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7年合订本txt-第3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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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在葛洲坝工地，为检查二江泄水闸护坦表面过水后的情况，年近80岁的他，乘坐一只封闭的压气沉箱下到了20多米深的水底，开沉箱的工人惊叹：“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年纪的人还敢

　　2000年4月，年近九旬的张光斗教授在三峡工地检查工程质量往水下钻！”

　　正在葛洲坝工程进行现场设计审查的他，突然接到清华大学的电话，说有急事，请他立即返校。他匆匆赶回北京，推开家门，等待他的竟是惊人的噩耗——他37岁的长子因突发急病抢救无效去世。

　　打开儿子的抽屉，看到十几张没有上交的病假条，他知道孩子一直在拼命地工作。

　　他把自己关进了房里，两天没有出来。两天过后，他走出房门，拿出的是上万字的《葛洲坝工程设计审查意见书》。

　　时任水利部部长的钱正英接到这份意见书，泪水夺眶而出。

　　最大梦想的实现

　　1992年4月3日，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那一年，张光斗80岁，建设三峡工程是他心中最大的梦想。

　　1993年5月，张光斗被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聘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报告》审查中心专家组副组长。

　　面对汇集了10个专家组、126位专家意见、总字数达300万的报告，他每天拿着高倍放大镜，从早到晚，逐字逐句反复推敲审核。他在专家组会议上说：“我们有信心、有志气建好三峡工程，我们又要如履薄冰地对待三峡工程。我们一定要抓住关键问题，只要是关键问题，千万不要放手！”

　　1994年，三峡工程开工。在此后近十年的时间里，已是耄耋之年的张光斗，每年至少跑两趟三峡工地。爬孔洞，下基坑，哪里不放心，他就往哪里去。他说：“工人师傅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

　　2002年4月，90岁的张光斗第21次来到三峡大坝工地。和往常一样，他脚穿水靴、头戴安全帽、身着蓝色布衣，顺着脚手架往大坝上缘的导流底孔登去。这是工程的一处要害部位，混凝土表面哪怕有一点点不平整，都将是大坝安全的隐患，所以，他一定要去看一看、摸一摸。

　　10米，20米，50米，55米……跟在后面的人看到他的双腿在微微发抖，但他依然顽强地向上攀登。查看了两个底孔后，他回到了地面。“我实在是爬不动了。”他说，“要是有力气能爬，我一定再去多检查几个底孔。”

　　2006年5月20日，张光斗在家中收看爆破拆除三峡大坝围堰的电视直播，当礼炮般的爆破声响起之时，94岁的他激动得站起身来……做一个好工程师，一定要先做人

　　不去大坝的日子里，每天清晨，张光斗会提着书包、拄着手杖，出家门沿一条小路朝清华园的办公室走去。手杖在小路上磕出笃笃的声音，花开花落，风雨无阻。

　　踏着这条小路，他迎来了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成立，创建了国内的水工结构和水电工程学科，开设了水工结构专业课，编写了国内第一本《水工结构》中文教材。他还建立了国内最早的水工结构实验室，培养了国内首批水工结构专业研究生。

　　他在清华园的讲台上整整站立了50个春秋。“一条残留的钢筋头会毁掉整条泄洪道”，这个例子，张光斗从20世纪一直讲到今天。

　　坚持理论与工程技术实践相结合，是他毕生的教育理念。

　　学生们交论文，他要先设一道槛，看有没有经过实验论证或工程实践检验，如果没有，立即退回。他告诉学生们，在水利工程上，绝不能单纯依赖计算机算出来的结果，因为水是流动且变化的，如果你已经设计了100座大坝，第101座对于你依然是一个“零”。

　　他打分的标准很奇怪，学生如果只是按照书本一五一十地回答问题，即使全部正确，他顶多给3分；学生如果有自己的见解和分析，又言之有理，即使尚显幼稚，他也会喜上眉梢，一定给5分。他告诉学生们，在工程技术领域，如果没有创新，永远只能跟在别人的后面爬行。

　　张光斗在学生们的心目中是一个极富魅力的人，他的特立独行，他的逆向思维，乃至他的严格、严谨，都传达着一种穆如清风、淡定忘我的风范。

　　张光斗对学生们说得最动感情的一句话是：“做一个好工程师，一定要先做人。正直，爱国，为人民做事。”

　　张光斗已是桃李满天下，许多学生已经成为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栋梁之材，其中包括16位两院院士、5名国家级设计大师。

　　1997年，85岁的张光斗决定学习使用电脑。当时他因为患有青光眼、白内障，手又发抖，写的字别人很难辨认，他感到非常苦恼。学用电脑就是希望自己能够继续工作。为此，他学会了拼音输入法，由于视力太差，为了减少拿着放大镜在屏幕上找字的时间，他硬是把每一个字所在的顺序位置背了下来。

　　他伏身在电脑前，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敲着键盘。1997年，写下了《科教要兴国，兴国要科教》；1998年，写下了《加强高等教育与经济建设的结合是发展经济的关键》……

