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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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提到的是，从本世纪初开始，陆续有人从语言文字学之外的角度来研究汉字，例如艾伟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汉字，在1949年出版了专著《汉字问题》（中华书局），其中涉及许多现代汉字学问题（参看李镜流等《建国前汉字心理学研究述评》，《语文建设》1987，11；马文驹《艾伟的汉字心理实验研究》，《教育研究与实验》1988，3）。近年来，有人把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于汉字教学，取得了一些良好的效果。
汉字是汉民族文化的载体，而且很多字的构造就是跟一定的文化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本世纪初开始，就有学者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汉字。前些年，由于“文化潮”的兴起，这方面的研究受到了重视，出现了很多以“汉字与文化”为主题的文章和著作。其中，江西教育出版社的“汉字文化丛书”（陈海洋主编，1995）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汉字文化大观》（何九盈、胡双宝、张猛主编，1995），可以看作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几年前就有人提出建立“汉字文化学”的主张。但遗憾的是，至今“汉字文化学”的界定还不是很清楚。虽然多数人主张“从汉字入手研究中国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汉字”，但在一些人所写的有关论著中，有不少内容其实可以归到文化语言学的范围里去，有的内容甚至很难说跟汉字和汉语有什么联系。
以上对本世纪的文字学研究作了一个简单的回顾，下面分节介绍汉字学的各项研究成果。需要交代的是，现代汉字学是汉语文字学在八十年代以后新兴的一个分支，本书有关部分另有论述，本篇就略而不谈了。
二、一般性的汉字学研究〖１〗（一）汉字性质的研究研究汉字的性质，就是要弄清汉字属于哪一种文字类型。这个问题是西方语言学传入后才提出的。七十年代末期以后，这个问题一度曾成为文字学研究的热点，参加讨论的人很多，意见颇为分歧。人们基本上采用两种方法来给汉字定性。一种是根据汉字字形所能起的表意、表音等作用来为它定性，另一种是根据汉字字形所能表示的语言结构的层次（也可以说语言单位的大小）来为它定性。属于前一种的，主要有表意文字说和意音文字说。在早期，一般都认为汉字是表意文字，汉字为意音文字说到五十年代才由周有光提出来。此外还有极少数人主张表音文字说（见姚孝遂《古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发展阶段》、《古文字的符号化问题》、《再论古汉字的性质》等文）。多数人认为汉字的性质自古至今没有本质变化，但也有人认为汉字的性质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从后一角度提出的观点主要有：商代甲骨文为形意文字周代以后汉字为意音文字说、古汉字为表形文字隶变后汉字为表意文字说。根据汉字字形所能表示的语言结构的层次给汉字定性的，主要有语素文字说和语素音节文字说。持语素文字说者，一般都承认在单音节词占绝对优势的古代，汉字可以称为表词文字。持语素音节文字说者一般也承认那个时代的汉字可以称为表词音节文字。
裘锡圭首先提出要分清作为词或语素的符号的文字和文字所使用的符号（裘氏称之为“字符”）这两个不同层次。词和语素都是音义结合体。作为词或语素的符号，不管哪种文字都是既表音又表意的。要划分表音、表意等类型，必须从文字所使用的符号即字符的性质着眼（参看裘锡圭《汉字的性质》，《中国语文》1985，1）。虽然以前研究汉字性质的人也常常根据汉字所使用的符号的性质来给它定性，如说形声字的形旁是表意的，声旁是表音的等等；但是他们之间的有些分歧确实是由于对两个层次的区分没有明确认识而引起的。例如说汉字是表音字，就不是着眼于汉字所使用的符号的性质，而是着眼于汉字作为词或语素的符号具有一定读音这一点的。因此，明确汉字的性质应当由汉字的字符的性质来决定，是有意义的。不过，对这一看法已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有必要继续进行讨论。
裘氏主张汉字在早期阶段（隶变以前）基本上是使用意符和音符的一种文字，可以称为意符音符文字（即意音文字）；隶变后由于汉字里的很多意符、音符，已经变为既无表意作用也无表音作用的“记号”，这时的汉字可以称为意符音符记号文字。但隶变后的汉字所使用的符号仍以意符和音符为主，所以汉字的性质自古至今没有本质上的变化。由记号构成的字就是“记号字”。“记号字”的概念并不是裘氏首先提出的。唐兰在《中国文字学》“文字的构成”一章中专立“记号文字和拼音文字”一节，认为：“截至目前为止，中国文字还不能算是记号文字，因为我们认识一个‘同’字，就可以很容易地认识‘铜’，‘桐’，‘筒’，‘峒’等字，可见这还是形声文字。”龙宇纯《中国文字学》（台湾学生书局，1987）指出汉字中有一种“纯粹约定”或曰“硬性约定”的文字，字形跟字的音、义毫无关系（该书第108～109页），这也就是记号字。裘氏发展了他们的说法。
认为汉字是表意文字的人，主要着眼于汉字与表音文字的本质差别，并不是否认形声字声旁等有表音作用。
此外，还有人提出了关于汉字性质的一些新的说法，但影响不大，这里就不具体介绍了。
