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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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本汉的著作很快就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赵元任、林语堂等首先向国内学术界作了介绍。1931年起，赵元任、罗常培开始翻译《中国音韵学研究》；次年由中研院史语所出面向胡适主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申请到经费，并有李方桂加入翻译。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还加了许多注释，并对原书作了不少补订，提高了它的质量，到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现代音韵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他的《汉语词族》由张世禄翻译成中文（1937年出版时书名为《汉语词类》）。还有些书没有经过翻译而就原文在国内影印。
高本汉的学说在他的书没有翻译成中文之前就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学者就他的方法和结论展开了讨论，一方面给以高度评价与肯定，又一方面提出一些批评和修改意见。他的方法被迅速推行开来，有较多的中国学者参加到古音构拟的工作中，以新的结论补充、改进汉语中古音和上古音的拟音体系。引人注目的有林语堂、李方桂、钱玄同等人。林语堂的《古有复辅音说》、《古音中已遗失的声母》对上古声母的构拟有独到见解，《支脂之三部古读考》对高本汉所构拟的阴声韵浊塞音韵尾提出质疑。李方桂就韵母构拟跟高本汉展开了一场辩论。他的《切韵ａ的来源》（1931）、《东冬屋沃之上古音》（1932）、《论中国上古音的ｉｗｎｇ，ｉｗｋ，ｉｗｇ》（1935）等文章，根据重韵关系分析出《切韵》音系以ａ为主要元音的韵来自上古时代以ａ和ｅ为主要元音的两系韵部；他反对高本汉对一个韵部拟出几个不同元音的做法，认为同一韵部应构拟为同一个主要元音，这是一条很重要的原则。钱玄同的《古韵廿八部之假定》（1934）为黄侃的古韵二十八部构拟读音，用了较多的现代方音作证据，这就以实际行动否定了高本汉所说“现代方言对构拟上古音没有用处”的论点；每个韵部只构拟一个主要元音，阴声韵构拟成没有辅音韵尾的开音节。他的构拟体系是中国学者所构拟的第一个完整的上古音拟音系统。
对于中古音的构拟，则有林语堂、罗常培、钱玄同、张世禄及苏联龙果夫（AAДрагунов）等人在不同专题上各自发表了不同于高本汉的意见，为四十年代以后《切韵》音系的深入研究开辟了道路。
译音对勘方法的重要成就当推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一书的出版（1933）。该书用敦煌出土的几种汉藏对音材料及其他一些旁证，推溯唐五代西北方音的面貌，并同现代西北方音对比而考察该历史流变。
（三）文献音系和音类研究的深化
古音音值的构拟是现代音韵学的重要标志，但不是它的全部内容。现代音韵学还要继承传统的文献考据方法并加上新创造的一些方法，从丰富的文献中发掘古代语音的更多的证据，这同样是语言科学的组成部分。在二三十年代，接受了西方语言学理论的中国学者一般并不排斥传统方法中的主要精华，他们也以高度的热情和十分的努力去研究古音的类别。还有一些学者，仍然以传统方法为主进行研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这一部分的研究内容相当广阔，简要归纳，可以分以下几个方面。
1对一向作为音韵学研究重点的上古音声母、韵部和《切韵》音系的声类、韵类作了更加深入细密的划分。
上古音研究较重要的成果当推王力“脂、微分部”学说的提出。王力在1936年发表《南北朝诗人用韵考》，1937年发表《上古韵母系统研究》，他从南北朝诗人用韵发现清人江有诰、王念孙所分“脂”部有分为两类的趋势，又从章炳麟、黄侃对“队”部的一部分收字举棋不定的情况受到启发，通过详细研究《诗经》用韵，认为脂部实应分为脂、微两部。他这一结论后来被普遍接受，成为定论。另外，在王力之前，曾运乾已经提出了这两部的划分问题，但他的发现没有传播开，未产生影响。
曾运乾的《喻母古读考》是上古声母研究的力作，他认为上古不存在独立的喻母，但中古喻母字不是章、黄所说的那样归于影母，而是三等字属于匣母、四等字属于定母。这在学术界有过较大影响，不过后来人们对此有也颇多异议。
在《广韵》音类的研究方面，高本汉曾把《广韵》声母分出四十七个声类；曾运乾《切韵五声五十一纽考》分出五十一个声类；白涤洲《广韵声纽韵类之统计》运用了统计方法，考得《广韵》声类为四十七类、韵类为二百九十类。
2《切韵》音系以外的中古音考证