　　1996年到2000年，他写下的教育方面的书信文章就有32篇。

　　我还想为人民做些工作

　　张光斗的生活已离不开手杖和轮椅了，他依然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

　　上午，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浏览当天的报纸和信件。他一直没有停止思考’，就相关问题会给有关部门打电话或者写信，提出建议。如果觉得问题特别重要，他就会搜集资料、拿出论据、写成文章投寄报刊甚至上书中央。

　　他这一生，有许多建议被中央采纳，其中包括1992年他和王大珩等6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上书，促成了中国工程院的成立。

　　他说话不留情面。在参观工厂企业时，每听到主人兴致勃勃地介绍那些引进的先进技术与生产线时，他会马上跟一句：“在消化、吸收方面，你们做了些什么？”

　　1996年张光斗获得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中国工程院工程成就奖，2001年获得中国水利学会功勋奖，2002年获得中国工程科技领域最高奖——光华工程成就奖。

　　张光斗的心中还有许多未了的愿望。2005年8月13日，他给女儿写了一封信：“人生就是为人民服务，为后人造福。我一生为此努力，但贡献不大。中国人口众多，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人均的1／4，而洪涝干旱灾害频发……我93岁，生活能自理，头脑清楚，无大病，是很不容易的。我还想为人民做些工作，对工程和国事写些文章……”

　　（俞瑾鹏摘自《瞭望》2007年第38期）






杨福家的三个梦

钱锋　吴昂


　　当泰晤士河畔的大笨钟敲响新世纪钟声时，有着120年历史的英国著名学府诺丁汉大学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聘请一位外国人做校长。被选中的是来自中国的著名核物理学家杨福家。杨福家，浙江镇海人，一个爱做梦的人。

　　第一个梦：强国

　　陈毅元帅亲口讲述的一个故事，令杨福家刻骨铭心：早年留学法国期间，陈毅在无轨电车工礼貌地给一位老太大让了座。但不曾想到，当这位老太太得知陈毅是中国人时，竟站起来说：“中国人坐过的位置我不要坐。”

　　20世纪60年代初，杨福家在原子物理的故乡——丹麦的遭遇，与此却有天壤之别。当时在哥本哈根的物理研究所里，各国的学者都渴望了解发生巨变的中国，邀请杨福家等3位中国学者的晚会接连不断，最多时一个星期有5个。

　　杨福家深有体会地说：“我为生活在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国而感到自豪。不过，只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才获得了应有的尊严。”

　　第二个梦：科学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

　　在丹麦留学时，杨福家常常这样自勉：“中国是我心中的世界开始的地方，也是我实现人生追求的地方。”他的第二个梦，就是建立具有国际水准的实验室，使中国在现代科学殿堂得到应有的席位。为了这个梦想，他屡屡婉拒国际同行的重金相聘，苦苦追寻不已。

　　如今，杨福家的这个梦想已经部分变为现实。他的“基于加速器的原子、原子核物理实验室”，已被一流专家评定为达到国际水准，完成了一批在国际上受到重视的工作。其中的一些实验成果，多年来一直为国际同行所采用。

　　第三个梦：教育

　　杨福家说，一国兴旺，教育是本。我们需要有炼铁成钢的炉子，培育更多的栋梁之才，让千年的文明古国重放青春光华。这第三个诱人的梦想．也许就是杨福家半辈子潜心教育的动力。

　　在担任了6年复旦大学校长后，如今杨福家又成了诺丁汉大学校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已是桃李满天下。

　　“21世纪的教育将有三大特征：终身教育、以学生为中心和教育国际化。”这是杨福家的教育理念。如今实践教育国际化的杨福家国内外两头奔忙，却不以为苦。得天下之英才而育之，不亦乐乎？

　　有梦就有希望，有梦就有追求。杨福家说，我的“梦”实现得晚了一点；曲折了÷点。但在曲折的途径中我见到了更多的榜样，艰难的历程更能锻炼人、磨炼人。杨福家说，我的“梦”还没有做完，因此还要苦苦地追求下去。

　　背景资料：

　　杨福家，核物理学家。1938年6月11日生。1958年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工作，历任原子核科学系主任、现代物理研究所所长、研究生院院长、副校长、校长等职。现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长、诺丁汉大学校长。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他是最早在国内倡导知识经济的学者之一。

　　诺丁汉大学建于1881年，是二战后第一所获得皇家特许的大学，现在是英国重点大学之一。

　　诺丁汉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设有人文学院、法律和社会学院、教育学院、科学院、工程院、医学院。本科生18000余人，研究生4000人，此外，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1800人。

　　（方晨摘自《浙江日报》）






神勇军魂

耿文


　　赵登禹将军于“七七事变”后二十一日殉国。当时日军占领北平，将军率部驰援，可是，将军没有料到，他率部北上的军情，已被汉奸潘毓桂出卖给日军。

　　在抵御日寇大规模进攻前，赵将军举酒壮行：“今天，我和冯先生（冯玉祥）通话，我向冯先生告别，冯先生问我何时回来，我说，快则两天，晚则三天，或许……或许再也不来了！”