跟汉字性质有密切关系的、汉字是否适合汉语的问题，也有不少人加以讨论。在五六十年代，人们往往强调汉字与口语脱节的一面。近年来则有很多人认为，由于在汉语里迄今为止单音节语素仍占优势，而且新词大都由已有的语素合成，所以作为语素文字或语素音节文字的汉字，跟汉语基本上仍是适合的。
（二）汉字起源的研究本世纪以来，一般文字学者大都接受了文字源于图画的观点（孙诒让、沈兼士、唐兰、蒋善国等人都曾明确指出象形文字与绘画的源流关系），但对汉字起源的具体情况和汉字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的过程，并没有认真讨论。
中国考古学兴起以后，尤其是五十年代以来，在原始社会时代的遗址（这里所说的“遗址”包括墓葬）里发现了不少刻划或描绘在器物上的符号。主要有两类。一类多作几何形。例如在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一些半坡类型遗址里发现的刻划符号。另一类以象形符号为主，如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的一些遗址里发现的一批符号，在传世的一些良渚文化的玉器上，也刻有跟大汶口文化相似的符号。这些符号大都是单独出现的，两个以上符号排列成行的例子为数不多，主要见于良渚和龙山等文化的陶器上。
排列成行的符号大都发现得较晚。在注意到这类符号之前，学者们对上述原始社会的符号是否文字的问题已经作了很多讨论，但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有些人认为它们是文字，有的甚至直接把它们当作早期的汉字加以辨释（如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2）。有些人认为它们都还是非文字的标记（如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1）。有些人认为半坡类型遗址出土的以及与之相类的那些符号不是文字，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则是原始的汉字（如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
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判定这些符号是否文字应当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标准，这就是看它们是不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他们认为，上面所提的前一种符号不可能是文字。因为这类符号已经被用来记录语言的确凿证据，一点也没有发现过。我们不能因为它们跟古汉字里形体比较简单的字偶然同形，就断定它们之间有传承关系。而且我们对新石器时代种族的情况了解得很少，把使用者的种族和语言情况都还不清楚的那些符号看作古汉字或其前身这件事，本身就是不妥当的。
至于后一类符号，从外形上看，有一些跟古汉字的确很接近。因此才有很多学者把这种符号看作原始汉字。但是由于谁也不能证明大汶口文化陶器上“几个孤立的图形”，就是记录语言的文字，仍无法断定它们确实是文字。
对于多个成行的符号，多数人认为它们是原始文字，有些人并尝试加以释读。但是，也有人认为，由于材料太少，而且我们对它们的使用者的种族和语言情况缺乏了解，正确辨释这种原始文字的可能性恐怕很小。
在汉字起源的研究中，研究者除了大量使用考古资料外，还普遍把兄弟民族的各种原始记事方法和纳西原始文字（或称纳西图画文字）用作比较的资料。有些人还提出了关于汉字形成过程的一些比较具体的设想，如认为在汉字形成过程之初，假借方法就已普遍应用；在汉字的原始文字阶段，文字和图画曾混杂在一起使用；形声字在原始文字阶段就已出现等等。（参看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1～8页）
从现在研究的情况来看，汉字起源的问题虽然讨论得比较热烈，但是如果没有更新的重要资料发现，恐怕很难取得突破性的新进展。
七十年代末以来，有越来越多的人明确地认识到，汉字从萌芽到形成能完整记录汉语的文字体系，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的。有些学者提出了“原始文字”这一概念，以指称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文字。
对汉字最后形成能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的时代，目前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形成于夏商之际（见《文字学概要》第27页），一种认为形成于夏初（见孟维智《汉字起源问题浅议》，《语文研究》1980，1）。
（三）汉字字体演变的研究
本世纪中叶以前，研究汉字字体变迁的人很多。各种汉字学通论性著作大都涉及这方面的问题，专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的著作也不少，比较重要的有尹桐阳《中国文字来源及变迁》（1925）、吕思勉《中国文字变迁考》（1926）、蒋善国《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构造》（1930）、容庚《中国文字学形篇》（1932）等书。但由于有关的考古资料还不很丰富，多数著作研究得不够深入。在研究字体演变的单篇论文中，除了王国维关于《说文》“古文”性质的一些文章外（详后），比较重要的还有钱玄同《章草考序》（《师大国学丛刊》1卷1期，1930）、魏建功《草书在文字学上之新认识》（《辅仁学志》14卷1、2期合刊，1946）等文。五十年代以后，有关资料不断发现，研究也渐趋深入。启功对先秦以下各种字体作了全面研究，见所著《古代字体论稿》（文物出版社，1964）、《启功丛稿》（中华书局，1981）等书。由于魏晋时代的碑志上所用的字体跟传世的王羲之等人的字体不一样，六十年代中期郭沫若等人提出了《兰亭序》真伪的问题。魏晋时代楷书、行书的真面貌究竟如何这个老问题，又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兰亭论辨》，文物出版社，1977）。通过讨论，对魏晋时代在不同社会阶层中和不同用途上使用着新旧不同的字体的现象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七十年代以来秦汉古隶的发现，使关于隶书形成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后面将会比较具体地谈到。
