一声呜咽。”多年后，钱德拉仍然记得自己当时的自言自语。
　　
　　　与爱丁顿的争论持续了几年，没有一个权威科学家愿意站出来支持钱德拉。最后，他终于明白应该完全放弃这个研究课题。在1937年到了芝加哥大学以后不久，他把自己的理论写进了一本书里，然后不再去理会它。
　　
　　　差不多30年后，这个后来被称为“钱德拉塞卡极限”的发现得到了天体物理学界的公认。然后又过了20年，钱德拉获得了诺贝尔奖。1983年，当他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奖章时，已是两鬓斑白的垂垂老者。
　　
　　　此时，回顾年轻时的挫折，钱德拉却已有了不同的看法。“假定当时爱丁顿同意自然界有黑洞……这种结局对天文学是有益处的，”他说，“但我不认为对我个人有益。爱丁顿的赞美之词将使我那时在科学界的地位有根本的改变……但我的确不知道，在那种诱惑的魔力面前我会怎么样。”
　　
　　　钱德拉寒卡的结论是，这些成功的人“对大自然逐渐产生了一种傲慢的态度”。这些人以为自己有一种看待科学的特殊方法，并且这种方法一定是正确的。但实际上，“作为大自然基础的各种真理，比最聪明的科学家更加强大和有力”。
　　
　　　因此他的一生都是谨慎、谦逊和勤奋的。每当投入工作时，他就会坐在一张非常整齐、清洁的书桌前，寻觅数学的秩序。每天至少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7天，花费10年左右，得到了“某种见解”以后才罢休——也就是说，直到宇宙的某一个方面已经完全约化为一组方程时才罢休。然后，他总是把研究的结果写成一本书，就不再关注这个领域，而去寻找天体物理学中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课题，重新埋头研究下去。直到六十多岁，钱德拉仍能定期把精力转向以前从未涉足的新领域。
　　
　　　他的教学同样以严谨和一丝不苟著称。据说，他的板书和讲稿是那样整洁和优美，以至可以直接拿去印刷。一个有名的故事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钱德拉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