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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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志韦发表过几篇研究中古音的文章，如《证广韵五十一声类》（1939）、《三四等与所谓喻化》（1939），前文以统计方法证明《广韵》的声类应为五十一个，后文批评了高本汉等人所构拟的中音里的“喻化声母”。抗战胜利以后，陆志韦写过一系列近代音韵的文章，有《记邵雍皇极经世的天声地音》、《释中原音韵》、《记兰茂韵略易通》、《金尼阁西儒耳目资所记的音》、《记五方元音》等，把近代音特别是近代北音学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周祖谟写过不少文章，在当时发表的有《古音有无上去二声辨》（1941）、《审母古读考》（1943）等。
专书反切的研究有张世禄《朱翱反切考》（1943—1944）、严学《小徐本说文反切之音系》（1943）、周法高《玄应反切考》（1948）。
重纽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陆志韦在《三四等与所谓喻化》一文里曾主张重纽的区别在于主要元音。王静如《论开合口》（1941）提出重纽的读音区别既在于介音，也在于声母，从介音上说，重纽三等有介音Ⅰ，重纽四等有介音ｉ；从声母上说，重纽三等有唇化喉牙音（ｋｗ类）和撮口唇音（ｐｗ类），重纽四等有普通的喉牙音（ｋ类）和平唇唇音（ｐ类）声母。陆志韦后来接受了王的观点，放弃了自己原先的说法。董同有《广韵重纽试释》（1948），指出重纽三四等往往有不同的上古来源，两者的音值区别应在于主要元音；周法高有《广韵重纽的研究》（1948），也从主要元音上区别重纽读音，给四等构拟了较高的元音，给三等构拟了较低的元音。
其他构拟古音音值的文章还有邢公畹《论中古汉语元音之长短》（1945）、周法高《切韵鱼虞之音读及其流变》（1948）、张清常《中国上古ｂ声尾的遗迹》（1948）等。
沈兼士主编的《广韵声系》是这一时期音韵学的又一重要成果。该书以四十一声类为纲，各声类内以主谐字为目，把《广韵》的全部谐声字分配于声首之下，它本是为了研究词族而作，但对于检索《广韵》很有好处，尤其便于从谐声关系考察上古音。
汉语和藏语同源关系的研究有俞敏《汉语的‘其’跟藏语的ｇｊｉ》，总结了一些语音对应规律。
少数民族语言的大规模调查研究是抗战期间中国语言学的一项重大进展。正如前一阶段上的方言调查研究一样，这时期的民族语言研究工作也是音韵学家推动起来的。当时罗常培、李方桂、闻宥等人在西南各大学教书或在研究所做研究，带动一批青年学者到少数民族聚居区进行调查研究，获得大面积丰收。如李方桂的壮语研究、闻宥的藏缅语言研究、罗常培的怒语研究、袁家骅的窝尼语研究、张琨的苗瑶语研究、马学良的彝语研究、傅懋的纳西语研究。王力到越南河内研究越南语的汉字音，写成《汉越语研究》一文。严学、邢公畹、高华年、吴宗济、陈士林、喻世长、王辅世等一批民族语工作者在此期间培养出来。
抗战胜利后，迁移西南的高校和研究机构返回原地，有的学校里音韵学教学有所发展，如王力在中山大学创办了语言学系，聘请了严学、张为纲、王均等去担任音韵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推行国语的工作也曾一度受到重视，音韵学者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魏建功、俞敏曾到台湾等地去参与这项工作。
总结起来，可以认为前半世纪的汉语音韵学的发展过程呈马鞍形，第一阶段最平淡，中间阶段最红火，后一阶段跟中间阶段相比明显冷落但尚能持续发展。从文章的发表数量看，对比非常明显：
1901—1922年，共25篇；
1923—1937年，共397篇；
1938—1949年，共206篇。
（据《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统计）
四从平缓发展到完全停顿
——后期第一、第二阶段的音韵学（一）建国后的恢复与平缓发展（1950—1964）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几年里，对知识界的“思想改造”是大事，学术研究也面临出路问题。像音韵学这种“中西合璧”的学科，被看成既具封建主义色彩（曾经属于经学附庸的“小学”的一部分），又包含资本主义的东西（有向西方学来的理论、方法），其命运、前途等待裁决，正常的研究是谈不上了，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从1950年到1954年，没有取得多少成绩。丁声树的《谈谈语音构造和语音演变的规律》（1952）得以发表，李荣《切韵音系》（1952）得以出版，是这几年当中音韵学的仅有收获。