由于资料越来越丰富，研究越来越深入，人们对汉字字体的整个演变过程有了更深的认识。过去习惯于把汉字演变的过程描述为由甲骨文到金文再到篆文、隶书、楷书，简单地把甲骨文和金文看作两种有先后关系的字体。有人指出，应当把甲骨文看作当时的一种比较特殊的俗体，与之同时代的金文则代表当时的正体，并指出俗体在文字形体演变的过程里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有时候，一种新的正体就是由前一阶段的俗体发展而成的（如隶书）；比较常见的情况是俗体的某些写法后来为正体所吸收，或者明显地促进了正体的演变（参看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四章）。
本世纪出版的各种字体的字典多不胜数，就不一一介绍了。
（四）《说文》和“六书”的研究
《说文》是传统文字学研究的中心。二十世纪以来，研究《说文》的论著仍然非常多。本世纪初期，章太炎及其弟子黄侃对于《说文》学有重大的贡献。他们的特点是以《说文》为基础，把对《说文》的研究扩展到语言的研究。章氏这方面的主要论著有《文始》、《新方言》、《小学答问》。黄氏这方面的著作经后人整理出版的，有《文字声韵训诂笔记》、《说文笺识四种》（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等。
由于古文字研究的进步，很多人能够利用古文字对《说文》的篆形和解说进行订正。早在清末，吴大和孙诒让等人就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此后不断有人做这这种工作。由于《说文》研究已多历年所，本世纪以来，出现了不少总结前人研究《说文》的成果的著作。如马叙伦创始于1911年完成于1928年的《说文解字六书疏证》（科学出版社，1957，上海书店1985年重印），对《说文》逐字进行疏证，既利用清人的校勘和研究成果，也表述自己新的见解。书中大量运用古文字的资料印证《说文》或纠正、指出《说文》的疏失。但马氏利用古文字资料往往不够准确甚至有明显的错误。马氏还有《说文解字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3）一书，指出了《说文》的一些体例，谈了研究《说文》的方法和途径。丁福保编的《说文解字诂林》是《说文》学的集大成著作（1928年上海医学书局初版，1932年又搜集新的著述增刊补遗16册，共82册；1982年中华书局重印）。此书博采研究《说文》之书，将众家说法列于每字之下。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中州书画社，1983），说解比较简约，但对古文字成果利用得不够。
八十年代以来，《说文》研究有明显的进展。关于《说文》的通论性著作出现了不少，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陆宗达的《说文解字通论》（北京出版社，1981）、姚孝遂的《许慎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83）。陆书通过对《说文》分析形、音、义的方法的总结，结合文献典籍和古文字资料，说明了《说文》在解释古代典籍上的重要性，同时也阐发了《说文》中蕴含的语言学素材，揭示了《说文》在探讨古代社会状况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姚书的特点是大量运用古文字研究成果纠正《说文》的错误。此外还有任学良《说文解字引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蒋善国《说文解字讲稿》（语文出版社，1988）、余国庆《说文学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等书。
有关《说文》的学术活动也比较频繁。1985年4月中国训诂学会在河南郾城召开首届纪念许慎学术讨论会，并成立了许慎研究会。会后，中国训诂学会和许慎研究会编辑了论文集《许慎与〈说文〉研究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1990年12月河南省社科院又在郾城设立了许慎研究所。1991年9月河南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许慎研究会、漯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许慎与《说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论文集《说文解字研究》第一辑（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为了普及《说文》学的知识，王宁、董希谦主编了《许慎与〈说文〉小丛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这方面的书还有《说文解字助读》（苏宝荣，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说文解字释要》（王梦华，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