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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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周、陆的研究，宋代汴洛语音声母系统有如下特点：
（1）浊音清化。在音一、音五、音六、音十一、音十二中，群、、定、从、床、澄诸母都按平仄分为二类，仄声与全清相配，平声与次清相配。这反映邵氏方言中浊声母已清化，按平仄变为送气与不送气的清声母。
邵氏音图中，音二的疑母，音三的明母，音四的微母，音七的泥母、来母，音十的日母也都分清浊，上声字归清，其余三声归浊。令人费解。周祖谟、陆志韦、雅洪托夫、冯蒸都对此有所解释，但都不能令人信服。有待进一步研究。
（2）非敷奉合并。
（3）床禅无别。音十第二竖行应是禅母字，但例字“士”属床母。音十一第四竖行应是床母字，但例字“辰”是禅母。
（4）知组与照组相近。音十二是知组，排在音十一照组后面，而不与端组相次。周祖谟认为“其读音或已与照组相混”，周氏的拟音干脆将二者拟为同一套辅音。“过犹不及”，邵氏方音知、照两系只是相近，并未合一，如果合一，则邵氏所举知、照系例字应混为一行。周氏的说法靠不住。
邵氏方音韵母系统的特点是：
（1）韵类与《四声等子》大致相同。不同者，果假合为一类，宕江合为一类，梗曾合为一类，蟹摄细音与止摄合为一类。
（2）入声韵与阴声韵相配，说明入声韵尾已弱化为喉塞音。
对此，诸家有不同的看法。周祖谟认为入声韵尾已经消失（ｐ尾除外），陆志韦认为ｔ，ｋ韵尾已经变得近乎元音的收声了。陆氏将第五声、第四声的入声韵尾拟为和，第一声的入声韵拟为。竺家宁认为邵氏方言的入声并未完全失去辅音韵尾，而是弱化为喉塞音韵尾。我们同意竺氏的意见。
（3）止摄精组字的韵母已经由ｉ变为或。这是周祖谟的观点，他说：“止摄精组字皆列为一等，其韵母必由ｉ变而为，同时知组字亦必变而为，故今拟为ｉ、、三类。”陆志韦的观点与周氏相近，但他并不同意拟作舌尖音，他认为应是一个“近乎”的音。
周陆二位的主要证据是“音图”中“自、思、寺”三字列为“开”类（一等），列于开类就一定读。恐怕没有这么简单。与“自”同行的“在”列在“发”类（二等），与“思”同行的“三”也列在“发”类（二等），“在”“三”皆一等字，最有资格列一等的，应是“在”“三”二字，邵氏将它们列为二等，当另有原故，但并不是“自”“思”读所致。这个问题还可以再讨论。
2。朱熹反切的研究
研究朱熹反切的论文有：许世瑛《朱熹口中已有舌尖前高元音说》（《淡江学报》第9期，1970）、《从诗集传叶韵考朱子口中鼻音韵尾及塞音韵尾相混情形》（《文史季刊》，1、3期，1971）、《从诗集传叶韵中考广韵阴声各韵之并合情况》（《辅仁学报》2期，1972）、《从诗集传音注及叶音中考中古声母并合情况》（《淡江学报》，11期，1973），王力《朱熹反切考》（《龙虫并雕斋文集》第3集），赖江基《从诗集传的叶音看朱熹音的韵系》（《音韵学研究》第2辑，1986）。
研究朱熹反切，主要是研究朱氏“叶音”的反切。朱氏“叶音”反映的音系究竟代表什么音？学界有一个基本的看法，即代表南宋时期的读书音。这固然不错，但我们认为，还应加以限制，朱音是带有方音色彩的南宋读书音。
据诸家的研究，朱熹反切的声母共21个，有如下特点：
（1）浊音清化。全浊声母平声变次清，仄声变全清。（2）知章合并，庄组字一部分并入章组，一部分并入精组。（3）泥娘合一。（4）非敷奉合一。（5）喻母归影。
朱熹反切的韵母共有32部，其特点是：
（1）纯二等韵大都转入相应的一等韵和三、四等韵，导致韵部的急剧减少。与朱翱反切比少了9部。
（2）产生了新的“资思”韵“”。许世瑛、王力、赖江基的观点完全一致，但刘晓南、蒋冀骋对此提出了异议，朱切的止摄精组字通过叶音然后与支齐韵相叶者，并不是表示已产生了资思部，而是闽方音的反映。参蒋冀骋《近代汉语音韵研究》。
（3）歌戈与麻分立。
（4）齐祭废入止摄成为支齐部。
朱熹反切在声调方面的特点是：平声不分阴阳，浊上已变去（浊上变去始于唐五代，宋代已完成）。
诸家都是依朱熹反切来研究宋代语音的，其结论虽是大同小异，但何以有这种异？值得探讨。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是否注意了语音的系统性？是否注意到了方言的影响？如王力“萧宵肴豪”分为二，赖江基分为三。王力从语音的系统性出发，将它们两分，因为朱切中二等韵大多转入相对应的一等韵和三四等韵中去了，故“肴”韵不应独立。赖氏未意识及此，只从反切相混的频率出发，将“肴”韵独立，故为三。他如赖氏“真青”部的确定，即是未顾及方言影响的结果。
3。宋代诗词用韵的研究
研究宋代诗词用韵的主要目的是探讨韵母情况。在这方面用力最勤、收获最多的当推鲁国尧。鲁国尧的宋词研究系列论文是：《宋代辛弃疾等山东词人用韵考》（《南京大学学报》1979。2）、《宋代苏轼等四川词人用韵考》（《语言学论丛》第八辑）、《宋代福建词人用韵考》（《语言文字学论文集》，上海知识出版社，1989）、《宋元江西词人用韵研究》（《近代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1992）、《宋词阴入通叶现象的考察》（《音韵学研究》第2辑）、《论宋词韵及其与金元词韵的比较》（《中国语言学报》第4期，1991）。此外，还有姜聿华《宋代北方籍词人入声韵分部考》（《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7。3）、程朝晖《欧阳修诗词用韵研究》（《中国语文》，1986。4）、唐作藩《苏轼诗韵考》（《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朱晓农《北宋中原韵辙考》（语文出版社，1989）。