自1954年以后，推广普通话、进行文字改革和调查方言成了中国语言学界的重大任务，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音韵学的地位上升了，音韵学的教学和研究受到重视，促使这门学科出现了十来年较平缓的繁荣。老一代学者罗常培、陆志韦、王力、周祖谟、张世禄等仍然是本领域的带头人，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邵荣芬、王显、杨耐思、李新魁、何九盈等成为后续生力军。
十余年间音韵学界的主要成就有以下各方面：
1传播音韵学知识，包括恢复高校的音韵学课程，为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开音韵课程等；
2编写出版音韵学教材和普及读物，重印音韵学古籍；
3对《切韵》音系的进一步研究和再构拟；
4对历史音韵的某些专题展开讨论，主要是对《切韵》音系性质的讨论和《中原音韵》语音基础的讨论；
5建立起“汉语语音史”这一门新的学科；
6对古代音系的研究更加广泛；
7对某些对音材料有了更深入的研究。
四十年代以前的汉语音韵学研究虽然兴盛，但一直是少数专家所掌握的冷僻学问，它的传播范围极有限。大学里开设这门课，听者也不多。到五十年代中期，国家举办的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这种研究班是为了培养推广普通话和调查方言的专业人员而办的，由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负责，从1956年到1961年共举办九期，培训学员一千六百余人。丁声树等专家为研究班讲授音韵学课，用音韵学知识武装语言工作者，提高他们的语言技能。这样大面积地发挥音韵学的功能，说明社会的需求是学科发展的根本条件。大学里的音韵学课程也有所扩展，北大中文系把专题研究引进了课堂，邀请陆志韦讲《高本汉的音韵学说》，主要介绍中古音构拟的方法；请李荣讲《广韵研究》，介绍他的研究方法。
介绍音韵学基本知识的普及性读物，主要有罗常培的《汉语音韵学导论》、唐作藩的《汉语音韵学常识》和王力的《汉语音韵》。罗书本来是在大学的讲义，曾于1949年出版，到1956年重印，该书篇幅不长而内容丰富，但是它用文言文写成，不适合本时代读者。唐书于1958年由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以通俗浅显的语言，叙述汉语音韵学的性质、内容，分析概念术语，讲解研究方法，更适合初学者，故颇受欢迎，以后多次重印，在国内外都产生影响，香港、台湾有翻印本，日本有池田武雄1962年翻译本和本桥春光1979年翻译本。王力的《中国音韵学》于1956年改名《汉语音韵学》重新出版，因它部头较大，征引浩繁，对初学者来说分量重了一些，于是王力在1963年又写了《汉语音韵》一书，以简明、通俗为目的，也提出一些新见解。在当时的语文刊物上也刊登过不少介绍音韵学功用、讲述古音知识的文章，如杨耐思的《切韵音系与方言调查》（1957）、方孝岳《广韵研究怎样为今天服务》（1959）、殷焕先《反切释例》（1962）；也有专门介绍古代韵书的文章，如李于平《陆法言的切韵》（1957）、杨耐思《周德清的中原音韵》（1957）和《谈谈西儒耳目资》（1957）、未迟（即李思敬）《劳乃宣的等韵一得》（1957）。
还有一部分研究性的专著和古籍在此时期重印。1955年出版的有《切韵求蒙》《四声韵谱》；1952年出版的有李荣《切韵音系》；1956年出版的有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古籍有《韵镜》；1957年出版的有赵荫棠《等韵源流》，古籍有《西儒耳目资》；1960年出版的有周祖谟《广韵校本》；1962年出版的有《切韵指掌图》、《韵学源流》等。古籍的出版是服务于文字改革的，《西儒耳目资》就是作为“拼音文字史料丛书”的一种而出的。《等韵源流》解放前只在小范围发行过，此次实际上等于是第一次公开出版，该书从等韵学的产生讲起，分析介绍了等韵学的术语，讲解了早期（宋元）等韵图的特征，明代学者对等韵的改良，明清时代的有代表性的时音派韵图，在某些题目上有细致的考证。它是我国第一部等韵学的综合论著和史论。
西方语言学观念的引进和方法的运用，已经把音韵学纳入历史的研究轨道，不过往前的几十年还没有形成完整的语音史体系。到五十年代，这样的体系就建立起来了。1954年，王力在北大开始讲汉语史课，这门课的讲义在1958年出版，书名《汉语史稿》。该书的上册“语音的发展”部分，就是国内第一个汉语语音史系统，它分述三个汉语语音平面：上古音的平面，有二十九韵部、三十二声母，拟音系统自成一家，与高本汉、陆志韦等人都不相同，每一韵部只有一个主要元音，阴声韵都是没有辅音韵尾的开音节；中古音平面以《切韵》音系为代表，王力认为《切韵》音系不是一时一地之音，但把这个音系用来代表中古音是有好处的，可以根据它上推古音、下推今音；另一个平面即现代普通话音系。书中较详细地阐述从上古到中古之间、从中古到现代之间的语音变化，在后一段大量参考了《中原音韵》、《韵略易通》、《西儒耳目资》等近代音系。
六十年代初，王力在北大开了《中国语言学史》和《清代古音学》课，前者是中国历代语言学的通史，后者是介绍清代古音学的断代专题历史。《中国语言学史》于1963—1964年在《中国语文》连载，《清代古音学》则直到“文革”以后才出版。
专书研究集中于《切韵》和《中原音韵》。
