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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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政治权力的工具。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已经给训诂研究带来极大的便利，这是训诂学走向现代化的内容之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二十一世纪计算机技术将会在古籍研究整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可以预期的。
所谓训诂学现代化的问题，主要是在实践基础上创建符合古汉语特点的历史语义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精确解释古代文献语言。这和整个汉语史研究水平密切相关。清代训诂学高峰的出现是以古音学的大发展作为前提的，古音学的发展推动了古义学的发展，现代训诂学的发展更需要以音韵学、古文字学发展作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二十世纪训诂学的现代化也不过是刚刚起步，它的综合过程、理论化过程还很漫长。许多喧嚣一时的时髦文字将被历史冲刷，学术价值的唯一标准就是学术本身，从来都是如此，不可怨天尤人。梁启超说：“豪杰之士往往反抗时代潮流，终身挫折而不悔，若一味揣摩风气，随人毁誉，还有什么学问的独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62页，东方出版社，1996。章黄都是二十世纪的豪杰之士，训诂学能独立于现代学术之林，二氏功不可没。在此价值取向、文化观念进一步发生重大转换的新时期，我们应总结章黄的学术成就，更应重视他们的学术品格，独立精神，要记取那些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永恒意义的东西。当然，也要勇于突破他们的局限性，勇于迎接一切新的挑战。沈兼士、杨树达、王力、陆宗达、张舜徽，他们的训诂实践精神，以学问为生命的思想品格，同样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发扬学术正气，呼吸新鲜空气，实现训诂学的全面变革，这是二十一世纪训诂学家面临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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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同上
王宁《训诂学原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中国科学院出版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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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章太炎《论语言文字之学》，《国粹学报》1906年12—13号
张永言《语文学论集》语文出版社1992
郑远汉主编《黄侃学术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周法高《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973年第一卷
何九盈男，生于1932年11月，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著作有《古汉语音韵学述要》、《上古音》、《古韵通晓》（合著）、《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实用文言词典》（与李学敏合编）等。
第三章 二十世纪的汉语文字学（1）
更新时间2010…6…8 15：48：30 字数：11959
限于时间和资料，本文所述主要是中国大陆地区的汉语文字学研究情况，港台和国外情况偶有涉及。
裘锡圭沈培一、概说对汉字的研究，在我国开始得很早，但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字学则是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才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旧的文字之学是所谓“小学”的一个部分。我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是西汉刘歆的《七略》。其“六艺略”中有“小学”类。此书早已不传，但班固《汉书·艺文志》是根据它写的。《艺文志》“小学”类里记载的书，基本上是一些识字课本（如《苍颉》《凡将》等篇）。后来，“小学”的范围有了扩大。《唐书·艺文志》经部小学类的书，大体包括文字、音韵、训诂、书法四个方面。清代乾隆时所编《四库全书总目》的经部“小学类”下分“训诂”“字书”“韵书”三小类。
“小学”一向被认为是经学的附庸。它所注重的材料基本上都是书面材料，所以这种研究大致属于“语文学”的范围，与“语言学”尚有区别（参看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前言》，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研究者中，很少有人直接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绝大多数人不能正确处理语言和文字的关系。因此在“小学”研究中形成了以文字统帅语言的局面。传统文字学的经典，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在整个“小学”界长期享有非常崇高的地位，治“小学”的人大都把它奉为圭臬。