　　下面有人啜泣，将军顿了顿：“哭什么？先留着眼泪吧，等胜利了一起哭！”将军走到哭泣的战士面前，一把扯开战士的衣服。这胸膛令人惊心动魄，从中原大战到喜峰口，每一个伤疤，都会述说一个流血不流泪的故事。

　　将军：“你是二十九军爷们儿吗？”

　　战士：“报告师长，是爷们儿。”战士立正、挺胸，动也不动，像尊雕塑，只是眼角流泪。

　　将军：“爷们儿流血不流泪，更何况抗日军人！”战士：“师长——”将军：“有什么话要留下来？这样吞吞吐吐的？”

　　战士：“我从中原大战就跟着将军，只是家有待产之妻，不知是男是女，如果我死了，望将军抚恤，待如子侄。”

　　将军戴着雪白手套的右手缓缓举到帽檐边，人们都静无声息，只听将军炸雷般吼叫：“书记员，把他的话记下来！”

　　第二天将军死了，他身边倒着一个壮士，就是昨晚啜泣的战士，他的镔铁大刀砍翻了七个鬼子！朦胧的火光里，日本人的人头被劈开，刀已卷刃。其实赵将军上前线时，他的妻子倪玉书已有七个月的身孕，将军殉国三个月后，他的孩子出世。

　　28日拂晓，敌寇向宛平县城及南苑一带发动大规模进攻。当日本人在飞机大炮等现代兵器掩护下冲至阵地前沿时，赵登禹挥起大刀，跃出堑壕，赤膊率将士杀入敌群。刀光闪闪，号哭一片。正是暑天，光着土身的将士看到将军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个个如猛虎下山，撕咬腾挪，砍杀声惊天动地。

　　南苑地区地势平坦无险可守。在枪林弹雨中反复拉锯冲杀，从拂晓战至中午，日军派兵绕到侧翼，企图包围赵登禹部。

　　赵登禹将军率领部属向大红门方向集结，准备反击。这时天已经黑了，为突破敌阵，借着夜幕，赵登禹挥动大刀，率部冲杀。在接近敌阵时，日军发射了照明弹．埋伏在大红门的机枪以密集的火舌吼叫，赵登禹将军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

　　当将军从昏迷中醒来，借着火光，他对身边满面泪水的传令兵说：“军人战死沙场原是本分，没有什么值得悲伤。”然后嘱咐传令兵告知母亲不能尽孝，言逝。赵将军的遗言，有一种悲壮，还没有看到敌寇溃败，自己却舍命疆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军人是应该战死沙场的，赵将军就是提着脑袋去拼去杀的。在中国，从来孝优于忠，忠孝不能两全时，两相权衡，大部分国人选择孝，少数人才像岳飞、赵登禹将军那样，对母亲没有尽孝，先去尽忠。赵登禹殉国时，其母年逾七旬，备尝老年丧子之痛；其妻倪玉书时年仅二十七岁，怀有七月身孕，英年丧夫；存世的儿女，其子四岁，其女两岁，尚不解生离死别，即与父亲阴阳暌隔。

　　赵登禹将军殉国了。继赵登禹之后，同是二十九军袍泽的张自忠在三年后也以自己的热血殉国，当张自忠死在日本人手中的时候，杀死他的人仍然整整齐齐地列队向他的遗体敬礼，并像护送自己将军的尸体一样护送他离开战场。昔日司马迁借田光赞荆轲曰：血勇之人，怒而面赤；脉勇之人，怒而面青；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古人真是把人看透了，一个勇字分析得入骨三分，一直追溯到肌理和生理。赵登禹、张自忠将军辈当属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

　　（王斌摘自《散文·海外版》）






镜中瑕疵（外一篇）

孙甘露


　　镜子，是巧夺天工之物。它被上帝施以魔法，由诗人所赞颂，由女士珍藏，由人们频频注视却视而不见。

　　它隐身在各种事物中，不是象征性的，而是真正地隐身。它只向探询的目光显现，可以与人们的面影做丰富的互文性研究。

　　它见识过真正的裸体，见识过哀伤、绝望和狂喜，生活中乏味无趣的时刻也为它所记录。它在某处照看着这个世界，甚至在某些特殊的时刻加速世界的疯狂，它在幽暗处和最耀眼的地方，犹如卑微的神灵，向晨曦、夜色、烛光、出生、病容……做出纯正的承诺。在它面前徘徊是危险的，比不在它面前徘徊更加危险。

　　有谁曾经在幻想中隐身于一面镜子？这种心理倾向意味着什么？写作也许是一种同等性质的代偿行为，类似于揽镜自顾。向一个光滑的表面逃遁，凝视自己，然后使自己在此处藏匿不见。类似的事物还有许多，航行者享有广阔的水面，乡间狩猎者寻觅一汪清泉，旧时一面带手柄的镜子，随出嫁的新娘移向别处。在平凡的时光里，面对镜子类似于吸烟，这一行为暗含着对另一双眼睛的期待。

　　你在无数面镜子前凝视过自己，而无数的面容早已随着映照你的那个时刻而不见。

　　人们在镜子里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