《切韵》的研究有两件事较引人注目，一是李荣《切韵音系》的出版，二是关于《切韵》性质的大讨论。李荣的《切韵音系》是解放以前所写的学位论文，到1952年出版，并在1956年重印。此书跟以前的研究的不同之处，首先是有新发现的唐人写本《刊谬补缺切韵》为依据，较之于单凭《广韵》为根据更能够接近于陆法言《切韵》的本来面貌；其次是在细致考察反切上下字、现代方言读音、梵汉对音等材料的基础上，对高本汉的拟音提出了更多修订意见，如全浊声母不送气、纯四等无ｉ介音等，为陆志韦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此书很受《切韵》音系的研究者重视。《切韵》音系的性质问题在历史上就有不同见解，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国内音韵学界又讨论起这个问题，六十年代初还出现一场争论。李荣持“单一音系”的观点，认为“《切韵》如实地记录了一个内部一致的语音系统”（《陆法言的切韵》，1957）。王力则认为“《切韵》的系统并不能代表当时（隋代）的首都长安的实际语音，它只代表一种被认为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这种语音系统纯然是属于书面语言的。”“这个系统是参照了古音和方音来规定的”（《汉语史稿》49页）。到1963年的《汉语音韵》里，又重申相同的观点，表示赞成以前的章炳麟的“兼包古今方国音”说。黄淬伯、何九盈也是“综合音系”论者。黄淬伯说：“《切韵》音系不是一时一地的语音记录，更不是所谓长安方音，而是具有综合性的作品。”（《切韵内部证据论的影响》，1959）何九盈认为《切韵》音系以读书音为基础，同时折中帝都、方俗、古今之音，具有人为的杂凑性（《切韵音系的性质及其他》，1961）。邵荣芬《切韵音系的性质和它在汉语语音史上的地位》（1961）和王显《切韵的命名和切韵的性质》（1961）、《再谈切韵的性质》（1962）所持是另一种观点，他们认为，《切韵》音系是以洛阳方音为基础同时也吸收其他一些方音特点、主要是金陵音特点的系统。周祖谟《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1962）认为：“《切韵》音系的基础，是公元六世纪南北通用的雅言。”“它的语音系统是就金陵和邺下的雅言，参酌行用的读书音而定的，既不专主南，也不专主北，所以并不能认为就是一个地点的方音的记录。”周的文章受到重视，瑞典语言学家马悦然把它译为英文在欧洲发表。不过参加讨论的学者各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未臻于一致。
《中原音韵》的语音系统作为现代普通话的上源，自三十年代以来就受到音韵学界的普遍重视，但在它的研究中也出现了争议的问题，如它的基础方言问题，知、照系声母是一组音位还是两组音位问题，疑母是否独立问题，有没有入声调问题。六十年代初，《中国语文》等刊物发表了几位年轻学者的文章，对《中原音韵》的基础方言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赵遐秋、曾庆瑞认为《中原音韵》的基础方言是元代大都话，“入派三声”实际上是入声消失。李新魁认为《中原音韵》的音系基础不是大都话，而是洛阳音，“入派三声”也不是入声消失，而是“为广其押韵”的措施。王力《中国语言学史》说：“《中原音韵》代表当时大都的实际语音系统，那是毫无疑义的。”“《中原音韵》时代大都方言的入声已经完全消失了”。宁继福《中原音韵二十五声母集说》（1964），对以前各家关于《中原音韵》声母的说法加以总结归纳，从声韵配合关系、周德清的“辨似”和音理等音素作多方位考察，提出二十五声母的系统。
在断代语音史的研究上，本期最重要的成果当推罗常培、周祖谟合著的《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该书在1958年出版。作者计划考察全部两汉、魏晋南北朝的诗文用韵，从中归纳出每个历史阶段的韵部系统，但魏晋以下部分一直未能出版。在第一分册里，依据汉代诗歌、辞赋等作品的用韵，分别时代的前后，注意方音的区别，也注意了文体和作者风格的不同，把汉代韵部的总体面貌和许多特殊情形都揭示出来。又跟先秦三十一部对比，说明韵部的变化：鱼侯合部、真文合部、脂微合部、质物合部，以及各部之间部分字的转移。
除此书以外，其他多为一些单篇文章，往往是学者们在政治运动的间隙里“挤”出来的，数量不多而可贵。于省吾利用甲骨文字讨论上古的“东、冬”两部是否该分；严学对上古音的构拟提出新的见解，其特点是复辅音多、韵尾不同于以前各家的拟音；邵荣芬以敦煌俗文学作品的别字异文、《五经文字》的反切和直音来探讨唐五代的西北方音；唐作藩、鲍明炜从唐人诗歌用韵来分析实际口语的韵部系统；廖英、周大璞以金元戏曲为对象研究近代北方语音。以上这些著作、文章代表了本阶段的历史音韵研究水平和主要成就。
对音材料的研究不多，有杨耐思的八思巴字研究和胡明扬的《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记音的研究等。
理论和方法的讨论文章出现了不少。例如丁声树的《谈谈语音构造和语音演变的规律》（1952）、张世禄《汉语历史上的语音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