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有两件事为现代意义的文字学的形成准备了初步的条件。这两件事是西方语言学思想的传入和古文字研究的进步。
晚清以来，由于金石学的发达和古文字资料的大量发现（其中包括殷墟甲骨文等前所未见的重要资料的发现），古文字研究的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清末的吴大、孙诒让等人已经根据古文字指出了《说文》的一些问题。进入民国时代以后，这方面的研究有进一步的发展。大量的古文字资料和有关的研究成果，为现代意义的文字学的建立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对现代意义的文字学的建立起了更重要的作用的，是西方语言学思想的影响。
1906年，章太炎发表《论语言文字之学》一文（《国粹学报》2卷12、13号）。他认为：“合此三种（按：指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乃成语言文字之学。此固非儿童占毕所能尽者，然犹名为小学，则以袭用古称，便于指示，其实当名语言文字之学，方为确切。”章氏的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他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语言学思想。他提出“语言文字之学”这一名称，标志着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端。
但是，正确确立语言和文字之间的关系，需要经历一段时间。民国初年，很多人把“小学”改称“文字学”，而不把它称为“语言文字学”，这是小学研究中以文字统帅语言的思想的反映。他们所研究的“文字学”，仍包括文字、音韵、训诂三个方面。如1917年，北京大学的文字学分别由朱宗莱、钱玄同两位学者担任，他们所写的讲义分别叫《文字学形义篇》、《文字学音篇》，前者包括文字与训诂之学。又如，何仲英1922年出版的《新著中国文字学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是一部为中等学校编写的文字学教科书，其内容也是包括音韵与训诂的。此外如1931年贺凯的《中国文字学概要》（北平文化学社）、1933年刘大白的《文字学概论》（上海大江书铺）、1933年傅介石的《中国文字学纲要》（北平自刊本，1940年中华书局昆明印本）、1935年戴增元《文字学初步》（上海中华书局石印本）、马宗霍《文字学发凡》四卷（上海商务印书馆线装本），都是同一类的著作。即使在文字学跟音韵学、训诂学已经明确分家之后，仍有人写这种文字学著作，如1971年台北正中书局出版了林尹的《文字学概说》，此书到1980年已经出了第7版，可见影响颇大。其第三篇是“形音义篇”，下分字形的演进、字音的分析（讲述声、韵、反切等内容）、字义的训诂等三章，仍是旧的格局。
由于研究音韵的学问比较专门，已有的成果又比较多，音韵学是较早脱离文字学而独立的。早在三十年代之前，有些人在讲文字学的时候就已经不管音韵方面的内容，而只谈“形义”，即文字和训诂了。二十年代初，沈兼士在北京大学讲授的课程明确称为“文字形义学”。此后颇有人仿效。由于研究训诂“没有现成的理论系统”，讲“文字形义学”的往往以形为主，讲“义”的部分只是附庸，“可有可无”（唐兰《中国文字学》第6页）。例如1935年出版的周兆沅的《文字形义学》（上海商务印书馆石印本），上篇书体，下篇形论，并未专论训诂。容庚在燕京大学开文字学，《形篇》讲字体，《义篇》讲说明文字结构的“六书”，也是有“义”之名而无“义”之实。
所以，唐兰说：“民国以来，所谓文字学，名义上虽兼包形音义三部分，其实早就只有形体（引者按：这里所说的“形体”包括文字结构）是主要部分了。”（《中国文字学》第6页）有的学者并明确把音韵、训诂排除在文字学之外。如1926年出版的顾实的《中国文字学》，只论述文字之由来、文字之变迁和文字之构造。又如，1933年何仲英出版《文字学纲要》（上海民智书局），他认识到文字学不应包括音韵、训诂，因此把自己原来的文字学著作改写为此书，专门讨论汉字的形体。1934年，唐兰把他在北京大学所用的讲义《古文字学导论》手写石印出版，这部书明确主张“文字的形体的研究，是应该成为独立的科学的”，认为“语言的主体是声音，文字的主体是形体，我们可以把文字的声音归到语言学里去，但形体却是独立的，我们对于音符字可以认为语言，但形符字，意符字，和半音符字的非音部分，却不是语言所能解释的。文字固然是语言的符号，但语言只构成了文字的声音部分。我们要研究符号的起原和演变，我们要研究出一种适当的符号，那都是文字学的范围。”他还说：“在我要创立的新文字学里所要研究的，是从文字起原，一直到现代楷书，或俗字，简字的历史。这范围是极广泛的，但最重要的，却只是小篆以前的古文字。”这本书奠定了现代意义的文字学的基础，同时也使古文字的研究开始走上科学的道路。（此书1981年齐鲁书社重新影印，补齐图版，并附以作者1936年部分改订稿及1963年为中央党校版作的跋。）
后来，唐兰又出版了《中国文字学》（开明书店，1949；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重印）。书中专设“中国文字学的范围”一节，他说：“我在民国二十三年写《古文字学导论》，才把文字学的范围重新规定。我的文字学研究的对象，只限于形体，我不但不想把音韵学找回来，还得把训诂学送出去。”（该书第5页）“文字学本来就是字形学，不应该包括训诂和音韵。一个字的音和义虽然和字形有联系，但在本质上，它们是属于语言的。”（该书第6页）唐兰力主文字学应该与音韵学和训诂学分开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于汉语文字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四十年代以后，研究形体的文字学著作已成为主流。四十年代出版的比较重要的著作，除唐兰《中国文字学》外，有张世禄《中国文字学概要》（贵阳文通书局，1941）、齐佩的《中国文字学概要》（北平国立华北编辑馆，1942）等书。前者提倡研究文字要形音义三方面互相推求，但并没有去介绍音韵学、训诂学基础知识。