王力的《南北朝诗人用韵考》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里的南北朝四十九家诗人的用韵为对象，把南北朝诗歌韵部定为五十四部，并指出用韵的一些复杂关系。另有于安澜《汉魏六朝韵谱》收集了丰富材料。王越对上古支、脂、之、东、冬诸部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演变作了分析。
以反切系联法和反切比较法考察音义书、字书的声类、韵类，是这时期一个很大的收获。黄淬伯《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声类考》和《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韵表》，从唐代慧琳和尚所编《一切经音义》反切考得声类三十六个、韵类一百七十三个，跟《切韵》音系出入甚大。此外有严学《大徐本说文反切音系》等。
白涤洲、黄侃、施则敬等人对《集韵》声类、韵类的研究，也有开先河之功。
3开始重视近代音的研究
近代音韵的研究在这一阶段也蔚然成风。钱玄同开始注意到《中原音韵》在普通话语音史中的地位，他的学生赵荫棠以极大的热心，投入很大的精力收集并研究近代音韵的韵书、等韵图。赵氏《中原音韵研究》一书称得上是北音学研究的奠基之作，该书不仅对周德清《中原音韵》的编纂背景、成书过程、历史意义作了周密考证，而且把元代以后跟《中原音韵》有关的众多曲韵派韵书、小学派韵书都作了介绍，其中包含着赵氏对北音学史的刻苦研究成果。书中对《中原音韵》本身音类的分析有些地方并不甚精审，然而它的功绩则不因此而减损多少。赵氏还撰文把数十种从前被忽视或湮没无闻的北音著作标举于世，如《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拙庵韵悟》、《三教经书文字根本》和《谐声韵学》等，使得世人知道有这么丰富的文献可以用作凭借，为北音学的发展打开了门户。而罗常培的《中原音韵声类考》（1932）考订出二十一个声母，在研究方法上为人们作出了示范。
近代音的专题研究也很有成果。白涤洲《北音入声演变考》（1931）从他当时所见到的几种韵书分析入声调的演变规律；龙果夫《八思巴字和古官话》（1930）把碑刻八思巴字所对译的汉字音运用到近代音研究中，丰富了研究内容；张洵如《北平音系十三辙》为清初以来“有目无书”的北曲用韵十三辙编出了韵书，虽然以现代音为依据而归字不尽符合清代十三辙，但对人们了解大致的分部也有帮助。
4等韵学的研究
宋元等韵是旧时代等韵学的“正统”，但其中的规则、术语多有含混难懂之处，几种韵图的作者和产生时代也扑朔迷离，这都成了现代音韵学家的研究课题。罗常培、刘复、赵荫棠、顾实等人在这方面有较多的研究。其中罗常培的《释重轻》（1932）、《释内外转》（1933）、《通志七音略研究》（1935）是他的代表作。赵荫棠的《切韵指掌图撰述年代考》（1934）对题为司马光所作而清人已经提出怀疑的《切韵指掌图》的作者、成书时间等问题作了考证，又把一向被“正统”学者所轻视的明清北音等韵图放到了重要地位。其他还有些解释、考证等韵门法、术语的文章，对祛除传统音韵学的迷瘅、使音韵学走向科学化起了不小作用。
（四）《切韵》系韵书的发现、辑录与汇编
敦煌遗书中《切韵》残卷和字母残卷的发现与整理也是本阶段音韵学的重要收获。清末以前，流传于世的《切韵》系韵书只有《广韵》，学术界未见到五代以前的本子。本世纪初，从敦煌文献中发现了唐、五代写本和刻本的《切韵》类韵书的残卷，但被英、法等国人窃去；国内又有吴县蒋斧所购得的《唐韵》残卷和故宫收藏的《补谬补缺切韵》（“王二”）；这些材料的发现对于了解《切韵》的本来面貌和中国古代韵书的发展过程有重大意义。从二十年代起，到西方各国去留学或访问的中国学者从伦敦、巴黎等地的博物馆中抄录或拍摄了那里所藏的这类残卷，携带回国，加以整理研究并出版。1921年，王国维把伦敦所藏的三种《切韵》残卷按照片抄录印行；1925年，刘复把从巴黎抄回的《刊谬补缺切韵》残卷和两种《切韵》序文编入《敦煌掇琐》；1936年，北京大学出版了由刘复、罗常培、魏建功编纂的《十韵汇编》，共收入了《切韵》、《刊谬补缺切韵》、《唐韵》残卷九种，加上《广韵》，共为十种。
《广韵》是汉语音韵学的经典，但是过去流传于世的各种版本都有较多的错讹。为了纠正它的错误，周祖谟编了《广韵校本》（成书于1937年，出版于1960年）。该书以泽存堂本为底本，参考其他《广韵》版本和已见到的各类《切韵》残卷，校勘订正《广韵》一书的讹误，成为以后最好的《广韵》本子。
（五）其他
现代音韵学的变革还给汉语方言研究带来了重大变化。我国自古就有研究方言的传统，但古代的方言学仅仅在于零散的词汇搜集、记录和对比，缺乏系统性和周遍性。现代音韵学理论使人们认识到方音分歧是历史变化造成的，各方言音系之间有对应规律，这促使研究方法有了改变；构拟汉语古音需要以现代方音为根据，这一来，了解更多的方音又成为音韵学的迫切需求。音韵学家成了方言研究的主力军，他们把方言研究推上了科学化的道路，开辟了调查方言的新途径、新方法。在方言语音的调查上，设计了以《广韵》音系为基础的适用于各个方言的调查字表，从古今对应关系把握严格方言的系统性，对语音的分析描写比较仔细，记音较为准确，能区别同一方言内的读书音与白话音。赵元任的吴方言研究、罗常培的厦门方言研究和临川方言研究、白涤洲的陕西关中方言研究，反映着当时的方言研究水平。中研院史语所于1927—1936年间组织了几次对两广、陕西南部、江西、湖北、湖南等地的大规模方言调查，调查结果后来才发表。