鲁氏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
（1）对宋词用韵作了穷尽性的研究，填补了宋词用韵研究的空白。
（2）得宋词韵18部（阴声7部，阳声7部，入声4部），批评了毛奇龄、纪昀的宋人词韵漫无定纪、不足推求的观点。并对各部的通叶现象进行了分析，知其分而知其合。
（3）研究中注意了时代和地域的差别，有较强的科学性。
4。对音材料的研究
宋代对音材料主要有梵汉对音和西夏汉对音。梵汉对音主要是宋初和尚天息灾、施护的译著中的对音材料，研究成果为：张福平《天息灾译著的梵汉对音研究与宋初语音系统》、储泰松《施护译音研究》（《薪火编》，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天息灾、施护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反映的是宋初中原的语音系统。研究西夏汉对音的学者有日本的桥本万太郎，我国台湾学者龚煌城，宁夏学者李范文。李范文的《宋代西北方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是集大成之作。作者在研究西夏汉对音材料《掌中珠》的基础上，参照现代方言，构勒出了宋代西北方音的语音系统，与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前后相承，堪称双璧。范书的主要贡献在于：
（1）对《掌中珠》的两种抄本进行了校勘，对《掌中珠》的注音加以释读，并对其中的附加符号进行了考释。
（2）考订出西夏语的声母系统和韵母系统。西夏文并非拼音文字，它的音系要通过反切系联（西夏文献《文海》注有西夏文反切）和汉字注音的对比研究才能获得。李氏的考订是有意义的。在此基础上，李氏又构拟了宋代西北方音的语音系统，填补了宋代西北方音研究的空白。
此书的不足之外：对汉语本身的特点尤其是现代宁夏方言的特点注意不够，受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影响太深，有些地方为了与罗书一致，不顾西夏汉对音的语言事实。
（三）金元语音的研究
1。《改五音集韵》和金元词曲用韵的研究
《改五音集韵》研究的主要成果是宁忌浮《校订五音集韵》及其前言，宁氏通过对韩道昭《五音集韵》的校订，发现了此书隐含的第二语音系统，即韩氏口语音系。声母方面的特点是：全浊声母清化；照二与精相混；非敷相混；彻穿相混；影疑与喻相混。韵母方面的特点是：三四等韵合流；东钟合并；脂微合一；鱼虞合一；齐归于止摄；真欣、文谆相混；清青、盐凡相混；元韵归山摄。
发现韩书隐含的第二语音系统，是宁忌浮的一大贡献，第二语音系统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北方汉语的声韵情况，为我们进一步研究金元北方汉语提供了资料。
研究金元词曲用韵并取得较大成绩的是鲁国尧等。其成果为：鲁国尧《元遗山诗词用韵考》（《南京大学学报》，1986。1）、《白朴的词韵和曲韵及其同异》（《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白朴曲韵与〈中原音韵〉》（《中原音韵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此外还有：廖英《关汉卿戏曲的用韵》（《中国语文》1963。4）、《诸宫调的用韵》（《中国语文》1964。1），周大璞《〈董西厢〉用韵考》（《武汉大学学报》19632），曹正义《元代山东人戏曲用韵析略》（《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1。2），姜聿华《黄公绍词韵与〈古今韵会举要〉》（《吉林师院学报》1984。3），李爱平《金元山东词人用韵考》（《语言研究》1985。2），刘青松《王恽诗词用韵研究》（《古汉语研究》1996。4），徐健《刘知远诸宫调残卷用韵考》（《古汉语研究》，1997。2）。
鲁国尧将元遗山词韵归纳为18部。遗山词的韵系正处于《中原音韵》韵系的前期阶段，二者十分接近。他们的异同，可看出语音演变之迹。
白朴及元代曲家的用韵研究，可与《中原音韵》的韵系相互参证，很有参考价值。这类的价值有待进一步深入。
2《中原音韵》的研究