五六十年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字学著作有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蒋善国《汉字形体学》（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汉字的组成和性质》（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两位学者力图发掘汉字的构造和发展规律，梁书紧密结合语言学来研究文字，蒋书对隶变规律剖析得很细致，这在以前都是不多见的。
唐兰在主张文字学与音韵学、训诂学分家的时候，并未否认字的音和有“和字形有联系”的一面，但他的文字学著作很少谈这方面的问题。这可以说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受到他的影响，一般讲形体的文字学著作也很少讨论字形跟音、义，即汉字跟汉语里的词的各种具体关系。从五十年代起，在政府领导下，对汉字进行整理和简化工作。开始的时候，语文学界为了配合这项工作，大都着力强调文字对语言的从属性，但仍很少有人有意识地去研究汉字跟汉语里的词的各种具体关系。像王力《字的形、音、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1957年改为《字的写法、读音和意义》）那样的著作，极为少见。六十年代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出现了一些从字跟词的关系的角度去研究文字现象的有质量的文章（如吕叔湘《形、音、义》，《文字改革》1964，3、4，收入所著《语文常谈》；李荣《汉字演变的几个趋势》，《中国语文》1980，1）。文字学者通过语文实践，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研究文字虽然应以形体研究为主，但是不管形体和音、义之间的关系是不行的。八十年代以后，大量的文字学著作相继出版，如杨五铭《文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蒋善国《汉字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孙锡钧《汉字通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王凤阳《汉字学》（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顾正《文字学》（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詹鄞鑫《汉字说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许长安《汉语文字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等，这些著作都或多或少地谈到了形、音、义之间的关系。周祖谟为1988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撰写的“汉语文字学”条，把文字学定义为“研究汉字的形体和形体与声音、语义之间的关系的一门学科”，这可以代表目前大多数人的意见。
在八十年代以来出版的文字学著作中，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受到了较多的注意。该书使用了较多较新的出土文字资料，并且十分注意以语言学的观点来讨论文字问题。
通论性的汉字学的发展，跟汉字学各个分支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各方面的具体研究成果，后面将作简单的介绍。
西方普通文字学理论的介绍和引进，对汉字学的发展也起了促进作用。1940年出版了英国爱德华·葛劳德著、林译的《比较文字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出版了苏联B。A。伊斯特林著、左少兴译的《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历年翻译的西方语言学通论性著作，也大都有讨论文字的部分。有人在研究汉字起源和汉字的性质时把比较文字学的方法引入进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近些年来，文字学界还成立了学会（如中国文字学会、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等）。除了学会的经常性学术会议，有关单位也举办了文字学方面的学术会议，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在1986年12月和1991年9月两次召开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第一次讨论会后出版了论文集《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1988）。
还需要提到的是，从本世纪初开始，陆续有人从语言文字学之外的角度来研究汉字，例如艾伟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汉字，在1949年出版了专著《汉字问题》（中华书局），其中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