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第3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全面考察的是李荣（1952，100—106）的《切韵音系》。他全面整理《广韵》的切字，发现反切上字固然有分组的趋势，但“一二四等字也有拿三等字做反切上字的，三等字也有拿一二四等作反切上字的”，因而否定了三等字声母的j化说，把高本汉的j化声母全部归入相应的纯声母，确立了切韵音系36个声母的体系。至于反切上字的分组趋势，李荣同意赵元任（1941，214）的意见，用介音和谐说来解释。赵认为：“关于高本汉的纯声母和j化声母，我们用介音和谐的概念来代替j化的概念。原则是这样的：韵母以闭i开始的字，它的反切上字的韵母也趋于以闭i开始，韵母以开i或其他元音开始的字，它的反切上字的韵母也趋于以开i或其他元音开始。”这种解释可能比较符合反切的实际状况，因为在反切语（民间的秘密语）里介音也有属声属韵的问题，有些反切语里的i介音两属，即反切上下字都要求有i介音，有些反切语的i介音属声，有些属韵（赵元任，1931）。李荣检查了切字不同等的情况，发现情况与此类似。这些研究纠正了高本汉在理解“历史上的旧材料”时的一个重大疏漏，使汉语的历史比较研究建立在更可靠的基础上。
重纽的问题非常复杂，它指的是某些以喉牙唇音为声纽的三等韵，虽然同是开口或同是合口，却包含两套反切下字。根据陈澧的同音字不分两切语的原则，这些重纽字的韵母必有区别。陈澧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没有解决，后人也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高本汉把三四等字分为三类，甲类是“有些韵在j化声母（三等）跟在纯声母（四等）的后头一样的可以出现”，乙类是“有些韵只有j化的声母（三等）”，丙类的韵“只有纯声母（四等）”，全部重纽字都作为同音字归于甲类，没有发现重纽字的不同音韵地位。首先提出重纽问题的仍是陆志韦（1939，165，167），称之为“三四等合韵中喉牙唇音之重出”“此重出之喉牙唇音势必有读音上之分别”，至于它们的具体音值，“其详细构拟不敢尝试”。陆志韦提出了重纽问题，但对它的来龙去脉还没有进行具体的讨论，因而影响不大。
对重纽问题作出系统性研究的是董同、周法高和德国汉学家乃格尔（PaulNagel）等人，他们在各自的论著中讨论了重纽的性质并对音值进行了拟测。董、周根据重纽字在《七音略》《韵镜》等韵图中的排列，再验之以反切，确证有重纽的支脂真（谆）仙祭霄侵盐各韵都应分成两类，一类是所有的舌齿音和排在四等位置上的喉牙唇音，一类是排在三等位置上的喉牙唇音，“哪些字在三等跟哪些字在四等，各个韵图差不多完全一致”“有些字并没有对立的重纽，而且在韵图上三等也尽有地位可以安放，可是事实上它们却居于四等（如仙韵的‘鞭篇便绵’，质韵的‘诘’，笑韵的‘要’等是）”“重纽字在韵书中无法分的，也都各得归宿，分居不紊”“支脂诸韵排在四等的喉牙唇音本非真正的四等字，而是由三等‘通’过去的”（董同，1948，8，5，10）。周法高（1948，50）也在和《切韵》的时代比较接近的玄应《一切经音义》的反切中发现《广韵》的重纽切语“在玄应的书里，也有同样的分别”。董同还结合重纽字的演变，指出它在上古来自不同的韵部，往后也有不同的演变。经过这样的研究，重纽字的分类就有了重要的根据，从而对高本汉的三等韵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补正。大体的情况是：董、周的第一类相当于高本汉的甲类，从重纽字中分出来的第二类另成一个新类，与高本汉的乙类并列。
重纽的问题很复杂，董、周的研究虽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还难以得出确切的结论。后来，李荣（1952）、邵荣芬（1982）、李新魁（1984）和台湾的龙宇纯（1970）等都续有研究，但侧重点各异，而像王力这样的大家还采取回避的态度，在语音史的研究中不予讨论。这说明，重纽的问题还有待于来日的深入研究。
浊声母的性质、三等韵声母的j化和无视重纽字的音韵地位是高本汉理论体系中的三个比较重要的弱点，经过中国学者的修正补充，切韵音系的研究日趋完善，而进行总结性讨论并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李荣的《切韵音系》。
切韵音系是高本汉上联先秦古音、下联现代方言的枢纽，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汉语音韵史的理论框架，使纷杂的语言材料有了一种能驾驭它们的简单线索。这是一种“前无古人”的框架，自然会引起学者们“后有来者”的争鸣。这不仅是对切韵音系本身的研究进行修正和补充，而且还围绕着《切韵》在汉语语音史研究中的地位进行深入推敲，并进而建立相应的理论框架。这方面比较重要的有张琨、罗杰瑞（JerryNorman）和王力三家。罗杰瑞和王力“殊途同归”，从不同的角度否定《切韵》在汉语音韵史研究中的特殊地位。罗杰瑞（1973，1986）认为《切韵》无法解释闽方言的很多现象，因而在汉语史的研究中不必考虑《切韵》，而应该严格地根据历史比较法，先根据方言内部的差异建立原始方言，尔后再比较各原始方言的差异重建原始汉语。