研究《中原音韵》是近代汉语语音研究的重要课题。自罗常培《中原音韵声类考》（《史语所集刊》2本2分，1932）发表以来，研究者代有其人。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陆志韦《释中原音韵》（《燕京学报》31期，1946）是其翘楚。五十年代以后，对《中原音韵》的一些问题进行过讨论。文章有：赵遐秋、曾庆瑞《中原音韵音系的基础和“入派三声”的性质》（《中国语文》1962。7），李新魁《关于〈中原音韵〉音系的基础和“入派三声”的性质——与赵遐秋、曾庆瑞同志商榷》（《中国语文》1963。4），《〈中原音韵〉的性质及其代表的音系》（《江汉学报》1962。8）等。八十年代，出版了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李新魁《中原音韵音系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宁继福《中原音韵表稿》（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堪称一时之盛。此外，台湾陈新雄有《中原音韵概要》（1976），1991年北大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中原音韵新论》，薛凤生有《中原音韵音位系统》（鲁国尧、侍建国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
对《中原音韵》的不同意见，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1）《中原音韵》的声母系统。诸家的分歧在于：①中古知章庄三组在《中原音韵》中是合一还是二分？②中古见组细音在《中原音韵》中是否独立？③母是否存在以及一部分中古“疑”母字的变音要不要另立一类。
第2、第3个问题目前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即见系细音不应另为一类，“疑”母在少数韵中还存在。而第1个问题还没有统一的意见。有待进一步研究。
（2）《中原音韵》有无入声。陆志韦、杨耐思、李新魁认为《中原音韵》入声还存在，“入派三声”并非“入变三声”，只是因为当时的入声韵尾弱化或者消失，而入声声调近于三声，故作曲时入声可以与三声相押。周德清将派入的入声列在三声的“本声”之后，说明入声与三声还有区别。赵荫棠、王力、董同、宁继福、薛凤生认为“入派三声”就是“入变三声”，《中原音韵》中入声已经不存在。这个问题目前尚无一致的意见，还可继续研究。
（3）《中原音韵》的基础方言。论者有三种意见：①王力、宁继福认为《中原音韵》的基础方言是大都话；②李新魁认为《中原音韵》的基础方言是河南洛阳音。③蒋冀骋认为《中原音韵》的基础方言是一个片，不是一个点，有可能是河北话（见其著作《近代汉语音韵研究》）。目前仍无统一意见，还可再讨论。
3《蒙古字韵》和八思巴字的研究
研究八思巴字和《蒙古音韵》的主要成果有：［苏］龙果夫《八思巴字和古汉语》（唐虞译、罗常培校订，科学出版社，1959），罗常培《论龙果夫的〈八思巴字和古官话〉》（《中国语文》1959，12），罗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资料汇编〕》（科学出版社1959），照那斯图《论八思巴字》（《民族语文》1980。1）、《八思巴字篆体字母研究》（《中国语文》1980。4），杨耐思、照那斯图《八思巴字研究概述》（《民族语文》1983。6）、张卫东《试论八思巴字的冠ｈ韵母》（《民族语文》1983。6），杨耐思《汉语影、幺、鱼、喻的八思巴字译音》（《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照那斯图、杨耐思《蒙古字韵校本》（民族出版社，1987），蒋冀骋《近代汉语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近代汉语音韵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也有专门章节论述。
有争议的几个问题是：①章知庄是否合流。目前的看法是：三系在《蒙古字韵》已合一。②冠ｈ韵母的音值问题。③匣、影、喻分为二的区别问题。④《蒙古字韵》的基础方言的问题。
这些问题有些已取得一致的意见，有些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4《中原雅音》的研究
《中原雅音》作为一部韵书被发现和肯定，是七十年代末期近代汉语研究的一件大事。钱玄同、赵荫棠都认为“中原雅音”是“中原地区的雅音”的意义，不认为是一部书。蒋希文《中原雅音记略》、杨耐思《韵学集成所传中原雅音》（《中国语文》1978。4）首先肯定《中原雅音》是一部韵书。
（1）关于《中原雅音》的成书时代。诸家意见不一致；杨耐思认为《中原雅音》是明初以前的一部韵书，蒋希文认为此书上限不超过元代黄公绍的《古今韵会》，下限不晚于《洪武正韵》。何九盈《中原雅音的时代》（《中国语文》1986。3）认为此书出于南宋遗民之手，邵荣芬《中原雅音研究》认为此书成书在朱权《琼林雅韵》（1398）之后，《韵学集成》（1460）之前。
（2）《中原雅音》的声韵系统。据邵荣芬《中原雅音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中原雅音》的声母共20个，除无声母外，余皆与《中原音韵》相同。但部分影母字变成泥母，如“澳奥袄恶讴内爱恩谙俺”。韵母系统共分20部，41个韵母，与《中原音韵》相比，有如下不同：①寒桓合为一部，山删独立为一部。②鱼模两分。③“庚青”和“东钟”互见的字归入“东”韵。声调方面，《中原雅音韵》平声不分阴阳，入声并入平、上、去三声。
（四）明代语音的研究
研究明代的语音，主要依据兰茂《韵略易通》、徐孝《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毕拱宸《韵略汇通》、金尼阁《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