在这个音韵学变革阶段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清华大学中文系和中研院史语所是开拓音韵学现代化的主要阵地，开创现代音韵学的代表人物如钱玄同、刘复、林语堂、王国维、赵元任、李方桂，以及钱、刘、赵的学生罗常培、魏建功、沈兼士、白涤洲、王力等都曾在这几个单位工作或兼职，在学术界的影响最大。北大、清华两校开设的音韵学课程，都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阐释传统音韵学的名词术语和原理，把“绝学”改造成容易掌握的、充满科学精神的学问，培养了不少现代音韵学人才。王力的《中国音韵学》（后来改名为《汉语音韵学》）、魏建功的《古音系研究》是影响较大的教材。史语所则组织过专题的研究，支持了赵元任等人翻译高本汉的著作。复旦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校也成为南方的现代音韵学阵地，张世禄、马宗霍、姜亮夫、黄淬伯等人也起了积极作用，编写出版了一系列教材和读物，如张世禄《中国声韵学概要》（1929）、《中国古音学》（1930）、马宗霍《音韵学通论》（1931）、姜亮夫《中国声韵学》（1936）等。张世禄的《中国音韵学史》是现代最先出现的音韵学通史。另外有几所学校的音韵学课程仍然以传统方式为主，在古音研究方面也有贡献，不过没有达到章、黄的水平。
除了高本汉、马伯乐等西方学者，日本汉学界也开始以现代语言学的路子研究汉语音韵学。仓石武四郎（1897—1975）是日本现代中国音韵学的开拓者。他和他的学生小川环树、藤堂明保等都曾在中国留学，他们的汉学研究在日本有较大的影响。有坂秀世、河野六郎对重纽的研究很值得重视。有坂秀世的《关于朝鲜的汉字音》（1936）及《评高本汉对三四等的拟音》（1937—1939）等文章，根据朝鲜汉字音、越南汉字音及日本译音、福建方言，认为重纽三、四等有读音上的区别，高本汉合三四等为一类是不恰当的，他把重纽的区别归之于介音，三等有“非硬腭性”的介音ｉ，四等有“硬腭性”的介音ｉ。河野六郎《朝鲜汉字音的一个特点》（1939）也提出了跟有坂秀世相同的拟音。他们的拟音在日本被称作“有坂—河野说”。
三战争年代的分散研究
——前期第三阶段的汉语音韵学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转移到抗战的后方西南地区，大多数音韵学教授随之转移，在那里进行教学。音韵学研究处于低潮，但音韵学家利用地理之便，展开了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三十年代初期培养出的一批学者这时成为学术骨干，如董同、严学、周法高、张清常、邢公畹等。也有一部分学者留在敌占区的高校（多为西方教会所办的学校）任教并坚持学术研究，如燕京大学（太平洋战事前）的陆志韦、辅仁大学的周祖谟等，陆志韦培养出了俞敏、林焘等新进人才。
此阶段的汉语音韵学，仍然既有系统的断代语音研究，又有专题的研究。前一类的代表作是董同的《上古音韵表稿》（1944）和陆志韦的《古音说略》（1947）。董书基本上是用高本汉的方法拟测上古音，但材料的运用和观察的深度青出于蓝，通过对谐声关系的仔细分析和用韵的考察，批驳了高本汉的不当之处；又按二十二部、三十六个声母排列出上古音的表格，把《说文》所收的九千多字和《说文》未收而先秦古籍常见的字均列入其中，成为一个音值与音类俱备的严整体系。陆书中一部分讨论中古音，大部分是讨论上古音的。在中古音部分，批评高本汉的构拟失当并改拟的地方主要有：全浊声母不应当是送气的、三等声母并非腭化音、四等韵母没有ｉ介音，又从声母和介音上区分重纽的三、四等。陆书上古音部分的特色首先是统计学方法的全面运用：统计《切韵》各韵类之间的互谐关系，统计《切韵》五十一声类在谐声字中的通转关系，以此作为考订上古声母韵母的根据。董、陆两书虽然批评高本汉很激烈，而事实上继承了高本汉的许多缺点，如同一韵部有两个以上主要元音，都给阴声韵构拟了浊塞音韵尾ｄ、ｇ、ｂ等。此外，周祖谟的《宋代汴洛语音考》（1943）一文，以邵雍《皇极经世书·声音唱和图》为主要材料，参考当时汴洛一带文人的诗文用韵，归纳了北宋时的中州语音系统，是从韵书韵图以外的材料研究宋代音系的先驱之作。
音韵学的专题研究呈现“各自为战”的局势，不像前一阶段那样有时大家围绕一个共同关心的题目展开讨论，但许多研究成果对以后有重要影响。
陆志韦发表过几篇研究中古音的文章，如《证广韵五十一声类》（1939）、《三四等与所谓喻化》（1939），前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