这一理论体系是所谓“普林斯顿假设”的一次实践，其特点是重视方言的研究，不管历史上留下来的书面材料。王力（1985，164）与此相反，认为《切韵》是“南北是非，古今通塞”，不是一时一地的音系，无法成为联系古今的枢纽，因而在汉语史的研究中没有特殊的地位，可以不管它。他完全根据历史的时间顺序把汉语史分为先秦、汉代、魏晋南北朝、隋中唐、晚唐五代、宋代、元代、明清和现代九个时期，在每一时期中选择一两个有代表性的作家，根据他们的韵书、韵文或反切材料整理出各个时期的音系，而后比较各个时期的音系的异同，整理出语音发展的规律。这一体系也是王力对他自己早年在《汉语音韵学》中追随高本汉理论的一次自我否定。所以，罗杰瑞和王力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结果一样，都因《切韵》与方言或某些史料的矛盾而完全否定《切韵》在汉语音韵史中的枢纽地位。这陷入了方法论的片面性，就是罗杰瑞只注意方言的空间差异，放弃了可资利用的书面材料（时间），而王力只注意书面材料的整理和排比，只注意时间，而忽视语言的空间差异的比较。我们认为，研究汉语史的方法论应该是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方法与汉语实际的结合，是汉语方言（空间）和《切韵》等历史旧材料（时间）的结合，只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难以取得有效的成果。汉语从《诗经》到现代的方言，将近三千年，要完全利用方言的差异整理出三千年的汉语史，这是困难的。高本汉选择《切韵》作为联系古今的枢纽和汉语史研究的作业框架，这是无可非议的，而且应该承认，这是他高明的地方，不然现代的方言材料难以找到它们的历史会聚点和音变的参照点。我们这样说，不是说高本汉对《切韵》地位的看法没有毛病，而是说我们不能否认《切韵》之类的历史材料在汉语史研究中的应有地位。显然，高本汉把《切韵》看成为现代方言的母语，无疑把复杂的语言现象简单化了，因为汉语有些方言（如闽方言）的特点确实难以从《切韵》得到解释。但这不能成为否定《切韵》的历史地位的理由，正如音变规律不能因为有例外就否定规律本身的存在一样。例外应该进行特殊的研究，找出它的成因，作出合理的解释，《切韵》与方言关系的研究也应该采取这样的原则。
根据“结合”的原则，张琨的理论体系有很重要的特点。他不是抛开《切韵》，而是根据它“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性质，把方言差异引入古代书面文献的研究。这比高本汉前进了一步。高本汉的方言差异只限于现代，《切韵》等书面材料是一时一地的音系的代表，没有方言差异，因而汉语的发展，从上古经中古的《切韵》再到现代的方言，是前后都有直接继承关系的直线式的演变。这种看法带有十九世纪历史比较法的弱点，认为原始母语中不存在方言差异。张琨认为汉语方言的差异自古而然，一些书面文献本身就带有明显的方言特点，不能把它看成为一时一地的音系的代表；汉语史的研究应该密切注意隐含在文献中的方言差异。张琨的理论主要反映在1972年他和他的夫人张谢蓓蒂合写的一本名为《上古汉语的韵母系统和〈切韵〉》（TheProtoChineseFinalSystemandtheChiehYun，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第二十六本）的著作中。这本著作为汉语音韵史的研究提出一个新的框架，它的基本精神张琨（1984）后来概括为：
1《切韵》以南朝，特别是齐、梁、陈时期的韵书为基础编纂而成，反映了很多南方方言的特点，不是单纯的北方话。方言的差异反映语言在时间上的演变序列，《切韵》既然包含各地方言的特点，因而它本身就反映汉语的发展，可以说，它代表汉语的一部音韵史。
2《诗经》的语言代表黄河中游地区的北方话，它与《切韵》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因而不能以《切韵》为基础上推上古汉语，而应该利用《切韵》建立原始汉语；这个原始汉语的时期要比上古汉语早一些，系统也要复杂一些，因而认为高本汉把汉语的发展理解为一种直线式的演变不符合实际的语言事实。
3既然《切韵》包含各地方言的特点，那么在研究它与现代汉语各个方言的关系时就不应该笼统地把它看成为方言的母语，而需要根据不同方言的特点把《切韵》的音系简化；也就是说，在研究甲方言与《切韵》的关系时，要剔除《切韵》这一综合音系中不属于甲方言的因素，为原始甲方言建立一个音类框架，尔后比较该方言的内部分歧，为每一个音类拟测具体的音值，建立原始方言音系，并进而比较各原始方言的差异去建立原始汉语。
4汉语史的研究不要分期，不要划线，而要集中精力研究十几二十个重要的音韵变化，例如鼻韵尾的发展、塞韵尾的发展，等等，然后再用合理的办法分析这些变化的前后时代关系。
张琨原是研究汉藏系语言的著名专家，1963年因接替赵元任的工作而去美国加大柏克莱分校讲授汉语，研究汉语音韵学。他根据他的理论假设，孜孜不倦地研究汉语音韵的历史演变，著有《汉语音韵史中的方言差异》《温州方言的音韵历史》《论比较闽方言》《再论比较闽方言》《汉语方言中鼻音韵尾的消失》等一系列论著，“希望用另外一种方法，从简化的《切韵》系统出发，同时考虑文白异读”，去研究从《切韵》到现代方言的发展（参看《论比较闽方言》）。自林玉堂之后，强调在书面文献的研究中要注意方言的差异并产生一些重要影响的，张琨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代表。他的理论体系兼顾书面文献资料和古今方言的差异，把时间和空间相结合的原则贯穿于汉语史研究的始终，这一方法论原则是完全正确的，可以显示语言发展的真实性和复杂性。虽然他的理论还有一些地方值得商榷（例如汉语史的研究不要分期等），但其总原则是无可非议的。
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运用历史比较法从空间的方言差异中探索汉语音韵的演变，自高本汉的奠基性研究开始，经过国内外语言学家的修正和补充，已日趋完善。历史语言学方法论的运用和改进使汉语音韵史的研究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三、内部拟测法和汉语上古音系的研究
汉语上古音系的研究清儒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归纳出《诗经》的韵部，分析了汉字的谐声系统，弄清楚了从上古到中古韵类的分合演变，因而有人认为它已达到“谓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也”（王国维）的境地。这一评价是恰当的，后来的研究只有王力的脂、微分部说有较大的影响，对清儒的分类体系作了局部的改进。但是，这种语文学的方法只能清理出上古的音类，无法对每一个音类进行语音学的描写，因而不可能突破方块汉字的束缚，建立先秦汉语的音系，对语音发展的规律进行有效的描写。历史比较法虽然在切韵音系的研究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用于上古音的研究困难重重，因为现代汉语的各个方言及不到上古，也没有丰富的借音、对音资料可资利用，而可能和汉语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的历史，如藏语等，又没有经过充分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内部拟测法就成为一种唯一可以考虑、选择的方法。
“内部拟测法”作为一种语言史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提出来，时间较晚，大概在本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比萨尼（Pisani）、蓬芳德（Bonfante）、侯尼希斯瓦尔特（Henigswald）等首先用它来研究语言的演变，意思是从语言材料的共时分析中得出历时的结论。但这种方法的实际运用早就开始了，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索绪尔对早已消失了的原始印欧语的喉音的拟测。高本汉对上古音的研究始于1923年出版的《分析字典》（AnalyticDictionaryofChineseandSinoJapanese），虽然“内部拟测法”这个概念当时还没有出现，但他已经相当熟练地运用这种方法来解决他所面临的问题。在该书的绪论中，他分析了汉字的谐声系列，提出了对上古声母和韵尾的拟测方案；比较全面的初期研究成果，见于1928年发表的讲演稿《上古中国音当中的几个问题》（译文见史语集刊一本三分），而后又把研究重点转向《诗经》，考订入韵字的古读，于1932年发表《诗经研究》；1934年发表《汉语的字族》（WordFamiliesinChinese）。至此，他大体上完成了上古音的拟测，并把拟测的结果以词典的形式综合在《中国的文字》（GrammataSerica，1940，此书后来又经修订，称为GrammataSericaRecensa）。1954年，他对以前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加以审定、修订，以总结他过去的汉语音韵研究，发表《中古汉语和上古汉语语音学简编》（pendiumofPhoneticsinAncientandArchaicChinese）。高本汉对汉语上古音研究的贡献，最重要的就是：以切韵音系为基础，参照清儒的古音研究成果，制定了几条切实可行的谐声原则，用内部拟测法对上古音系进行语音学的描写。他基本上遵循着两条途径展开内部拟测的研究：一条是考察切韵音的分布，从一些异常的分布现象如空格、互补分布等去推断上古音的特点，一条是理清上古各类音在切韵中的投射（projection），即弄清楚它们与切韵中各类音的对应关系，然后加以分析比较，为上古各类音拟测出各方面说得通的符合音理的音值。例如《切韵》的山摄开合口俱全，而咸摄除三等凡韵（赅上、去、入）外，没有合口音，是一种结构的空格，推断上古咸摄字的韵尾m因合口介音u或w而被异化为n，并入山摄，因而可以根据汕头方言“唤”“患”等字收m韵尾的残迹而重建上古咸摄的合口韵。高本汉（1928）很重视切韵音系的这种空格，认为它可以“给我们许多要紧的暗示”，是研究上古音的一种基本方法。他根据他所拟测的切韵音系，发现声母系统中的清塞音和清塞擦音有送气、不送气两个系列，而浊塞音和浊塞擦音只有一个送气的系列，因而可以根据这种空格的提示为上古音拟测一套不送气的浊塞音、浊塞擦音的系列�
